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聯俄容共成功的權宜之計？還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禍首？中編

中編:引狼入室還是權宜之計？聯俄容共的成敗得失。

現在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對孫中山聯俄容共基本是持否定態度，認為是造成中國赤化的禍

首。但一些史學家包括中立客觀的學者在肯定孫中山曆史地位和功績的同時，也對孫文聯俄

容共心懷疑惑，認為孫聯俄是失策。史學界前輩，民國憲政派的旗幟性人物辛灝年教授就認

為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有七大失誤！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是其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大的爭議，迷

霧重重，人言人殊，見仁見智。對孫中山有不同認識實屬正常。畢竟作為當事人的國民黨也

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對，真正理解孫中山聯俄容共意圖的寥寥無幾，如蔣中正、胡漢民、

戴季陶等人。但是一些自由主義者不求甚解，隻有立場，不問事實是非，甚至有些自由派學

者還罔顧史實，視而不見，缺乏起碼的治學、治史素養。那就真的很扯談乃至一種人格缺失

了！

(一)聯俄的曆史背景及孫中山對蘇俄本質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

以辛灝年教授的孫中山聯俄容共的七大失誤為例，那麽孫的所謂七大失誤到底是原則性

的錯誤，還是技術性的失誤呢？這就是本篇文章下半部分的主要內容。

孫中山是否對蘇俄本質認識不足,不甚了了？在“十月革命”後蘇維埃俄國初建時期，孫確

實對蘇維埃認識不足，甚至還寫信給列寧，恭賀俄國革命成功。但那時的中國有幾個人對蘇

俄認識清楚？可以看清蘇俄本質？

要知道當時的知識分子是如何了解蘇俄的？首先要明白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和時代背

景尤其是文化界的思潮。

1919年 7月 25日，蘇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名義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

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北方與南方政府宣言》（“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

中俄間所訂之一切密約與協約，次年 9月 27日，蘇俄政府又由加拉罕署名發出《致北京政

府外交總長函》（中譯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宣言》，即“第

二次對華宣言”），重申上年聲明的主要內容，並向中國政府提議磋商廢除舊約事宜，在雙方

完全平等與互相尊重主權完整的基礎上締結新約，建立外交關係。[14]（汪朝光《中國近代

通史》第六卷第四章第六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帝國主義橫行中

國的年代，自然會受到知識分子的歡迎及普通大眾的好感。

據楊奎鬆、董士偉《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一書統計，1918年以前，在總數約 260

中的報刊中，發表社會主義內容的報刊，隻有近 30種；而在 1918-1922年間，共計約 280

中報刊中，發表社會主義內容的報刊，已達到約 220種。這些報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

報刊，也包括激進的國民黨報刊，自然也包含總量極少的共產主義報刊。總體說來，在

1918-1922年間，幾乎中國的所有政治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在談社會主義。這種趨勢的影響

下，連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係禦用文人，也不得不開始談社會主義，以免落後於時代……

1919年國民黨人馮自由，曾如此描述他所感受到的“社會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的

影響:“這回歐洲大戰後的結果，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裏的中國人便

也忽然醒覺，睡眼惺鬆的不能不跟著一路走。現在社會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卻算是最時髦

的名詞了。[15](楊奎鬆《社會主義從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中國社

會科學網 2005年 9月 15日)

再來看看當時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領導人的思想狀況，國民黨人信奉三民主義這無需多言，但國民黨人有所謂社會主義傾向，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國民黨也是“左翼”政黨。（當

時社會主義有多種流派，絕非共黨認為的隻有共產主義獨此一家，除了馬克思所謂科學社會

主義外，著名的還有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空想社

會主義等等可參見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民生主義就是類似今

日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不用說了，國民黨人中如蔣中正、胡漢民、戴季陶、廖

仲愷、朱執信等等即信奉三民主義，也尊崇社會主義。當然他們無一例外堅決反對強調階級

鬥爭、暴力恐怖的所謂共產主義即馬列主義。孫中山他們追求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

社會主義即三民主義新中國之理想社會！

國民黨的胡漢民，1920年 7月在廣州“市民大學”開設了一門叫做“社會主義倫理學”的課

程；張繼、吳稚暉則一度成了另一支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的信徒。

戴季陶是孫中山之後，國民黨內最主要的理論家，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早年的戴季陶也

曾經參與中共初期的組建，還委托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16]（範小方等著《戴季陶

傳》89－96頁）但他深入了解馬克思主義後，由於馬克思主張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

要消滅所謂有產階級，一切生產資料公有，他就感到非常失望和恐懼性的預感。他的最重要

著作《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裏麵點出了所謂“國共合作”的核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方向

和領導權問題，這才是國共紛爭的根本所在。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紛擾不已。國共暗潮洶湧，紛爭不斷。戴季陶這樣說:現在對孫

中山思想的解釋,還存在著各說各話的情況，而“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濟之實不舉，

革命勢力統一無望”。因此，國民黨人必須了解孫中山的主張。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共產

主義雖然目的相同，然而“哲學的基礎和實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因為三民主義哲學的基礎

是中國道德文化繼往開來之至聖法寶和近代最新科學的結晶:實行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

的努力，完成國民革命，集中國民革命的勢力，以國家資本主義為建設民國之基礎”。

對共產黨徒他們這些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態度。戴認為，問題是簡單地拿著馬克思的方法

來解剖中國社會問題的這些革命青年，由於不了解“馬克斯(思)是社會病理家不是社會生理

家”，甚至曲解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難免“就生出一種新的革命幼稚病來”，從而造成一波又

一波的糾紛。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演成國民黨的自殺，那就可痛極了”。

國共兩黨之間真的能夠建立“共信”嗎?戴季陶在隨後撰寫《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

文的過程中,進一步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進一步說:

用離間和破壞國民黨領袖威信的辦法來造成國民黨員厭棄國民黨、懷疑三民主義，甚至

排拒單純的國民黨員，“這不是 C.P.的人全體的意思,而且不是

多數的意思”。另一方麵，他卻開始公開主張:“凡是一個主義,必定具有獨占性和排他性，同

時也一定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假如這幾種性質不具備，這一個主義，一定生不出信仰，生

不出力量。”他認為:主義如此，

信奉一個主義的團體，更是如此。一個試圖完善自己的組織、理論和策略，自成係統的國民

黨，包著“一個很堅固而秘密的”，極具獨占性、排他性、統一性和支配性的共產黨，結果自

然會使自己變得畸形且危險。他主張:“要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一定要充分發揮三民主義的

中國國民黨之生存欲望所必須具備的獨占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換言之，國共兩

黨合作的最好方式，多半應“學從前奧匈的組織，和 C.P.聯合組織一個共同的最高幹部，處

理關於國際的問題，和對付共同敵人的問題”。

至少，國民黨應當有所規定:“在組織上，凡是高級的幹部，不可跨黨”;共產黨人凡“已經加

進了中國國民黨做同誌，至少在中國國民黨裏麵，應該要停止他為 C.P.或 C.Y.吸收黨員的

工作，不得秘密的對中國國民黨員，與以懷疑三民主義的暗示”。戴為此勸告共產黨人:既

然你們知道時代還不需要共產主義，因而不能把共產黨的名義公開地拿出來，要借用國民黨的名義工作，為什麽不幹脆實心實意地“把三民主義認為唯一的理論，把國民黨認為唯一救

國的政黨”，何必“心裏想的是共產革命，口裏說的是半共產革命，手上作的是國民革命，讓

一般國民看不出真象，認不清需要”呢?[17]（戴季陶《民生哲學係統表》和《國民革命與中

國國民黨》引自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81、82頁）

戴傳賢是國共反目成仇之前共黨最恨的一個國民黨人，在他死後不過兩個月，共黨仍然

把他列為所謂的國民黨第 16號戰犯，要知道他隻是一介文人，並沒有掌握軍政大權。可見

戴季陶曾經給中共帶來的恐懼。下圖為戴季陶先生《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原書片段。

除了三民主義革命確實需要蘇俄共黨的組織技術這一客觀因素外，毋須諱言，三民主義

之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相似之處，從這點來說，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的聯俄容共並不是偶

然的。但是很多對曆史一知半解的人及自由主義者，為了澆心中之塊壘，常常以當今的時代

意見代替當時的曆史情境，結果得出的結論往往南轅北轍。因為後來曆史偏離了方向，(中

國大陸被赤化)很大程度上是被蘇俄共產國際強行綁架改變的結果，他們便歸罪於孫中山的

聯俄容共，結果孫先生成了替罪羊。咳！因為三民主義、國民黨和共產主義、共產黨在社會

福利政策上有相通的地方，他們便罵三民主義為專製主義之思想體係，中國國民黨為專製政

黨。(當然國際共運史表明所謂共產主義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一切生產生活資料屬於人民，

完全是一場騙局。如全民所有製企業就是徹頭徹尾的黨有企業)而不明白或無視當時中國內

憂外患的曆史情境與背景，軍閥混戰、法治蕩然無存，民眾連起碼的生存、生產條件都受到

巨大影響的社會，為了掃平叢林狀態，要不要軍政？民眾識字率很低，大多數老百姓都是文

盲，更不知道所謂的自由民主和現代化為何物，在這種狀況下要不要訓政？但是國民黨的終

極目標是憲政，一黨訓政隻是臨時過渡之產物。可惜這一點，總是被一些人有意無意的忽視！

而斥之為國共兩黨為一丘之貉，實在是愚蠢至極！在孫中山的思想體係和規劃中，憲政不但

是終極目標，而且是明確了時間表的。而共產黨提倡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製才是它的

真正終極目標！

我們可以再來看看，國民黨第二代領袖蔣中正對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真實看法。早年的蔣

中正也曾經向往社會主義和對蘇俄革命成功的羨慕。他在日記中這樣說:“武人、官僚、政客

以外，商人之狡猾勢利殊為可惡。如不節製資本，則勞動家終無享利自由之機會”。讀俄國

革命史，他會聯係到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從而讚歎到:“企仰靡已”。[18]（楊奎鬆《國民黨

的聯共與反共》第 99頁）這時候的蔣再三表示要赴俄考察政治，借鑒蘇俄革命經驗。如楊

奎鬆所言他才是國民黨內最早建議聯俄的人物。但是蔣去俄國實地考察後，明白了蘇俄的真

相後，他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內心裏開始對蘇俄製度感到厭惡與反對。他回

國後，上書給孫先生的《遊俄報告書》字裏行間已經含蓄的表明反對聯俄。那麽孫中山對此

有什麽反映呢？據蔣中正在其所著《蘇俄在中國》自述:“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

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的革命現實環境。國父認為共黨分子隻有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才

能防製其製造階級鬥爭，一旦我們革命勝利，三民主義實行，共黨縱使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

亦勢所不能了。”(19)（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 233頁）

論者常常據此認為孫為了蘇援，對蘇俄放鬆了警惕和防備甚至認為孫仍然對蘇俄本質不

甚了了。是不是這樣呢？嗬嗬，曆史自有其發展邏輯。當年蔣介石比孫中山更急切的想聯俄，

但是作為革命和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孫中山顯然比蔣中正看得更深遠。對於蔣急於聯俄，

