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曉霜
你來過，我走過，我們是否相遇過？ 也許是某一個場景，也許是某一個人，也許是某一首歌，也許是某一段文字， 曾經給我們留下刻骨銘心的感動，記錄下這些生命的痕跡，在歲月靜靜流逝的長河裏，讓我們知道自己曾經這樣活過。—— 曉霜
SAT, ACT push back national testing dates due to coronavirus. GETTY IMAGES/ISTOCKPHOTO
你的孩子還需要考 SAT和ACT嗎？ 看完這篇文章，希望能夠引起您的思考，並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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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富 Amazon (亞馬遜) 的創始人和 CEO Jeff Bezos (傑夫·貝佐斯)一直是新聞媒體樂意追蹤報道的焦點人物。《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其它大刊物都刊登過他在創建公司早期雇人的嗜好和秘密。你也許會奇怪，他的秘訣之一是公開詢問每位求職者的SAT分數。
SAT和ACT是美國高校公認接受的大學本科入學標化考試。雖然SAT的資格和資本更加源遠流長，但兩家競爭不分上下，平分秋色了價值上億美元的標化考試市場。這與美國其它大行業一樣，算是公平競賽，反獨家壟斷。
今年疫情的突襲，打亂了這兩家大學考試的傳統安排秩序。它們處理事態的紊亂無章，和令人失望的對外交流溝通，得罪了無數的顧客：考生、家長、教育顧問和學校。
社會對不久前名校招生的作弊醜聞: 代考SAT、賄賂監考人，更改答案等等，仍然銘刻記心。在某種程度上，標化考試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BLM (黑人命也是命的運動）把非裔平權平等的呼喊聲引上頂峰，特別是在升學上的要求，也把長期以來非亞裔少數民族對SAT和ACT的忌惱抗議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疫情如同催化劑，激化了所有的怨憤，加速了擺脫標化考試的進程。Test optional (考試選擇) 政策開始在高校中走俏走紅。
今年5月，加州 Board of Regents (攝政委員會)通過了加州大學(UC)校長的提議：所有UC係統的大學本科院校、包括它的精英伯克利和洛杉磯分校，在5年內逐漸消減、最終廢除SAT和ACT, 取而代之的將是UC自己創建的標化考試。這月初，方案倡議者、UC校長從全美最著名的公立大學係統退休。
其實，UC在疫情前就已經醞釀進行這個方案。許多拉美裔和非裔組織多次要求攝政委員會取消SAT和ACT。也有不少專家指出，撤銷標化考試的真正目的是增加非亞裔種族學生招生人數。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UC教師專案組公布了標化考試對招生影響的分析報告，建議SAT和ACT應該保留；如果一定要廢除的話，必須要有新的考試或通用標準去替代，以確保一個真實客觀、衡量評估學生的尺碼，錄取那些在學業上真正合格的學生。
據 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and Open Testing (全國公平與開放測試中心)的統計，由於疫情的原因，目前已有1420多所4年製的大學，決定2021年的招生采用考試選擇政策，即由學生選擇是否向所申請高校提交自己的標化考試分數。預計更多的大學會跟隨。有的學校宣布考試選擇適用於未來3年的招生，還有的決定會長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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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BLM運動深入影響下，許多專家、學校和社團組織預測這也許是永久取消SAT和ACT的開始。
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最佳大學評比的數據中，標化考試的重量也有下滑趨勢。去年的SAT和ACT分數隻占大學總評比分數的 7.75%。
支持和反對廢除標化考試的兩大陣營針鋒相對，涇渭分明。
支持派確信取消SAT將帶給弱勢群體，即非裔和拉美裔學生更公平合理的大學錄取。他們認為標化考試並不能預測學生的未來，而是與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緊密相聯。對大多數貧窮的非裔少數民族來說，他們不具備在標化考試補習上的時間和經濟投資能力，所以考不出好分數，以致在大學招生過程中遭受懲罰。標化考試是富人的助手，窮人的擋路者。
反對取消標化考試陣營認為 “左派” 以廢除SAT和ACT為手段，以種族政治打壓優秀英才，讓社會走向倒退。很多華裔家長認為取消標化考試會嚴重影響華裔/亞裔孩子的利益，他們會更難進入理想的或者說競爭性強的大學。
曆史總是自我重複式地徘徊移動。今天發生的一切並非新奇特異。SAT的出世和經曆與當今的提倡推動何等相似。
19世紀末，私立高等學府是為WASP (白人、盎格魯撒克遜和新教徒) 子弟而設立。藤校，特別是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更是如此。它們隻錄取那些修過拉丁文、希臘語和代數等課程的高中生。這些高雅冷門的學科隻有貴族中學教授，公立高中鮮為有之。
