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作者研究回眸及我見

《西遊記》作者研究回眸及我見

曹  炳  建

 

    《西遊記》的作者問題，被稱為中國文化史上難解的斯芬克司之謎。其撲朔迷離，大起大落，在古代作家研究上確為罕見。適逢新世紀之初，對此一問題的回顧與探討，將有利於研究的健康發展。故略陳己見，以求教於同仁。

 

一

    現存所有的《西遊記》明代繁本刊本，全都沒有注明作者姓名。現存最早的繁本刊本世德堂本卷首，載有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其談到《西遊記》的作者時這樣說：“《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餘覽其意，近＊＊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為也。”可見，世德堂本刊刻時，作者已不可知，但與某王府有一定關係。

    然而，進入清代，所有的《西遊記》刊本又都明確說明為“長春真人邱處機”著。此舉今天看來雖然略顯荒謬，但也不是毫無緣由。金末元初，全真道士長春真人邱處機確曾應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召請，遠赴西域大雪山朝見成吉思汗。不過，邱處機本人並沒有寫過《西遊記》，倒是他的弟子李誌常記述此次行程，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此後，元樗櫟道人秦誌安《金蓮正宗記》“長春邱真人”條，在曆敘邱處機的生平事跡後說：“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直接把《長春真人西遊記》置於邱處機名下，並徑稱之為《西遊記》。元人陶宗儀《輟耕錄》“邱處機”條亦有類似記載。清代初年，《西遊記》的評論者汪象旭即根據此類記載，將邱處機的大名冠於其所評點的《西遊證道書》卷首，並偽作(?)了元代詩人虞集所寫的序言。於是，此後便以訛傳訛，清代所有《西遊記》刊本，便都承襲了汪象旭的謬誤。

    其實，當時不少學者就從這種謬誤中看出了破綻。紀昀就認為，《西遊記》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製”，故斷定“《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閱微草堂筆記》卷九，《如是我聞三》）。錢大昕則從《道藏》中抄出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認定“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邱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長春真人西遊記〉》）。淮安人吳玉＊等人則發現，《淮安府誌·藝文誌一·淮賢文目》在淮安人吳承恩名下，有如下記載：“《射陽集》四卷□冊，《春秋列傳序》，《西遊記》。”同書《人物誌二·近代文苑》又記載曰：“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遊之風。複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再加上《西遊記》中運用了不少淮安方言，因而，吳玉＊、阮葵生、丁晏等人，便將吳承恩和小說《西遊記》聯係起來。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又有魯迅、胡適、鄭振鐸等學者出，對《西遊記》的作者作進一步考證，肯定了吳承恩的著作權。自此以後，吳承恩說幾乎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但是，不同意見仍然存在。最早的不同觀點，是1933年俞平伯在《駁〈跋銷釋真空寶卷〉》[1]中提出的。此後，中國港台的張靜二、張易克、陳敦甫、陳誌濱，日本的小川環樹、太田辰夫、田中嚴、中野美代子，英國的杜德橋，美國的餘國藩等，都不同程度對吳承恩說提出懷疑[2]。新時期大陸學者對吳承恩著作權的懷疑，由章培恒先生首先發難，續有楊秉祺、陳君謀、金有景、張錦池、劉勇強、黃永年、李安綱、黃霖、孫國中等從不同角度深加探討[3]（各家觀點出處見注。下引各家觀點僅以“×××語”出之）。綜合諸位先生懷疑吳承恩說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１、《淮安府誌》“既沒有說明吳承恩的《西遊記》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沒有說明這是一種什麽性質的著作”（章培恒語），因此，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吳承恩名下的《西遊記》就是通俗小說，而不是同名的遊記或地理類著作。

    ２、“明清官修的地方誌都不收章回小說。《淮安府誌》著錄的《西遊記》必非章回小說”（楊秉祺語）。

    ３、“清初黃虞稷所撰的《千頃堂書目》卷八史部地理類中”著錄有：“吳承恩《西遊記》。”可見吳著《西遊記》並非小說，“乃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遊記”。吳承恩曾有荊府紀善之補，“假如他寫一遊記性的作品，記述其赴任途中之所經曆，而名之為《西遊記》，那是毫無不合理之處的”（章培恒語）。