孫在 1922年 11月這樣寫信給蔣，摘要如下:兄前有誌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

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恐甚於福州情形百十倍。無怪乎吾國誌

士，乘興而往彼都者，奚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粱，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方法，乃

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憑藉，則雖如吾國青年之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

同也，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隻有勸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

不可，欲得憑藉，必先恢複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複，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

省為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則我有一日之憑藉，外

交內應，皆可以其為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是一租界亡命客耳，奚足輕重？[20（]孫

文致蔣中正函 1922年 11月 22日《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616-617頁）評:事實的確如

此，政治家是需要實力的，否則任你有經天緯地之才，如孫而言:不過是租界一亡命客也！【從

信中可以看出，孫中山作為大政治家，其政治手腕已遠非民國初年孫袁之爭時可比。他對蘇

俄的情況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他在前述的給蔣信中這樣說:其情形事體之複雜麻煩，

恐甚福州情形百十倍，吾國誌士去俄國，皆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又雲土耳其如何利用蘇俄

援助而取得革命成功等等。就是絕佳的注解】

蔣中正考察蘇俄回國後，蔣對蘇俄的觀感從希望羨慕到極度失望再到懷疑反對。不過他

仍然堅定支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但他內心裏並非心悅誠服，隻是他非常忠於孫中山先

生。到他被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後，尤其蔣在 3.20中山艦事變後，蔣事實上成為孫先生

的繼承人，中國國民黨實際上的領導人，蔣中正這時才真正明白中山先生的良苦用心！從此

國民黨及蔣中正本人開始了蹈光養晦。蔣的這種思想波動，當然是由於他也開始了在其政而

謀其事，做為國民黨新領導人，如孫一樣，視野就開闊了。他也看到了蘇援對中國革命和國

民黨事業的重要性。不像他以前曾經對聯俄容共持消極態度，光看到聯俄的危害性，而沒有

看到蘇援對革命和國民黨的巨大的重要性。（蘇俄顧問鮑羅廷經過長期“考察”，認為蔣是國民

黨左派，從此共產國際便支持他作為國民黨及國府領導人）

蔣中正在 1924年 2月 17日的講演當中，曾提出:“現在世界隻有二種鬥爭，一種是民

族鬥爭，一種是階級鬥爭。”被壓迫民族一定要起來鬥爭，求獨立，這是人類的天性。被壓迫

的勞動階級一定要反抗資本階級，不僅不再做資本階級的奴隸，而且還要根本摧毀資本階級不勞而食的社會基礎。這兩種鬥爭，最終事實上都要通過武裝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蔣在 1925年 4月又這樣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就是‘節製資本，平均地權’，明

白地說，就是打倒資本家，反對大地主。這明明白白是為無產階級而奮鬥的。....所以民生主

義到最後一步，就是共產主義。”[21]（《蔣介石言論集》第一、二集，內部發行版，摘自《國

民黨的聯共與反共》106-109頁）

讀者諸君看清楚了沒？蔣先生此時的左傾言論，遠超過革命領袖孫先生。 當然曆史

已經證明，這不過是蔣委曲求全的權宜之計。

再看看國民黨內其他領導人如汪精衛、廖仲愷的思想狀況與所作所為，如胡漢民所說:

汪精衛這個人，總理在世時，總是讓他辦外交，從不讓他幹實事，搞外交要講假話。這意思

很明顯，就是說汪這人幹不了實事。但是汪這個人權利欲極強，而又不具備領袖所需要的魅

力與能力，孫後一直和蔣爭權奪利，當然汪精衛這人私德還是不錯的。

代總統李宗仁在其回憶錄裏也是同樣的這麽認為的！李宗仁說:吳稚暉罵他是偽君子和花瓶，

總理在世時，他總是受命出使四方，從來沒有負過黨政專責。很多老同誌都認為他不能負實

際責任。[22]（唐德剛撰寫《張學良口述曆史》第 137頁,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卷

383頁）

平心而論，汪精衛他當然也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他終究會捍衛國民黨的利益。汪和蔣一

樣也是蹈光養晦，問題是蔣雖然也逢迎過蘇俄顧問，說過一些激進的左傾言論，但蔣是有原

則的，是權宜之計。而汪倒好，為了抓權，不計後果，沒有原則的討好巴結蘇俄顧問，不但

沒原則的重用中共黨人，把國民黨的容共幾乎變成了共產黨的容國，各地黨部都被共黨所把

持。到武漢時期，竟然開起了所謂的國共聯想會議，工農運動變成了痞子運動、流氓運動，

氣焰熏天。而且把蘇俄顧問尤其是鮑羅廷的權力提高到驚人的地步，鮑羅廷簡直成了國民黨

的“太上皇”。中共就是在這一時期得到大發展的。中國國民黨到了有史以來最危險的地步！

至於廖仲愷這個人他的確得了一種幼稚病，他過分信任蘇俄、共產國際，這就必然對中

共黨人采取放任態度，沒有采取適當必要的抑製政策。典型的就是在黃埔軍校人員的任命和

安排上，廖仲愷在黃埔軍校初建，他除掉聘請一批蘇俄軍事顧問到校工作，並推薦共產黨人

張申府擔任軍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薦了十五名中共黨人進入軍校，甚至力

薦剛剛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薦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兼任軍法處處長，並將大批共產黨人推薦入軍校擔任政治教官，而軍校的首批教職人

員，又是由他和蘇俄顧問鮑羅廷一同商定的。嗣後，他還邀請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革命軍

的各級黨代表，並將黨代表的權力擴張到“無黨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為

中共在軍校宣傳共產革命，爭奪槍杆子，製造軍校學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條

件。[23]（辛灝年《誰是新中國－現代中國史辨》第 153-157頁）

這是中共在國民黨內大發展的開始，但是有人據此說廖仲愷先生賣黨，那的確是冤枉了

他。他抵製了階級鬥爭，拒絕了所謂分田運動。有一件事尤其可以證明，摘錄如下:

類似性質的組織起初有叫中山主義研究社的，甘乃光便是廣州孫文主義研究社的發起

人。該社還辦了一個刊物《孫文主義從刊》，1925年 4月 15日廖仲愷為其寫了序言。還

有叫孫文主義研究社的，最後統一為孫文主義學會。

再有些敏感者如謝持，早在得悉廣州方麵因共關係情況後，便從上海到了廣州，名為參

加軍校開學典禮，實則“拉攏軍校教職員中的右翼分子，如王柏齡、賀衷寒、潘佑強、冷欣

等”。謝持“斷定青年軍人聯合會這個組織不是一般青年軍人的聯合，而是作為共產黨組織的

據點，從而決定采取以組織對付組織的行動”。

國民黨內這一新動向很快便在黃埔軍校內有了反應，王柏嶺等以“研究孫文主義為目的，

來組織一個學會。既不反對共產黨，而又是研究我們孫文主義”。這樣便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劃上一條鴻溝，爾為爾，我為我...我們有了這基礎，才說得上合乎環境以求自存，

並不妨礙到黨的策略”。賀衷寒、潘佑強遂去找廖仲愷，後者不僅予以批準而且願為其後盾:

“我正焦慮了許久，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居然被你們想著了好!好!就這樣子進行吧，我為

你們的後盾”。[24]（王柏齡:《黃埔軍校開創之回憶》（續)，《傳記文學》第 17卷，第 94

頁。引自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第 274頁）作為孫文主義信徒、國民黨人，他雖然

犯了革命幼稚病，但終究還是維護了國民革命以及國民黨之利益。

言歸正傳，孫先生對蘇俄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從認識粗淺到深刻了解需要閱曆和實踐，

任何一個有成就的人都是如此。

早先孫中山寫給列寧的信，孫是這樣說的: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的所進行的艱苦鬥

爭表示欽佩，並願中俄兩國革命黨共同團結鬥爭。[25]（《孫中山全集》第四卷 500頁）當

然這不過是外交辭令，客套話。受當時資訊流通以及交通條件的影響，孫這時對所謂蘇維埃

本質的具體了解，的確是認識淺顯。但他從始至終都對他的三民主義充滿信心，始終認為三

民主義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藥，隻有三民主義才能建成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之新中國。

孫中山在陳炯明事變後，在和蘇俄共產國際代表頻繁接觸中，對蘇俄本質有了進一步的

比較深入的了解。 陳炯明事變後，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孫中山之所以接受蘇俄，是

別無選擇。1923年 3月，孫中山對他的美國朋友弗萊切爾·S·布羅克曼這樣說道：

對於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或者其他強國的援助，我們已經絕望了。……以某些跡象表

示了幫助我們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國家，就是俄國的蘇維埃政府。

布羅克曼問孫中山：“您認為蘇維埃是民主的嗎？”孫中山毫不猶豫地說道：“蘇維埃是什

麽，我並不介意，隻要他們能夠幫助我反對北京，也就行了！”[26]（韋慕廷《孫中山:壯誌未

酬的愛國者》第 189頁）孫甚至還坦率說道，“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什麽都沒有好”。

[27]（ 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第 299頁。）

眾所周知，蘇俄是首先主動去找孫中山的，1921年 12月，馬林得到孫中山同意，在

張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孫中山大本營所在地，在那裏停留了 9天，與孫三次長談，並廣

泛接觸國民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這是蘇俄代表第一次謁見孫中山。[28]（楊奎鬆《國民黨

的聯共與反共》第 3頁）

1922年 6月陳炯明叛變之際他在廣州與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A.S.Darlin}的一段談

話。在達林詳細地說明所謂蘇維埃製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優越性，以及共產黨人為何認為在

階級社會中自由是相對的等問題之後，孫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認為，俄國實行的，其實

就是中國傳統的均平主張，或者說更接近於太平天國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懷疑，在現代文

明的條件下，這樣一種方式多半會與現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馳。他坦率地承認，自己的三民主

義起源於美國，與林肯(AbrabamLincoln)總統所謂“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

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口號意義相通。而中國的問題更與西方不同，外國是患不

均，中國是患貧，因此，中國隻有大貧與小貧之分，還不存在西方社會那樣的階級鬥爭。在

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問題是如何用溫和的和建設的方法，預防西方資本主義弊病的問題，而

不是用共產主義去提倡階級鬥爭，用蘇維埃製度去實行階級專政。鑒於達林等再三宣傳共產

主義和蘇維埃製度的所謂好處，他的建議是，如果俄國人能夠證明這一點，也隻能到容易接

受均平思想的落後地區去，而不要在城市裏直接做試驗。他慷慨地表示:“我給你一個山區，

一個最荒涼的沒有被現代文明所教化的縣。那兒住著苗族人。他們比我們的城裏人更能接受

共產主義，因為在城裏，現代文明使城裏人成了共產主義的反對者。你們就在這個縣組織蘇

維埃政權吧，如果你們的經驗是成功的，那麽我一定在全國實行這個製度。[29]（《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 11頁）

從中可以看出孫文對自己的三民主義是多麽的充滿信心以及委婉的指出馬列主義的荒繆

和錯誤以及反文明的屬性。

1923年 1月 26日，《孫越聯合宣言》發表，第一條開宗明義表明: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

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製度或蘇維埃製度可

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

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30]（《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 51、52頁）

