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老海歸進步

50年代回國的老海歸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國家需要的人才，容易分到對口工作，大多數對自己的工作滿意；第二類是歡迎歸國，不回來也無所謂，主要是學文理科的，很難分配到滿意的工作，很多被迫改行。

史久鏞，寧波人，1948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係，195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碩士學位。他的未婚妻張幗英在上海交電公司工作，多次寫信催他回國。1954年他29歲，決定回國，被分到南京師範學校教曆史，讓他心情很不舒暢。一來工作不對口，二來和未婚妻兩地分居。一位叫柏歲寒的老師被選派去“團結和幫助” 史久鏞，並向黨組織匯報史久鏞的表現和思想動態。下麵是總結匯報內容（很長，節選）：

我是怎麽聯係和幫助一個美國留學生的

1955年1月，南京市教育局派了一位剛從美國回國不久的留學生到我們學校來擔任曆史教師。他到校時，行政領導上級向我們教研組的同誌們指出，團結和幫助留學生，尤其是美國留學生是一項具有政治意義的工作，希望全組同誌能做好這項工作。教研組的同誌們研究之後，決定把這項工作的主要擔子交給我來擔負，因為我和他都是教世界近代史的，比較有更接近的條件。當時我在思想上明確了，這是黨交給我們的一項政治任務，而聯係群眾、幫助群眾以求得共同進步，又是我們民進的基本任務之一。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來做好這項工作。雖然知道聯係這位同誌是比聯係一般的老師要花更多的力量，可是信心很強，下決心要把這項工作做好。

我決定從和他交朋友做起，以便彼此能更快地熟悉起來，從而了解他，找出他思想上的主要問題，好針對問題進行幫助，並為今後長期聯係打下一個基礎。這項交朋友的工作是從本年寒假期間開始的，經過多次的和他來往、訪問、談天，我初步知道了他的家庭狀況和他生活習慣上的一些情況。例如他家在上海，南京沒有親戚；他過慣了夜生活，每晚要到一兩點才睡覺；喜歡聽音樂；喜歡抽雪茄和大煙袋。當時他主要的思想狀況是：對黨的政策有懷疑，抱著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觀點來看人民民主專政。他認為這是矛盾，同時認為，國內教師門的政治覺悟高，對於他這樣一個剛從美國回國的留學生一定是歧視的，因此對我們存著戒心；對於政府派他在中等學校教書很感焦慮，認為為什麽不派他搞本行工作？…（略）

史久鏞情緒不高，不知怎麽上課，柏歲寒便開導他，給他介紹學校曆史，學生情況，講解教學過程，還借給他很多參考書看。

他自己也很努力，利用晚上遲睡覺的習慣，把參考書都看了，初步安下心來，準備試教幾堂課。開學之後，我又幫助他訂教學工作計劃，替他繪製教具，並演示使用方法給他看，幫助他準備好頭幾堂的課。上了兩個星期的課之後，他所教的兩個班的學生對他的教學是有意見的。這兩個班的班主任便把學生的意見向我提出。我把一些正確的意見，例如說，他語言太平淡，不夠生動，重點還不夠突出等等，我再和他共同研究教材與教法的時候，有意識的把學生的意見作為我體會到的應如何講課的意見提出，希望他能在今後課堂教學中注意改進，但不告訴他，這是學生提出的意見，隻作為我個人的意見。但學生中也有部分的人對他是有所偏見，就是不正確的。我便通過團的組織來對這些學生進行教育，消除學生對他的偏見。就這樣具體地對他進行幫助，逐漸的培養起他獨立備課的能力。在七八個星期之後他也能用心獨自備課寫課時計劃了，工作的信心初步地解樹立起來。在業務上對他進行幫助的過程中，我是毫無保留的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他，並對他的逐步地能熟練教學工作以及點滴的進步都熱烈地加以鼓勵。同時，我也抱著虛心學習他的優點的態度來進行共同研究教材的工作的，例如在研究“美國帝國主義的形成”這一節教材時，課本上對“美國是典型的托拉斯帝國主義”這個概念舉例太少，他便補充了很多具體生動的實例。我認為這些教材很好，一般的參考書上都找不到的，便在我的教案上采用了，使教學內容因此更豐富了。這樣做，也尊重了他的自尊心，鼓舞了他對教學工作的興趣，還寫了幾萬字的材料交給黨支部，請求審查…（略）

去年十二月六日，民進南京市師教小組邀請了七位平時所聯係的老師舉行了一次茶話會，彼此交換意見，談談思想上的話。這位同誌，也被邀請參加。他興奮地對小組同誌們說：“我思想鬥爭勝利了，現在的心情確實輕鬆愉快多了！”他在這次會上表示，他已經有了爭取參加民進組織的願望，因為他感到民進組織對他幫助很大…（略）

以上是我聯係與幫助這位美國留學生的一段簡單情況，談不上有什麽經驗，但通過這一段時期的工作，我有四點體會…（略）

文中的“民進組織”應該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民主黨派。

改革開放後，史久鏞全力投入自己的本行。1994年，被當選為國際法院大法官，2004年當選國際法院院長。

史久鏞2022年於北京逝世，享年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