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的作者是愛國者還是崇洋媚外者？

 

《西遊記》的作者是愛國者還是崇洋媚外者

曹炳建

 

看到這樣的標題，可能會讓人感覺到有一點滑稽：《西遊記》不過是曆史上的一部神魔小說，談何愛國還是崇洋媚外？不過，當你看完全文內容，可能就會感覺到筆者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無稽之談。

《西遊記》的作者崇洋媚外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西遊記》所描寫的唐僧取經這個貫穿全書的主要事件，本身就是一種崇洋媚外的行為。眾所周知，佛教誕生之地印度——在《西遊記》中被稱之為天竺國——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就屬於西洋的範圍。明朝永樂年間鄭和所進行的大航海活動，就是途經東南亞到達印度和中東、東非，而這個行為就被稱為下西洋。既然天竺屬於西洋，那麽佛教文化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洋文化。可是，你看《西遊記》所寫的，為了取那種洋文化的經書，唐僧師徒甘冒風險，奔走了一十四個年頭，曆經了數不盡的艱難險阻，甚至於差點為此丟掉性命，這還不算崇洋媚外嗎？不僅如此，作者甚至還寫堂堂大唐皇帝，也是佞佛有加。他隻因為遊了一趟地府，就“出榜招僧，修建水陸大會”。手下大臣傅奕苦苦相勸，明確指出“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蒙誘愚蠢”，“實乃夷犯中華”。——這裏的“夷犯中華”，實際上就是指洋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入侵——但唐太宗仍然不管不顧，甚至殺氣騰騰地說道：“再有所陳者，罪之。”並“自此時出了法律：但有毀僧謗佛者，斷其臂”。這還不算崇洋媚外嗎？

不僅如此，在崇洋媚外的同時，作者還通過如來之口，對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眾都大加貶斥。第八回如來在部署取經事宜的時候就說：

我觀四大部洲，眾生善惡者，各方不一：東勝神洲者，敬天禮地，心爽氣平；北俱蘆洲者，雖好殺生，隻因糊口，性拙情疏，無多作踐；我西牛賀洲者，不貪不殺，養氣潛靈，雖無上真，人人固壽；但那南贍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凶場，是非惡海。

到了第九十八回，作者又借如來之口再次說：

你那東土乃南贍部洲。隻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誑，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禮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鬥小秤，害命殺牲，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碓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

這簡直就是破口大罵，不僅否定了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連中國文化之根的儒家學說、法家學說，也都被否定。在作者的心目中，是不是天竺的月亮也要比中國的圓呢？因此，汪象旭在《西遊證道書》第八回回評中就說：“作《西遊》者，獨非贍部中人乎哉？以贍部之人，而談贍部之惡，所謂自家罵自家耳！”

但是，以上所論，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作者似乎對自己所處的南贍部洲大唐國，有著一種天然的愛國自豪感。唐僧師徒一路西行，每當被人問起身份，絲毫不因自己是大唐人而感到自卑。在作者筆下，西牛賀洲不論王公貴族、士農工商，提起大唐，大多也是崇敬有加。觀音禪院的僧人就對唐僧說：“老爺乃天朝上國，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女兒國的驛丞向國王介紹唐僧，就說：“禦弟相貌堂堂，豐姿英俊，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南贍中華之人物。”甚至有時作者亦直接出麵，讚美唐僧為“東土大邦上國僧”。作品第一百回寫唐僧取經回到唐朝，唐太宗設筵招待唐僧師徒，作者又讚美盛筵：“果是中華大國，比尋常不同。”“說不盡百味珍羞真上品，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這些，都突出體現了作者骨子裏邊的對自己邦國的熱愛之情。作品第３９回，妖怪變成的烏雞國國王質問唐僧師徒“不行參拜”時，悟空就“昂然答道”：“我東土古立天朝，久稱上國，汝等乃下土邊邦。自古道：‘上邦皇帝，為父為君；下邦皇帝，為臣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爭我不拜！”這顯然帶有幾絲“大國沙文主義”之嫌。後來，妖怪惱羞成怒，跳下龍床要抓唐僧的時候，烏雞國太子勸說道：

三年前聞得人說，有個東土唐朝駕下欽差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不期今日才來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將這和尚拿去斬首，隻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稱王位，一統江山，尚心未足，又興過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禦弟聖僧，一定興兵發馬，來與我王爭敵。奈何兵少將微，那時悔之晚矣。