從上述事實清楚表明，此時的孫中山對蘇維埃俄國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蔣中正

1923年底回國後，向孫中山先生遞交了《遊俄報告書》裏麵闡述了自己對聯俄容共的意見

和擔心。有作者說孫先生對此隻有淡淡的一句話:你太過慮了！有些論者結合後來中國大陸

赤化的事實，遂得出了這樣結論，認為孫中山對蘇俄認識粗淺，沒有對蘇俄做出應有的防範。

而沒有看到孫文無論從現實還是言論上都做了防範措施，這也是一種片麵的論據啊！結合之

前之後孫的演說言論以及行動上的措施，我們可以作出合理推斷，蔣的《遊俄報告書》對孫

先生觸動很大，事實上這正是孫先生對蘇俄本質認識上的深入和高度的開端。作為革命領袖

和大政治家，孫中山必須從中華民族的全盆與大局考量，由於時局的緊迫性以及革命黨的生

存和發展需要，孫此時當然更多的是對於現實的考量，熟悉這段曆史的人都知道，要想得到

蘇援必須聯俄，而聯俄則必須容共，而聯俄容共，孫及國民黨則必須作出讓步乃至付出一定

的代價。這讓步與代價就是蘇俄共產意識形態的入侵以及國民黨某些具體政策被蘇俄不同程

度的影響和左右。當然孫文在世時，從現實層麵上來說，這種影響是有限的，用李玉貞的話

來說，孫中山大權獨攬仍牢牢把握著對蘇關係大局。[31]（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第

241、242頁）孫後，蘇俄的影響才不斷的廣泛深入乃至一度左右著國民黨的政局。

1924年 7月，漢口執行部因國共兩黨糾紛而被中央停止活動。孫中山特意派極端反感

中共的劉成禹前往全權辦理湘鄂贛軍政大事。劉成禹自述:“行前孫先生特別告訴他，知道他

與共產黨人水火，故讓他遠離黨務”。劉強調共黨居心叵測，孫這樣表示:吾向以誠待人，不

管他們是不是虛情假意。“隻問我誠不誠”。“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我自有處理

之法。”[32]（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 223－225頁）

192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員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國民黨廣東支部的名義

上書孫中山，對蘇聯支持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動機表示懷疑，指控中共黨人參加國民黨是施其

陰謀。孫中山 12月 3日即作出批示。本批示開頭一段寫於鄧澤如等上書的信封，其餘各段

寫於鄧澤如等上書各段上方空白處。

總理鈞鑒：

敬肅者：竊以本黨改組，其動機雖出?我總理之乾綱獨斷，惟組織法及黨章、黨綱等草案，

實多出?俄?鮑羅庭之指揮。然此表??章尚無?害，惟探聞俄?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

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孫批：此稿為我請鮑君所起<草>，我加審定，原為英?，廖

仲愷譯之為漢?。陳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

陳於蘇俄本有密切之關係，其所組織之共產黨，為蘇俄政府所給養。此回改組，陳獨秀因粵

?對伊感情太壞乃避去?以其黨徒譚平?出?任事，陳獨秀則在暗中牽線，內裏隱陰謀，經

為其黨徒範體仁因爭權利?衝突，遂向國會議員徐清和詳細陳述。茲謹轉述徐議員之?及其

他??探得者，密報於我總理，以免令外?弄我如傀儡。此為黨員等天職所在，勢難容已，

?敢反對此回改組也。黨員等自問愛黨愛國斷不減於陳獨秀，亦當為總理信其無他也。(孫批：俄國?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命之所以不成功，則各黨員?今仍不明三?主義之過也。

質??之，??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

(?)此回共產黨與我黨合作之動機。此動機發?於?司寇第三國際?會之後，其表?宣佈者

則謂對於資本主義成熟之國家，則?吹階級?爭，促成社會?命；對於資本主義幼稚之國家，

則主張聯合?農及中產階級，以完成?主?命。(孫批：俄國?命之初不過??權＼???

主義??，及後與列強奮?六年，乃始知其??最?者，實為對於?族主義。)近東則協助

??其，遠東則協助我國。果然如此，亦未嘗?友邦之好意，不虞陳獨秀之共產黨則利?此

機會，?利?我黨矣。陳獨秀本為陳逆炯明特別賞識之?，曾??“寧死不加?國?黨”。且

嚐在學界倡?，謂三?主義、五權憲法為絕無學理的根據，指斥我黨為落伍的政黨，總理為

過時的?物。(孫批：此乃中國少年學??以為是，及?時崇拜俄國?命過當之態度。其所

以竭?排擠?疵鯛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俄國不與吾黨往來，?彼得以獨

得俄助，??樹?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不為此等少年所

遇〈惑〉)，且窺破彼等技倆，於是?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黨，

與我?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為我曉喻之，謂?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過去之遺

物。故彼等亦多覺悟?參加。對吾黨，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隻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

秀?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今竟率其黨徒群然來歸，識者早知其別有懷抱，黨員等

致疑者久矣，今已探得其利??法。…………

查陳獨秀受蘇俄給養，組織共產黨之後，?知其共產黨?少?微，不能活動，其初乃依附吳

佩孚，?頌吳佩孚之功德，指吳為社會主義實?家，無恥之?為國?所共聞。?今年三?京

漢?潮發?，吳佩孚殘殺−??之慘劇出現，陳獨秀利?吳佩孚之假?具乃遭揭破，因此轉

?利?我黨益急，?寇亦益深。故此回改組，陳獨秀實欲藉俄?之?，慫動我總理於有意無

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黨>所指揮，成則

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孫批：此次俄?與我聯絡，?陳獨秀之意也，乃俄國?

動也。若我因疑陳獨秀?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助之得誌矣。)

?黨章草案定總理?職為選舉職，竊恐事實隨環境變遷，五年之後將?陳獨秀被選為總理矣，

黨員等不予承認則有違黨章，若予以承認則辱及全黨，我黨無形消滅即在此時，思之實為寒

?。(孫批：?權主義發端於選舉，若因噎廢?，豈不?反對其主義乎?若怕流弊，則當??

竭?奮?，不可放責任，嚴為監視，如察悉有弊端，?為指出。以後我每兩禮拜與各?會集

?次，如遇有問題可公共解決之。)

[33]（據原件影印，載鄧澤如：《中國國?黨??年史跡》，上海正中書局，?九四?年六?

初版。原件現藏台北中國國?黨?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 458、459

頁）

孫中山先生對於蘇俄及其中國黨徒潛在的陰謀已經了然於心，以下一段對話，把孫先生內心

的真正想法表露無遺。

與日人某君的談話

（第七部分）共黨如擾民黨,斷然絕其提攜

問:國民黨與共產黨派現雖提攜,未審將來亦有提攜之望否?被視為共產黨派之人物中,

其卓越者，聞除徐謙、譚平山外，尚有其他人士，且此等人士，似已脫國民黨。若然，國民

黨之前途,不至分裂乎?

答:國民黨係我創立之民國唯一之政黨，而共產黨派則為讚成俄國列寧等主義之學者有

誌一派。國民黨員固有加入該派者，然國民黨始終為國民黨，共產派則為共產派，而為其獨

特之活動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攜也。我黨員之先輩有力家馮自由、張繼等，反對與共產

派相接近。馮自由且目共產派為破壞民國之毒瓦斯彈。彼母親係日本人，彼係熱誠勇敢之人

物也，在國民黨之先輩中，次於張繼之德望家，亦一器局雄偉之政治家也。徐謙、譚平山兩人，多年為國民黨盡力，輔助我活動之功勞者也，最近任共產派之領袖。彼等之所以為共產

派，並非俄國之走狗,欲打破民國之現狀，斷行第之大改造者也。並非脫退國民黨，不過為

國民黨之急先鋒,而促國民之自覺，否認妥協政治。因此國民黨內分急進派與穩健派，亦不

得已之舉。張繼、馮自由、謝英伯為穩健派；徐謙，譚平山等為急進派；而我及汪精衛、胡

漢民等可稱為綜合派。是皆為國民黨而努力,時雖有意見之衝突.反目、抗爭之狀態,而各人胸

中毫無私見，依然奉大國民黨主義。雖止包容民國三分之一，最近將來,定可支配大局無疑

矣。此際因共產派而至國民於分裂，可斷言其必無疑矣。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

隻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民國以外而已。[34]（《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536頁）

（二）聯俄容共的原則和技術手段；非言主義，乃言組織，以三民主義為體，共產組織

為用

讀者諸君:大家看我說了這麽多，那麽孫中山有沒有實際上的防範措施呢？當然有，請

看:

孫中山雖然在改組後的國民黨內任命了相當一批中共幹部充任要職，但同時也指定明明

對共產黨人深懷疑懼之心的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和謝持五人充任中央監察委員，

以及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楊庶堪五人為候補委員，也均為從內心裏反共的國

民黨老黨員。並讚同國民黨人主張的嚴防共產黨人不合於本黨主義之活動。[35]（楊奎鬆《國

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 40頁）

1924年 5月 31日蘇俄外交全權代表加拉罕不顧國民黨人的一再抗議，堅持與北京政

府正式鑒定《中俄解決懸案大綱》並相互承認對方為合法政府。而此前身為國民黨員的李大

釗等中共黨人，公開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並支持蘇軍駐軍外蒙古。孫中山對

此感覺非常不滿。4月，國民黨人孫鏡亞為此檢控李大釗等人“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

孫中山明確批示:“著中央執行委員會查明有無其事，另行酌奪。”而對朱和中上書批評上海《民

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在中蘇條約及外蒙古問題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出言不慎，招惹是

非，影響本黨甚巨”，孫中山更是嚴厲批示:“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嚴頒紀律，禁止本黨各報之狂

妄。”

孫中山的批示明顯的鼓舞了過去因疑慮共黨而受到壓製的老國民黨人。謝持、鄧澤如等人立

刻行動起來，積極搜集證據，終於謝持女婿從法國帶回一份《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

會決議案及宣言》裏麵稱: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

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

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一)應讚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

(二)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

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

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

我們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一)在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

任何軍潤妥協之真麵目;(二)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眾之政治宣傳，

並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三)共產黨黨員及青年團

團員之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四)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醒國民黨，勿為

貪而狡的列強所愚。

意外得到此一文件，了解到共產黨黨團活動的情況，使一直苦於無證據在手的謝持，居

正、張繼等老黨員倍感振奮。他們迅速商議行動計劃，決定由張繼和謝持趕往廣州，準備會

同鄧澤如等聯名提案檢控共產黨人。

6月 9日，張繼、謝持到達廣州，隨後即與中央執監委等廣泛接觸詳談，最後決定“由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提出彈劾案"。

誰考慮到“容共”政策不能觸動，提案將隻從紀律角度提出彈劾，且申明不反對“容共”政策。

6月 18日，鄧澤如等基本擬就彈劾共產黨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上，

他們的初稿遇到廖仲愷的有力阻擊。在經過修改後，7月初他們才得以再度提交中央執行

委員會。彈劾案除附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的內容以外，還著

重提出四點:(一)此次中蘇交涉，共產黨人不顧本黨黨義，竟然公開承認北京政府;(二)有

共產黨人以國民黨員名義在本黨報紙上發表文章，斷言“國民革命為資產階級不徹底之革命”，

如此“本黨根本未有不動搖者”;(三》比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

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關於“我們加人本黨，是一個一個加人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種

