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曉霜
你來過，我走過，我們是否相遇過？ 也許是某一個場景，也許是某一個人，也許是某一首歌，也許是某一段文字， 曾經給我們留下刻骨銘心的感動，記錄下這些生命的痕跡，在歲月靜靜流逝的長河裏，讓我們知道自己曾經這樣活過。—— 曉霜
如今，在一個充滿功利實用主義的社會，在一個價值觀分裂的世界，像劉平宇先生那樣具有一顆純粹的心，為探索科學和真理傾其一生的科學家，他們的精神更顯得難能可貴，令人敬佩。
我被研究所從私設的監獄中放出來了，但是我並沒有成為研究所裏和大家平等的一員，因為沒有平反，這給我留下一條長長的“尾巴”。
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在北京召開，“科學的春天”來到祖國大地。無數有誌的青年知識分子響應國家號召，踴躍報考研究生。這是十幾年來中國第一次恢複高考後招考研究生，十幾年積壓的各種各樣的人才紛紛出籠，人人爭當“科學狀元”。競爭之激烈，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當我準備報考研究生時，沒想到竟受到無人能夠想象的巨大阻力。我每前進一步都好像掉入了更深的絕望和深淵。
當時報考研究生的第一關，就是要有單位介紹信。報名者拿著所在單位的介紹信才能到招生辦公室報名。你沒有介紹信就報不上名，連名都報不上，一切就免談了。為了這張介紹信，我找人事科，不批準；找政工組，不批準，找黨委書記，還是不批準。眼看著報名截止日期已近，連張介紹信也開不出來，我感到真是走投無路了。
一天，正當我覺得毫無希望，有氣無力走在路上的時候，恰巧遇到了同事許禮深，他就是帶頭給我平反的那位黨員大學生。許禮深見我心事重重，一臉茫然的樣子，問我“怎麽了？” 我把拿不到介紹信無法報考研究生的事告訴了他。
他稍微沉思了一下，對我說：“你去找省建委主任任軍試一下。”
我猶豫地問：“能行嗎？”
許禮深不置可否地說了一句：“他愛才。”
第二天上午，我騎自行車直奔省建院，找到了建委主任任軍的辦公室，直接就敲門進去了。我既不認識他，也沒預約時間，任軍主任還是很和氣地接待了我。他沒打任何官腔，直接聽取了我的當麵陳述。當聽出要點是“研究所不讓報考研究生”時，他就叫我去找建工政委組長談。我一聽說又是找政委組的人，心裏就發怵。
“管用嗎？” 我不放心地問。
“管用。” 任軍主任笑著說。他指給我看政委組長辦公室就在隔壁第幾個房間，並當著我的麵打了電話給政工組長，說有研究所的同誌要找他談關於報考研究生的事。
由於時間久了，我已經忘記了那位給我極大幫助的政工組長的名字。他好像姓李，是個軍人。我走進李組長的辦公室，向他反映了我的處境：報考研究生的報名截止日期快到了，所裏不給開介紹信，不讓我報名。
他問是怎麽回事，我把所裏強加給我的那些似是而非，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的“罪狀”說了一遍。李組長聽了以後說：“你保證說的都是真的？” 我肯定地說：“是真的。”
他又說：“我聽了你講的。你現在先回去，我還要聽聽你們所裏怎麽講。” 一聽他說還要到所裏調查，我就急了，說：“報名就要截止了。” 他說：“你不要急嘛。”
我回到研究所，心裏老想著李組長講的話，看他是否真的會把事情辦好。下午剛上班，我從二樓正對著研究所大門的窗戶裏，果然看到主管政工的黨委書記和一個政工組的人帶了一大包材料，上了北京吉普出去了。
我心裏想李組長行動真快。下午快下班時，我接到李組長打來的電話，他說：“小劉，你的事還真不那麽簡單。明天上午有沒有時間，再來一趟？” 我立刻說：“我一定來。”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李組長辦公室，按照他的記錄，一條一條給予解釋和答辯。時間拖得蠻長的。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李組長還給我買了午餐，就在他辦公室吃了。最後他覺得基本滿意了，讓我回到所裏好好工作，不要再找領導，就等通知吧。
到了研究生報名的最後一天下午，我仍在辦公室裏焦慮地等待。忽然辦公室的電話響了。一位同事接了電話，然後他對我說：“劉平宇，你的電話。”
我接過電話說：“我是劉平宇。” 對方隻說了七個字：“到政工組來一趟。”