妖怪聽了這番話，竟然“果信其言”。犯我大唐者，雖遠必誅，不正是強烈的愛國情懷嗎？

作者筆下的唐僧，更是一個愛國者的形象。唐僧取經的直接目的，就是度脫陰間那無數孤魂餓鬼，使唐王朝“江山永固”，正所謂“若是陰司裏無報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唐僧自告奮勇取經時就曾對唐王說：“貧僧不才，原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13回他再次聲稱取經是為了“使我們法輪回轉，願聖主皇圖永固”。女兒國國王要招贅他，他又說：“我們在這裏貪圖富貴，誰卻去西天取經？那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第85回他被妖怪捉住，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可見，佛教徒的唐僧卻有著忠君愛國的儒生情懷。

特別是作品寫唐僧師徒一路西行，一路宣傳中華文化，讓那些西牛賀洲之人更多地了解中國。作品第68回寫朱紫國國王問起取經緣由時，唐僧就向朱紫國王，宣傳大唐源遠流長的曆史和優秀的中國文化：

貧僧那裏，三皇治世，五帝分倫。堯舜正位，禹湯安民。成周子眾，各立乾坤。倚強欺弱，分國稱君。邦君十八，分野邊塵。後成十二，宇宙安淳。因無車馬，卻又相吞。七雄爭勝，六國歸秦。天生魯沛，各懷不仁。江山屬漢，約法欽遵。漢歸司馬，晉又紛紜。南北十二，宋齊梁陳。列祖相繼，大隋紹真。賞花無道，塗炭多民。我王李氏，國號唐君。高祖晏駕，當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寬仁。

朱紫國國王聽了唐僧這一番宣傳，也不得不感歎：“誠乃是天朝大國，君正臣賢。”可見，取經團隊就是宣傳隊，取經團隊就是播種機，把中華文化灑向了西牛賀洲的城市鄉村。

在熱愛大唐的同時，作者對如來佛祖所在的西牛賀洲，卻是多有詬病。唐僧取經一路西行，在整個南贍部洲，可以說一路順風，隻有在即將離開南贍部洲前夕，在兩界山遭遇了寅將軍等三個法力低微的妖怪。可是一進入西牛賀洲，卻是妖魔鬼怪橫行無忌。那些妖怪們或者嘯聚山林，結夥水崖，以殘害百姓為能事；或者施展美色，以誘人害人為生活；或者混跡人類社會，謀國誤政；或者恃強逞能，阻礙取經大業等等，真正是“精靈滿國城，魔主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蒼狼為主簿。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禦”（第十九回）。麵對這個妖魔橫行的世界，號稱慈悲的佛教諸神們不僅不加以鎮壓，反而有支使和縱容之嫌，甚至有不少妖怪還是諸神的坐騎或童子。平頂山的金角和銀角，本是太上老君看守金銀二爐的童子；獅駝嶺的獅精和象精，分別是文殊和普賢菩薩的坐騎。特別是獅駝國的大鵬精，竟然是如來佛祖的外甥，“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幹淨”。這哪像如來所說的西牛賀洲的和平景象？

西牛賀洲的人類社會也同樣充滿了罪惡，與如來所謂的“不貪不殺，養氣潛靈”絕不相類。遠的不說，就連天竺外郡鳳仙郡，人們對佛教似乎也並不那麽恭敬。鳳仙郡遭遇大旱，還是在孫悟空的勸導之下，“教城裏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人等，都要燒香念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可見這些佛祖腳下的百姓，似乎並不買佛祖的帳，平時並不燒香念佛。在天竺國地靈縣，固然有寇員外這樣喜善的齋僧人，但同時也有“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了家私，無計過活，遂夥了十數人做賊”的強盜。隻因為寇員外送別唐僧露了富，這些強盜夜晚便“都帶了短刀、蒺藜、拐子、悶棍、麻繩、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呐喊殺入”，公然搶劫，還“把寇員外撩陰一腳踢翻在地”，死於非命。可見，天竺國同樣也存在著宿娼、飲酒、賭博、搶劫等種種罪惡，並不是一片淨土。如果說天竺國地方還太大，佛祖不能遍察，那麽就在佛祖所在的大雷音寺內，也發生了阿儺、迦葉向唐僧索要“人事”的醜劇，哪裏有半點“不殺不貪”的跡象！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作品第91回，唐僧師徒來到了天竺外郡金平府。作者這樣寫道：