種保證，實乃“不忠不德，險詐不信”，“欺蒙本黨總理及全國代表”;(四》《“新青年》、《向導》兩

刊物，對於本黨之不滿言論，不勝枚舉。”鄧澤如等一麵明白表示:本委員“非反對共產黨社會

主義青年團之加人本黨”，“非反對或排斥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為黨員者之

個人”，一麵則突出強調共產黨之黨團作用、秘密行動，強調彼在暗，我在明，彼又堅持自

身組織發展不能停止，結果是彼必利用“在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重要職務”之機會，和多數

由“本黨派出組織黨務之專員”，以及出麵組織學生、青年、婦女、工人和農人各方麵之工作

的條件，為共產黨服務。因為，“以跨黨之人，同時辦理兩黨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於固有之

黨，其結果可以想見”。

經過一番波折，孫中山於是決定在 8月份，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彈劾

共黨案。

8月 19日，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正式開始討論彈劾共黨案問題，相關提案達 34件之

多。與會中執監委總共 20人，中共黨員占五分之一。在摘要宣讀相關提案後，張繼首先說

明兩黨糾紛情況。他分別從“共產派在黨中為黨團活動之實事及其刊物”、“海內外黨人與共產

派分子衝突之真相”、“共產派分子加人本黨之始，原以信義為指歸，現在發生糾紛，應負其責”、

“第三國際、共產黨是否適宜於中國社會情形”、“革命黨人應有自尊精神。以俄為摯友則可，

以俄為宗主則不可”，以及“主張實際的協同工作，名義上跨黨益滋紛憂”幾個方麵做了冗長的

說明。由於 20日中央政治委員會已經最後內定解決方案，故 21日國民黨領導人決定迅速

結束爭論，就政治委員會的方案達成協議。會議主席胡漢民明確提出:“這次黨內糾紛主要原

網即在發見團刊之後，情感愈形險惡，但細察團刊內容，用語不當處固多，而內容確無其他

惡意，不能即認為有一個陰謀的黨團。現在惟一的解決方法比較的照政治委員會草案甚為適

當。”

結果，在 8月 23日的會議上，二中全會最終通過了政治委員會擬定的《國民黨內共產

黨派問題》和《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聯絡問題》兩項決議草案。決議同意共產黨員對於與

中共之關係，及其與共產國際之關係，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決定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會政治委員會內設國際聯絡委員會，要求共產黨人將其所進行的有關國民黨之活動通報於該

委員會，以便能為國民黨人所了解。

聯絡委員會如何就能夠解決兩黨之隔閡與糾紛呢?這一決定與監察委員的彈劾案又有什

麽樣的關係呢?為了具體回答這樣一些疑問，汪精衛、覃振、丁惟汾、鄒魯四人受會議委托，

最後起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於全體黨員之訓令》。其中特別解釋了全會解決這

一問題的設想。

訓令稱:監察委員提交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所以引起爭

議，“實不外乎黨團作用之一點”。“本會討論結果，以為黨內共產派所以有黨團作用嫌疑者，由

於此等印刷品其性質非屬於公開，而屬於秘密。既屬於秘密，則無論其對於本黨懷有善意，

抑懷有惡意，而常易被認為惡意。”因此，“中國共產黨之活動，具有關國民革命者，本黨實有

周知之必要”;其對於加入本黨之黨員之指導，“本黨更不能不過問"。“倘使中國共產黨關於此等決議不付之秘密，本會敢信黨團作用之嫌疑必無從發生。”惟鑒於“中國共產黨員對於中國

共產黨之關係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國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之關係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會

有見於此，故決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內設國際聯絡委員會”，以便與第三國際“直

接協商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與本黨有關係者”，同時“一方麵對於中國共產黨負保守其秘密之義

務;一方麵對於本黨黨員負有了解本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關係之義務”。

用聯絡委員會的方式來解決國共兩黨之間的糾紛，至少在反對“容共政策的國民黨人看來

是異想天開。因為一個基本的原因在於，他們不僅不相信共產黨，而且也不相信蘇聯和共產

國際。既不讚成“容共”，也不讚成聯俄，他們自然不會讚成通過加強與共產國際聯絡的辦法

來解決兩黨糾紛。

對於這種情況，孫中山自己也十分明白。他在本次全會最後一次會議的講話，就突出強

調了他的這種擔心。他明確表示，他不相信這次風波能夠輕易地平息下去。他讀了所有檢控

信和彈劾書後，發現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共產黨人有錯誤或寫了反對我們政策的文章，另外

一些人為此與共產黨人進行鬥爭。問題的關鍵在於，那些反對共產黨員的人根本不了解我們

自己的主義，根本反對聯俄容共政策。他在再度解釋了聯俄容共的必要與意義之後，十分生

氣地指出，有些老黨員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36]（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 43

－53頁）

我們從孫中山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這時已經進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麵革命需要外援，

國民黨要統一中國。另一方麵，凡外援必有條件，這條件就是馬列共產意識形態的入侵以及

蘇俄勢力的介入，聯俄容共使國共兩黨衝突不斷，也使國民黨內紛擾不已，乃至出現黨內思

想歧亂的苗頭。（的確，世上沒有白吃的午餐）但是，問題是:沒有聯俄容共，就沒有蘇援，

沒有蘇援，國民黨根本就不可能統一中國，更別說以後的對日抗戰呢！而西方列強中沒有一

個國家願意援助孫中山。

在當時，陳炯明兵變後的孫先生、國民黨以及那個大元帥府，危機四伏、困難重重，可

以這麽說中國國民黨麵臨著生死存亡之秋。相比之下，聯俄的好處還是遠遠大於壞處的。兩

害相權取其輕，所以孫中山權衡利弊後，還是堅定的推行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但是孫先生內

心苦悶的是，為了順利取得蘇援，盡快統一中國，他也隻能韜光養晦，隱藏內心部分想法，

所以他的真正的、完全的用意不能全黨都通曉。隻能少數心腹部屬知道，真正懂得孫中山用

心的恐怕隻有蔣中正、胡漢民、戴季陶等幾個國民黨高層。孫先生用心良苦啊！由此可見，

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三民主義之道路是多麽的曲折坎坷，曆經磨難啊！

決議案通過後，孫中山及中央執監委們感覺到與他們的設想和期望還有一定距離，於是

向大會提出還應該發布關於這一問題的訓令以‘教育黨員’。”結果，圍繞著這個訓令稿，又發

生微烈爭論，最終“中派”還是不得不做出妥協。所以會產生這樣一種結果，十分明顯地是因

為會議召開時，正好出現了極端不利於國民黨的嚴重局麵。這次大會開幕之際，恰好是得到

港英支持的廣州商團為要求釋放因走私人境被扣押的軍火公開準備全麵罷市之時。廣州的形

勢在會議進行期間相當緊張。會議閉幕當天，商團已拒絕孫中山的告誡，提出一係列強硬要

求，隨時可能爆發嚴重事變。顯而易見，這種嚴峻的形勢對孫中山的心理產生一定的影響。

再加上蘇聯的軍火正在運往廣州途中，會議自然也不便通過公開譴責共產黨人，和明令約束

共產黨員言行的決議。

不過，即便如此，中共中央還是不能滿意。聽說國民黨二中全會仍舊通過成立國際聯絡

委員會的決議之後，陳獨秀當即召回瞿秋白，斥貴其“擅稱代表”。翟秋白雖依據鮑羅廷的解

釋，再三說明這種做法實“為哄騙右派之一種方法，事實上該項工作，殊難實現”，但中共中

央仍以此為恥辱，並堅持認為翟秋白等理應利用這種機會，公開地向國民黨右派展開進攻。

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抱怨說: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給了我們以沉重的打擊，孫中山和

其他領導人繼續保持中派態度，他們既不能開除我們，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動派，反而利用反動派的壓力和宣傳來壓製我們，鮑羅廷卻要求我們向這種壓力屈服，接受國民黨的所謂國

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兩黨關係問題。我們雖然為此致電鮑羅廷，說明其中的利害關係，以及

我們的堅定態度，不幸的是，在這次會議上仍舊這樣決定了下來。陳獨秀顯然對鮑羅廷最感

失望。他在信中說:“像我們這樣年輕的黨，很難把工作做好。我們經常需要共產國際的好的

建議和指示。”因此，我們“請建議共產國際提醒鮑羅廷同誌，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

否則他還會上圈套，還要提醒他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商”。[37]（同上第 52、53頁）

從以上史實，我們可以看到設立國民黨與第三國際的聯絡委員會，隻是一種形式，不具

具體可行性，從根本上無法解決國共兩黨的糾紛，連國民黨領導層都覺得有些“自欺欺人”，

但是此事象征意義重大，表明了孫逸仙先生、國民黨和蘇俄、共產國際是平等的合作關係，

至少從理論層麵上打擊了囂張跋扈的中國共產黨，連共黨自己都認為被國民黨嚴重打擊。而

這些在孫後的國民黨，尤其是蘇俄顧問權力急劇膨脹的聯共的武漢時期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孫時代的國民黨，由於孫中山的強勢，國民黨大體上保持了對蘇關係的平等性以及對中共關

係的主導地位，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沒有了權威領袖，失去了孫這個對蘇關係至關重

要的天平。國民黨麵臨著蘇俄這個既強勢又強大，更重要的是包藏著禍心的潛在的未來敵人，

問題和危險才真正的開始！國蘇關係乃至國共關係都日益的走向被動，直到清黨分共後這個

問題才得以解決。

寫到這裏，大家可以看看孫中山時代，國共兩黨各自的發展狀況，這樣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

的了解容共時期的時代脈絡。

1923年，中國國民黨開始改組。10月 6日，蘇俄及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來到廣州，孫

中山在當天就接見了他。鮑羅廷這個人顯然善於發現問題所在，過去每有外人問到國民黨黨

員人數時，孫中山都會以 10萬乃至 20萬之數告之。鮑羅延一來就發現，情況遠非如此。

廣州國民黨分部號稱有黨員 3萬，繳納黨費者僅有 6000人，待重新登記時，來登記者才不

過 3000人。即使這 3000黨員，與黨也缺少聯係。黨“沒有在他們當中散發書刊，沒有舉行

會議，沒有說明孫在各個戰線上的鬥爭目標，特別是同陳炯明的鬥爭目標”。它偶爾發表的

由孫中山簽署的有關民主義目標的宣言，多半隻是作為新聞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就一切

