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學理工還是文科,不管是從美國還是歐洲回國,老海歸們大都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古典音樂。有的人是到了海外受到了古典音樂的熏陶,有的出國以前就醉心於古典音樂。孫世錚(芝加哥大學經濟博士,1950年回國)特別喜歡古典音樂。一次聽到《紅色娘子軍》選斷《快樂的女戰士》時說:“我怎麽老有一種錯覺,從舞台翩然而至的不是女戰士,而是撲棱著翅膀兒的小天鵝”。《娘子軍》的兩位作曲者--吳祖強和杜鳴心,都是五十年代蘇聯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的,深得老柴的真傳,寫《娘子軍》時自然逃不出老柴這個如來佛的手心。學小提琴的女兒不懂父親的意思,孫世錚拿出《天鵝湖》的唱片,放給女兒聽。
蔣錫夔(華盛頓大學化學博士,1955年回國)也特別喜愛古典音樂,在日記裏寫道:“我整個的理想受著音樂的影響,偉大人格的靈感將漸漸滲入我的心靈深處。我聽著音樂,它會一步一步地把人性中的平凡、庸俗、醜惡從我心內向外掃去。”他特愛貝多芬,說自己的靈魂原是《歡樂頌》中的靈魂,因為它給了我“美麗、歡悅、強烈的生命力”。留學期間他寫給家裏的信中說,自己在發思鄉之愁時, 唱著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曲》中的樂章,以慰親情。 匹茨堡都堪大學化學碩士趙綿(後來在農村喂豬)不但帶回古典音樂,還帶回美國鄉村音樂的唱片,可算獨樹一幟。巫寧坤回國時沒帶唱機,回國後家人送給他一台,可是沒有錢買唱片。於是把帶回國的一本英文《資本論》賣給了圖書館,在舊貨市場買了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和巴赫的《勃蘭登堡協奏曲》等,視若珍寶,百聽不厭。
老海歸們帶回來的唱片,很多都被紅衛兵抄家的時候抄走了。很多老海歸像王補宣一樣在紅衛兵來抄家以前就“自行處理”了。顏鳴皋(耶魯大學博士,1951年回國)回憶紅衛兵到家裏來,卻要他自己砸毀唱片,一直心痛不已,“感覺太可惜了”。鄭林生(俄亥俄州立大學物理博士,1956年回國)特別喜歡西貝柳斯的作品,帶回來很多唱片,文革都給砸了。以後讓他氣憤不過的是,看了章含之寫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一書,裏麵講喬冠華請章含之聽唱片,肖邦第一鋼琴協奏曲,憑什麽你們高幹有這種特權,而我們要砸毀自己心愛的唱片。楊澄中(利物浦大學物理博士,1951年回國)避免了砸唱片的場麵,因為他帶回國的唱片都是老78轉的,在托運時沒包裝好,到家打開一看都碎了。
不是所有唱片都遭厄運,兩彈元勳郭永懷夫人李佩回憶說,剛回國時,郭永懷從不休星期天和節假日,從不午休,早出晚歸,埋頭書案,連聽音樂的時間都沒有了。以後大部分時間都在青海,偶爾回家,更沒有時間聽唱片。她隻能回想起兩次在家裏聽唱片,是兩個星期六下午。最後所有唱片,包括兩箱從來未開封的新唱片全部送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郭永懷,加州理工大學流體力學博士,1956年回國,參加兩彈工程,1968年一個人跟隨一名警衛從青海核試驗基地飛回北京,途中飛機失事,直到夫人李佩99歲去世也沒有人向她交代出事原因—可能是國家機密吧。到底為什麽郭永懷一個人從青海基地回北京,有各種猜測。一種說法是李佩被揪鬥,郭永懷得到消息無法安心工作,請求回北京。另一種說法是試驗場地發現新數據,郭永懷要回北京匯報。還有一種說法很詭詐,郭永懷在發展核導彈問題上與聶榮臻起了口角,妨礙了導彈研發,於是接到回北京的命令…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報道郭永懷逝世,全文:“中國共產黨黨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郭永懷同誌,因不幸事故犧牲,終年五十九歲。郭永懷同誌在從事科學技術工作中,做出了貢獻。”三個星期後,中國第一顆核導彈發射成功。)
虞福春是美國俄亥俄大學物理博士,1951年回國,收藏的唱片中有十幾張貝多芬第五《命運》交響曲,閉著眼睛就能聽出是誰指揮的哪個交響樂團。文革期間,紅衛兵打他,把耳朵打得整天耳鳴,還砸毀了所有唱片。以後下放到幹校,因聽不清軍代表的命令常常受到訓斥。1977年學校宣布恢複虞教授的名譽,兒子想了一個極妙的方式來慶祝。他從朋友那裏借來《命運》交響曲的唱片,要給父親一個意外驚喜。朋友說,要借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讓虞教授聽是誰指揮的哪個交響樂團。幾天後,兒子還唱片的時候高興地說,老爺子耳朵還行,聽得真亮,是托斯卡尼尼指揮的美國國家交響樂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