四眾正看時，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對唐僧作禮道：“老師何來？”唐僧道：“弟子中華唐朝來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攙起道：“院主何為行此大禮？”那和尚合掌道：“我這裏向善的人，看經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才見老師豐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當下拜。”

唐僧師徒費盡千辛萬苦來到西天極樂世界取經，哪裏想到，極樂世界的和尚們，竟然“看經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真真讓人哭笑不得。筆者沒有研究過唐朝的移民政策，不過可以試想，在這和尚“看經念佛”都想要托生到中國的大環境之下，如果唐朝允許隨便移民，恐怕大唐人口早就已經爆滿。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大唐子民，能不由然而生幾許民族自豪感嗎？由此我們說《西遊記》的作者是愛國者，誰謂不可！

行文至此，讀者可能要問了：你既說作者崇洋媚外，又說他是愛國者，豈不是自相矛盾？矛盾嗎？不矛盾！誰規定崇洋媚外的人就不熱愛自己的祖國？問題在於，我們對這個“崇洋媚外”應該如何理解和解釋。

縱觀中華文化的建立和發展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吸收優秀的異質文化的過程。假如我們把先秦作為中國文化的建立過程，那麽在這個過程中，就融合了楚文化、齊文化、魯文化、秦文化等等，從而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化。此後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又吸收了遊牧民族文化（如胡服騎射）等文化因子。而佛教的傳入，更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引進和融合。佛教大概在東漢永平年間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到隋朝，佛教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發展，並逐漸和中國固有的文化相適應、相融合。到了唐朝，隨著禪宗和淨土宗的確立和發展，終於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這整個過程中，不少誌士仁人正是抱著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和崇拜，前赴後繼，像唐僧一樣，前往印度拜佛取經。史傳最早前往西天取經的是張騫（不是西漢那個張騫。也有人說是蔡愔）。但由於張騫取經帶有某種傳說的成份，所以一般公認的西天取經的第一人，是三國時期的朱士行。不過，朱士行取經僅僅到達於闐（今新疆和田）一帶。真正到達印度並取回經書的和尚是東晉高僧法顯。法顯之後，前往印度取經者更是絡繹不絕，《西遊記》唐僧的原型玄奘不過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後，盛唐時期有僧人不空由水路取經；宋朝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取經。甚至到了明初，還有和尚宗泐前往西天取經。這些人，哪一個不是抱著對佛教虔誠的信仰和狂熱的追求精神，才甘冒風險拜佛取經？說他們崇洋媚外，又有何不可？但是，也正是這些人取來了佛教經典，讓佛教文化在中國大地生根開花結果，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麽，說他們是愛國者，又有何不可？問題在於，我們常常把“崇洋媚外”這個詞，完全看成了一個貶義詞。事實是，如果對於優秀的異質文化不“崇”不“媚”，談何引進？沒有引進，談何融合？沒有融合，談何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沒有新文化的建設，談何中華民族的發展與進步？

也許有讀者要說了：《西遊記》的作者描寫唐僧取經，固然有其積極意義，但他竟然通過如來之口，那樣地貶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又怎麽能稱之為愛國者呢？關於這一點兒，我準備用清初人汪象旭的話來作答：“如來臚列四大部洲眾生，獨盛陳南贍部洲淫殺謗慢之惡。此非嗔恨南贍部也，正是慈憫南贍部處。使贍部之人自知其惡，一旦化而為不淫、不殺、不謗、不慢，則人人可以成佛作祖矣。”因此，指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指出民族文化中某些已經落後於時代的東西，並不意味著就不愛國，要知道愛之深才會責之切。並且這種“責”，是建立在對自己國家民族和自己所屬文化的巨大的自信心之上的，所以作者也並不擔心這種“責”，會動搖大唐帝國的民本國基，動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當然，對於傅奕之類反對引進佛教文化，堅持中華文化正統的人，我們也不應該過多指責。從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的發展來看，也正是有這些人在，使人們認清了佛教文化中也有許多和中國文化不兼容的東西，也有許多弊端。這樣，就使我們能更理性地認識中國固有的文化，更理性地認識佛教文化，並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完成異質文化和中國固有文化在鬥爭中的融合。從這個側麵來看，唐太宗對傅奕等人反對佛教的行為武斷地“罪之”，甚至要“斷其臂”，便不免文化專製之嫌。

《西遊記》所描寫的西天取經，本身就是一次偉大的文化開放行動。那麽，從唐僧西天取經中，我們能總結出一些什麽有用的東西呢？這一點，值得我們每一個閱讀《西遊記》的人去認真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