照舊，黨絲毫不能因此而得到發展。事實上，“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

當鮑羅廷把國民黨的這些問題一一分析給孫中山聽之後，孫中山也承認問題之嚴重，因而更

看出加強黨的工作，以擴大群眾影響的重要。要必須集合有獻身精神的黨員個人的力量，革

命才有希望，這是孫中山在與鮑羅廷交談後得到的一個強烈的印象。[38]（楊奎鬆《國民黨

的聯共與反共》第 26頁）

隨後，國民黨加速了改組進程，特別是一大後，國民黨迅速在全國範圍建立起區、省、

市、縣各級黨部，大量發展黨員，北京執行部一年時間就發展黨員上萬人。

與此同時，中共組織的發展卻陷於停滯。1921年 7月中共一大時，黨員 50餘人;1922

年 7月二大時，黨員 195人，一年增加近 4倍;1923年 6月三大時、黨員 432人，一年增

加兩倍多。此後至 1924年 5月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召開，即國民黨改組前後 一年時間，

黨員基本上沒有增加，一些地方還明顯減少。

各地報告共產黨員不見增加的原因:“一因同誌現注意國民黨的工作，所以對於一般人，

都介紹進國民黨去了;二因介紹本黨同誌，務在嚴極(原文如此),故新黨員人數自然不易驟增;

三是同誌宜傳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四報告所稱後兩項原囚過去就存在，並沒有太多影響

黨的組織發展,因此受國民黨工作影響，導致中共自身組織發展停滯，無疑是這時最主要的

一個原因。[39]（這一時期中共黨員的數量來源於《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紅旗出版

社第 2、8、17頁，引自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 35頁）到1924年底，半年多來，中共黨的組織隻發展了400餘人。而且國共糾紛愈來愈多，共產黨在這時期仍舊處於被動狀態。在1924 年12 月初舉行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代表的聯席會議上，中共領導人再三解釋說，這是因為鮑羅廷總是一味地向孫中山妥協，妨礙了中共積極進攻。維經斯基卻毫不客氣地批評說: 問題的關鍵不在鮑羅廷，而在於中共中央自己。因為不管鮑羅廷是否注意這些問題，中共自己都要能夠堅持獨立的階級麵貌，打出自己的旗幟。如今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隻知道國民黨在反抗帝國主義者，甚至在俄國，在莫斯科的許多群眾大會上，聽眾也隻知道國民黨是中國的革命的黨，孫中山是中國唯一的愛國的革命者，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卻沒有人問: 中國是否有共產黨，他們在幹什麽? 為什麽我們共產黨自己不能在反帝鬥爭中公開登上政治舞台呢?[4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607頁，轉引自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58頁）

對國民黨改組。有論述這樣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幾乎完全是第三國際的版本甚至幹脆說孫中山要走上蘇俄式赤化道路。

中共的禦用學界與史觀這樣認為；孫中山順應曆史潮流，在新舊民主革命過渡時期，響應人類新思想，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從此找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道路。[41]（鄭則民《孫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產生與曆史作用》〈曆史檔案〉1986年第四期）當時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達林的看法也有相當代表性，達林認為孫中山就此完成了世界觀“重大的轉折”。[42]（[蘇]C·A·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30頁。）

那麽這些看法對不對呢？符合不符合客觀曆史事實呢？中共的說法當然是是非不分，顛倒黑白，孫中山不但不認同馬列共產主義，而且在國民黨一大後的民生主義演講中還大力批判馬克思主義，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家，不是社會生理家。

孫中山認為: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曆史的重心,歸結到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自己的生存與發展，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曆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曆史的重心。所以說馬克思物質是曆史的中心論是錯誤的。

   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 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隻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隻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 說 是一 個“社 會 生理 家”。

 

再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視社會其他人的價值。孫中山為此以紗廠為例，通俗的解釋紗布的來源、生產、運輸以及銷售的全過程。紗布的原材料來源於棉花，而棉花是由農民種植的，而棉花的種子又是農學家培育的，紗布出廠後又要各種交通工具來運輸，從而想到生產交通工具的原材料是那裏來的？各種運輸工具又是誰發明和製造的？運到目的地後，又要人去銷售，消費者去購買。以此類推整個工業係統的原材料來源，生產運輸及銷售過程等等的全部過程。孫中山為此明確的說:這怎麽能認為資本家的剩餘價值，都是剝削於工人的？又怎麽認為所謂的剩餘價值都是工人創造的呢？

 

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政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麽為重心呢? 就是以

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象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競是什麽東西呢?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麽雙方又會衝突、紛爭不斷了？對此孫中山明白指出，問題是馬克思倒因為果，提倡階級鬥爭，提倡仇恨，用暴力手段和農工專製來解決社會問題是非常錯誤的！

他說: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由於馬克思“倒果為因”，斷定資本製度一定要消滅，因而主張用農工專製和暴力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結果許多事實與預想不符，造成無數紛爭，這是二者的區別。所以，講民生主義，也講共產，但“我們所講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更不會用革命手段解決經濟問題。[43]（孫中山·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5－394頁）

孫中山先生這次民生主義講演，顯然很明白的告訴蘇俄和共產黨人，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是錯誤的，其強調階級鬥爭和農工專製尤其荒繆。孫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本質的講演非常精辟，可以說入木三分。至今看來仍然是一針見血。國共分家後，孫先生三民主義立即遭到俄共的強烈攻擊批判，可見孫的講演確實是觸到了馬列共黨的痛處。[44]（中共〈人民網〉2017.2.16，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玉貞《俄國檔案揭秘:列寧因為什麽猛批孫中山？》）

中共強加給國民黨的所謂新三民主義更是無稽之談，眾所周知，一個基本常識是；政策是有時效的，是隨著時空環境的不同與改變而調整和轉變的。共黨的論調實在是被人恥笑的自欺欺人的繆論。更何況查遍所有國民黨文獻根本沒有所謂的三大政策。聯俄策略，用孫文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45]（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79頁）孫又說:非言主義，乃言組織。[46]（《國父全集》第五集第559頁；台北）

   至於蘇俄的達林，他認為一大宣言的通過，表明孫中山已經完成了所謂世界觀的改變。俄人的話雖然事出有因，但也是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一大宣言中的民權主義，的確相較之前作了一些修正。民權主義，孫中山原來的民權核心為天賦人權，即人人平等。由於蘇俄、共產國際要推行所謂的世界革命東方路線，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看來，“天賦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必須要抹上“革命”色彩。重新解釋後的“民權主義不是從人權和公民權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視為一個革命的原則，民權隻賦予那些堅持革命政權觀點的人”。[47]（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第32頁）

 凡造成革命政權者，才享有民權。凡反對革命政權者，凡帝國主義的走狗，就無民權可言”。這就是俄式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48]（《鮑羅廷筆記和報告記錄摘要》，載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375頁。引自李揚《孫中山聯俄:不得已的權宜之計？【開放時代】雜誌2013年第一期》）。加拉罕對此感到滿意：“民權主義也以共產國際的同一項決議為自己的根據”。[49]（《加拉罕給齊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411～412頁。引自李揚《孫中山聯俄: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同上）

蘇俄顧問鮑羅廷想把“天賦人權”抹上所謂“革命民權”色彩，但國民黨人自己的草案中，用兩個部分的內容解釋民權主義，一部分是國民黨取自世界上“先進民主國家”的理論即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項，另外還要加上監察權和考試權，也就是國民黨的五權憲法。

   然而鮑羅庭也知道，如果沒有五權憲法這一條，孫中山“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同意的”。

經過一番博弈，最後載入《宣言》中關於民權主義的解釋，在指出人民的權利和五權分立的原則後，采納了鮑羅庭的建議，明確表述“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

盡管這樣，從共產國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角度衡量，國民黨對於民權主義的解釋照舊也還是沒有所謂鮮明的階級性，因《宣言》強調的是“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有”。這種說法與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批判的“普遍民主”如出一轍。無論國民黨人是否深人研究過共產國際理論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各流派，反正在“一般平民”和“普遍民主”的提法上，“革命性”強的理論家們嗅到的是“抹殺”階級鬥爭的氣味，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氣味。問題的提出盡管尖銳，雙方的態度盡管對立，鮑羅庭還是無計可施，因為他麵對的絕對不是一些接受共產國際理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50]（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229、230頁）

 

國民黨一大“革命民權”的提出，除了眾所周知的蘇俄色彩之因素外，筆者認為更多的隻是孫中山國民黨為了因應當下革命現實和形勢的需要而采取的革命手段絕非國民黨的理想目標。“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這段宣言中的一句話說明了一切。五權憲法的三民主義終究是孫中山為未來現代文明國家所設計與製定的根本大法。

   再看一下宣言中的民族主義部分；一大宣言中對民族主義的解釋，重點在於“反對帝國主義”內容。孫中山雖然早在1904年就提出過“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但直到1924年改組之前，國民黨從未以組織的名義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口號[51]（王建偉：《民族主義政治口號史研究（1921—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頁。引自李揚《孫中山聯俄:不得已的權宜之計？》〈開放時代〉雜誌2013年第一期）

孫中山之所以決定反帝，也是迫不得已，是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逼迫和目光短淺綏靖的結果。1923年廣州關餘事件就是一直接的導火索。關餘事件是不平等條約辛醜條約的產物，列強把中國的海關稅收作為庚子賠款的抵押，償還債務後餘下的部分叫做關餘。孫中山1923 年9 月5 日照會北京公使團，說明關餘分配屬於中國內政，外國沒有必要幹預，特請各公使命銀行委員會立即將關餘交總稅務司，由該司把廣州政府應得之部分撥交廣州中央銀行，孫中山並且要求把1920 年後未付的部分一起補交。

照會發出後，列強置之不理，孫中山再三要求，列強反而付之於炮艦政策威脅廣州政府，阻止孫截流關餘。對列強的蠻橫無理，孫為此感到非常憤怒。他掀起了一場強大的輿論攻勢，反複強調關餘處理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無權幹預。12月20日孫中山發表致美國國民書:揭露這個先進的民主國家如何壓製爭取自由的中國國民。“設若貴國以海軍向我所轄境內爭取關餘，而令北方不良之軍閥得勝利，實為一種:愆咎，及無窮恥辱也”。

同時，在此前後他接見了西方的《泰晤士報》、《紐約時報》、《字林西報》的記者，抗議“美艦奪境獨多，助亂，深為公理惜”[52]（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12月21日，以上資料均引自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226、227頁）

    複雜的廣州政局尤其是廣州政府的大多數稅收被蠻橫的客軍（主要指盤踞廣州一帶的滇桂軍閥）所把持，財政可是革命和政治的命脈，財政的極度緊張也是關餘事件發生的一個主要因素。為了打開局麵，終於把孫中山及其國民黨逼上與列強對抗的反帝陣營。

當然蘇俄與第三國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們包藏禍心，借著反帝的口號，推行所謂的世界革命既赤化革命輸出。蘇俄勢力介入了中國，從這點來說，它們似乎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我們一定要明白，蘇俄赤化輸出和日本入侵以及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勢力在華一樣，由於中國內憂外患的次殖民地及戰亂連連的社會形態，在加上政府管理力量的真空。這些狀況交雜一起，外國勢力的進入與滲透中國，注定是難以避免的！

 

（三）孫中山的外交策略與選項

孫中山聯俄絕非獨沽一味，僅僅是他的外交選項之一，聯俄隻是使他手上多了一張牌而已。在他被迫豎起反帝旗幟，開始正式聯俄之時，對老牌民主兼帝國主義國家英美仍然存有希望，孫仍一步一回頭，四處顧盼。

