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曉霜
你來過，我走過，我們是否相遇過？ 也許是某一個場景，也許是某一個人，也許是某一首歌，也許是某一段文字， 曾經給我們留下刻骨銘心的感動，記錄下這些生命的痕跡，在歲月靜靜流逝的長河裏，讓我們知道自己曾經這樣活過。—— 曉霜
斯 坦福大學 (照片來自網絡)
10月28日，亞太公眾事務聯盟 (APAPA) 半島分會在斯坦福大學舉辦了一場「通向成功的多元化之路」的討論會，邀請了三位完全不同背景的成功人士分享他們的人生和成功之路。主持人張旗東女士和三位嘉賓給我們帶來一場生動有趣，又令人深受啟發的討論會。
三位嘉賓
朱鎮中（Lawrence Chu), 灣區有名的中餐館喜福居的老板，最近爆紅電影《瘋狂亞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導演朱浩偉（Jon Chu）的父親，出生於中國四川，住過上海，香港，在台灣長大和接受教育。Larry 1963 年來到美國，夫婦倆生養了五個孩子。他把自己的餐館辦得非常成功，吸引了無數來客，還去過白宮做客。他寫過 《中國特色菜》一書，開辦過烹飪課程，參加過烹飪表演，並與大廚師Chris Yeo共同創辦了亞洲廚師協會。人們都親切地稱他 “Chef Chu”。
謝曉澤，斯坦福大學藝術係終身教授。謝教授從清華大學建築係畢業後放棄建築，轉向繪畫；1991年獲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碩士學位。1992年赴美。他的繪畫綜合了觀念主義、敘事藝術和寫實主義等元素，他的圖書館係列作品，以書籍報紙為題材，通過獨特的視角闡述曆史和記憶的不完整性和易逝性；他還以裝置、錄像和攝影等多種媒介探索相關的主題。在世界各地的畫廊和美術館共舉辦近50次個人藝術展。他的作品得到諸多主流媒體的關注和好評 。
Eric Chang，一位 Palo Alto 本地長大的80後，一位加州的聯邦檢察官，這是年輕人非常難得的位置。Eric年少有成，但是難以想象他高中畢業時也有過一段不順的經曆，他先去了社區大學，最終找到自己的興趣從事法律工作。Eric獲得UCLA 經濟學和亞裔美國人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y）雙學位，Georgetown 法學院J.D.，畢業後他在華盛頓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後來又放棄律所的高工資，去政府部門工作，成為一位聯邦檢察官。
主持人：張旗東（Kelly Zhang), 從亊新聞傳媒工作多年的資深媒體人。曾擔任新華社北京國際部記者和編輯，1987年來到美國留學，先後獲得阿肯色州立大學政治學碩士，南加大電視新聞碩士。曾任美國公司營銷市場開發高管，中國日報美西副總經理。現任好萊塢影視公司劇評，亞太公眾事務聯盟中半島分會副會長。
主辦機構：APAPA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Association) ，美國亞太聯盟是一個民間群眾團體，是在美國聯邦政府注冊的501(c)(3)非營利組織。它的宗旨在於通過教育、參與和領導能力的培養，提高亞太裔在美國參政和議政的意識和能力。
10/28 討論會現場，主持人和嘉賓（照片由 Monica Yeung Arima 拍攝）
主持人 Kelly：
歡迎大家星期天下午來這裏參加這個討論會。今天我們有三名非常傑出的嘉賓來跟我們分享他們豐富多樣的人生經曆、職業生涯；分享他們的各種觀點和建議，相信我們會向他們學到很多。我就從最年輕的Eric開始談起。
這裏有多少人看了今天的新聞報道，我看到報道，昨天匹茲堡猶大教堂發生的11人死亡6人受傷的重大槍襲案將由聯邦檢察官起訴凶手。我們的嘉賓Eric是一位聯邦檢察官。
Q： Eric，您是本地長大的孩子，您的高中時期是怎樣的？ 您上學時是否也經曆過個人認知的危機？
