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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小提琴四人小組最近來了一個新成員，小提琴、二胡都拉得非常好。他有點家傳，父親是魯藝出身，從小就受到音樂的熏陶。小時候先學二胡，後來覺得二胡的表達力有限，就改學小提琴，曾在沈陽某個部隊的文工團混過。他拉小提琴很有些絕活，隻要是會唱的旋律，不用看譜，他都能拉出來。更絕的是隨便轉調，讓他從D變成降E等等，他隨手就來。他的樂感很強，可是識譜沒有那麽快，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拉的一些曲子他不熟悉，在旁邊聽，給我們指出許多毛病。
說到改學小提琴，他便開始吐槽中國民樂。民間老百姓吹吹笛子，拉拉二胡，唱唱歌，自娛自樂，基本都是獨唱、獨奏的簡單形式。反映到專業演出，就都是二胡獨奏、笛子獨奏、古箏獨奏，連個伴奏都沒有。到了民國時期，受到西洋文化影響，才出現了合唱。中國樂器因為音域較窄，表達力有限，互相搭配不上，而西方早就有大型交響樂了。他認為這都是中國文化從來不重視音樂造成的。
幾代王朝有宮廷音樂，供皇帝享受，倒是有古箏和琵琶等樂器的合奏，但隻有文字記載，沒有音樂記錄，具體的音樂都失傳了。中國曆史上記錄音樂的方法非常複雜，有十幾種，也不統一，記錄笛子的“樂譜”不能用於其他樂器。中國傳統音樂主要靠口授傳承，很多作品和作者失傳。器樂合奏隻是帝王將相的專利，被埋葬在宮廷裏，沒有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他吐槽中國民樂的另一個方麵是根據音樂理論，音樂有三大要素：旋律、節拍、和弦。中國傳統音樂中根本就沒有和弦，也不講究節拍，加上中國傳統音樂以五音律為基礎，使得中國音樂旋律簡單，節奏不嚴謹，結構鬆散，幾乎可以說處於一種初級狀態。
他還認為傳統中國音樂大部分都哀哀切切，情調纏綿，作曲的主要目的是發泄自己的情感，並不注重他人感受或演奏效果。西洋音樂能夠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商業性，而中國音樂沒有這層動力，缺少音樂市場，“藝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他認為這都是中國文化不重視音樂的結果。
到了“洋為中用”的時代，出了個《梁祝》和《黃河》，全部是西洋樂器。以後民樂才羞羞答答地與時俱進，非得讓二胡去拉《梁祝》，又沒有一樣民族樂器敢去挑戰《黃河》。進入21世紀才開始出現民樂交響曲、民樂協奏曲，樂隊裏有二胡、琵琶、揚琴、竹笛等傳統樂器，可還是離不開大提琴，巴鬆、定音鼓等西洋樂器，不然整個樂曲會缺少低音，太單薄。他還覺得國人喜歡高音，聲樂也好，器樂也好，高音比低音多。
盡管開始發揚民樂交響樂等形式，民樂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還是很低，遠遠不如飲食文化的地位。現在父母都要孩子學鋼琴、小提琴，沒有人要花錢讓自己的孩子去學二胡、笛子，這也是因為民族樂器簡單易學，自己在家練練就行。音樂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對民樂也是不屑一顧的。
這位老兄不愧為魯藝的後代，對音樂還是有些造詣，有獨特見解，還讓人暗暗感覺他背叛了魯藝精神。吐槽多了，也開始收斂，說自己很喜歡拉二胡曲《萬馬奔騰》，小提琴水平不如二胡水平。
這位老兄說的還是有道理的，西洋音樂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各種樂器做工複雜精細，音域寬闊，表現力豐富，音樂形式多樣龐大。中國傳統音樂基本上都是“個體戶”，樂器表達力有限。五線譜為西方音樂的發展和普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中國音樂長期隻停留在口授傳承。到了上個世紀初簡譜才傳入中國，花了半個多世紀才開始普及，這又是中國文化不重視音樂的實據。
不過自己也認為，與其說中國文化不重視音樂，不如說中國文化重視的就是這種“個體戶”音樂，這跟宗教或許有關係。西方宗教對音樂的影響很大，大家一起去教堂做禮拜，強調團契，這種集體崇拜在音樂上就形成了室內樂和大型樂團。中國的佛教是個人敬拜，燒香拜佛，沒有集體觀念，反映到音樂上就是獨奏。中國傳統音樂或許也受到禪文化的影響，沒有和弦的五音律獨奏，聽似單薄，卻像國畫，幾筆潑墨，沒有色彩，意境卻很深遠。佛教和禪文化是否對中國音樂有這種影響，不知有人研究過沒有。
比民族氣質，要以交響樂團比交響樂團。1978年小澤征爾指揮中國中央樂團演奏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時曾說樂團的東方氣質如絲竹，難以把握勃拉姆斯“Flesh" 一般的厚重質感。
另外還有幾部中國旋律、西洋配器、和聲的音樂作品，也很棒：
賀綠汀創作的鋼琴曲《牧童短笛》
賀綠汀編寫的管弦樂曲《森吉德瑪》
瞿希賢編寫的合唱《牧歌》
吳祖強創作的芭蕾舞《紅色娘子軍》音樂
吳祖強編寫的弦樂《二泉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