    ４、雖然《淮安府誌》說吳承恩“複善諧劇”，《西遊記》又的確存在著不少詼諧筆墨，但僅僅由此把吳承恩和小說《西遊記》聯係起來，“正是犯了以局部代替全局的毛病”（章培恒語）。“所謂‘諧劇’，即是喜劇”，不能排除吳承恩是“戲曲作家的可能性”[4]。

    ５、《西遊記》“多淮安方言”的說法“並不確切”，“作品的真正淮安方言，不是很多，而是很少”，“實是長江北部地區的方言與吳語方言並存”（章培恒語）。

    ６、過去曾把吳承恩的《二郎搜山圖歌》、《禹鼎誌序》等作為吳承恩寫作《西遊記》的旁證，這些旁證“也都難以成立”（章培恒語）。

    ７、百回本二十九回的回目是“脫難江流來國土，承恩八戒轉山林”，第七回和第九回又分別有“受＊承恩在玉京”、“承恩的，袖蛇而走”等字樣。“如果吳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這裏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並不光輝的‘八戒’前麵”（黃永年語）；“舊時文人，對名字很重視。這樣漫不經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小說中，是否不近情理呢”（劉勇強語）。

    ８、比較《吳承恩詩文集》與《西遊記》，有“七點”可以說明，二者的“思想和風格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世德堂本“若果真為吳承恩所撰，當屬天上人間奇跡中的奇跡”（張錦池語）。

    ９、《西遊記》主旨在於敷演道家“金丹大道”。吳承恩是一介儒生，不懂“金丹大道”，不可能也沒有時間寫出這部“道書”來（李安綱語）。

    同時，有些學者還提出《西遊記》作者的其他種種說法，如許白雲說、華陽洞天主人說、陳元之說、李春芳說、唐新庵說等；亦有人仍堅持邱處機（或邱處機門人、史真人弟子）說[5]。但這些說法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姑錄以待考。

 

二

    與懷疑吳承恩說的同時，不少學者亦堅持吳承恩說。就筆者所知，這些學者主要有：蘇興、彭海、張宏梁、謝巍、劉懷玉、顏景常、楊子堅、鍾揚、陳澉、蔡鐵鷹、廉旭、張秉健、宋克夫、劉振農等[6]（下引各家觀點亦僅以“×××語”出之）。其主要觀點如下：

    １、吳承恩《西遊記》不是地理類或遊記類著作，而是小說。其原因如下：

    其一，吳承恩一生除兩次北上京城謁選、一次赴浙江任“縣丞”外，餘無“西遊”的記載。吳氏雖然有荊府紀善之補，但其好友陳文燭和李維楨都是湖北人，卻沒有吳氏到湖北任職的片言隻語，因此，“吳承恩雖有荊府紀善的任命，卻沒有去荊府任職”（蘇興語），吳承恩“不具備創作遊記性質《西遊記》的基本條件”（廉旭語）。

    其二，天啟《淮安府誌》明確說明吳承恩“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如果他名下的《西遊記》是遊記或地理類著作，則此著作一定非常著名。然而時至今日，卻並未發現這一著作的任何刊本或抄本、稿本；遍查吳承恩詩文以及其親朋好友有關文字，亦未有吳氏寫有地理或遊記類著作的任何蛛絲馬跡。

    其三，吳承恩確曾到荊府赴任，“而去荊府偏偏有利於證成吳承恩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之赴荊府，與小說《西遊記》玉華州故事有直接聯係，並與世本陳《序》相吻合（蔡鐵鷹語）。《西遊記》所寫唐僧等於地靈縣被誣下獄的故事，與吳承恩任長興縣丞時因“‘貪髒’案而被牽連下獄，蒙受過不白之冤”有關（陳澉語）。

