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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山東工學院教授金榜的一篇文章。當時正值反右高峰,這位教授的文章極力讚美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其中有這麽一段:
去年上半年,我同一部分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協委員到煙台去視察,看了一個生產蘋果的高級社。這個社叫幸福社,該社在1953年全年生產蘋果近二十萬斤,1955年生產蘋果近八十萬斤,1956年計劃生產蘋果二百四十六萬斤,相當於1953年的十二倍。在解放前,煙台蘋果每畝的平均產量為三百一十斤,1956年幸福社的三十年大樹,每畝產量已達九千五百斤,該社準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將蘋果每畝產量提高到一萬五千斤;到那時,蘋果產量將為1950年的四十八倍。
蘋果畝產從三百一十斤提高到九千五百斤,聽起來有點懸。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畝產還要提高到一萬五千斤,提高48倍。說這位教授的吹牛水平跟錢學森有一拚,大概不過分。錢學森在他那篇著名的吹牛文章裏寫道,“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不過給這位教授說句公道話,他是1956年去參觀了煙台的“幸福社”,聽別人吹牛,才寫吹牛文章。認定他是老海歸,因為還有下麵這段話:
大家都知道,在舊中國,社會上的“叫化子”是很多的,到處可以遇到有人向你要錢。1951年我從美國回來,在舊金山街上經過時,就有美國的“叫化子”向我要錢。可是我到新中國後,幾年內所到之處,沒有遇到一個向我要錢的人,這就表明,在新中國的新社會裏,人人都有吃有穿了。從這一件事上,就不難區別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哪個好了。1951年,我每月的工資是一百多元,現在將近二百元,生活提高將近一倍。
1951年回國,在山東工學院任教授,完全符合老海歸的造型。除了這段自白,找不到任何有關這位“金榜”教授的其他信息,隻知道他曾是山東工學院機械係教授。他的生辰籍貫,哪年出國,哪個學校畢業,都是空白,在人間隻留下了這麽一篇文章。或許他這篇讚美文章沒能幫他度過反右,最後還是被送去勞改,從人間蒸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