孫中山確立“聯俄”後，孫的目光仍投向美利堅，畢竟“美國是中山先生認識最深，期望最大的國家”。[53]（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第501頁。）《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發表的同一天，孫中山發表另一《和平統一宣言》，暗示將請美國協助中國“籌劃裁兵方法及經費”。就在孫中山和越飛在上海密談期間，孫中山兩次派遣外事顧問陳友仁赴英駐滬總領事館，與總領事巴爾敦會晤，一來轉達孫中山盼與英國交好，願與香港政府合作之意；二來暗示孫若繼續遭受英的敵視將不得不“聯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發表的第二天，陳友仁對外宣布，“孫中山與蘇俄一起走多遠，將取決於西方的政策”。2月，孫中山將一份和平建議書遞交美國國務院，建議美國介入調節中國糾紛，卻被華盛頓認為是一份想象出來的不切實際的計劃而不予考慮。孫中山重回廣州後，命上海總部的胡漢民、汪精衛等辦理和平統一。就是在廣州關餘交涉失敗，對美國期望降到冰點時，“中山先生仍不忘要請美國起而促成中國的和平計劃”。孫中山決意奔向蘇俄時，仍一步一回頭，其投向英美的期盼目光一直未曾收回。

 

　　1923年4月，陳友仁再次對外宣布孫的外交政策，繼續表示希望得到英、美援助。孫中山對他所期望的結盟者一直敞開大門，不獨蘇俄。正因如此，蘇俄對孫的係列舉動深感不安，加快拉攏孫的步伐：5月來電，對孫中山表示願隨時予以必要援助，並派出馬林到廣州麵勸孫改組國民黨。8月，正式派出鮑羅廷赴穗，鮑的最大任務就是力促國民黨盡快改組。9月，孫中山與在北京的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加拉罕開始直接聯係時，孫的美國法律顧問羅爾曼卻同時向美國發出兩封呼籲信，隻是美國國務院對於羅爾曼的呼籲並不重視，照例登記存檔。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廣州始終是一個沒有得到國際承認的地區性政權。

 

　　1924年1月6日，國民黨“一大”前夕，美國駐北京公使舒爾曼訪問廣州，孫中山認為這是一次爭取美國“主持公道”的極好機會，再次要求美國插手和平解決中國問題。麵對美國的冷淡，孫“仍認為這種支持是最值得爭取的”。孫中山誠懇而明確地告訴舒爾曼，“美國是中國惟一可以信賴的國家”。

 

　 孫中山和舒爾曼的談話，打亂鮑羅廷的計劃，鮑羅廷不得不向孫攤牌：你“是與全世界民族革命運動一道前進，還是照舊去說服舒爾曼使他相信他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類似美國的代表對中國事務進行幹涉。”孫中山雖然通過《大會宣言》，但同時，“孫中山抵製了鮑羅廷要把國民黨與蘇俄的世界範圍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線牢固地拴在一起的努力”。孫說“華人素信任美國，如美國宣告將在上海或其他中立區，召集一和平會議，全國必響應之”。可惜，美國國務院認為，孫博士正在製造動亂，反對已被美國承認了的中國政府，加上孫的親俄傾向，更使美國持不信任態度。

 

　　在國民黨“一大”後期，孫中山以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和華僑代表大會的名義，向英國新任首相工黨麥克唐納發賀電，甚至不顧鮑羅廷顏麵，稱國民黨的政治主張與其相近，“希望此後英國之對華政策，不複援助軍閥與反動派，而能予中國之民治主義與解放運動以自由發展之一切機會”。“一大”前夕孫中山也發過電報給麥氏。鮑羅廷對孫的接連舉動極為反感，譏孫“對麥克唐納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可見，國民黨雖已確立了“以俄為師”，也“尚不欲專聯蘇俄”。[54]（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第三版）》，第362頁。以上資料均引自李揚《孫中山聯俄:不得已的權宜之計？》【開放時代】2013年第一期）

孫中山先生不僅反對與莫斯科的所謂世界革命綁在一起，結成長期的統一戰線。而且孫及其國民黨人還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設想，那就是建立民族國際，使東方各國擺脫殖民地、次殖民地狀態，幫助他們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設想中的民族國際是與國際聯盟、第三國際並列，在國際格局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勢。[55]（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234－245頁）這個具體設想是有胡漢民、戴季陶兩位國民黨領導人向中山先生建議的，胡、戴兩人作為孫的主要助手，長期在孫身邊，輔佐孫先生，對孫中山的思想、意圖有深刻的理解與了解，對三民主義有很深的鑽研，對孫文主義的發展與補充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戴季陶先生是國民黨內對馬列主義了解至為深刻的人物。他和胡都主張要用黨紀來約束加入國民黨內的中共黨人。

這個民族國際的設想源自於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及中德俄聯盟的構想。孫文在民國13年的三民主義演講中提出亞洲世界主義，他把中俄兩國分別置於兩個不同的國際組織之中。他說: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俄國一萬萬五千萬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56)（孫中山《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1924年2月17日；《孫中山全集》第九卷231頁）孫中山認為亞洲的廣大地區和十多億人口因文化、地域、經濟等等因素而自成一統，但蘇式共產主義不僅不能使這個地區得以發展，反而會使其偏離正確軌道，他不會與建設思想不能融洽，組成分子又不能一致的第三國際、蘇俄作根本的妥協。(57)（〈戴季陶君對於時局的談話〉，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7月31日）

若與第二國際聯合，由於亞洲國家文化背景及經濟發展程度和第二國際主要成員國西歐國家有明顯差別，難以合拍。所以亞洲國家應該單獨組織，成為世界上的第三極。在孫的設想中，這支力量應該和第二、第三國際平起平坐。由於中國的文化力、經濟力及眾多人口之地位，中國當然是這支第三力量的領導者和中心。(58)（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第323－330頁）

而且更重要、更難能可貴的是，孫先生主張的“民族國際”，是以民族平等，民族互助之宗旨為出發點。他在1924年11月28日在日本神戶演講時明確指出:“東方文化的特點是王道，西方文化的特點是霸道。”他主張以東方文化為基礎，同時學習借鑒西方物質文明，以此作為大亞洲主義之基礎。孫反複強調道德，說“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基礎”。孫為此還特意勸告日本人:“日本從今以後對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東方文化的幹城，希望日本國民要祥審慎擇。”(59)（孫中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1924月11月28日；《孫中山全集》第11卷403－407頁）可惜，言者淳淳，聽者藐藐。日本軍閥要做霸道的鷹犬，發動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給中國和亞洲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在這一點上，日本人是很短視的！

多麽宏偉的構想啊！但是在有些人心裏，這又是“車大炮，”你孫大炮又在吹牛放大炮了，國民黨有這實力嗎？咳！標準的以成敗論英雄的勢利眼及鼠目寸光之輩。

現代中國國運極為不順和不幸，太多的偶然性（如孫中山的過早辭世與後來的中原大戰、西安事變）與不可抗力（蘇俄赤色顛覆和日本入侵）交集在一起。如孫中山先生晚死十年甚至隻要5年，或者沒有中原大戰，再或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曆史都必將改寫。民族國際設想未嚐不能成為現實，今日之三民主義也未嚐不能成為繼資本主義、馬列共產之後的第三種政治社會製度及世界第三級力量！可惜曆史拐了個彎，隻能引起我們無限的遐思啊！

 

 

 

二戰前的西方列強，為了保持它們在東方以及在其它世界各地的特殊殖民利益，對蘇俄紅色帝國總是采取消極的綏靖政策，姑息養奸，致使蘇維埃赤色帝國主義坐大。更為重要的是在戰後，英美仍然沒有吸取經驗教訓，依然執行綏靖政策，任由蘇俄共產勢力膨脹。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相對蘇俄全球赤色革命的布局、策劃的積極進取，西方的綏靖妥協顯然是無所作為甚至是軟弱無力的。西方自由世界也因此吞下了蘇式共產主義在全球甚囂塵上的這枚苦果！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也因此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災難，東亞大陸的淪陷和赤化！

（四）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初步較量

大會宣言中的民生主義，蘇俄、鮑羅廷意圖塗上馬列色彩，鮑羅廷根據共產國際11·28決議要求大會宣言寫入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沒收外國在華企業和民族工商業，全部公有化。國民黨人堅決抵製和拒絕了其無理要求和階級鬥爭的企圖。“胡漢民等國民黨人堅持國民黨的主張:通過和平方法分配土地的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更反對把農民分成所謂的貧農、中農、富農等等階級鬥爭之繆論。”[60]（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221頁）最後通過了還是國民黨自己以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為核心的民生主義之宣言。

這是宣言中的民生主義之原文部分: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日乎均地權; 二日節製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

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61]（《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0頁，《中國國民黨曆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17、18頁）

    一大宣言是有蘇俄顧問鮑羅廷與國民黨人胡漢民、廖仲愷、汪兆銘等，共同參與起草製定的。裏麵的確也或多或少的吸收了有蔣中正從蘇俄帶回來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1923年11月28日）》的內容，但它畢竟是有中山先生親自最後加以審定的，在原則和重大問題上還是國民黨自己的主張。[62]（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231、235頁）

   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孫中山本人不僅多次講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而且通過《宣言》的製定和發表把它作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國民黨之主義若何? 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顯然，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其同僚，對於鮑羅庭都存有相當的戒心，反對之聲經常傳入孫中山耳中，所以他在大會閉幕詞中反複強調:“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

1月28 日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則開宗明義載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為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特製定中國國民黨總章”。[63]（《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52頁，以上資料引自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第235頁）

很多論者都錯誤的認為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幾乎完全接受了蘇俄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是共產國際決議的翻版。那些中共學者也就罷了，就連一些比較公道的中立的民間學者也這樣認為，如騰訊網的湛旭斌先生就這樣認為，這就非常片麵了！

湛旭斌寫到:“加拉罕的描述是精準的。國民黨一大所發表的宣言，確確實實是一個徹底被“共產主義化”了的宣言。”““宣言的起草，處於鮑羅廷的控製之下。鮑氏一手操控，用共產主義將孫氏的三民主義作了徹底的改裝和偷換。”他又言道:“因為最終，在鮑氏的控製下，《建國綱領》沒有能夠出現在國民黨一大的會場上。孫中山失去了對國民黨一大的控製。”[64]（湛旭斌《孫中山聯俄容共:造成國民黨“精神分裂”》騰訊短史記2017、4、13）

 

從以上史實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湛旭斌在這方麵的結論是錯誤的！毋須諱言，一大宣言的確在相當程度上特別是在民族主義上吸取了共產國際11.28的決議，但那都是技術性的實用方法，國民黨自己核心、原則性的方略主張絲毫未變，用孫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非言主義，乃言組織。”所以孫中山認為:“不是國民黨變成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接受了國民黨的政綱。”[65]（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332頁）的確是不無道理的。

 

公正的說，國民黨一大宣言盡管抹上了蘇俄的色彩，它在孫時代的國民黨、孫後執掌全國政權乃至迫遷台灣的國民黨其意義都非常重大。中國國民黨一大，無需質疑是國民黨與民國曆史上的一個裏程碑！被孫文及他的國民黨人視為中華民國的新紀元。[66]（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95頁，《中國國民黨）曆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第3頁）此後成為總理遺囑即《國父遺囑》的一部分，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一樣成為國民黨黨義的一部分。