Eric：我在這裏長大，在Gunn上的高中。回答您的問題，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生活在Palo Alto 這樣多元的社區，作為亞裔美國人，我還是感到過個人認知的危機。因為作為亞裔，我們和大部分人不一樣。舉個例子，上學時爸爸給我帶中國午餐，美國同學帶三明治，比薩餅和漢堡，爸爸給我準備的午餐，有筷子，有幾樣中國菜，和別人的不同，我就很不好意思拿出來吃。有時我把它放在車裏，有時候鎖在我的書包櫃裏麵。這隻是生活中的一個很小的例子，也為此跟家裏引起一些緊張。
Q：高中畢業後您去了社區大學，跟別的孩子走了不同的路，大部分同學都去了正規的大學，您能不能談一談那段經曆和您在這個過程中所學到的東西？
Eric：當然可以。高中畢業後我去了社區大學，這並不是我的選擇，而是因為我在最後一年學習成績不好，多門功課不及格，錄取我的那個大學收回了錄取通知，所以我被迫去了社區大學。我的經驗是隻要你不放棄自己，你永遠會有第二次機會，尤其是在這個國家。但是那時看到我的同學們都去了正規的大學，而我去了社區大學，當時覺得非常難堪。
Q：您出生於一個非常成功的家庭，當時您父母是否給你精神上的支持？他們是怎麽幫助您度過那個階段的？
Eric：我一直沒有告訴家裏，直到要去上大學的前一天，媽媽要我收拾行李，我才告訴他們錄取我的大學撤回了錄取通知書。麵對我的處境，父母並沒有嚴厲責備我，媽媽去了OfficeMax 給我買了新的桌子和椅子，知道我要在家裏呆兩年。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件事，即使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我感受到他們的支持。 我知道，無論如何父母都會支持我。我非常感激他們。
Q：您後來是怎麽發現自己的興趣和熱愛的呢？大學時就知道自己想當聯邦檢察官嗎？
Eric：我發現自己一直很喜歡法律，但是那時還不知道是哪個方向。
Eric 和母親 Irene Li (Apapa Peninsula Chapter President)
Q：謝教授，我們都知道您是清華建築係畢業的，人人都知道清華建築係，您畢業後可以有非常好的事業，您為什麽會放棄建築專業去學習藝術？
謝教授：那時我非常理想主義，認為建築束縛太多，比如說你要跟客戶妥協，而且建築受限製於它的功能，結構和經濟等因素。我渴望更自由的創作方式來表達自己，那時還寫詩，業餘時間周末也喜歡畫畫。
Q：您家裏當時怎麽看您要去學習藝術，他們支持嗎？
謝教授： 當時我家裏不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但是他們尊重我的決定。 我們清華建築係的同學都做得很好，如果我從事建築，相信也可以做得很好，尤其是在（我的故鄉）廣州，有很多建築。我們今天的討論，讓我思考“什麽叫成功”？“成功”兩字到底意味著什麽？我覺得，你想要成功，首先要把“成功”兩字拋到腦後，勿以成敗論英雄，要尊重並且服從你內心的召喚。
Q： 您是哪年來美國的？ 來美國尋找什麽機會？
謝教授：我是1992年來美國的。 1991年我的太太先來美國讀博士，我是作為陪讀來美國的。我到美國後發現這裏的藝術和中國學習的完全不同，我又開始讀藝術，了解西方藝術，行為藝術，現代藝術，去了很多講座和畫展，參觀了很多博物館，看了很多藝術原作，也接觸到哲學。
Q：Chef Chu您是什麽時候來美國的？當時是怎麽開餐館的？
Chef Chu: 我是1963年來美國的，1969年12月開始開餐館。開餐館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喜歡吃，喜歡說話，喜歡跟人打交道，當然也需要掙錢養家。那時我剛認識我太太，她剛滿19歲，她周圍都是碩士，博士或者是正在讀博士的學生，我很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我長得不醜，但是我要表現出自己聰明能幹，讓她感到我很有前途。
我的生活經驗跟剛才兩位嘉賓不同，他們很幸運有家庭的支持。我五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16歲的時候父親發現我學習並不是很好，但是我體育非常好，爸爸送我到香港讀書，後來移民到美國。他說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充滿機會，隻要你努力，一切夢想都可以實現。
