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曉霜
你來過，我走過，我們是否相遇過？ 也許是某一個場景，也許是某一個人，也許是某一首歌，也許是某一段文字， 曾經給我們留下刻骨銘心的感動，記錄下這些生命的痕跡，在歲月靜靜流逝的長河裏，讓我們知道自己曾經這樣活過。—— 曉霜
【編者按】最近和競波一起為《家在矽穀》采訪了好友廖曉伶。 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每一個角色裏，曉伶都做得出色，活得精彩。她在分享人生感言中告訴我們：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更多地關注大環境。永遠保持一顆好奇心，不斷嚐試新事物。無論生活中遇到什麽，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希望分享她的故事能給朋友們帶來一些正能量！— 曉霜
被采訪人：廖曉伶，創辦矽穀創新藥物公司 Immune-Onc Therapeutics, Inc. 並任CEO。北大生化專業畢業，通過CUSBEA選拔留學美國，在Brandeis布蘭迪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2017年生理學和醫學諾貝爾獎得主之一 Michael Rosbash。曾任職於美國第一個生物技術公司基因泰克 Genentech 近14年，主管早期藥物開發。
位於矽穀中心的 Palo Alto，雖然隻有6萬多人口，但因比鄰斯坦福大學，也是矽穀創業文化的發源地，眾多的創業公司和投資公司匯集於此，社區居民中也有一大批科研和學術界的領軍人才。
這其中，有很多是世界一流的華人科學家。他們從牛娃學霸，成長為首席科學家，名校教授，創業家，企業家，同時也是社區和學校誌願者，孩子家長，妻子，和丈夫。他們的經曆與如今的小留學生、華二代們很不同，但他們的故事離我們很近。
與這麽多傑出人士做鄰居，無論大人孩子，心理上壓力當然有。然而，透過光環，仔細聆聽，他們的人生軌跡會讓人暫時忘記眼前的升學和考試，想想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麽，孩子今後的路應該怎麽走。
這篇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家在矽穀”今後會陸續分享更多。
現在很難想象，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托福和GRE考試。來美國留學要經過學校推薦及考試選拔，然後由美國教授親自飛到中國，進行麵試。最終入選者全部被美國頂尖院校錄取，學費和生活費也都由美國院校資助。
這就是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於1979年開啟的“中美物理學聯合招生項目”，簡稱CUSPEA。受他啟發，另一位美籍華人科學家吳瑞，於1981年創辦了CUSBEA（卡斯比亞） - 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
這兩個項目早在1989年就結束了，但其選拔出來的前後共一千多名留學生，得以到美國跟隨最優秀的導師學習。他們的優異成績令美國院校刮目相看，紛紛向中國留學生敞開大門，並提供了大量獎學金。要知道，那個年代的中國留學生，如果沒有獎學金，大多數是無法承擔美國的生活費用的，更不用說付學費了。
前人栽樹，後人效仿。20年之後的2008年，吳瑞先生去世。當年的 CUSBEA 學生在追悼會上決定，捐款成立“吳瑞紀念基金會”，模仿當年的CUSBEA，資助大中華地區生物領域裏的年輕優秀人才。
發起人之一和董事會成員之一，就是我們這次采訪的生物學博士廖曉伶。她的先生駱利群，和她當年同時通過 CUSBEA 赴美，現為斯坦福大學生物學係教授，美國文理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
“瞪大眼睛發現有趣的事情。” - 利群
我和我先生駱利群是通過1986年的 CUSBEA 認識的。我們那一屆，全國有90人通過各院校選拔，參加美國教授用英文出題的考試，45人進入麵試，最後選中到廣州集訓的大約30人。
1979年中國開放伊始，李政道建議，中國應該培養科技人才，送一批人來美國讀博士。當時有反對意見認為，把中國最好的人才送到西方，這是腦力的流失。而鄧小平說，隻要這批人中有5%的人回來，國家就獲益了。隨著中國變得更強大，回來的人會更多。現在想來，真要感謝他的遠見了。
我和利群一起來到美國麻省查爾斯河邊的 Brandeis 布蘭迪斯大學。學校不大，離哈佛和MIT不遠，總體沒那麽有名，但在生化領域位居美國前十。
Michael Rosbash 是 Brandeis 最有名的分子生物學教授。當時他的實驗室裏有兩位中國留學生：
俞強，現任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教授研究員，他的太太袁鈞瑛現在是哈佛教授和美國科學院院士，（她的博士導師是Bob Horvitz，諾貝爾獎得主。）兩位都是第一屆 CUSBEA 選拔出來的。
另一位中國留學生劉欣，和他太太一起經第三屆CUSBEA赴美，他太太吳虹現任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