個人觀點: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認為國民黨一大被共產國際所掌控的假象，可能是因為當時的蘇俄太強勢，而更不幸的是，後來的曆史一度又被蘇俄及他的中國黨徒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現在中國大陸仍然在共產極權鐵幕之下。所以難免會給人產生一種錯覺！另一方麵，人們總以後來被強行改變航向的曆史結果來套用曆史過程，也即湛旭斌先生所說的用時代意見代替曆史意見。順便說幾句，有些人的觀念太古板，非黑即白，因為蘇俄太邪惡暴虐，所以它的組織技術也全麵否定，國民黨學它的革命技術，也是一丘之貉。這未免有些迂腐嘛？菜刀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殺人，關鍵是使用的人！可見中共黨化教育即使對知識階層也是很有成效的，很多人都不知不覺的中了灌輸教育的毒！政治理想有好有壞，但任何政治包括成熟的文明政治的運行都絕對不可能是陽春白雪。如果不講價值判斷，隻說事實判斷，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俄共的革命技術的確有它的過人之處。它的組織、動員力的確很強。可惜它們包括中共根本就是一個極端激進的暴力組織！

但是如果我們刨根究底，注意曆史細節的真實，就會明白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如果國民黨一大被共產國際操控，其宣言決議被赤化的話，為什麽國民黨在清黨分共後，其宣言決議不清除？仍然保持到台灣時期？有人說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人太忠於孫中山了，但是如果孫的聯俄容共政策是非計？宣言是赤化的，錯誤的？為什麽要繼續堅持？要錯上加錯？這不是忠誠，這是中世紀式的愚忠！如果曆史是這個樣子的，孫文當然要為此負責，但是國民黨人、蔣中正先生、蔣經國先生肯定也是難逃其責！

 

（五）奠基性和創製性，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黨章

 

　黨章是一個政黨的最高組織法規，是一個政黨賴以運作的基本法則。國民黨一大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製訂和通過新黨章。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並非“全盤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孫通過鮑羅廷所借鑒的，主要是蘇俄的辦黨建軍經驗。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67]（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第一章第三節【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的確國民黨黨章是鮑羅廷所起草的，而且是孫中山親自授權的，但最後是孫自己加以審定的。（那種說黨章是鮑羅廷和中共黨人所起草的，不符合史實，可參照前述孫中山答複鄧則如等人上書）更何況黨章也並非全部俄化，也有國民黨原先的主張。最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絲毫未變。在黨章開頭引言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特製定中國國民黨總章如左”。增列這一“引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彰顯其三民主義意識形態，體現其“以三民主義為體，俄共組織模式為用”的特色。[68]（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第15頁）

在領導體製上，黨章第四章“總理”明文規定：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同時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對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有交複議之權。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69]（《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國國民黨總章〉第154頁）這就完全說明了孫中山大權獨攬的主導性！

沒錯，蘇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圖推行它所謂的世界革命之私貨。孫中山是借鑒蘇俄之革命與組織技術也即國民黨人常說的:“三民主義為體，蘇俄組織為用”“隻言組織，不言主義”。以此壯大國民黨，統一中國。兩者可謂各取所需，互相利用，最後誰勝出，那要看誰的手段高明，尤其是各自的實力消長了！那種說價值觀決定著方法論，什麽樣的價值觀決定著用什麽樣的方法，是略顯主觀與片麵的。（70）（湛旭斌《孫中山聯俄容共:造成國民黨“精神分裂”》公眾號短史記2017年4月13日）有一個事實可以明顯佐證，文革結束後的中國大陸，經濟崩潰，滿目瘡痍。中共麵臨統治危機，於是決定對外開放，引進西方市場經濟模式，中共黨內也有很多人反對和顧慮，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擔心大陸被西方所同化與演變。可是這麽多年過去了，中國大陸不但沒有被演變成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共語〉它的政權反而更鞏固了。當然這兩件事情的性質完全不同，但是原理是一樣的，就是任何事物都沒有絕對性。的確，在常態下所謂的價值觀與方法論是相輔相成的，但在特定狀態下，不同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是可以互補的。回到主題，以當年國民黨一大宣言和黨章為例。中國國民黨會不會被蘇俄赤化？關鍵不是被第三國際所滲透，以當年的蘇俄之強勢與社會主義之風行，國民黨被俄共所滲透是在所難免的。事情的關鍵和核心在於，中國國民黨中央的“價值觀”和黨權以及軍政權力掌握在誰手裏？孫在時，當然這一切都掌握在孫手裏，孫有三民主義的天然解釋權，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那麽孫後的國民黨呢？盡管被俄共赤化的風險在增加，但事實也證明，主導權也仍然在忠實的三民主義者身上！清黨分共後，就連絕大多數曾經左傾的國民黨人也一致向右轉，支持清黨反共。

以下是寧漢合流後的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中央執行委員名單。

汪兆銘、譚延閭、胡漢民、蔣中正、宋慶齡、陳 公 博、恩克巴圖、於右任、程潛、朱培德、顧孟餘、經亨頤、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樞、丁惟汾、戴季陶、李濟深、甘乃光、陳友仁、李烈鉤、王法勤、劉守中、蕭佛成、孫科、白雲梯、周啟剛、黃實、王樂平、陳嘉祐、朱霽青、丁超五、何應欽、陳樹人、褚民誼。[72]（《中國國民黨曆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530頁）

仔細一瞧，我們就很容易找出像宋慶齡、何香凝、顧孟餘、陳友仁、陳公博、甘乃光等著名的所謂左派國民黨人。至於後來他們又成了些什麽人，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話歸正題。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製訂《中國國民黨總章》以後，國民黨的黨章基本定型。其後近百年間，國民黨曆次全國代表大會隻作修訂，未再重頒。因此，1924年的國民黨黨章在國民黨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創製性的意義。[73]（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第13頁）

（六）孫中山和蘇俄的初步交鋒

眾所周知，中共成立初期，它的力量弱小不足慮，但它的背後有強大的幕後力量，它的直接“老板”蘇俄與共產國際。由於陳獨秀經常在報紙上抨擊國民黨，1923年7月8日在和馬林談話時，孫文用英語對馬林憤怒地說: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裏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74]（《馬林致越飛和達夫謙的信》1923年7月18日；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296頁，轉引自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22頁）

作為國民黨領袖，為了發展壯大國民黨以統一中國，孫中山不得不聯俄，但聯俄必須得容共，這也是蘇援的條件。由於國共兩黨意識形態完全不同，容共必定會造成兩黨糾紛。孫中山曾這樣擔心:“故近日因此主義而生誤會，因誤會而生懷疑，因懷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現象，恐兆將來分裂，發生不良結果。故本總理對於此主義,必須再行剖解……”。[75]（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0頁）曆史的發展表明，這種擔心竟然被孫不幸所言中！

 

為了盡快掃平軍閥、統一中國而采取的容共政策，使孫中山陷入了兩難境地，他曾經明白告訴共產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 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76]（李玉貞《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94頁； 陳獨秀: 《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 《中共廣東地區委員會聯席會議》(1924年10月)。轉引自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29頁）

當然事情還沒有到必須做出抉擇的地步，萬一逼不得已，孫中山會做出壯士斷腕的行動的。

俄共以蘇援為誘餌，不斷逼迫國民黨頒布沒收地主土地的所謂《土地法令》，都被國民黨人所抵製和敷衍、搪塞。1923年，陳炯明進犯廣州，廣州危如累卵，鮑羅廷說把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給農民，這樣可以動員貧困民眾保衛政府。鮑羅廷以此為借口不斷催促國民黨乃至直接要求孫中山製定頒發蘇式的所謂《土地法令》。經過一番較量，孫終於向鮑羅廷攤牌，孫明確答複:“不能頒布“土地法令”，現在要做的是培養農民幹部，為將來法令頒布之時，才能宣傳與組織農民群眾”。

耐人尋味的是孫中山不但否決了所謂“土地法令”，而且在暗度陳倉，就在鮑羅庭還在等待希望孫中山製定“法令”的過程中，在他動員國民黨廣州地方組織向孫中山施加壓力的日子裏，孫中山作出了讓鮑羅庭無計可施的行動。

一是孫中山顯然感到在擬定大會文件的過程中，對於民生主義的重要問題土地、農民問題必須態度鮮明，便在19 日告訴鮑羅庭，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他，孫本人多年研究的結果，他為之奮鬥，也要帶領全體國民黨人為之奮鬥。

一是孫中山審定了鄒魯的一個報告”，並且以大本營的名義頒布了《廣東田土業佃保證章程》，其中明確指示，此文件旨在保證“農民業佃雙方利益”。《章程》貫穿的不是蘇俄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役收地主土地，而是“調劑業佃利益”的思想，類似我們熟悉的階級鬥爭調和論或階級鬥爭熄滅論，《章程》要的是“增進社會和平”而不是激化農村階級鬥爭。國民黨領導人就這樣“抵製”了鮑羅庭通過廣東省的農民運動“引爆”印度支那乃至世界革命的想法。孫中山要確保自己轄地的穩定，沒有允許鮑氏以其擬議中的(土地法令》在這裏製造階級鬥爭。

第三，與此同時，國民黨人也在努力捍衛自己的意識形態。孫中山對鄧澤如等的回答說明他認為中共的目的，在於達到“獨得俄助而白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

這一切發生在國民黨黨章、黨綱、宣言等“一大”文件起草的過程中。

更值得關注的事實是，孫中山1923 年年底向他的幕僚和軍官講解三民主義，而這方麵的係列演講則安排在國民黨“一大”期間。眾所周知，他在這些演講中公開而係統地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充分表達了他主張社會和諧的意願和政治傾向，他的安排意味深長: 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加強國民黨的凝聚力。

國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過，大會閉幕半年多後，1924 年8月10 日，以廖仲愷和孫中山為一方，同鮑羅庭為另一方之間，甚至當麵就土地農民問題的政策發生了激烈爭論。孫中山堅定地表示“目前進行任何反對地主的鼓動都是策略上的錯誤”。這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孫中山晚年真正的思想狀況。[77]（原始資料為俄國檔案,國民黨文獻,孫中山著作等，以上資料均引自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第212－215頁）

 

　　從實質上看，國民黨的聯共政策是聯俄政策不得已的產物。孫中山希望隨著時間流逝，把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逐漸消化在國民黨內。

 

　　如果不能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寫給蔣介石關於組織革命委員會的信中，孫中山說:“而漢民、精衛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所以現在局麵，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

 

　　孫中山對與共產黨人的破裂，並非毫無準備。他認為隻有置共產黨人於國民黨領導之下，才可防製其製造階級鬥爭。而北伐軍事一旦勝利，縱使共產黨人想破壞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

 

　　“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隻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國民黨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孫中山說的麽？國民黨的這些底數，當時連共產黨人的領袖陳獨秀都一無所知。這是中共少將兼禦用學者金一男寫的書的一段內容。[78]（金一男《苦難輝煌》第一章第一節:孫中山的困惑）