喜福居餐館 (Chef Chu, Los Altos, CA, 照片來自網絡)
Q：您開的餐館跟別的中餐館不同，您怎麽能辦成這樣的餐館？讓中國人，美國人都喜歡。在您的餐館，看到很多名人去過，包括總統，電影明星，企業大老板，您是怎麽做到的？
Chef Chu: 我沒有學術上的聰明，但是我有街頭聰明。有些家長希望他們孩子去一個個名校，拿一個個學位，我覺得那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家長自己。作為家長我們要支持孩子的興趣，不管他們做什麽。
餐館不僅僅是一個吃飯的地方，它提供一套整體的服務。這裏有交流，有服務，有你喜歡的美食。我們開始提供12種快餐，客人覺得物有所值，價格好；後來我們提供家庭餐，一家人可以來吃飯；各種場合客人都不會感到尷尬。讓客人覺得非常舒適，這是一整套的服務。餐館也是一個文化中心，大家喜歡在這聚。那時我有一個夢想，努力工作，餐館總是非常忙。
Q：在您餐館吃飯，您總是和客人打招呼，這是否是自己選擇的方式和氣氛？
Chef Chu: 我喜歡個人問候客人，我會上前跟客人打招呼：“我是Chef Chu，歡迎來到我們的餐館。” 我把每一天當作餐館開門的第一天。
餐館對我來說是我的生活，它是我和客人的交流和溝通。我們到底要把中餐館辦成什麽樣的餐館，是French Laundary 還是Chinese Laundary? 前者是最貴的法國餐館，後者是中國洗衣店 (我們很忙，但是不掙錢)，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名人來我們餐館，這是48年的時間，不是一天做到的。兩天前紮克伯格和他的妻子在我們餐館吃飯，他們覺得很自在，我們確保沒人打攪他們用餐。
10/28 在喜福居餐館Chef Chu 和客人親切交談 （曉霜拍攝）
Q：Eric作為聯邦檢察官，您每天的工作是什麽樣的？
Eric：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工作。每天的工作都很有趣，沒有一天的工作是一樣的。如果你一定要讓我講一下“每天的標準工作”是什麽樣的，那我說，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考慮如何立案。我在這裏無法討論任何案子，可以打個比喻，比如說我們知道有一個人從國外走私毒品，知道他可能是個壞人，那麽我們怎麽去取證，怎麽去調查這個案子，我們會跟FBI，DA 合作，會通過各種途徑，想盡各種辦法去獲取證據。
Q：我相信您非常熱愛您的工作，這個工作有沒有什麽不利的一麵？
Eric：這個工作你有充分的控製權，它的好處和壞處都在這裏，這是你的案子。你辦的案子，如果讓一個壞人逃之夭夭，或者抓錯了人，那都是你的過錯，所以責任非常重大。我每天會考慮我是否在做正確的事情。
Q：您辭去了律師事務所的高薪工作去做聯幫檢察官，到政府部門工資低很多，您是怎麽考慮的？以後有什麽計劃？
Eric：我一直希望能從事公共服務事業，能到政府部門工作，或者到非盈利組織工作，所以在律所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我做了聯邦檢察官。今後我也希望繼續能從事公共服務事業。
10/28 討論會現場，Eric 在講話（照片由 Monica Yeung Arima 拍攝）
Q：謝教授，成為斯坦福大學藝術係的教授是非常難的，您能不能談一談您的經曆？
謝教授：一晃我到斯坦福已經九年了，我是2009年來的。當時我在一家大學做了十年的老師（tenure tracked professor), 是藝術係主任，並沒有找別的工作。有人給我送了一個郵件，告訴我斯坦福大學要招一個藝術係的教授（Full Professor), 負責藝術係的工作。我看到這個工作很誘人，同時又感到有點嚇人。我是在申請截止日最後一天申請的，我看著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就花了20多分鍾送出了自己的簡曆還有我的一些作品。第二天我就去洛杉磯參加我的個人畫展了。
後來斯坦福要了更多的資料，包括我發表的作品和文章，別人對我作品的評論，經過工作麵試等等。當我被確定為他們首位考慮的候選人後，還是經過了4-6個月，進一步了解我的工作，在學校的情況；通過我過去的學生了解我教課的情況；從博物館專家了解評論我的作品。從頭到晚可能有九個月的時間。