    其四，黃虞稷以個人之力，撰寫一部三十二卷的書目，不能完全排除其個別書籍並未親自寓目的可能和分類上的錯誤。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於“史部，輿地類”，是黃虞稷“見書名想當然的誤載”（蘇興語）。經過對《千頃堂書目》進行研究，發現其確有“誤載”之處（謝巍語）。

    其五，《淮安府誌》收錄小說《西遊記》“是少有的破例”。“察這個‘破例’的因由，一仰於皇威，二賴於佛力”。《千頃堂書目》之前，《徐氏家藏書目》（又名《紅雨樓書目》）子部釋類著錄曰：“《神僧傳》九卷；《西遊記》二十卷。”將小說《西遊記》“附於”明成祖禦製《神僧傳》之後，“是把《西遊記》視為‘神僧’一傳的長篇 ”。“ 《千頃堂書目》承襲參考了《紅雨樓書目》”，但卻把《西遊記》歸入史部地理類，是“將《西遊記》當做《西域記》的派生物”（張秉健語）。

    其六，比較《西遊記》和《射陽先生存稿》，在“習慣用語、描述詞語、冷僻詞語”、“地名和人名”以及“生活體驗、生平經曆、複雜的思想狀況”等方麵，有“相同或相似”之處，《西遊記》“確乎為吳承恩寫定”（彭海、張宏梁語）。“吳承恩具備著《西遊記》的種種素質”，“《射陽先生存稿》隱藏著《西遊記》的靈魂與肢節 ”（鍾揚語）。《西遊記》的主旨“ 來源於明代心學思潮”，吳承恩“和心學人物有著較多的交往”，《吳承恩詩文集》表明，作者“在主觀上接受了心學思想”（宋克夫語）。

    其七，陳光蕊、無支祁、泗州大聖等故事都和淮安有聯係；隻有“淮安人才可能同時使用”《西遊記》中某些“特定的方言詞”（蔡鐵鷹語）。“《西遊記》中的飲食習俗淮海味很重。 淮海話區以外的作家寫不出《西遊記》 ”（顏景常語）。《西遊記》中所寫到的“蒲根菜”、“都土地廟”，都帶有“淮安地方特色”（劉懷玉語）。

    ２、吳承恩的《西遊記》亦不可能是戲曲類著作。

    所謂“複善諧劇”的“諧劇”，“仍不宜作名詞’喜劇解。另外，在現存和吳承恩有關的文字資料中，難以找到作為戲曲家的吳承恩的一點蛛絲馬跡”（張秉健語）。筆者以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實際是，士大夫固然鄙視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但戲曲畢竟和傳統音律有一定關係，文人士大夫創作和研究戲曲，並不被目為太傷大雅之事，親朋好友亦無庸諱言，自己也多在作品上留下大名。這查一查有關戲曲的目錄學著作即可知道。因此，吳承恩如果真的曾經創作過戲曲，決不會不見於記載。《淮安府誌》所謂“諧劇”，實際上是指的一種文學創作風格或手法，即陳元之《序》所謂的“＊＊滑稽”、“卮言漫衍”，魯迅、胡適所謂“實不過是出於作者之遊戲”，當今學者所謂“遊戲之作”。因此，“善諧劇”作為吳承恩創作小說《西遊記》的旁證，還是應該成立的。

    ３、《西遊記》更不是一部“道書”。

    此一問題，劉振農、宋謀?曾先後發表文章予以論辨[7]。劉振農先生並從吳承恩的著作中，找出不少證據說明，吳承恩“對佛道二教皆有相當的接觸了解，絕不缺乏寫《西遊記》材料準備”。筆者深表讚同。的確，《西遊記》中充滿了濃鬱的道教文化，如大量的丹道學名詞術語、詩詞歌訣、神秘數字和道教人物。弄清楚這些東西，對我們全麵理解《西遊記》將有巨大幫助。因此，李安綱先生在這方麵所做的研究工作，有些還是應該肯定的。但是，由此把《西遊記》視為丹道學著作，卻又是片麵的。顯然，如果不是對丹道學有深入研究，恐怕一般人很難從《西遊記》中悟出什麽“金丹大道”、“性命圭旨”和“人體科學”；如果已經深入研究了丹道學、氣功學，將其原理弄清楚了，則何用讀《西遊記》？這樣，不懂丹道學的人讀不懂《西遊記》，懂丹道學的又不用讀《西遊記》，則《西遊記》何為而作呢？

