《西遊記》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西遊記》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曹炳建   張大新

 

2003年10月10日至13日，2003’中國•開封《西遊記》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河南大學勝利召開。會議由河南大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明清小說研究》三大期刊編輯部及《西遊記》文化學術委員會、鞏義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河南大學文學院承辦。

這次研討會是《西遊記》研究史上一次規模大、包容性強的學術盛會。會議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為宗旨，對現階段國內乃至國際的《西遊記》研究力量進行了一次成功的整合。上世紀八十年代，學術界曾在江蘇、浙江、新疆等地，召開過三次規模較大的《西遊記》學術研討會。但此後有關研討會規模都比較小，研究隊伍呈現多頭發展的趨勢，甚至不同研究力量之間彼此不相往來。本次會議在廣泛協商的基礎上邀請各方代表蒞會，以期開拓《西遊記》研究的思路與前景。據統計，來自中、日、韓三國的85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國內16個省市的代表出席了會議。研討會上，眾多持不同觀點、不同研究方法、甚至學術見解完全對立的研究精英匯聚一堂，切磋論爭，鳴放交流，挖掘《西遊記》之精義妙蘊，共商《西遊記》研究發展之大計，其情殷殷，其樂融融。

這次研討會又是一次高品位的學術盛會，與會代表層次高，提交的論文質量高，學術氣氛濃厚。會議代表中有教授、研究員、編審37人，副教授、副研究員、副編審32人，博士、文聯主席等16人。著名學者黃霖、張錦池、王保生、胡明、蕭相愷、周先慎、胡小偉、康保成、王齊洲、王平等應邀參加會議。吳聖燮、大塚秀高等5位學者寄來了書麵發言和專題論文。大會共收到論文49篇，專著一種，以及《西遊記文化學刊》、《西遊記文化》各一冊，另有不少代表寫出了書麵發言提綱。在研討過程中，不同流派、不同學術觀點展開了激烈而富有建設性的論爭。經過麵對麵的交鋒，既消除了彼此之間的隔閡和誤解，也形成了諸多學術共識。

研討會主要圍繞以下學術問題，展開了對《西遊記》全方位的討論：

其一，總結《西遊記》學術研究史，並對今後的《西遊記》研究提出了新的規劃藍圖。苗懷明的《二十世紀<西遊記>文獻研究述略》，是對《西遊記》文獻研究比較全麵的總結。從縱的方麵，將二十世紀的《西遊記》文獻研究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世紀初至1949年）、“新變期”（1949年至七十年代末）和發展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從橫的方麵，對圍繞《西遊記》的爭論進行了較為係統的歸納總結，比如作者問題、人物形象的原型問題、版本演變問題等。胡蓮玉的《<西遊記>主題接受考察》“從接受史的角度”，全麵考察了有關《西遊記》主題的論爭：從明清時期“強調從哲理或宗教層麵上去解讀《西遊記》”，到“五四”前後“對其隱誨深藏的民主思想”的揭示，再到解放後“強調小說的社會批判性”，最後到新時期的“多元化”研究。作者認為，“對一部作品的闡釋必然要受到時代的製約”，“對作品主題的接受不必強求一解，應該允許闡釋的多樣性存在，而且隨著時代的變化，闡釋是無止境的”。王平的《論<西遊記>的原旨與接受》認為，原旨和主題不同，主題“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作出的歸納”，原旨“即作者希望通過作品所要表達出來的最本初的旨意”。明代學者認為“《西遊記》是一部心與魔相關之作”。清代的研究有四種類型：“求放心”說，三教同源說，“教人誠心為學”說，“遊戲三昧”說。20世紀前期，“胡適的解釋畢竟過於簡單化了”，“魯迅的解釋雖然比較全麵，但又不夠深入”。五六十年代的研究，“隻能視為對小說主題的解釋，而不是對原旨的理解”。80年代以來，研究者“將小說置於其產生的那個時代，重新探討這一問題”；“從明代到今天的四百餘年中，對《西遊記》原旨的接受似乎經過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王齊洲的《論明人對<西遊記>的認識》、秦川的《試論<西遊原旨讀法>的地位及其影響》、金敏鎬的《<西遊記>在韓國》等，各自從不同側麵，探討《西遊記》的研究曆史，體現了這次會議“總結前代，以求發展”的良好初衷。