Q：您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藝術工作室，就在高爾夫球場邊上。作為一位藝術家，作為一個斯坦福大學藝術係的教授，每天的工作是什麽樣的？
謝教授：我差不多一半的時間教書，學校忙的時候一半多的時間用來教書和學校裏的各種事務，其他的時間就是自己畫畫。大家可能覺得藝術家的生活會不一樣，會很有趣，其實我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沒什麽不同。如果沒有課，早晨我去藝術工作室，給自己沏上一杯濃茶，然後我開始畫畫。
你要畫得好，第一要非常專注，但是同時又必須是放鬆的。不能太緊張，如果你太專注，或者過度專注“成功”，而不是處於很放鬆的狀態，那是畫不出好作品的。在白天的自然光線下畫畫，可以看清顏色，從早晨到晚上外麵的光線照進工作室裏，我好像感到每天是在跟時間賽跑。有時一天可以有九到十個小時畫畫。
Q：在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建築的背景，可否給我們欣賞一些您的作品？您想傳遞什麽信息？
謝教授給我們在屏幕上展示了幾張他的圖書館係列的作品，並且做了介紹。
謝曉澤的圖書館係列作品之一（相片由謝曉澤教授提供）
大教室的燈光暗下來，觀眾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屏幕上的作品，看到它的顏色和層次，大家在黑暗中一片驚歎聲。
謝教授說，“我喜歡這樣的瞬間，我藏在黑暗中別人看不到我，但是可以看到我的作品。”
圖書館係列作品， 有書籍，報紙雜誌，看上去有點像照片的形象，但實際上是油畫。 這些報紙、書籍印刷品的邊緣有的受損，有的被蛀蟲咬壞；有些重疊的報紙，印出兩麵的部分字體。這些作品可以看到上麵的文字信息，讓人聯想到曆史和記憶的不完整性和易逝性。
謝曉澤的中國圖書館係列62號（相片由謝曉澤教授提供）
謝教授介紹了他的圖書館係列作品和他在敦煌藏經洞的創作。
Q：去年謝教授作為首位駐地藝術家入駐敦煌進行研究與創作。這個項目多長時間？花費多少？給我們介紹一下？
謝教授：沒有什麽大花費，但是這個項目的時間很長，我去之前對藏經洞進行一些閱讀和研究。2017年夏我去了敦煌一個月，今年夏天又去了兩個星期，還沒做完。如果要作成裝置藝術，就可能會有大的花費，但是現在隻是草圖和設想階段。敦煌窟窿已經有900年的曆史了。藏經洞有600年的曆史。根據我圖書館係列作品的思路和方法，我在藏經洞中思考、想象，並從中尋找創作的靈感。
謝教授分享了他在敦煌工作室的長卷草圖。
謝曉澤在敦煌工作室的長卷草圖 （相片由謝曉澤教授提供）
這幅長卷綜合了我學習過程中的筆記，我引用的藏經洞中的經文或藝術品的片段，根據藏經洞的曆史產生構思的三維裝置的草圖，這是我一個學習、體驗、構思的一個過程。這幅草圖綜合了圖表、白描、書法，曆史文件、佛教經典、佛教宇宙觀等內容。
長卷草圖局部做成的版畫“語言之雨” （照片由謝曉澤教授提供）
上麵這張根據長卷草圖局部做成的版畫“語言之雨” ，正在製作中，文字取自敦煌藏經洞經卷，刻成金屬字片
這個敦煌藏經洞的項目是想把各種元素放到一起進行創作，包括佛教，曆史，古代藝術，書法，現代藝術等等。
Q：下一個問題問 Chef Chu, 我很好奇您的小兒子Jon Chu。 他小時候是什麽樣的孩子？您發現他有天賦嗎？您鼓勵支持他的夢想嗎？
Chef Chu：我結婚比較早，七年的時間，太太生了五個孩子，三個男孩兩個女孩，其中一個是有自閉症的特殊兒童，Jon是最小的孩子。上帝知道給你五個孩子，其中有一個特殊兒童，你可以承擔。孩子上學時，我的經濟條件已經很好了，五個孩子都去了私校。主要由媽媽管孩子，我從早到晚在餐館。除了學業外，孩子們參加各種體育活動，各種各樣的校外活動，包括去劇院，看各種演出，包括看百老匯的劇，參加各種文藝活動。
那個時候我最不想讓孩子擔心的是他們以後需要到餐館去工作，開餐館是我的選擇，不應該是孩子的選擇，我希望孩子能夠有自己的夢想。小兒子Jon上初中時就到全世界去旅行，那時他帶著相機照相，後來買了攝像機。他的錄像我們家裏人都非常喜歡。後來他有了數字圖像編輯軟件（digital image editor), 電腦，他會用各種軟件。看他的錄像，我們非常感動。他很小就開始用這些工具，比好萊塢提前了五年, 他為此還得過獎。