1901年，SAT作為大學錄取要求而出世，它是以智商測試為基礎的考試，旨意是給所有勤奮向上、天賦聰慧的高中生一個申請私立大學的公平機會。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更平等地對待那些弱勢群體：受歧視的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還有公立學校學生。
1908年，哈佛在采用SAT後的第3年, 看到它學生組成的明顯變化: 7%的猶太人, 9%的天主教徒，和 45% 的公立學校高中畢業生。猶太學生隨後在精英大學中更是雨後春筍般地猛漲。私立高校被這種發展速度所震驚，不希望這些後來居上的 “低級人” 充滿校園。隨即提高了招生標準，增加了新的項目：申請文書、推薦信、課外活動和對 “男子漢氣概” 的評估。前3個要求延續至今，最後一項雖被取消，但讓人常常聯想到今日精英大學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個人特性) 的標準，亞裔、特別是華裔在這方麵往往是以 “低能兒”而著稱。
標化考試成績便利了大學評估和分析挑選理想學生的程序。在評估審定過程中，它與4 年高中的GPA(平均成績)被列為 academic index (學術指標) 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度曾扮演著錄取決定的關鍵角色。在上世紀50年代，上百所高校把SAT定為本科錄取標準。
進入90年代，大多數學校都要求申報生提交標化成績。盡管如此，SAT和ACT的道路還是曲折彎彎，它們的考試內容和形式也曆經了多次的改良和改進。SAT更是擺脫了初期的智商測驗模式。
20年前，UC係統的校長就提出過取消SAT，尋找代替者。所以說當前的情況並不獨一無二。校長認為試題不適用UC的招生要求，更確切地說是UC不喜歡考試內容。專業人士建議，如果不滿意，為什麽不讓主管SAT的 College Board(大學委員會)改變考試內容？UC同意了，大學委員會也接受了。從此有了新的SAT，UC也節省了一場不必要的時間和資源投資。20年後的今日，UC重歸覆轍。令不少人和考試機構感覺有點招架不及。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沒有標化考試的大學是什麽樣的?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紐約城市大學）應該是再好不過的範例。
CUNY 是美國最大的城市公立大學係統，以服務於紐約市居民為主。有20多個校園，包括社區大學、大學本科及研究生院。目前共有27萬多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在紐約以外的人很少聽到或提起CUNY，隻有老一輩還記得它往日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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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藤校歧視猶太人和窮人的年代，CUNY義無反顧地接受培養他們。大學的名聲在1970年前高譽響亮。這跟它嚴格的招生準則和與藤校相媲美的課程設置緊密相聯。SAT是學校絕對不能少的要求。CUNY的City College (城市學院)和Brooklyn College (布魯克林學院)，一度有 “窮人的哈佛” 美稱。它孕育出1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其中10人來自於城市學院。CUNY教育出的知名學者政客商人更是數不勝數。他們中有兩次尋求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參議員 Bernie Sanders (桑迪斯)，哈佛退休的 “利嘴” 法學教授、為川普彈劾聽證會辯護的律師總顧問 Alan Dershowitz（艾倫·德肖維茲)，和譽為 “矽穀發展時期的領路人” 的前 Intel (英特爾) CEO Andrew Grove（安德魯·格羅夫）, 等等。
在60年代的民權鬥爭中，非裔要求在升學上平等。幾十年來實踐證明成功的CUNY招生製度，被視為平權平等的絆腳石。大學在1970年被迫取消標化考試，降低招生標準。這就是CUNY open admissions (開放招生)的開始。名聲傳揚的高等學府一落千丈，從此一蹶不振。直到90年代後期，它的大多數學院陸續重新采用標化考試政策後，招生質量和聲望才有所恢複。遺憾的是，它的極盛輝煌仍留在上個世紀的記憶裏。
UC和CUNY的經曆與今天的現實對照好似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它的滄桑如同一麵鏡子，反射出了過去，或許也預示著未來。
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全國文理學院排名第6的是Bowdoin College(鮑登學院)。它可算是個早期實行 test optional (考試選擇) 政策的代表，那是大約50年前的事。
所以說廢除標化的倡議和考試選擇政策不是新鮮事物。疫情前就有高校執行考試選擇或類似的方針。有的高校、包括那些競爭激烈的學校“建議”申報者提交標化考試成績；有的對考試持 test flexible (考試靈活性) 的態度。。。這些獨特的詞匯語言困惑不少學生和家長，讓他們猶豫不定是否應該考標化。
那些早期加入考試選擇政策列隊的高校，大多數被視為無競爭力者。現在不同，COVID-19壯大了這支隊伍，把大多數的精英高校都帶了進來。
“選擇”和“靈活性”不等於廢棄或免除。在實行考試選擇的競爭劇烈的大學中, 80%多的申請生都提交標化成績；在競爭不太激烈的大學裏，60%多的學生也會上報標化分數。鮑登學院在實施考試選擇政策多年後，它的2/3 申請生仍上報標化成績。雖然這個數字會逐漸降低，但是起心裏作用的本能不會停止學生遞交考試成績，尤其是那些優秀申請生。況且，高校用它作為獎學金申請者的衡量尺，和一些不公開的其它目的。是否選擇考試選擇？一目了然。
