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研究的超越與未來走向

《西遊記》研究的超越與未來走向

——“ 2006 ’連雲港《西遊記》文化研討會”述評

曹炳建

2006 年 8 月 25 至 26 日，由淮海工學院、江蘇省社科院、河南大學、淮陰師範學院、蕪湖教育學院發起，淮海工學院主辦的“ 2006 ’ 中國·連雲港《西遊記》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江蘇省第一大海島連島勝利召開。來自國內外的 60 餘位學者出席了會議，另有 11 位學者寄來了學術論文。會議共收到論文 41 篇。這次會議是繼 2003 年開封會議之後又一次《西遊記》研究盛會，不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對此前研究的發展與超越，表現出新的研究走向。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遊記》成書研究和宗教內涵研究。

首先來看成書研究。魯迅、胡適關於孫悟空形象原型的論爭、鄭振鐸的《〈西遊記〉的演化》，都是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探討。新時期以來，此一研究也成績斐然。此次大會發言中，胡小偉從宏觀角度，貫通式但又簡明地闡述了佛、道、儒的相互衝突與融通對《西遊記》成書的巨大影響；同時認為藏傳佛教極可能在成書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西遊記》巨大的想像力就是佛、道影響的產物。蔡鐵鷹長期致力於成書研究，其《〈西遊記〉研究的視點西移及其文化縱深預期》，對此前的研究進行了跨躍式總結，認為應該把研究的“視點”投向“取經故事的真正發源地西域”， “早期取經故事誕生於西域和佛教文化背景下，這對於尋找孫悟空形象來源應當有比較明確的啟示”；早期故事的佛教文化色彩和後來道教文化匯入其中，對“西遊”故事的演變有著重要影響。苗懷明的《兩套西遊故事的扭結——對〈西遊記〉成書過程的一個側麵考察》，對《西遊記》和《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中的西遊故事考察後認為，二者是一種平行發展的關係，“但同時又彼此影響，形成一種較為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 王平的《“西遊戲”與〈西遊記〉的傳播》並不是專論成書的，但其關於“西遊戲”的探討，無疑具有比較重要的學術價值。以上觀點雖然談不上盡善盡美，卻預示了西遊故事演變研究的未來走向，如：原生取經故事的研究，《取經詩話》研究、宋元明戲劇和平話中的取經故事研究，佛、道教鬥爭與匯融對取經故事影響研究等，都將成為今後成書研究的重要議題。

關於《西遊記》宗教內涵的研究亦由來已久。但清人的“證道說”乃至當今某些學者的研究，走的卻是“天馬行空、隨意生發、牽強附會”的道路。這當然與學術界對《西遊記》儒、釋、道“三教”文化關注不夠有關。這就凸現了此次會議宗教內涵研究的重要意義。萬晴川的《〈西遊記〉與民間秘密宗教》，利用明代寶卷的有關材料和《西遊記》相互印證，認為《西遊記》的情節描寫和結構方式等，都受到了民間秘密宗教的影響。郭健的《經乃修行之總徑，佛配自己之元神——〈西遊記〉中佛教現象透視》認為，從表麵看，“很容易得出《西遊記》的主旨是宣揚佛教或曰“崇佛貶道”的結論，實際上其中的佛教“並非真正的佛教，而是道教內丹學意義上的佛教”。曹亦冰的《論〈西遊記〉道家文化的特質》一文，揭示了《西遊記》所反映的道家或曰道教文化的特點：“一是突出了‘變化之術’，二是突出了‘法力’”；而且“法力大於法寶”。 張平仁的《〈西遊記〉五行觀念略析》認為，《西遊記》中的確“有大量包括五行在內的丹道思想”，但作品並“不是嚴格按照五行原理格局來設置的，真正運用五行的地方並不多，所用的也基本是一些簡單流行的術語和可隨手涉趣的方麵”；並且這些觀念“與故事情節是遊離的”。楊國學的《宋明理學心性論與〈西遊記〉的心學觀》認為：“宋明理學中關於以道德理性對人的形體存在形式的生理現象，對精神存在形式的心理現象進行自我心性修養和內在超越的探索，對《西遊記》產生了很大影響”，“作者顯然是運用比喻象征的藝術手法，闡釋了對心性論的理解和自己的心學觀”。這些探討雖然都有可商榷之處，但都自成一家之言，令人一新耳目。