我一心想進 Michael 的實驗室。利群知道，他就讓給我，自己去了隔壁 Dr. Kalpana White 實驗室做神經生物學研究。我們給他的導師起了個外號，“老白”。
Michael 的外號叫“老馬”。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格。他給學生寫信說，想和哈佛、MIT競爭，就要努力工作。我期望你每周用實實在在的60小時 honest hours 在實驗室工作，這還不包括閱讀文獻的時間。跟他工作了4年半，我拿到了博士學位。
老馬在曉伶的博士畢業典禮上 （曉伶提供）
老馬得到諾貝爾獎，我一點兒也不意外。我見過的其他諾獎得主也是如此。他們持續一生的努力和成就，讓周圍的人認為是名至實歸。
2017年瑞典諾貝爾獎發獎儀式 （來自網絡）
老馬獲諾獎的主要貢獻是在生物節律的分子機製方麵。生物節律就是常說的生物鍾。通過對果蠅的研究發現，果蠅基因的突變，可以把節律由24小時縮短到19個小時，或者延長至28小時，這是受同一個基因控製。老馬的實驗室成功地把這個引起突變的基因克隆出來，還進一步解釋了基因控製節律的原理。這都是對生命科學具有根本性重大意義的貢獻。
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我在實驗室的那段時間他們做出來的，我算是這一段科學史的見證人吧。
和老馬一起得諾獎的 Jeff Hall，就在隔壁實驗室。兩個實驗室合作很融洽，沒有隔閡。同行之間當然也有競爭。洛克菲勒的 Michael Young 一直是老馬的競爭對手，兩邊都很拚命。幾十年之後，他們三人在同一個領域共獲諾獎，凸顯了競爭對科學發展的推動。
生物學和醫學2017諾獎三傑，左起：Jeff Hall, Michael Rosbash, Michael Young. (來自網絡）
當年也沒有人想到得諾獎。科學研究需要專注，需要有強烈的好奇心和真正的熱愛。不要總想著得獎。用利群的話說，要“瞪大眼睛發現有趣的事情。”
雖然為人嚴格，老馬和他的中國學生之間關係非常好，我們也請他和太太到家裏來吃飯。他很有個性，不信邪，買的房子就在墓地旁邊。他們度假出遠門，我去幫他們看房子，還有些害怕。我在他家聽了好多他們收藏的唱片，因此喜歡上了ABBA，Elton John 。那時候，教授對博士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工作、畢業、做研究、找工作，都很照顧。
老馬在曉伶和利群的結婚典禮致辭。（曉伶提供）
畢業後我們搬來灣區。利群在斯坦福大學做的研究和老馬同是神經生物學領域，還是經常和他交流。老馬也來過我家。我們和孩子、老人講，老馬教授得了諾獎，大家都很高興。
學業優秀的曉伶，被學霸和諾獎導師環繞著，人生的路還會怎麽走呢？
“生活是一係列意外的事件，每一件事都會有多個不同的路可走。走這條路到這個地方，走那條路到那個地方。所以沒必要刻意追求什麽，該發生的事情就讓它發生吧。
但你還是可以控製自己的命運的。針對每一個具體事件，你可以為這個事件做好準備，每一次都做出盡量正確的選擇。一旦選擇以後，就努力工作，不三心二意。” - 利群
在生活的不同階段，側重點也不同。
利群在斯坦福大學教課做研究，那是沒有 Down Time 的。無論白天、黑夜還是周末，在家還是在實驗室，他腦子裏都是工作。
在兩個女兒還小的時候，我在大公司工作，對家庭就有很多便利。
基因泰克 Genentech 是世界第一個也曾經是美國第一大生物技術公司，有上萬員工。我在那裏任職近14年。入職第一天人事部就有培訓，要設立“明確的、可衡量的、力所能及又富於挑戰的、相關聯的、有規定時間的”的工作目標，SMART Goals -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levant, and Time-Bound。如果每個人都能按計劃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整個公司的生產力就很強了。
我一般都超目標完成計劃。除此之外，還有精力來管理家務，支持先生做研究，也有時間參加孩子的課外活動，尤其是多照顧一下大女兒。
曉伶的大女兒彈起鋼琴來非常優美，令人動容。她患有司馬綜合征 Smith Magenis Syndrome (SMS)。個性好強、一路學霸長大的曉伶，第一次當媽媽的時候經曆了什麽，她沒有說。她給我看了自己籌辦“華人特殊兒童之友咖啡店”的文章。小小咖啡店的設計被這位女科學家寫得像科研報告一般詳盡、周到、有條理。
因為大女兒，我經常在本地的特殊教育社區做誌願者，從中得以了解主流社會的架構，結識了很多社區精英。比如 Ada's Cafe 的創辦人 Kathleen Hughes，她的兒子也是特殊教育兒童，和我女兒是小學同學，很要好。
Mitchell Park 社區圖書館重建的時候，計劃在旁邊開一個咖啡店。星巴克等大品牌都來競爭。Kathleen 提議，把這個咖啡店辦成特殊青少年的職業培訓中心，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我寫了很長的推薦信，發給市政廳。最後市政府同意出資，Kathleen 承包運營，開辦了 Ada’s Cafe。我每年捐款，大女兒也在這裏參加培訓。
Michelle Library 旁的 Ada's Cafe （來自網絡）