 

金一男的書充滿了中共特有、陳腐的黨八股之謊言連篇、指鹿為馬的說教味道，但是他在孫中山對中共的真實想法和態度上還是說了一些大實話，這點還是值得讚賞滴！金一男在他的書中把孫中山兩段不同事情的話語放在一起看起來似乎有些牽強，但結合孫的言行，仔細想想也不無道理。他引用的孫先生的前一段話，是孫在民國13年10月9日致蔣中正函[79]（《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145、146頁）裏麵說的是有關如何處置商團事變的事情。但縱觀全函其內涵又有關革命全局。孫中山在信中說:“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麵，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隻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則必兩無所成。所以現在局麵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 金一男引用的孫中山後一段話“……若共產黨有紛亂我黨之陰謀，當一掃之於民國以外而已”是孫在〈與日人某君的談話〉中的內容，見《孫中山全集》前已注釋。

鑒於在下前麵所述，孫中山對蘇俄及中共的內心真實想法與言行，我們可以就此信做出正確的判斷；包括俄共及其黨徒中共在內的任何勢力的異動，如果有一天，他們的行動危及全局及國民黨的基礎利益，孫及他的國民黨，完全會毫不猶豫的采取斷然措施。

意味深長的談話，與汪兆銘、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談話。特摘要如下；

汪: 先生之病不久當可痊愈，隻恐調養須時太久，難以處理公務。而本黨又際重要時會，其進行不能一刻停滯，還請先生早賜訓誨，以便吾等遵守,以利黨務進行為是。

孫:吾若留下說話給妝等，誠有許多危險。當今無數敵人正在圍困汝等,我死之後，彼輩更將向汝等進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軟化。如果汝等不被敵軟化，強硬對抗，則又必將被加害，危險甚大。故吾仍以不言為佳，則汝等應付環境，似較為容易也。如吾必定說出，汝等將更難對付險惡之環境矣! 如此，我尚何說?

汪:我等追隨先生奮鬥數十年,從未巧避危險,此後危險何畏?從未被人軟化過,此後何人能以軟化我等?吾等亦深知大部分同誌皆能遵從先生之言，不計危險與生死也! 先生教訓我等甚久，當能信及。

孫: 吾已著書甚多矣![80]（《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08、609頁）

我剛讀到這一段對話，第一直覺是感到孫先生的這些話不簡單，令人遐思。晚上輾轉難眠，一直在思索。於是我認為孫的這些話很有可能是針對蘇俄及其中國黨徒中共的，理由如下；中山先生說:吾若留下說話給妝等，誠有許多危險。當今無數敵人正在圍困汝等,我死之後，彼輩更將向汝等進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軟化。如果汝等不被敵軟化，強硬對抗，則又必將被加害，危險甚大。故吾仍以不言為佳，則汝等應付環境，似較為容易也。如吾必定說出，汝等將更難對付險惡之環境矣! 如此，我尚何說?這裏的意思已非常明顯，如果敵人僅僅是指北洋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這一顯性敵人，孫當然沒有必要說我若留下說話給你們，你們就會有很多危險，吾死後，敵人必向你們進攻，更千方百計來軟化你們的，如果你們不被軟化，強硬對抗，就必將被加害。所以我還是不說為好，你們可以相機行事。因此時的北洋軍閥政府及背後支持他們的帝國主義，已經是孫及其國民黨的公開敵人了。而中共及其幕後操縱勢力俄共，則明顯是潛在的未來敵人！孫先生在世時，他對自己的力量和威信自然深懷信心，但此時的孫，他已不久人世，顯然他對自己身後的國民黨深懷憂慮。究其後來的曆史發展表明，孫對他身後的時局之擔心隱憂，竟被孫不幸而言中。後來的曆史就是如此進展的！孫死後，蘇俄、共黨對國民黨的滲透力度全麵加快，汪精衛終被俄共所軟化，據胡漢民自述:受第三國際指令，蘇俄大使加拉罕、國民黨蘇俄顧問鮑羅廷，在孫還健在時，就已開始物色孫後的國民黨領袖，他們凝定了三個人選，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經過一番考量，他們給這三人各下一個考語，胡漢民是“難相與”，戴季陶是“拿不定”汪精衛是“有野心，可利用”，最後他們選定了“夙無主張，誇夫死權，”的人作為人選。〈胡漢民語〉[81]（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360頁）（雖然汪也是蹈光養晦，但是他喪失原則對俄共的曲意逢迎，使國民黨赤化的危險大大加深）那些不被軟化，強硬的忠貞國民黨人，被蘇俄及所謂的左派排斥出國民黨中央如所謂的西山會議派。就連孫先生的主要助手胡漢民，孫逝世後的代理大元帥，也被蘇俄排擠出中央核心領導層。想想國民革命的艱辛坎坷，怎不令人唏噓感慨啊！

當然這些推理分析，不管其如何符合邏輯，畢竟都有個人主觀意識，曆史真相畢竟要講究事實依據，才能讓人信服。後來我看了一本書，就是台灣李雲漢先生的《從容共到清黨》印證了我的觀點。李雲漢在其書中根據黨國元老戴季陶印證，指出敵人就是俄國。國民黨元老吳敬恒曾對鄧家彥說:“三月向盡，在帥府召開聯席會議，方經戴季陶君證明:仇人係指某國，絕不是指國內無聊的爛人。總理在民國二年時，不惜與桂太郎妥協，因當時桂與他，共認某國是世界唯一毒害。”吳說時聲淚俱下。[82]（《吳稚暉先生書牘》129頁〈複鄧家彥書〉）

然而某國究竟是指何國，據戴季陶著《日本論》所述，中山先生與桂太郎談話情形推斷，某國實在就是俄國。[83]（戴季陶《日本論》63頁，以上資料均引自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357頁）

在下不才，也引用一條資料來印證戴先生所說非虛。孫中山先生在民國13年11月北上，在天津時，孫已病重，這時候張學良去看孫先生，孫對他說:“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年輕人身上，你是東北人，你們介乎俄日紅白這兩大帝國主義勢力之間，你們很難應付，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責任就更重。”[84]（張學良口述，唐德綱寫《張學良口述曆史》51頁）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失去了遏製蘇俄扶持的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滲透和發展的一個強有力之力量，國蘇合作中，國民黨至關重要的天平沒有了。天平從此向俄、共一方傾斜。同時國民黨內也勢必會因為共產黨問題而發生分裂。

國民黨正在出現的這種危機，引起飽羅廷和共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麵對開始陷入群龍無首的國民黨，鮑羅延頗為興奮且用心險惡地用辱罵式的語言報告莫斯科說:“我們還沒有把孫逸仙送進墳墓，實際上在我們同國民黨直接接觸的整個時期已經不可避免的分裂就開始了。而且是國民黨右派率先挑起的。”“當分裂真的發生時，國民黨內的力量對比會是怎樣的呢? 對這個問題隻能有一種回答: 將對我們有利。”隻要清除了右派，那麽就“可以大膽地說，國民革命運動整個戰線的實際工作,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會掌握在左派手中”。中共受此影響，迅速行動起來，明確主張立即“公開的征求黨員”，“乘此時機將左派擴充有力”，以便“壓迫中派使其必須與我們合作”，並爭取“在第二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和右派競爭選舉”。

一方麵國民黨內排除共產黨的傾向急劇發展，另一方麵共產黨內爭取全麵控製國民黨的野心與日俱增。十分明顯，孫中山的去世，使國共兩黨間原有的矛盾與對立都進一步得到釋放和發展。國共兩黨最終走向關係破裂乃至全麵對抗，亦在所難免。(85）（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60頁)

(六)孫中山的思想精髓與聯俄底線

　　孫中山雖然表現了十分靈活的運作能力，但對其目標卻堅定不移。特別顯著的是對其事業開創初期指定的目標，終其一生，從未猶豫不決。在

1905—1906年創立同盟會期間他所製定的目標，直至20年後他去世時，實際上都沒有絲毫改變。他又說:就孫中山而言，其意向絲毫不容置疑，他從未想過以權力集中替代民主政府，更沒有視其為最終目的。他堅持民主政府的特別計劃，即五權憲法。他還試圖倡導國會製度，建立像瑞士那樣的最新式的地方自治政府，再次證明了他醉心民主理想的誠意，甚至在最後遭到挫折而轉向蘇聯的那幾年裏，他仍然堅定相信西方民主製度的價值。(86)（美·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下卷，第491～492頁。）

蘇俄顧問鮑羅廷認為:“美國精神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87]（《鮑羅廷劄記和報告紀錄摘要》摘自《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383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與1905年同盟會以來的革命理論，實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張，確不曾因采取聯俄容共政策而有改變。一個平等和諧的國際關係，一種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著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義社會，是他一生努力奮鬥的政治目標。[88]（台灣學者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第508～509頁）

大陸學者高華的觀點，他說：“孫中山的最終目標仍是要在中國實行類似於美國的政治製度，吸取蘇共的經驗隻是為達到目標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89]（高華：《南京國民政府權威的建立與困境》摘自《革命年代》一書，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個政黨抓住政權二十多年了，現在自己宣告取消一黨專政，而願意和別的政黨共同擔負政權。這是第一個重要意義。世界‘政黨’有絕不同的兩類，一是英、美、西歐的政黨，一是三十年來蘇俄、德、意的少數專製統治大多數的黨。國民黨自一九二四年以來的組織是學後者的。但孫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製影響最深的人，所以他雖然采用蘇俄黨製，終不肯承認一黨專政是最後境界。[90]（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1962頁。 ）

最後來看一看孫中山的主要助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對孫先生的評價。戴季陶先生說: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正統的思想，是繼承堯舜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在這一點，我們可以承認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來中絕的的中國道德文化的複活。他舉例孫中山在桂林時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所說的話，孫說:中國有一個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正統的思想來發揚光大。孫先生的國民革命，是立足在中國國民文化的複興上麵。是中國國民創造力的複活。是要把中國文化的世界價值高調起來，為世界大同的基礎。[91]（戴季陶《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第36頁，上海民智書局1925版）戴先生又語: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雖然目的相同，然而“哲學的基礎和實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因為三民主義哲學的基礎是中國道德文化繼往開來之至聖法寶和近代最新科學的結晶！他詳細的論述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和實業計劃，認為其實行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的努力，完成國民革命，集中國民革命的勢力，以國家資本主義為建設民國之基礎”[92]（參見戴季陶《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

戴氏的確是國民黨內最為深刻了解體會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精髓的一位國民黨人。

 

曆史事實已經證明，（台灣的發展曆程，但台灣還隻是部分證明了三民主義的偉大，用一位網友的話說:三民主義是為中國量身定做的，用在台灣身上猶如未成年人穿大人衣服。如今再加上大多數台灣人狹隘的島民心態，咳！）三民主義的確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用孫中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有一個道統，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而絕，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一正統的思想來發揚光大。(93)（《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頁。戴季陶《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第36頁）孫先生的思想集合古今中外思想之結晶，上承中國固有優秀文化道德和曆史傳承，下啟西方現代文明和民主自由並對其弊病進行改良，並最終形成中國特有的新文明。通俗的說就是西方文明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