我放下電話，飛也似地跑到政工組。政工組副組長一臉鐵青，他很不情願的指著桌上的一張紙，對我說：“這是介紹信。”
我拿著介紹信，一看表，隻有一個鍾頭招生辦就要關門了。我說了一聲“謝謝”，就飛跑下樓，跳上自行車，直奔西安市蓮湖區招生辦公室。
我終於在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小時裏把名給報上了！
我回到所裏，找到許禮深，告訴他我報上名了，並謝謝他的指點。許禮深平靜又稍帶讚許意味地點了點頭，沒有講話。大概我們都知道，更大的困難還在後麵呢！
許禮深，是一個我應該好好感謝的人。在我走投無路之時，他給我指出了一條生路，恩重如山。他為我平反所作的努力被工宣隊多次批判，因此還受了處分。他在W*G的黑暗中敢說真話，為此他無辜代我受苦。我對他的歉意和敬意，無法用語言所能表達。他在我心中的祟高地位猶如基督徒心中的耶穌一樣。
我多麽希望能在研究所裏對這些良心尚未泯滅的人說，請你們還他以清白，他不僅無辜而且偉大。但是在研究所那種隨時準備再次置我於死地的環境裏，我是根本沒有權利說那種話的。
在我離開研究所不久，許禮深也離開了那塊傷心地，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麵。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夠讀到我的這些文字。
在這段為報名而煩惱的日子裏，雖然我連報上的把握都沒有，但是“苦中作樂”，把想要學的專業和指導教授也選好了。我選的專業是近代物理學史，專業指導老師是中國科學院理論研究所的所長何祚庥先生。
批準我考研究生的事，在研究所像一個爆炸性的新聞傳開了。同情我的人紛紛暗地裏對我說些鼓勵的話，以把我打成“反革命”而起家的“左派們”則恨得咬牙切齒，“反革命分子怎麽可以去考研究生？” 他們隨時準備找我的麻煩，看我的笑話。
我的研究室主任很同情我，他盡可能地給予照顧，多給我一點複習功課的時間。
1978年，我已經遠離物理學十五年，當了多年的“反革命分子”，我所在的研究所的業務和物理理論也毫不搭界。但是十五年的荒廢並沒有讓我氣餒，我仍然滿懷求知的欲望，投身於理論物理的學習之中。中國已經有十幾年沒有招考研究生了。在既無老師可以請教，也沒有學習資料可買，也無考題可做參考的情況下，我找出殘存的書和筆記，重新學起來，並很快地進入狀況。那種感覺真好，於是不由自主地喃喃出“物理，物理，萬物之根本道理！”
我又一次為理論物理中的數學之美妙而感歎，為十九世紀物理學家的精辟思維而折服。當一個人把一門枯燥無味的理論課學得能欣賞其中之“美”的時候，那學習就是一種享受，考試也就不再會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了。
我參加的初試是在西安市舉行的，我在初試中各門功課都考得很好，不久就收到了複試通知。
複試是在北京的中科院舉行的。我提前一個星期到了北京，住在老同學家，他們給我安排了非常安靜和舒適的學習環境。在考場上，我的口試和筆試都發揮得很好，複試也順利地通過了。
我信心十足地回到了西安的研究所，開始耐心的等待。等了一個月，兩個月，錄取通知還沒有來。研究所裏另一位考研究生的同事，被錄取後已經去報到了，我還在苦等。
九月底，我終於收到了科學院寄來的信，戰戰兢兢地把信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封不錄取通知書！看著白紙黑字的不錄取通知書，我心裏一下子全涼了。我對自己說：“天哪！我真要在這呆上一輩子嗎？” 但是我內心深處還沒有死心，因為我相信自己考得很好。
當時我母親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就猜想我的落榜是不是因為和省公安廳沒有給我徹底平反有關。她有個好朋友是上海老公安，於是托她到省公安廳問問我的案子。
那位阿姨了解了我的案子後告訴我母親，“你兒子什麽都敢說，還有在毛主席著作上亂寫，旁人不好說話。” 簡單的幾句話，足以讓我母親明白我的“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在那個年代任何對毛主席和毛主席著作的態度問題，其嚴重性都足以置人於死地。
那個周末我回家，母親都沒有正麵看過我一眼。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母親大概知道了，這些年把我整得死去活來，把一家人搞得家無寧日的我的那些“罪狀”了。