    因此，如果不去牽強附會、天馬行空般地解釋的話，表現在《西遊記》中的道教文化，都應該是當時一般士子所耳聞能詳的常識。在這種情況下，《西遊記》中出現一些道教內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說，即使表現在《西遊記》中的丹道學知識非一般知識分子所能熟知，也不會像李安綱先生所說：“作者讀書得若幹年，揣摸領會得若幹年，有使教旨文學化的想法並將其形象化又得若幹年，動筆寫作需要若幹年，完成後修改更須若幹年。這六個若幹年，怕沒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時間，是做不到的。”因為據我所知，李安綱先生研究《西遊記》及道教和佛教文化，也隻不過十幾年的時間，卻已經研究得如此精深，並寫出了超出《西遊記》原本字數的學術著作，那麽，作為沐浴著佛、道文化的封建知識分子來說，吳承恩寫作《西遊記》，我想最多十年也就可以了。吳承恩並不是沒有寫作《西遊記》的宗教條件和時間。

    以上諸條，如果隻是一條兩條符合吳承恩，還可以說是偶然現象，如此眾多的證據都聚焦到吳承恩身上，就絕不是偶然的了。

 

三

    官修史書不收通俗小說是明清時期的慣例——這是懷疑吳承恩說的重要證據。惜乎上述各家，對這一問題並沒有能夠予以正麵回答，或回答並不圓滿。實際上，《西遊記》被收入《淮安府誌》，有著特殊的原因。

    如果仔細察考，我們便不難發現，天啟《淮安府誌》所載吳承恩的著作，即存在著可疑之處：其一，吳承恩的詩文集刻於萬曆十八年（1590）前後，題名為《射陽先生存稿》，而後出的天啟《淮安府誌》卻題其名為《射陽集》。其二，《春秋列傳序》本已在《射陽先生存稿》中，卻又單篇列出。其三，《西遊記》既沒有標明卷數，又沒有說明其性質。這些疑點可以證明，天啟《淮安府誌》在撰寫過程中，並沒有目驗過吳承恩的著作，隻是照抄前代有關“府誌”。查《明史·藝文誌》，曾為《射陽先生存稿》寫過序的陳文燭，曾撰寫過《淮安府誌》十六卷，惜乎未能保存下來。天啟《淮安府誌》很可能就是照抄陳文燭的《淮安府誌》。由此我們可知，在陳文燭寫作《淮安府誌》時，吳承恩還隻將自己的詩文集題名為《射陽集》，且《春秋列傳序》還沒有歸入其詩文集中。至於《西遊記》，陳文燭則含糊其辭，既不言明性質，又不言明卷數，顯然有難言之隱。就我個人推測，陳文燭應該是吳承恩親友中少數幾個知道吳承恩寫有小說《西遊記》的親友之一（詳見後）。又因為他本人對《西遊記》特感興趣，不忍其淹沒無聞，故含糊其辭，將小說《西遊記》寫入了他的《淮安府誌》中。此後天啟《淮安府誌》，便承繼了陳文燭的“錯誤”。

    其實， 陳文燭將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收入正史，也不能完全算是“錯誤”，拿張秉健先生的話說，就是“仰賴佛力”，即由《西遊記》取經故事的宗教性質決定的。一般正史雖然不收通俗小說，但並不拒絕宗教類作品，這從曆來正史《藝文誌》多有“釋類”即可看出。 因而《紅雨樓書目》才明確將小說《西遊記》載於“子部，釋類”。大概正是出於宗教的考慮，陳文燭掂量再三，還是把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寫入了自己所著的《淮安府誌》，但又未注明卷數和性質，既給後人留下了探討的空間，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煩。如果以後陳文燭所撰《淮安府誌》有幸重見天日，當會證明吾言之不誣。