誰是考試選擇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無疑是那些精英類大學。表麵上看，它們好似降低了招生標準，這樣可吸引更多的學生申請，尤其是更多的少數民族學生，從政治角度上看，後者讓學校更有光彩；它們也會有更多篩選學生的餘地，申的人越多，錄取的百分比率就越小，也越顯示出學校超高的競爭力，也越有利於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大學中的評比排名。結果是招生門欄更高，學生更難跨越。算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景觀。鮑登學院就是個的例子。實行考試選擇後，它的申請報名從1980初的 2500 增加到去年的 9000 左右。可它隻能接受 1800 多一點的學生。
在五花八門的申請要求條件中，標化考試和學業成績是大多數華裔學生的拿手項目。標化份量的降低，對華裔學生來說是件難過的事。
由於美國高中在師資、教育、經費和學生生源方麵的差異越加懸殊，高中4年的GPA(平均成績)也成了時走時停的溫度計，無法準確用來考核大學申請生的真正知識水平。眾多中學以 grade inflation (分數膨脹) 的方式來平和學生和家長的怨聲載道。這也不難理解，為什麽在競爭激烈的大學中, 70%以上的申請生都有3.7的GPA (4.0是滿分) ，也就是A-。這麽多的優秀生拚命鑽擠隻有15%以下錄取率的精英大學，熾熱化的比賽清清楚楚。
COVID-19前，在標化成績和GPA還是衡量學業的重要標準時，華裔學生已經是千軍萬馬擁擠在通向精英大學的獨木橋上。有人指出這是因為高校招生采取多元化政策而導致對亞裔的歧視。上周，美國司法部也判決耶魯招生案中有歧視亞裔的行為。疫情期間，抨擊標化的勢力和分數膨脹的趨勢愈加透徹。華裔學生今後麵臨的挑戰也會更加巨大。
在新的形勢下，華裔如何在陌生的道路上探索識別？準備全新一輪的戰略戰術？正如在《再看萬花筒中的美國高校申請》一文中建議的那樣，應走出自我和舒適區。。。不要還是守著傳統的應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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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千萬不要被考試選擇政策給忽悠蒙惑，而掉以輕心，以至完全放棄了考試。如果客觀條件允許，自己又準備充足，還是應該考慮參加考試。
如上麵數據證明，眾多的申請生、特別是那些精英類的，都會提交標化分數，而且都很早完成考試。對亞裔來說，忽略標化考試等於是自我解除防禦，減少了一個籌碼；華裔學生還要注重選修高質量的高中課程；選擇有份量的課外活動，特別是在弱項上—— 領導能力方麵；當然還有那不可少的超強申請文書。經濟上的富裕也有幫助。當精英大學擴大非亞裔種族招生時，需要給這些學生足夠的經濟資助。那時具有自我支付能力的亞裔家庭會顯出點兒優勢。殊不知現在的高校也是以經濟利益的模式而操作。沒有基金，也別想有什麽高大上的專業和師資，更何況疫情過後，資源匱缺。
上麵提到的隻是審閱考核申請生時，上百個數據中值得注意的幾點，也可以說是全盤中一個極小的局部而已。
其實，也不必對新的局勢緊張膽顫。疫情把原有的布局打翻，所有的學校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探一步邁一步，試一步改一步地變動地摸索向前。同樣，申請生們也都是在一個平麵上。
如上所提，支持和反對標化兩大陣營的爭辯，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互不讓步，雙邊都充滿了政治色彩。但對大學來說，關鍵的實質是如何評估和鑒定合格申請生，尤其是在學術指標不明確和完整的情況下。
與以前的運動一樣，標化考試這次又成了易打的攻擊對象。話說回來，如果它這次不中招的話，從錄取項目中也會找到別的犧牲品代替。“30”年後也會另有新花樣。世界就是這麽運轉。
快30年前，初次踏入大學招生管理的生涯，有一課至今記憶猶新。當問到標華考試成績到底有多重要時，一位老專家說，沒有一名SAT低於1200分的學生進了醫學院。“這就是它的重要性和預測性。”
20多年的高校工作，審閱過上萬的申請，交流接觸過千萬的學生，看到標化成績參差不齊人的迥異行為和學業進取。的確見過低分高能學生的出色表現，但那是鳳毛麟角的例子，更多的是反方向的範例。深有體會那位老專家的見解。
同時，也看到了高分低能在一些華裔中出現。仿佛是國內的高考的感覺：高中拚搏拚命一路衝進理想的大學後，好像是失去了目標，再也沒有了動力和熱情；做事總是被動被迫，幹什麽都很機械，渺茫無助的樣子。這也許是提倡廢除標化考試那派人樂意宣傳的理由之一吧。
在當前“政治正確”的特殊時期，常想到傑夫·貝佐斯的雇人特技。他為什麽要知道求職人的SAT成績？這和一個優秀職工的能力、表現、創造到底有什麽直接關係？大老板一定對標化考試成績和企業雇人篩選有獨特的認知見解。有人說，這與他能夠召集籠絡才華橫溢的職工、打造出舉世聞名的公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雖然有那麽多的有關他的報道，卻沒有看到一個公開揭示了這個核心問題的答案，甚是遺憾。
重溫曆史的反反複複，值得人們深思探討是否有必要摧毀百年曆史的SAT，是應該取消，改良、改進、還是變革？
在目前這種形勢下，標化考試是考還是不考？這是一個需要學生和家長認真慎重考慮斟酌的問題。
7/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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