其二、圍繞《西遊記》的作者、版本，故事和人物形象演變等基礎性問題，展開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探討。黃霖在大會發言中追述了有關《西遊記》作者的各種觀點，認為吳承恩說並非十分可靠，懷疑吳承恩著作權的理由是比較充分的。張錦池在題為《<西遊記>三題》的大會發言中亦認為，從現存有關資料看，吳承恩是“凡是”派，和明代後期啟蒙思潮有一定距離，其詩文內容和小說《西遊記》有著不少矛盾之處，《西遊記》的作者肯定不是吳承恩。現存世德堂本《序》的作者陳元之，很有可能就是《西遊記》的作者。吳聖燮在《關於作者論爭和版本研究之我見》中認為：“世本訂定者是華陽洞天主人，世本的底本即唐光祿購進的《西遊》我稱之為前世本，改編者是吳承恩。”學者們提出的“《西遊記》作者新名單，包括邱處機、許白雲、史真人弟子或唐太史唐新庵、陳元之、李春芳、魯府或藩府賓客，或者邱處機的弟子和傳人，等等，沒有一說具有過硬的證據足以一錘定音。”薛梅、宋克夫在《吳承恩著<西遊記>新證》中認為，不少學者對“《西遊記》與《吳承恩詩文集》作比較，認為二者無論從風格、思想，還是語言上都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否定吳承恩的著作權，隻是“因為他們都是從各自的角度理解《西遊記》”。如果從“弘揚主體人格”“這一角度理解《西遊記》，就不難發現明代心學思潮、《西遊記》與《吳承恩詩文集》三者之間的聯係”。吳承恩《贈張樂一》詩的思想、語言運用和語言風格，都和《西遊記》有一致性。蔡鐵鷹的《有關吳承恩生於1506年的一個參考數據》，介紹了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趙成文教授利用“警興CCK人像模擬組合係統”，對吳承恩頭骨“進行了詳細的鑒定測量”，認為“吳承恩逝世於72歲左右，前後誤差不會超過兩、三年”。由此“將吳承恩的生年定於1506年”比較合適。楊俊的《似識同歸來——吳承恩與陶淵明》對比了《西遊記》及吳承恩的詩歌與陶淵明詩風的相同之處，認定“吳承恩是百回本《西遊記》的最後完成者”。

吳聖燮認為，《西遊記》“版本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若與《西遊記》其它方麵研究相比，無論如何應該說還遠遠不夠，事實上拖了《西遊記》研究的後腿。”黃霖認為，《西遊記》的最早刊本，可能出自魯府。曹炳建、張彩麗的《<西遊記>朱、楊二本關係論》對前人有關朱本襲取楊本說的證據進行了比較全麵的清理和甄別，認為“朱本抄襲楊本說的所謂‘的證’、‘鐵證’，實際上都是可以另作解釋的”。他們從三個方麵，論證“楊本抄襲了朱本”。蒙古族學者德•巴雅爾圖未能與會，其送交的論文《阿日那及其蒙譯<西遊記>》，對蒙古著名翻譯家阿日那的生平進行了考證，對其所翻譯的蒙文《西遊記》特別是其中察哈爾抄本進行了深入探討。

關於西遊故事和人物的演變，胡小偉的《從<至元辯偽錄>到<西遊記>》認為，“《西遊記》之成書過程雖然有漸進式累積，但佛道兩教動態競爭，長期積蓄之神話傳說也有‘爆發’式呈現”。元代佛、道之間著名的“戊午之爭”及《至元辯偽錄》對這次論爭的記載，“有可能在當時民間演為說部，後來又竄入‘唐僧西遊’故事之中”。蔡鐵鷹的《唐僧取經故事生成於西域之求證》認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可能形成於晚唐五代之際”，其中的火類坳、深沙神、大梵天王、車遲國等，都和西域有一定的關係。楊國學、朱瑜章的《玄奘取經與<西遊記>“遺跡”現象透視》，將絲綢之路上的“唐僧取經故事遺跡”分為七大類並一一加以考察。孟繁仁的《“樓煩郡守”李淵與“孫行者”故事》，對山西與《西遊記》有關的資料予以梳理考證，認為“山西是‘西遊記’中‘孫悟空故事’誕生的溫床和衍變的搖籃”。日本學者大塚秀高的《通天河通往何處——《西遊記》成立史上的一出》、張大新的《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之再認識》等論文，都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西遊”故事的演變及其對《西遊記》成書所施與的影響。