Q：亞裔人很難進好萊塢，當電影導演更難，您兒子是怎麽開始的？
很幸運的Jon去了USC (南加大）上學。他在學校裏得過很多獎，其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大獎，由500個學校的代表參加， Jon代表學校USC參賽，獲得了大獎，然後他們得到一筆資金拍了一個小電影叫《When the Kids Away》。好萊塢的大導演看了這個電影後介紹Jon進了好萊塢。Jon是非常幸運，當然他也是非常有才華。
Q：現在來談談 Crazy Rich Asians 這部電影，您什麽時候知道他在拍這部片子？您怎麽看兒子拒絕了Netfix 的 $10 Million 美金的購買，繼續把這個電影推到電影院？ 您覺得這部片有什麽重大意義？
Chef Chu: Kevin Kwan 寫了這本書，賣了一百萬冊。Jon 看到那本書，好像覺得是在寫我家的故事似的，兒子想把它拍成電影。對Jon來說這部電影非常重要，但是找演員花了很長的時間，尤其是找男主角，他在新加坡長大，Jon希望能夠找一個講英文帶一點英國口音的演員，這可以讓人感到更真實。
我當時看兒子拍這個電影的過程，Netfix給了兒子他們很好的offer：給兒子, 作者，製片人各$10 Million 美金，他們的律師和其他人都覺得應該接受這個offer。但是兒子和作者不願接受，他們希望讓觀眾到電影院去，能夠讓觀眾坐下來在大屏幕前看這個電影，所以他們沒有放棄。
剛開始業內人士看到這部電影的宣傳廣告，這部全是亞裔人演的愛情故事片並沒有引起大家的興趣。Jon想說服大家這部作品值得你去看。最後Warner Brothers 推出，大家都覺得這是一部好電影，很多人看了很感動。電影剛上映很轟動，三周內賣座率排第一。這部都是亞洲人演的電影，獲得大家的一致好評。這個電影11月會在中國上映。
John 和 Crazy Rich Asians 男女主演 Henry Golding and Constance Wu 在喜福居餐館和Chef Chu一起 （Aug. 2, 2018, Karl Mondon/Bay Area News Group）
Q：現在您兒子在他事業的高峰，所有的主流媒介都對這個電影有高度的認可，都對他進行了報道。 他為今麵更多的亞州電影走進好萊塢打開了大門。 下一步他的計劃是什麽呢？
Chef Chu: 兒子跟我說不要再吹牛了，我用“慶祝”兩個字（聽眾笑聲）。兒子的這部片子，是為亞裔打開了好萊塢的大門。在好萊塢往往40%的人在工作，60%的人在找工作，當然也不是永遠找不到工作。我們還是要有夢想，要不斷努力，不停地嚐試。想當作家就不停地寫，想當畫家就不停地畫，當機會來臨的時候你就可以抓住它，夢想就可以實現。
兒子最近在溫哥華拍一個電視劇，剛為蘋果公司做完一個項目，明年他希望把一個著名的百老匯劇搬上銀幕。
我們亞裔人跟25年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25年前的那部都是亞裔人演的電影《The Joy Luck Club》，演得很好，但讓人看得非常壓抑。它講的是四代華裔美國人的故事。那個時代已經過去，那時亞裔到美國來領取食物券，領取福利，生活悲苦，不能融入這個社會。現在是我們亞裔人回報這個社會的時候了。我們熱愛這個國家，我們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我們孩子在這裏長大，我們在這裏的貢獻和給予使這個國家更好。
主持人補充了一句，Jon的這部電影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好萊塢電影史上第一次有了正麵的亞洲男人的形象。
Q：Eric，您在大學的專業是亞裔美國人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y), 您為什麽會選擇這個專業呢？
