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來是福
人在美國
原作者: 馬前卒
摘要:
當農民們去賣米的時候才發現，一切都成了夢幻泡影。那年，中國通過海關進口的外國
大米達到了史無前例的2600萬擔，總體穀物進口超過了7800萬擔，平均每5個中國人就
要進口一擔米，糧價大跌。
現在說起舊中國時代的海關，有一種主流論調——認為當時的海關在清廉的洋人的掌控
下，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維持了中國政府的財政安全。
舊中國海關是否清廉，請看【洋關故事】前幾篇。但即便“清廉”為真，但喪失關稅自
主權的國家會有什麽下場？落後國家的工商業失去關稅壁壘會怎樣？舊中國的百年積貧
積弱已經做了明確回答。
而即便不說中國失去的那些發展機會，隻從一個農業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被洋人完
全控製的海關依然給中國製造了太多的“驚喜”。下麵是一個所有中國人都在教科書上
讀過的故事：
1932年，從1929年開始的世界性大蕭條進入第四個年頭，全球經濟在崩潰的邊緣掙紮，
東三省淪於日寇之手。
這些問題對於江南一帶的農民來說，似乎都遠到可以忽略。盡管苛捐雜稅越來越多，作
為農民的張三仍然充滿了豐收的喜悅，想要買點煤油或者給家裏的婆娘增加二尺衣物。
1932年算得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沒有大規模的洪澇、幹旱或者蟲災，在兵荒馬亂的歲
月裏讓農民可以偷偷地喘口氣，交上曆年的欠債與地租，多吃兩口肉。
隻是，當農民們去賣米的時候才發現，一切都成了夢幻泡影。那年，中國通過海關進口
的外國大米達到了史無前例的2600萬擔，總體穀物進口超過了7800萬擔，平均每5個中
國人就要進口一擔米，糧價大跌。
來自越南、泰國（當時叫暹羅）的洋米通過英國的怡和、日本的三井、瑞士的福家洋行
、丹麥的立基甚至還有華僑開辦的德發行，源源不斷地運到了上海、廣州，他們隻賣4
塊錢一擔甚至更低。
對於購糧吃飯的城市人口——比如工資穩定的小職員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到底還是
有一個熟悉江南農村的中年文人記下了洋米洋麵衝擊波的效果：
“在六月裏，你們不是賣十三塊麽？”
“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
“哪裏有跌得這樣厲害的！”
“現在是什麽時候，你們不知道麽？各處的米像潮水一般湧來，過幾天還要跌呢！”
剛才出力搖船猶如賽龍船似的一股勁兒，在每個人的身體裏鬆懈下來了。天照應，雨水
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麽三五鬥，誰都以為該得透一透氣了。
哪裏知道臨到最後的占卜，卻得到比往年更壞的課兆！
“還是不要糶賣糧食的好，我們搖回去放在家裏吧！”從簡單的心裏噴出了這樣的憤激
的話。
“嗤，”先生冷笑著，“你們不糶，人家就餓死了麽？各處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麵，頭
幾批還沒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
直到80年代為止，中國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民，但又不是真能100%“自給自足”的農民，
他們要買鹽，買鐵，買蓋房子的木頭，最後還要換來現金應付政府的捐稅。對他們來說
，穩定的糧價是世界秩序的基石。
而在軍閥混戰、日本入侵的大背景下，大多數農村的貨幣負擔都在加重，以江蘇南通為
例，從1912年到1931年的20年間，一畝地的負擔竟然上漲了6.5倍，可即使在1932年豐
收之年，糧食畝產也沒有超過清朝。
清朝年間，農民負擔已然不輕。民國時期年間翻倍地上漲，中國農民是怎麽支撐下來的
呢？
中國農民“幸運”地遇上一次席卷中國的通貨膨脹。
20世紀初期，由於大蕭條與各國確立金本位的影響，金貴銀賤，特別是白銀法案之前，
美國還大量拋售白銀，更是把國際銀價打入低穀。這導致廉價白銀流入銀本位的中國，
銀元不斷貶值，糧價不斷上漲，從1912年到1931年上漲了2倍多。
糧價上漲盡管損害了城市工人的利益，卻也使千千萬萬像張三一樣的農民能夠勉強在苛
捐雜稅中活下來。
1932年，糧價上漲趨勢倒轉，農民的噩夢降臨了。
注意本表是平均價格，實際上米價波動非常大，各種數據都有，這個隻能作為參考
20世紀30年代初，除了葉聖陶，還有很多農業學者驚呼：
“中國的農村經濟破產了，大多數的中國農民正在饑俄、死亡和掙紮之中。”
“這已無須用什麽數字來證明，而為每個有識見的人們所共識的事實了!”
