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學文科的有點慘，分配工作才發現自己學的專業派不上用場。文學、曆史不受重用，社會學、心理學等被稱作西方資本主義偽科學，“共產黨能解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還是去教英文吧，”負責分配工作的幹部如是說。教育學、工商管理全盤是蘇聯的那一套，政治學和法律就更別說了。學這些專業的人大部分都改行教英文，充其量搞搞翻譯工作。拿到經濟碩士博士的人對社會主義經濟還是一竅不通，淪為中學老師大有人在。50年代在美國拿到經濟博士學位的共81人，可確認隻有15人回國。
任運福在巴黎大學讀法國文學史，1953年回國被分到天津女二中教世界曆史。他給政府寫了封“感謝信”，信中說“蒙政府分配我這樣好的工作崗位，實際自己內心慚愧得很。從開學到現在，同事同學們都在積極幫助我提高業務，但自己還是在忙亂中摸索。現在我已把全部時間用來鑽研教材，但是否能解決問題還不敢說。”
高麟英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教育部對她工作分配處理意見表示，“剛回國顧慮很多，不肯暴露思想，怕去革大學習，對自己的‘教育博士’很自恃，自高自大，要求到大學作教授，研究國際教育，認為我們不了解她的所學。經教育部介紹與師大丁浩川同誌談過連詞話，對自己之所學不適合新中國教育製度有所認識。將材料送新華社考慮工作，本人同意。”
伍廷敏是個海外遊子，1933年告別妻子梁毅之和兩個孩子公費日本留學，因日軍侵占東北，就轉到德國念書，又學航空機械，又讀經濟，最後拿到馬堡大學博士。由於戰亂，與家人失去聯係，沒人給他寫信爭取他回國，在德國也感受不到回國的浪潮，一呆就是30多年。一直到1964年，大概是混得不好，他才與駐瑞士大使館聯係，表示要回國。大使館幫他找到失散家人，兒子伍伯宣向國家申請補助父親的回國旅費。1965年回國後，已經56歲了，也有自知之明，希望能搞本行工作，但也自願教德文。最後分配到中南外語學院任德語教師。
學音樂的似乎是香餑餑，各地音樂學院、文工團都搶著要。薛傳懿，何克夫婦倆口子都在巴黎音樂學院學音樂，1954年回國都被分到中央音樂學院。朱麗亞德音樂學院的夏國瓊一回國分到了中央音樂學院天津分院，沒過多久，又被上海音樂學院搶走了。這可苦了學建築的丈夫羅維東，天津城市建設委員會剛表示歡迎，又要跟著妻子跑到南方找工作，結果華東煤礦局請他去報到。
氣象是個敏感學科，跟國防有關，譚丁在美國空軍氣象學校學習，加上父親在香港有巨資，回國後隻好教英文。曹德謙在密蘇裏大學學的是新聞，因選學過西班牙語，一度讓他教西班牙語。李美玉是猶他大學文學碩士，因為會彈鋼琴，就去教音樂。張蔭餘在倫敦印刷學院學習現代印刷技術，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局工作。可是因為“曆史背景”太複雜，始終得不到信任，一直打雜。後來外貿學院請他去教英文，他欣然同意。謝漢俊的專業是經濟，被分配到新華社搞翻譯，因為愛好攝影，以後跑到北京美術公司幹起攝影，還頗有成就，出版了大量有關攝影的書籍。侯浚吉獲美國西北大學航空管理碩士，共產黨的航空事業是不會輕易讓一個從美國回來的人去過問的，被分配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胡其安的專業是國際法，被分配到複旦大學教新聞學，多多少少和專業沾一點邊，後來調到外交部資料室。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但也有例外。
鄔滄萍是例外中的一個，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因選學過統計學，到人大教統計，並參加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1957受馬寅初《新人口論》影響，開始研究人口問題。1979年向國務院提交“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的倡議，得以實行。現在依然健在，研究“老齡問題”。雖說也算改行，但對社會的影響不次於一顆原子彈。
楊昌棟1933年就獲得了耶魯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介入宗教工作，1949年再度出國，在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50年秋回國後竟能繼續從事教會工作，還被選為福州市政協委員，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副主席和全國委員，福州天安堂主任牧師。
李儲文比較神秘，1939年入黨，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在上海擔任牧師，由教會保送耶魯大學神學院，一直隱瞞地下黨身份。1950年加入“積極響應”的浪潮，回國繼續“臥底”擔任牧師，文革因吃不消皮肉之苦，暴露黨員身份，立刻被中央保護起來。以後負責上海外事和僑務工作，還擔任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邵循道本來就是學英語出身，1950年回國後被分到西北醫學院外語教研組任講師。一年後學校取消英文課，全部改教俄文。邵循道憑著對語言的專業理解，硬著頭皮教俄語，邊學邊賣，直到1958年恢複英文課，開辦醫學英語專業班。對醫學一竅不通的他，又開始鑽研醫學，雖不能說得心應手，但畢竟是學有所用。
有一個人是不會讓他去教英文的 – 湯定元。他考大學的時候英文交了白卷，因其他成績突出被破格錄取。畢業後考公費留美，英文還是不過關，結果自費出國。當然，不會讓他教英文的主要原因是他最終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物理碩士，回國後當選為學部委員。
王繼祖的求職道路反映了一些人胸懷大誌，回國想搞一番事業卻處處坎坷。他獲伊利諾伊大學經濟博士，1954年回國，被分配到南京醫學院圖書館。他四處呐喊，要求調到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甚至寫信給《人民日報》抱怨“當局對我們的關懷不夠”，“被說服、教育，動員改行”，懇求“讓我們有機會在我們的本行發揮小小的一點作用吧”雲雲。因為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最後把他調到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從字麵上看多少跟他的專業掛鉤。但他還是因不能全力以赴投入經濟研究而煩惱。1957年解放軍在張家口成立外語專科學校（解放軍外語學院前身），急需外語人才，不知怎麽讓他中了獎，1960年被調去教英文。這一下又是幾年的噩夢，幾次要求調到天津南開大學，理由是學非所用、兩地分居、孩子生病。一直到1963年如願以償，不久就是十年浩劫，80年代才得以大展身手。
早年脫黨，戰戰兢兢回國的郭舜平倒是很乖張，沒敢跟黨討價還價。拿了個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博士，被分配到福州九中教曆史，很有感恩心理。參加工作以後，寫信給留學生管理司司長艾大炎，“對268個同學直接進行教學，自然是個光榮，而同時又是責任不輕的任務。在自己進行教學的實踐中，積極做到端正階級立場，通過係統、生地、有血有肉的史實的講述，來激發學生強烈的階級愛憎感情。”“工作是忙碌的，但精神是愉快的。”組織上始終沒有停止對他脫黨曆史的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