Eric：我在大學讀了雙學位，經濟學和亞裔美國人研究。我覺得對亞裔美國人的研究有興趣和思考的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經曆和思想，我很希望了解這些人，走進這些人，希望在他們的身邊，向他們學習，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選擇了亞裔美國人研究專業。
主持人：最後我為三位嘉賓各準備了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先問Eric。
1942年，120,000名日裔美國人（其中2/3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或美國公民）被送往亞利桑那州，猶他州，阿肯色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弗雷斯諾的集中營。孩子被迫從學校退學，隻允許家人攜帶極少的生活必需品，因為日本襲擊了珍珠港，美國宣布對日本發動戰爭。直到戰爭結束他們的生活才慢慢正常化；直到1988年，裏根總統簽署了“民權法案”（Civil Liberty Act）才承認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民權侵犯事件。
這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無論是昨天的日本人，今天的墨西哥人，猶太人還是中國人。現在的美中貿易戰；南海的軍事緊張局勢；彭斯副總統的講話也把中國當作一個重要的敵人，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如果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華裔美國人是否會成為當年的日裔美國人？
Q： Eric, 作為聯幫檢察官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麽保護自己，如何防止這種事情再發生？ 您對年輕一代有什麽建議？
Eric：這無關我作為聯幫檢察官的身份，我們要讓所有的美國人知道，我們也是美國人的一部分。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說，我們希望能夠增加亞裔美國人的各種代表，不管你做什麽，你是美國人的一部分，也在為這個國家做貢獻。
Q：您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最大的挑戰是什麽呢？
Eric: 我覺得平衡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想法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看法往往會非常不同。
Q：謝教授，我有個朋友的孩子很想學習藝術，他媽媽就對他說，學藝術會餓死，沒有前途，我不會出錢供你上藝術學院。您怎樣看？您建議家長和孩子應該怎麽處理這樣情形？
謝教授：我覺得我們談“成功”，首先應該先把“成功”放到一邊。我有一位非常有藝術才華的學生，他在學校裏還得過獎，後來他上了醫學院，做了整形外科醫生，也許這工作也能發揮他的特長。
我也會擔心孩子，但是覺得作為家長要放手。要讓孩子去追求他們自己的人生，我們不夠控製他們。我們不是孩子人生道路上的司機，不能為他們決定人生的方向，他們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我希望家長能夠多買一些美術用品讓孩子用，讓他們能聽從追隨內心的召喚。
Q：您覺得華裔年輕人最大的挑戰是什麽？應該怎麽麵對這些仇恨犯罪？
謝教授：從藝術的角度看，藝術是沒有目的的，看上去沒有用，但是它又非常有力量。不同的人通過藝術可以交流，不同的文化可以達到共識。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創造更多文化的交流，加深了解不同的文化。
Q：Chef Chu第一代移民是很辛苦的，您和孩子是否有過文化衝突，您是怎樣處理的？您覺得應該怎樣對待這些仇恨犯罪？