灣區還有一個由華人家長創辦的“華人特殊兒童之友”，誌願者都是家長。我從大女兒3歲起就參加了這個公益組織，參與選址、購地、改建原活動中心，並建議模仿 Ada’s Cafe，開辦麵向社區的咖啡店。這個公益組織每年都得到Palo Alto 華人家長的很多捐款，我們的社區真的是愛心滿滿。
曉伶關於華人特殊兒童之友咖啡店的文章 （曉伶提供）
利群為了大女兒的病，近年來開始研究司馬綜合症的致病基因在神經發育和功能上的影響。我也曾任司馬綜合症國際公益組織的理事會成員，負責協助研究學者於病童家庭之間的溝通。隻要有機會，我都會請求自己任職的公司讚助兩年一次的司馬綜合症國際會議。
這些經曆都促使我走出小家庭，更多地關注大環境，向外界尋求資源和支持。我也因此收獲不少非營利機構的管理經驗。後來參與創立吳瑞紀念基金會、受邀成為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尊師基金理事會成員、華人生物學家協會理事會成員、北美華人生物醫藥協會常務委員等，都是得益於這些社區活動經驗。
這也是我從女兒那裏得到的禮物吧。
“Always try something new, 不斷去嚐試新事物。” - 曉伶
小女兒比大女兒小三歲半，從小就很獨立有主見，也樂於助人。她進入斯坦福大學之後，我一下子就空閑下來。我試過業餘時間和朋友們一起畫畫，但總覺得還有很多事情想做，也可以做。
在大公司，即使想多做事，也要依賴其他部門，一個人很難推動整個項目。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型創業公司，身兼數職，經常加班，投入120%還不夠。但我很喜歡那種氛圍，也一直有創業的想法。
在生物領域，藥物開發是最難的，需要上億美金的投入，沒有VC風險投資很難。但這個領域能直接把科研成果與病人聯係起來，改進治療效果，很有意義，也很有成就感。
我的博士後專業是免疫學。這兩年，免疫治療癌症取得了很好的功效，開始進入癌症治療主流，並受到風險投資界關注。
在美國，生物創投有兩個中心，波士頓和矽穀。矽穀創業文化由來已久，投資界很能包容失敗，樂於做長期投入，敢於承擔風險，鼓勵創業者專心做出突破性創新。國內的一流VC也對這一領域非常關注。
天時地利還要人和。2016年，我正考慮下一步職業發展的時候，已經認識了20多年的老朋友餘國良博士和我聊起來，兩人決定一起創辦一家創新藥物公司，我給公司起名為 Immune-Onc Therapeutics，Inc.。有意思的事，餘國良的博導 Liz Blackburn 後來也獲諾獎，他是 CUSBEA 同學中較早出來創業的，和太太衛穎飛也是通過 CUSBEA 結緣。
我們都知道，癌症是由基因突變引起的，而免疫係統是排斥異體的，照理應該識別並排斥癌症產生的突變蛋白。但在癌症麵前，免疫係統常常被抑製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其應用集中在如何把這個抑製去掉。這也是我們公司正在做的，通過調控其他細胞來激活免疫係統。
幸運的是，公司成立當年即獲得700萬美元的A輪融資。之後，又在2017年獲得世界最大的生物技術創新組織BIO評選的新興公司人氣獎。今年，又被美國生物醫藥行業知名媒體網站 BioSpace 評為2018年新興生命科學公司20強之一。
作為華人在美國創業，優勢是有的。學術界有很多華人做出了重大成就。在為公司簽訂技術合同的時候，我聯係過三個著名實驗室，其首席研究員全部是來自大陸、在英美拿到博士學位的華人科學家。我和他們有共同的成長經曆，有共同語言，自然就產生信任感。
當然困難有很多。先不談少數族裔和移民這些方麵。單單作為女性，就有不少特殊的挑戰。
有數據表明，女性CEO和創業者拿到的風險投資數額遠低於男性。 來自VC的問題也不一樣。對於男性創業者，VC的問題很多是遠景性的，市場有多大，長期目標是什麽。而麵對女性創業者，投資人往往會趨於保守，更多地關注如何運營，如何確保成功，能不能百分之百投入。其實，很多女性創業者非常務實，很有計劃性，公司的表現和回報也非常好。
國內的創業大潮我一直很關注。2009年利群去北大講學，帶了一批斯坦福學生在那裏上課，我也陪著去北京住了一個學期。在北大圖書館重溫舊夢，也考察了一下中關村一帶的創業環境。國內的創業熱情非常高，大家都很忙碌。矽穀也是一樣。但我感覺，相對來說，矽穀更從容，運作更成熟，有章可循。作為創業者，我很能體會這裏的好處。
最近，曉伶在斯坦福大學為北大校友會做了一次人生體驗的分享。她在演講中說，
"Stay curious. Try new things.
Make the best out of a given situation."
永遠保持一顆好奇心。
不斷去嚐試新事物。
無論生活中遇到什麽，
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2016年，老馬、利群、曉伶及老馬夫人在曉伶家歡聚。（來自曉伶）
作者：競波，北京人。留美15年後，回國居住12年。在上海加入英文媒體《Shanghai Family》。在北京加入True Run Media，創辦國際教育媒體《菁kids》並擔任執行出版人。2016年隨全家搬回加州。與 Palo Alto華人家長會（PACPC）一起，創辦公眾號“家在矽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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