 

四

    翻看劉修業先生所輯《吳承恩詩文集》，其中一首五言古詩，題名《對酒》，頗為可疑。透過此詩，或可證實《西遊記》確為吳承恩所著。全詩如下：

    客心似空山，閑愁象雲集；前雲乍飛去，後已連翩入；回環杳無端，周旋巧乘隙。勞勞百年內，未省何時畢。聞古有杜康，偏工掃愁術。問愁何以掃？杯＊能驅除。年時不能飲，對酒成長籲。剝琢聞叩門，良友時過餘。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書。顧愁忽已失，花鳥同欣如。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未有確切記載。觀其內容，似應為作者晚年的作品。吳承恩晚年“家居在委巷中”（陳文燭《花草新編序》），“家甚貧，又老而無子”（鹹豐《淮安府誌》），其淒涼愁苦的確掃之不去。特別是詩中“勞勞百年內，未省何時畢”兩句，對前途是一種絕望的態度，既不象早年無病呻吟之作，也不象中年“誌丘壑” 時的作品。且據有關記載，吳承恩中年飲酒特盛，這首詩又說“年來不能飲”，可見不是青年和中年時的作品。

    由首句“客心似空山”來看，作者此時似應客遊在外。是短期客遊還是長期客遊，則不甚清楚。然而就在作者愁不可解之時，有良友造訪。從詩意來看，此一良友非同一般關係。筆者很懷疑，他就是作者的望年交陳文燭。陳文燭，字玉叔，湖北沔陽人，隆慶四年（1570）知淮安府時,便和吳承恩交往甚密，“時造其廬而訪焉 ”（ 陳文燭：《花草新編序》）。 這“時造其廬而訪”一句，就恰如“良友時過餘”的注腳。陳文燭於萬曆二年（1574）轉四川學使，至萬曆六年（1578）再轉漕儲，回到淮安，繼續與吳承恩交往。因此，吳承恩晚年撰寫《西遊記》，他應該是最知情者。也正因為如此，在他撰寫《淮安府誌》時，才會含糊其辭地將《西遊記》載入其中，並為後來的天啟《淮安府誌》所本。

    特別是“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書”兩句，最讓人懷疑。良友以讀書為樂，此文人雅事，何必多此一道——“延之入密室”而讀呢？詩中所謂的“千年書”，如果是前人典籍，在社會上流傳已廣，自不用延入密室而讀之。因此，這部書必然是作者自己的作品。

    在作者自己的作品中，能稱得上“千年書”的，一是《禹鼎誌》，——但此書作為一部誌怪小說，作者所作序文還存於其文集之中，自不用於密室讀之。同時，一部“微有鑒戒寓焉”（吳承恩：《禹鼎誌序》）的誌怪小說，也難以在一讀之下便掃去愁煩，而達到“同欣如”的高度境界。再一就是《西遊記》。明清士大夫輕視戲曲小說，特別是小說，所以，當時不少文人縱然寫作長篇小說，也多處於秘密狀態，少為外人所知，更不用說在作品上題上自己的大名了。清代吳敬梓《儒林外史》出，其友程晉芳便曾題詩曰：“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8]可見在明清時代，文人撰寫通俗小說，是大失身份之事。因此，陳文燭在《花草新編序》和《吳射陽先生存稿序》中，才沒有提到吳承恩寫有《西遊記》。正是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吳承恩和自己的知己良友共讀《西遊記》，才必須進入密室。同時，也隻有《西遊記》這部“近滑稽＊＊之雄”、“善諧劇”的“遊戲之作”，才能使人在一讀之後，達到“同欣如”的高度境界。再，《西遊記》所寫，從孫悟空出世到其大鬧天宮五百年；悟空被壓於五行山下又五百年，合起來恰千餘年時間，正好與詩中“千年書”相呼應。