海關就是趨勢翻轉的主謀之一。
麵對潮水般湧來的洋米，農民們無力競爭，不是農民工作不努力不肯996，也不是他不
肯省吃儉用。
在那個年代，農民們已經把自己的消費支出壓縮到人類維持生存的最底限了，但是依舊
難以維持生活。
從下圖可以看到，在民國時代，農民的收入中用於夥食開支的占63.92%，其中夥食開支
用來買肉的，隻有1%，注意是占全部夥食開支的1%。
他們已經非常努力了，比現在絕大部分人都要更努力地想要活下去。可是他的糧食要賣
到廣州、上海換錢，必須付出重重的盤剝與厘金，運輸成本高得驚人。
而越南米，泰國米從輪船一路開到廣州、上海，方便快捷也就算了，更可怕的是在海關
稅務製度當中，洋米居然是免稅的。
4塊錢一擔的洋米，不需要加任何關稅地湧入中國市場，這對殖民地農業資本來說，是
大蕭條年代的救命稻草，卻是對中國農民的謀殺！
1932年，為了應對大蕭條，德國小麥進口稅率為30.86%，意大利的小麥進口為20.46%，
法國雖然農業發達不怕衝擊，小麥稅率也有16.24%。而中國對糧食進口關稅竟然是零！
難怪各糧食出產國瘋狂傾銷中國，以求免於危機。
於是極為諷刺的事情發生了，身為落後農業國的中國大量進口洋米，最高期間占據總進
口量的19.6%。
21世紀，習慣了工業社會的中國人可能會反問，民國期間到處饑荒，進口糧食不好嗎？
然而事實並沒有那麽簡單。
如果我們以30年代極為可憐的糧食消耗量來計算，當時中國的糧食產量不僅能夠滿足需
求，而且還能夠進行一定量的出口。在中國農業社會無法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大前提下，
放開糧食進口，打擊的是中國經濟秩序和自耕農的生存空間。
而為了保持糧價，為了收購更多自耕農的土地，控製中國糧食交易的地主與米商們寧可
糧食爛掉，寧可將陳米燒掉，也不會因為洋米洋麵的衝擊，就放出積壓糧食給災民吃。
現在中國網民經常嘲笑印度人均糧食不如朝鮮，還能出口糧食，民國這方麵真不如印度：
“自十九年豐收以來，僅長沙市一埠，數年間穀米存儲，由陳而新，由新而陳，現逾二
百餘萬石，以本市人口計算，可供二三年之需。”
這看上去是開元盛世？
實際上是經濟停轉：
“顧江西米穀素以滬、漢為銷納場所，乃長江下遊，因洋米傾銷，固無下行之希望，而
漢口有湘米灌注，且受洋米、洋麥影響，贛米亦無插足可能，省內各地，除南昌、九江
，可以銷納少數米穀外，均苦於出路窮絕。”
印度好歹糧食還能出口，而當時的中國糧食豐收。豐在穀倉，爛在窖中，自耕農賣不出
糧破產，災民依然無以為生。而根據南京條約規定，糧食和大多數商品一樣，5%關稅就
可以進口，再繳子口稅2.5%就免於一切中國國內稅收。
在殖民時代，雖然大多數殖民地處於農業社會，但農業社會和農業社會大不一樣。和傳
統農業國相比，殖民地農業往往會有幾個特點。
1. 糧食無法自給，依賴進口。
2. 種植各種經濟作物，為宗主國提供原材料。
帝國主義的目標正是如此，要摧毀相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依附性結構的殖
民地經濟。不僅要靠帝國主義才能賺工錢，甚至吃飯也離不開掌握新大陸空曠土地的帝
國主義。
以廣東為例，作為海口通暢的相對發達地區，廣東進口糧食並沒有什麽錯，可是1927年
到1935年期間對進口糧食的依賴程度實在駭人。傳統上向廣東輸出糧食的農業省份，問
題就不僅僅是“多收了三五鬥”了。
麵對這一切，稍微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要調整海關策略，糾正1843年以來的積弊，最起碼
要讓中國這個農業國擁有相對穩定的糧價。在1932年的洋米衝擊後，【穀賤傷農】的口
號響徹整個中國知識界，導致了廣東省政府的有識之士也在極力推動征糧食進口稅。
隻是傾銷中國，掌控糧食命脈的洋行米商又豈是好惹的，如果敢對他們征稅，他們就敢
讓三千萬的廣東人吃不上飯!
1933年9月19日《越華報》透出了赤裸裸的威脅：
“洋米商不足惜，其奈我粵三千萬民食及全省米商營業何?”
同年9月，廣東糧價大漲，操控意圖極為明顯。
麵對洋米商的威脅，當時省政府農林局長馮銳字字真誠地勸說道
“政府對於米稅的征收,係經過長期間之研究，並非率爾為之。且洋米確具不能不征收
專稅的理由。
首先是以農立國的國家而農產品的輸入竟有如此之巨，恐長此以往，中國人民的膏血將
為外人吸盡了；
其次,穀值每擔已由七元跌到三元四角，且米價雖低也沒有銷路，理由是土米銷路已給
洋米占據了，弄成農民日夕勤勞，而田中收獲尚不足以彌補人工肥料，在這種情況下，
試問何人還肯去耕田?”
應該說得益於廣東省政府較為高明的手腕，沒有大幅度提高稅收，而是靈活設置廣東不
同地方關稅，再利用當時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向英國施壓，1933年12月中國海關自
《南京條約》後終於再一次對外國大米征收賦稅。
不過，整體上這不能改變中國糧價隨世界傾銷水平大幅波動的事實。自耕農因此大量破
產，土地向少數有積蓄的地主集中。
於是“無紳不劣，有土皆豪”，破產農民紛紛轉投蘇維埃，正規紅軍在數年內從3萬上
升到30萬。
接下來就是本係列上一篇講過的故事。英國籍總稅務司向蔣介石撥付“關餘”，發動第
五次反圍剿，迫使紅軍長征——可是這農民革命軍，本來就是你們海關動員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