其三，關於文本本身的研究，仍然是《西遊記》研究的核心內容。任何基礎研究，都是為研究和解讀文本服務的，這應該是我們研究《西遊記》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基本理念。從文化學的高度來解讀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是近二十年來文學研究的新現象。此次會議對《西遊記》文化意義的研究，呈現出多角度、多層麵的新視界。吳光正的《西遊記故事係統中的色欲考驗》一文，從考察女兒國故事入手，認為《西遊記》中“色欲考驗在世俗化乃至道教化的曆史進程中不僅沒有褻瀆宗教的神聖，反而提升了宗教的內在親和力，使得作品擁有極強的哲理色彩。”“‘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這一核心命題不僅是西遊記故事係統的終極主題，而且是西遊記故事係統的作者們結構故事情節的內在原動力”；“西遊記故事是在佛教化、道教化和世俗化這樣三種發展趨勢下形成的，這提醒我們考察西遊記故事係統的主題、結構、藝術形象及其曆史變遷的時候就應該從佛教化、道教化和世俗化相結合的角度加以考察”。胡金望的《<西遊記>的精神文化指向》認為，《西遊記》的文化精神，即表現為“追求人性自由和人格尊嚴”、“禮讚奮鬥精神和渴求智慧力量”。張祝平的《西遊與東顧——<西遊記>的海洋情結》認為，孫悟空是“海洋之子”，西天取經過程中“屢屢東顧大海”，正是“明代人那種對海洋的既迷戀向往，又征帆遠航的時代精神與氣度的體現”。康金聲的《<西遊記>與<西遊>道書》認為，過去“許多人是從‘小說’這個層麵研究該書的”，“一旦接觸單單從宗教角度考察該書象征意義的思想觀點，就覺得不很對路，目為異端，一時難以接受。這其實是一種偏見，因為《西遊記》的取經故事確實是宗教事務”。李宇林的《從<西遊記>的人物形象塑造看吳承恩的人才觀》，通過對悟空、八戒和沙僧形象的探討，認為《西遊記》“比較全麵地表現了吳承恩的人才觀”。何良昊的《吳承恩愛好醫學》探討了《西遊記》和古代中醫學的關係，認為“吳承恩深入鑽研過醫學著作，尤其喜歡‘脾胃派’的理論，並把醫書形式上的一些東西帶到了《西遊記》裏”。如唐僧的八十一難，和醫書《難經》（又名《八十一難》）也許存在著“因果關係”。此外，如王少華的《論<西遊記>心學思想遮掩下的草莽俠士精神》、夏敏的《閑話西遊：中國文化“鬥”中尋》、史為先的《試論<西遊記>易學構思》等，都從不同側麵論述了《西遊記》的文化精神。

人物形象研究方麵，曹炳建的《多重文化意義下的探索與追求——<西遊記>孫悟空形象新論》是一篇多角度、多層麵解讀孫悟空形象的論文。文章認為孫悟空是“封建時代的鬥士形象”。從明代特殊的曆史時代看，作品通過唐僧和孫悟空形象的對比，批判了“‘醇儒’人格的迂腐無用，歌頌了富有抗爭精神的事功型人格”；從民族文化的高度看，孫悟空形象是作者在對奴性人格的批判和反思之後，對富有抗爭精神的嶄新人格的重塑；從人類文化的高度看，孫悟空形象從三個方麵“體現了人類的普遍精神”：“個性自由精神”、“秩序精神”和“為人類群體奮鬥的精神”。其形象的基本內核，便是“為造福於人類的事業而奮鬥的抗爭與進取精神”。馬盡舉的《英雄主義：任性中的毀滅和倫理性中的再生——<西遊記>解讀的黑格爾範式》認為：“《西遊記》大鬧天宮、取經緣起、西天取經的三節段結構，恰與黑格爾自由意誌發展三階段的內容相照應”：“大鬧天宮——意誌的無規定性：英雄主義在任性中的毀滅；取經緣起——意誌進入規定：英雄主義在困厄中等待；西天取經——意誌自由：英雄主義在倫理中的再生”。張紅霞的《女性“缺席”的判決——論《西遊記》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對作品中的婦女形象和作者的婦女觀進行了探討，認為作者受男權話語中心濡染而導致其婦女觀的落後性和保守性。張英的《簡論<西遊記>對“二郎”原型的改造與重塑》，考察了曆史上二郎形象的演變曆史，認為《西遊記》“通過對‘二郎’原型的改造與重塑，成功地塑造出一位既桀驁不馴又維護天庭利益的融抗爭與順從於一體的頗具人性的複雜的二郎神形象”。

在《西遊記》藝術創新的研究中，胡勝的《從鐵扇公主形象的演變透視百回本<西遊記>的藝術創新》頗具特色。此文從鐵扇公主形象的演變過程為切入點，通過對雜劇《西遊記》中的鐵扇公主和鬼子母的研究，認為小說《西遊記》把“紅孩兒（愛奴兒）從鬼子母身邊移到了鐵扇公主的身邊”，“原本屬於鬼子母形象中的母性和溫情也就在不知不覺中被移植到了鐵扇公主的身上”；作者又為鐵扇公主安排了丈夫牛魔王，“精心編織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世係親情網，在親情的環繞中，充分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正是由於作者的創造，“才使這部奇書獲得了獨特的美學品格，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曹萌的《<西遊記>創作模式的整合性特征》認為，“《西遊記》文本明顯地體現出由多種創作模式整合的跡象，歸納起來主要有：情節敘述方麵表現為佛教故事敘述模式與英雄傳奇模式的整合；人物刻劃方麵則是類型化性格模式與動物描寫模式的整合；語言表達方麵散文描述模式與韻文刻畫模式整合。”周先慎的《<西遊記>的藝術魅力》對《西遊記》的“奇幻”與“奇趣”進行了深層次的發掘。王海洋的《簡論<西遊記>的心理描寫及其文學史地位》，從“內心獨白的運用”、“運用對話表現人物心理”、“以動作表現人物心理”諸方麵進行探討，認為“《西遊記》的心理描寫具有文字簡約、傳神、情節性強的特點”，“有其獨到的神韻和風致”。田同旭的《論<西遊記>中俗語諺言》一文，通檢了《西遊記》中的“俗語、俚語、渾語、古語、歇後語，以及諺言、謠言、常言、名言、格言等”，認為《西遊記》的俗語諺言“因人設語，語如其人”，“往往顯示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和精神麵貌”，同時也“反映了明代社會特有的時代風氣”，並“涉及社會人生諸多方麵”，表現了作者 “對中國古代小說語言不斷創新發展的新貢獻”。