    封建時代士大夫們輕視戲曲小說，給文學史上留下多少難解之謎，給後人留下多少筆墨官司！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肯定某位通俗小說作家就相當困難，證據也常顯乏力，而否定或懷疑者則常表現為鑿鑿有據。相形之下，小說《西遊記》的作者為吳承恩的證據，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以上意見當否，敬請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文學》，1933年創刊號。

    [2]因特殊原因，海外諸先生的有關文字本人未能全部寓目，故此處難以一一列出出處。然據李舜華《〈西遊記〉作者問題的回顧與反思》（載《古典文學知識》1999年第4期）稱：注[3]所列章培恒先生的兩篇文章，“可以說是對小說與吳承恩有聯係的證據較為係統的批駁”。 此說似可信。故下列各種觀點，除注明者外，均不及海外。

    [3]章培恒：《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再談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複旦學報》1986年第1期。楊秉祺：《章回小說〈西遊記〉疑非吳承恩作》，《內蒙古師大學報》 1985年第2期。 陳君謀：《百回本〈西遊記〉作者臆斷》，《蘇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張錦池：《論〈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兼說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質與楊本和朱本及〈吳承恩詩文集〉的不同》，《北方論叢》1991年第1-2期。劉勇強：《奇特的精神漫遊》，三聯書店1992年版。黃永年：《西遊記·前言》，見於中華書局    1993年版《西遊記》。李安綱：《吳承恩不是〈西遊記〉的作者》，《山西大學學報》 1995年第3期；《為什麽說吳承恩不是〈西遊記〉作者》，《西遊記文化學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黃霖：《關於〈西遊記〉的作者和主要精神》，《複旦學報》 1998年第2期。孫國中：《〈西遊記〉的作者及其創作初探》，《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1期。以上劉勇強、黃永年之文，本人未寓目，係據黃霖文章轉錄。

    [4](日)中野美代子：《吳承恩與邱處機──圍繞作者的誤解》，《西遊記文化學刊》(1)，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5]參閱吳聖昔《〈西遊記〉作者諸說追蹤和述錄》，《古典文學知識》2001年第6期（筆者係於《西遊記宮》網站得閱此文）。

    [6]蘇興：《也談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 1985年第1期。彭海、張宏梁：《吳承恩寫定百回本〈西遊記〉的語言標誌》，《貴州文史叢刊》 1985年第3期。謝巍：《百回本〈西遊記〉作者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4期。劉懷玉：《吳承恩作〈西遊記〉二證》，《東北師大學報》1986年第6期。顏景常：《從飲食習俗看〈西遊記〉的淮海色彩》，《淮陰師專學報》 1987年第1期。楊子堅：《吳承恩著〈西遊記〉詳證》，《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鍾揚：《〈西遊記〉作者新證》，《安慶師範學院學報》 1989年第2期。陳澉：《吳承恩作〈西遊記〉的內證》，《北方論叢》1990年第2期。蔡鐵鷹：《關於百回本〈西遊記〉作者之爭的思考與辯證》，《明清小說研究》 1990年3-4期；《〈西遊記〉作者確為吳承恩》，《晉陽學刊》1997年第2期。廉旭：《〈百回本《西遊記》作者臆斷〉質疑》，《蘇州大學學報》 1991年第1期。張秉健：《一百回本〈西遊記〉作者辨證》，《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宋克夫：《吳承恩與明代心學思潮及〈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湖北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劉振農：《再論〈西遊記〉的作者與性質──兼評當前西遊研究中的一種“新說”》，《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7]宋謀瑒：《是奧義發明，還是老調重彈？──評李安綱教授的〈西遊記〉研究》，《山西師大學報》1997年第2期。劉振農之文見注[6]。

[8]程晉芳：《懷人詩》，轉錄自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

        （原載《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