我為自己又一次讓母親難過而慚愧得無地自容了，在家隻呆了一會兒就悄悄地回研究所了。
正當我又一次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時，國家建委的一紙通知給我開了一條活路。國家建委通知下屬研究設計院10月在哈爾濱召開一次學術會議，我要求去，而且不要住宿補貼，所裏答應了。這給了我一個機會，我可以用多出一天的時間到中科院去問一問為什麽我沒有被錄取。
到了北京，一下火車，我就直奔三裏河科學院院部，找到了教育局。當我走進教育局辦公室，報出我的名字是劉平宇時，辦公室的幾個人幾乎同時抬起了頭來對我說：“我們知道你。”
我有些膽怯地對他們說：“我考了科學院的研究生，可是沒被錄取。”
他們毫不猶豫地說：“你被錄取了。” 還加了一句：“你考得很好，我們知道。”
我還是說：“沒錄取。”
他們顯然以為我是在開玩笑，竟然問我：“你有什麽證據說你沒被錄取?”
我拿出來那張“不錄取通知書”來。他們都圍上來看，然後收下那紙條，對我說：“你回去吧，我們來處理這件事。”
看來我的錄取與否一事早已驚動了科學院教育局。教育局知道在錄取我的過程中頗有周折，但是以為最後我還是被錄取了。但是他們不知道下麵的研究所招生辦公室在錄取過程中，在陝西省碰到的難以逾越的困難，不得不在最後關頭，把我的名字拿掉了。
得到科學院教育局這幾位同誌的承諾，我以難得的輕鬆心情離開了北京到哈爾濱參加了國家建委關於計算機應用的學術會議。會議結束回到西安後，我的腦袋好像清醒了一些，不斷地告誡自己，不要高興得太早，還不知會發生什麽事呢！
就這樣又等了大約一個月，1978年11月的一天，我終於收到了，科學院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我拿著印有大紅標誌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給我的父親和母親看，他們露出了難得的笑容。
我知道在那個時代，研究所強加給我的“反革命罪行”給全家每個人都帶了災難性的影響，我虧欠父母甚多，現在終於看到他們的笑容了。我也懷著感激的心情想起一路幫助過我的人，想起中科院教育局那幾位我素不相識的工作人員，是他們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讓我重新得到的錄取通知書。
11月下旬，我到科學研究生院報到。我是研究生院1978年錄取的八百多名研究生中，唯一的一個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後又收到錄取通知書的人。我到自然科學研究所辦手續的時候，該所負責招生的同誌，拉著我的手說：“劉平宇，你終於來了。不是我們不要你，我們早就決定要錄取你，可是陝西省不肯通過你的政審，我們為了錄取你，三次到陝西去要你。”
我也是研究生院最後報道的一個，但我總算來了。我馬上投入了來之不易的，緊張的研究生院的學習生活。
沒想到剛開學不久，西安那個研究所又派出政工組的新人同省公安廳的人一起到中科院研究生院要找我落實什麽事實，搞什麽複查。
“劉平宇有嚴重的組織問題，我們有什麽事讓他回陝西，他就得回陝西交代問題。” 他們來勢洶洶，中科院研究生院辦公室的老孫不卑不亢，來人發現省公安廳的牌子在北京不怎麽管用，於是從開始的蠻橫轉變到合作，希望客觀地了解情況。
不久原研究所又通知我，由於“問題沒有全部搞清”，因此不能給我補發被關押期間扣發的全部工資，隻能按照困難補助給我發錢，讓我寫困難申請。我知道他們是要繼續刁難我，於是不予理睬，告訴研究所：“我沒有困難。”
正好我父親很快就要“解放”[1]了，並補發了多年扣發的數萬元工資，那時是個天文數字。父母親給我們每個孩子分得一份，讓我的生活沒有落空。後來原研究所主動找我去領發扣發的工資，說“回來晚了，隻發一半。”
1978年的科學院研究生院幾乎是白手起家，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我們借住在林學院宿舍，離城裏很遠。這些從全國各地精選出來的有誌從事科學研究的青年才俊，聚集在一起，我們迎來了當時中國最自由寬鬆的政治環境和學習環境。