Chef Chu： 我是1963年來美國的，那時我隻有一個夢想，我想開餐館，想把餐館開到美國的各個角落。我是在台灣上的學，我們的價值就是注重教育和家庭，尊重老師。那時孩子上學吃中餐覺得不好意思，但現在不同了，亞洲食物到處可見。
現在亞裔都受過很好的教育，我們要給孩子追求他們夢想的機會。在美國是不會挨餓的，你可以追隨你的心願，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
關於種族仇恨犯罪，我們要知道黃皮膚不是可恥的，黃色是美麗的顏色。我兒子想把《黃色》那首歌放到 Crazy Rich Asians 電影裏，開始作曲人不同意，但是Jon 寫信告訴他，這首歌對他的影響和感動，對方馬上同意了。人家叫我們“黃色”，怕什麽，我們要為自己感到自豪，而不是為我們的黃皮膚覺得羞恥。
APAPA和我們在一起就是為了防止和反對仇恨犯罪的發生。我們也需要更多亞裔代表當檢察官，新聞媒體人，需要各方麵的代表。
最後我還想說，我們可以通過美食把人們聯係在一起。
我們應該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
10/28 ，APAPA會員，主持人，嘉賓，活動組織人和支持者合影（照片由 Monica Yeung Arima 提供）
討論會後，嘉賓為一些聽眾的問題進行了答疑。
聽眾#1 Q：亞裔怎樣才能衝破天花板？
Chef Chu：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亞洲人學術能力強，過去不是很會表達自己，也不擅長於人溝通。我們鼓勵亞裔走出自己的圈子，能夠在各個領域有更多亞裔的代表，我們家長要給孩子一個榜樣。
俗話說家庭幸福，孩子就幸福。我們愛家，也愛這個國家，APAPA在這裏就是為了亞裔美國人的權益。
Eric：什麽是成功？沒有一個世人認可的統一標準，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都不同。成功的定義是很個人的。我對成功的理解和我的兄弟父母也很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成功的定義和目標。
謝教授：對藝術家來說，當然應該去追求藝術，但是我覺得成功是很難的，每個人的標準也不同。對於我來說，成功就是個人自我實現的滿足感，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被別人聽到。沒有統一的成功標準，而且成功也是相對而言的。
聽眾#2 Q：如何對付仇恨犯罪？
Chef Chu：我們每個人都代表著亞裔美國人，我們努力工作，我們還是要繼續保持謙卑。現在亞洲人到這裏來不是為了跟別人競爭，我們跟別人雖然不一樣，我們也是美國人的一部分，我們也是美國人，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我們為自己的文化而感到自豪。同時我想說的是食物可以把人們連接在一起。
Eric：當這類犯罪發生，馬上要告訴對方，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是違法的，是不能容忍的。長期的任務就是要在更大的範圍增加亞裔美國人在各方麵的代表。
謝教授：種族歧視，仇恨犯罪都是犯罪。在藝術界，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亞裔代表，有更多的有意義的表達，能夠在更多的博物館看到我們的作品，不管它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希望能看到更多代表亞裔文化的作品。
Chef Chu：我在這裏50年了，我們是亞裔美國人，過去亞洲人比較膽小，一般潔身自好，我覺得這是一種自私，我們個人其實代表了我們的文化。我們要有更多的亞裔代表。
我們每個人都是別人認識亞洲人的橋梁，所以在現在的環境下，我覺得我們要重新思考，不要抱怨。我們要讓大家知道亞裔美國人是美國人的一部分，我們熱愛這個國家，我們的貢獻可以讓這個國家更加美好。
10/28 討論會現場（照片由曉霜拍攝）
注：本文根據10/28/2018 的討論會的部分錄音整理翻譯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