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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曾是老海歸們出國攻讀的時髦學科，據不完全統計，50年代回國的老海歸中有30多人學建築學。其中至少有四名女生，她們是張守儀、章周芬、沈學均、李瀅。
50年代從西方國家回到中國，很難在建築方麵大顯身手。中國學習蘇聯老大哥，追求民族主義的形式，建築設計上有許多框框，加上政治上的大鳴大放，派係鬥爭白熱化。在男人一統天下的建築界，女人更是步履艱難，沈學均最後不得不改行教英文。
李瀅原本應該是建築界裏的佼佼者，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築係首屆畢業生，1946年獲獎學金赴美，師從幾位現代建築大師，先後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兩個碩士。她出身望族，建築大師林徽因是她的表姨，家族裏還出了美國大建築師林瓔，越戰紀念碑的設計者。
1949年，母親告訴李瀅中國即將解放，氣象萬千，鼓勵她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但可以晚些回來，多學些東西。李瀅沒有耽擱太久，於1950年底繞道歐洲回國。在母校聖約翰大學教了一年的建築學後，因為不喜歡上海的生活習氣，就回到自己出生的北京。
她被分配到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才發現北京的政治氣氛更令人壓抑。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肯定了她的能力，也批評她觀念脫離實際，思想不求上進，個人名利作祟。她對自己進行檢討，“學習了總路線才認清新社會主義建設本質和具體步驟，更在這次反浪費、反複古、反形式中，才沉痛地看到以往規劃建築工作中脫離了經濟的不正確設計，不但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反而阻礙了發展。在都委會薛子正同誌直接領導，耐心教育使我深深懂得規劃設計的階級性問題。”
她被派到治理龍須溝的工程。龍須溝在北京南側，是北京最大的貧民窟，汙水橫流，臭氣熏天。李瀅對龍須溝進行了踏勘、調查，做了規劃方案，疏通積水，保護了一些文物，為龍須溝的改造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龍須溝一帶以後修建成了龍潭湖公園。
李瀅身體很不好，從1953年起動手術、住院、休養共6年，1959年才回去上班。長期病休又使她與外部脫節，無論在思想上還是業務上都感覺到了差距，讓她有了自卑感。以後在建築方麵建樹不大，困難時期缺乏木材，她就研究用蘆葦等材料做建築板材；60年代推動了預製板和裝配式建築體係的發展。
老海歸回國後的十幾年裏，不斷受到調查。組織上似乎對李瀅不放心，懷疑她參加過反動組織，都到了1965年，還找來李瀅表姨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寫證明材料：
“1946年秋至1947年夏我在美國耶魯大學講學一年，寒假期間（1946年末至47年1月上旬）期間，我曾到麻省工學院所在的波士頓市渡假，差不多每天見麵。那時她完全是一個資產階級小姐。在校學業大概不錯，頗受到當時在美國的芬蘭建築師Alvar Alto和德國建築師Walter Gropius（二人都是國際知名的‘大師’）的重視。據我所知，她沒有參加什麽反動黨派組織，也沒有什麽活動。1947年初春開學以後，我就沒有再見到她。有無什麽活動，我就不知道了。”
文革期間，李瀅被下放到北京第一建築公司，當了兩年木工和抹灰工。文革後參與了國際貿促會大樓和北京師範學院音樂美術教學樓的設計，她僅有的兩個作品，不久後就退休了。改革開放後，海外學者還記得這個哈佛大學的高才生，卻打聽不到她的下落。
李瀅的個人生活也不盡人意。她和丈夫洪朝生是在美國認識的，洪朝生獲博士學位後前往荷蘭做研究工作。李瀅回國途經歐洲，二人一同回國，還沒有結婚。李瀅不願意結婚，原因就是她知道自己身體不好，恐怕不會有孩子。直到1961年，李瀅已經38歲了他們才舉辦了婚禮。洪朝生被選為科學院院士，住在中關村。李瀅後來變得很怪癖，離開洪朝生，搬出中關村，一個人和保姆住在亞運村一帶，拒不見人，直到去世。有人回憶李瀅走後洪朝生和孩子還住在中關村，有的信息卻說李瀅一生沒有生育。
李瀅2020年去世，享年96歲。
長期抑鬱的人活到96歲的概率如果不是零，也大概是0.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