其四、多層次、多角度、多學科交叉研究、多種研究方法並舉，是這次研討會又一重要特點。前述馬盡舉的論文運用黑格爾的自由意誌學說研究《西遊記》，就別開生麵；孟繁仁的田野作業法也有其獨到之處。康保成的《沙和尚的骷髏項璉——讀<西遊記>劄記之一》，是一篇用人類學理論解讀《西遊記》的文章。該文列舉了大量國內外人類學方麵的資料，證明“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普遍存在著獵首、食人並以人的頭骨作裝飾的習俗”。沙和尚的骷髏項璉與佛教密宗有著重要關係，密宗傳入中國之後，逐漸形成了“沙僧形象的前身——密宗護法神深沙神信仰”。沙和尚逐步地由食人而“改邪歸正”，“濃縮著一段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史”。張乘健的《<哈姆雷特>與<西遊記>裏的烏雞國》和韓洪舉的《世界神話寶庫中的雙璧——<西遊記>與<希臘古典神話>之比較》，都運用了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張乘健認為，《西遊記》中的“烏雞國故事是一個僭王陰謀弑主篡位的故事，這故事的情節旨趣和莎士比亞的戲劇《哈姆雷特》竟然非常相似”。“比較《哈姆雷特》與烏雞國故事這兩者的異同，有很值得反省深思的哲學意義”。韓洪舉認為，“德國詩人施瓦布編著的《希臘古典神話》和中國的《西遊記》，都可謂“神話的集大成者”，“堪稱世界神話寶庫中的雙璧”。

其五，對《西遊記》的現實功用也進行了積極而有針對性的探討。《西遊記》是一部富於哲理性的文學巨著，其哲理性對我們民族的振興和民族文化的重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楊兆清的《全球文化一體化的國際化問題及其對策——大力發展中華文化及西遊記文化》認為，西遊記文化極其“豐富多彩”，包括“飲食文化、商品文化、旅遊文化、科技文化以及思維文化等”，“都有著急待我們去開發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曹炳建的《<西遊記>與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從改革開放、民族人格重塑、自由與秩序的辯證統一、為人類群體奮鬥精神、創造型思維模式、人才思想等多個方麵，論證了《西遊記》對民族振興的重大意義。

其六，會上會下，代表們對《西遊記》的中長期研究提出了諸多帶有前瞻性和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這包括：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應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和學者共同遵循的原則，既要避免各自為政，缺乏學術觀點的直接論爭和交鋒，又要避免意氣之爭、門戶之見。②.作者研究如果沒有新材料的發現，很難有重大突破，因此，此一問題宜暫擱置爭論，以集中精力解決其他研究課題。③.強化《西遊記》版本研究，但又不宜單純局限在朱本、楊本與世本的關係上，宜對《西遊記》的明清刊本進行全方位的審視。④.思想研究方麵，應加強對作品所包涵的儒、釋、道思想和民間宗教思想尤其是其相互包容滲透、整合互動關係的研究，在真正弄清儒、釋、道文化內核的基礎上，重新解讀《西遊記》文本。⑤.倡導“西學中用”，借鑒西方近現代理論思潮和開放性的思維方式，從不同的學科領域，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展開全方位的研究。⑥.加強“大西遊文化圈”的研究，將其放置到建構具有多元開放特質的現代文化體係的係統工程中，發掘其豐富的精神內涵，彰顯其鮮明的民族文化品格，逐步擴大“大西遊文化圈”的視野和疆界。

金秋十月是收獲的季節，喜慶的季節！在七代古都開封召開的這次《西遊記》研討會可說是一次成功的會議，豐收的會議！此次研討會必將載入《西遊記》研究和明清小說研究的曆史史冊，她所高揚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宏放務實精神也必將在海內外學術界發揚光大。

 

    原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