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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麗川1945年赴英留學，1947年獲伯明翰大學電機工程碩士。因妻子程美德還在朱利亞德攻讀音樂，他隨後也到了美國。在美國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恰逢聯合國招收中文翻譯，便在聯合國做起了翻譯工作。聯合國的工資待遇都相當好，但時間一長，宋麗川心裏開始覺得學無所用，專業荒廢了。於是在“積極響應”的感召下，也決定回國貢獻。1957年舉家回國，在北航擔任副教授，讓宋麗川心滿意足。
好景不長。妻子程美德回國不久就患上了肝炎，加上三年自然災害營養不良，文革期間惡化，以後不久就去世了。宋麗川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家裏的鋼琴也被紅衛兵抄走了。最讓宋麗川痛心的是三個孩子整天遊手好閑，無學可上，大兒子還誤入歧途。他寫信給聯合國一個老同事說，“回國是個非常愛國的心願，但卻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非常後悔，我死也要死在美國！”。
宋麗川和程美德夫婦在美國生了3個孩子，老大叫John ,老二叫Steve，老三是女孩，叫Lois。老大回國時已經快9歲了，英文一直都沒忘。文革開始時，老大在石油附中上高二，雖然是名副其實的“狗崽子”，卻跟“聯動”混得很熟（“聯動”是北京高幹子弟的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常把家裏的英文《福爾摩斯》之類的故事書拿出來，一邊看一邊講給聯動們聽。他跟聯動攪在一起，最後跟著打砸搶。有一段時間在北航的大院裏可以看到他騎著一輛偷來的摩托車進進出出。一天夜裏，跟著幾個同夥，跑到科學院地球物理所大院裏偷了一輛吉普車，一直開到十三陵，到沒油拋錨為止。後來到山西插隊，舊習不改，不知犯了什麽法，加上偷聽《美國之音》，罪上加罪，被送去勞教。
麵對這個破碎的家庭，文革剛結束宋麗川就做出決定，為了孩子們，特別是老大John，隻有一條出路：送他們回美國。
程美德在美國德州有個姐姐當年沒回國，宋麗川給她寫信，請求她以海外美籍華人的身份跟中國外交部聯係，看看能不能高抬貴手放孩子們回美國。外交部回信給這位姨媽，說要等中美正式建交以後再說。宋麗川迫不及待，直接寫信給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詢問孩子們恢複美國國籍的可能性。數日後竟然收到領事Tkacik的回信，指示應該準備哪些文件和材料。宋麗川通過美國的姨媽搞到了孩子們的出生證明，按照Tkacik的要求把材料交上去。經過美國國務院審核，兩個月後，孩子們就拿到了美國護照。中國公安方麵看到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也沒有找太多麻煩，給老大平反，發給他們出國用的中國護照。
宋麗川在給另一個老海歸的信中說，“五月間，John的冤獄得到平反，釋放。因為Steve和Lois已經辦妥，他辦起來簡單得多。雖然他有那一段勞改曆史，根本沒有影響。在檀香山，我和美德替他們簽署了放棄公民籍的聲明。我當然不得不承認我做了一樁極大的錯事。我現時的心情有點像開籠放鳥，看著他們飛向廣闊的藍天，也飛進了殘酷的環境，翅膀雖有，但不堅強。我沒有為他們進入美國做好任何準備，心裏有些慚愧，但比之我把他們帶回來受折磨，以及由此產生的良心譴責，分量的輕重便大不相同。”
他繼續寫道，“其實76年以後，天上的陰霾已逐漸消散，華主席是英明的（up to now），葉帥國慶期間的國情演說等等，可以說是‘太陽出來了’。不過對John他們，失去了一切就學機會，多年來備受淩辱，心靈上的創傷，不可恢複的光陰，更是像陳白露在《日出》末尾時說的那兩句話，‘可惜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該去睡了。’”
宋麗川並沒有像陳白露那樣去尋短。他不久後也回到美國，跟孩子們安度晚年，直到去世，實現了自己“死也要死在美國”的夙願。
回複 'workforwal' 的評論 :
問題是中國人是世上移民美國人口比例最低的，比緬甸，尼泊爾還底！說明中國人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