研究生院經常請國外的著名科學家給我們作報告，我們不想錯過這樣最直接的接觸世界最新科學成就的機會，經常搭乘公共汽車從北郊的林學院到西郊的中科院會堂去聽課，這種報告打開了我們的眼界。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先生這時候來到中國招物理研究生[2]，允許公開報名，我就報了名。
在這場公開公平的全國性考試中，我有幸進入了前十名。
李政道博士建議中科院把前十名[3]都送到美國去深造，並給安排了學校。當征求我的個人意見時，我還能說什麽意見呢？一個曾被工宣隊當作死刑犯的人，現在作為國家最優秀的物理研究生被國家送出去留學，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變化啊！我知道自己有幸趕上了一個新時代。
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嚴濟慈先生， 他也是著名的物理學家，他親自參與安排我們的留學事宜，隨後李政道先生在科學會堂，請我們十個人一起吃飯，對我們每個人做了英文麵試。這位大物理學家平易近人的親切作風給我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按照規定，我沒有檔案就不能通過政審，就拿不到護照，出不了國。中科院領導知道了我的情況後又一次給我開綠燈。嚴濟慈副院長說：“沒檔案，就不用政審了，直接給他辦護照出國吧。”
出國前夕，媽媽在大弟弟的陪同下到北京為我送行，同時拜訪了父母的老朋友杜聿明夫婦。在杜先生家宴時，適逢他們的女兒杜致禮女士從美國回來探親，她是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的夫人。楊振寧和李政道一起發現了宇稱不守恒定律而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獎。我感恩命運的安排，讓我有機會出國深造。
在美國開學不久，我收到哥哥寄來的一份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報》的剪紙，上麵有一篇文章《發現人才，保護人才：排斥幹擾被錄取入學的研究生劉平宇出國深造》，報道了我的經曆。
當我在美國，坐在學生宿舍的書桌旁，讀到這份剪報時，讀著讀著我的眼睛就模糊了，眼淚止不住地流淌出來。中國科學院是代表祖國的。祖國，你終於接受你的忠誠兒子！我等了十幾年，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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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劉平宇的父親，劉史瓚，1933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與錢學森先後同校畢業，並且先後考取清華大學庚子公款留美學習。赴美後先後在密歇根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分別獲得這兩所學校的機械工程碩士和航空工程碩士學位。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他與許多愛國青年一起主動提前結束學業，回國參加抗戰。曾任陸軍第五軍兵工廠上校，兵工廠廠長，解放後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設計院的總工程師。他在W*G中受到迫害長達十年，1978年平反。
[2) 1979年，Pre-CUSPEA 第二次試點考試。
【作者簡介】劉平宇，浙江寧波人。應用物理專業本科，畢業後在陝西省某研究所工作。1978 年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1980年由李政道先生推薦通過CUSPEA 項目赴美攻讀物理博士學位，1984年獲博士學位。此後曆任高級航空工程師，醫學院放射科副教授，法算研究部主任，高級科學家等職。居住舊金山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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