當然，《西遊記》研究的重點仍然在對文本的解讀，即對作品思想內涵、人物形象和美學特征的研究。前述對宗教內涵的研究，實際上也屬此列。此外，徐乃為的《〈〈西遊記〉題旨新探》在眾說紛紜的主題說中別立新意，認為“‘成功意識’是人類的本質共性”，“孫悟空形象是底層百姓成功意識的化身”，作品的主旨表現了“底層百姓的成功觀”。 魏崇新的《〈西遊記〉的性別意識與性別母題》認為，“《西遊記》中的性別母題如劫婦母題、色誘母題等表現的也是男性中心思想”，其中的女性形象，“是基於男性的欲望與心理需求而製造的虛假的女性鏡像”。就人物形象研究看，石麟的 《孫悟空形象的多層文化解讀》認為，“孫悟空是人類心靈放縱與收束的象征，同時他又是一個帶有悲劇意味的崇高美的藝術典型。”劉曉林的《孫悟空：醫國醫人兩聖手——“西遊記”與傳統中醫文化》借助對中醫文化的探討，認為作品“塑造了孫悟空醫國醫人二聖手的不朽形象，使之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與豐富的美學意義”。另有一些學者還聯係國民性來認識作品的人物形象。董國炎的《解讀孫悟空》認為，“孫悟空的批判能力、顛覆能力很強，進步意義很明顯。他的批判模式如同雙刃劍。玩世不恭、諷刺調侃、自汙汙人的模式，也給自己帶來嚴重傷害，造成英雄本色缺乏，造成阿 Q 式精神勝利法”。曹炳建的《世俗型的喜劇典型與國民的隱顯人格——〈西遊記〉豬八戒形象新論》，分析了人們對豬八戒形象既喜愛又嘲笑的矛盾審美觀感，認為這和國民性格中的隱性人格和顯性人格這種分裂型的雙重人格有關。就《西遊記》的藝術成就和美學精神來看，張興成的《〈西遊記〉對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傳承》認為，《西遊記》所傳承的主要“是在儒道互補基礎上生成的以生命倫理學為本質特征的傳統美學精神”。 齊慧源的《論〈西遊記〉的兒童文學美學特質》認為，《西遊記》“展現了一個充滿奇幻色彩的童真世界，表現出了童真稚拙之美、諧趣歡愉之美、變幻神奇之美等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

這次研討會還表現出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特征。就作者研究來看，楊俊介紹了近兩年在吳承恩研究中重新考察金陵世德堂、句容茅山 “ 華陽洞天 ” 及浙江長興等地的收獲和體會。石鍾揚的《從〈禹鼎誌〉到〈西遊記〉——〈西遊記〉作者新證之三》，梳理了吳承恩的“《禹鼎誌》所鍾情的大禹神話”，以及《玄怪錄》、《酉陽雜俎》和《西遊記》的關係，“從而尋找吳承恩創作《西遊記》的內證與旁證”。《西遊記》學術史研究也是近年來頗受關注的話題。竺洪波的《〈西遊記〉學術史告訴我們什麽》，介紹了撰寫《四百年〈西遊記〉學術史》的體會，從具體論題入手，闡述了《西遊記》學術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價值。胡勝的《關於抄本〈西遊記記〉——兼談〈西遊記〉的評點》，對清代抄本《西遊記記》及其評點文字進行探討，兼有版本研究和學術史研究的雙重意義。洪濤在《〈西遊記〉的時代錯置、文本互涉及其英譯問題》中，對作品所涉及的明代有關謹身殿、五城兵馬官、司禮監、錦衣官等名物故實進行了富有意義的探討，認為在描寫唐代取經故事的作品中“卻孱入了不少明朝的事物”，“客觀上促成互文式閱讀”。這種現象所隱藏的針貶時弊、影射朝政的目的，未能引起英譯者的注意，是現存英譯本的不足之處。在開封會議上，學者們即呼籲加強“大西遊文化圈研究”的研究。邱江寧的《溯源〈西遊記〉中的“大話”因素》即“從當代中國重要的文藝思潮與文化熱點‘大話’”切入，以香港電影《大話西遊》為參照物，認為“《西遊記》中對於諸端差異的、對立的東西的‘混而析之’的特征促使其對正麵形象進行顛覆、對現實世界秩序與邏輯進行解構”，正是當今“大話”因素的源頭，觀點富有新意。

雖力圖反映此次研討會的全貌，但為筆者功力所限，自不免掛一漏萬，失之偏頗。所幸《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已經開辟了“西遊記研究”精品專欄，會議有關論文將陸續刊出，賢明之士自可法眼明辨。

        原載：《光明日報》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文學遺產》專欄。因發表時刪改過多，本處由作者對照原本予以部分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