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除了洗腦以外，住在招待所的主要目的是等待分配工作。每一個人都需填寫《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登記表》。除了個人簡曆，《登記表》上有三個問題：你回國的經過情形？你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你回國後有何感想？
伊利諾伊大學經濟碩士王繼祖寫的很坦誠，“我對新中國的認識是很膚淺而片麵的，所以今後希望經過一番學習和改造後略就所長為祖國及人民服務。”王繼祖出國以前就跟女朋友訂了婚，可是他1954年回國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左等右等等不來未婚夫回來，就和別人結婚了。三十一歲的王繼祖除了學習和改造外還要麵臨終身大事。
密西根大學文學碩士饒敏寫得更誠懇，“在美國沒有前途，又不願流浪在這個國家。我很向往新中國的新社會，尤其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很想對於這個新社會的建設有一份熱，發一份光。”他的妻子周彤芬有些天真，如實暴露自己的想法，“我們早就有回國的意思，卻一直在猶豫，起先是因為對新中國認識不清楚，然後考慮到一些個人利害問題：回國後是否會受到鄙視？思想改造會不會很困難？分配工作會不會拆散夫妻？不管我們將遭遇到任何困難與犧牲，隻要是對國家有好處，我們就顧不了許多。”審閱的人在這些話下麵畫上了紅線。
在加州伯克利念生物的朱麗中還用美國思維方式思考，在“工作誌願”一欄中寫道，“希望能夠一麵工作，一麵攻讀副博士，不適合於教書。”從1956年回國到1966年她做什麽工作並不重要，反正跟博士無關；從1966年到1976年大概什麽也沒做，1978年隨丈夫吳錫九回到美國。
從比利時回國的唐蔚鳳在填寫家庭成員時填寫弟弟的名字：“唐國棟”，在何部門工作：“在鄉下受改造去了？”他打了個問號，不願意相信是真的。
愛荷華大學水利碩士李功受嘴不夠甜，“我在離國前本就定了三年回國的計劃，即便是蔣政權仍存在，我也是要回來辦水利。所以新中國在這方麵隻算是給我實現我願望的保證。”這張嘴以後是要吃虧的。
伊斯曼音樂學院碩士李維渤的回國動機是，“（1）因為親屬關係回來；（2）無作白華的勇氣；（3）為了祖國的建設”。這張嘴也不夠甜，把（1）跟（3）對調一下就好了。“白華”是當時留學生中流行的說法，是指願意在白人社會裏生活的華人。
昆蟲學博士趙養昌咬文嚼字，“個人回國動機基於留學誌願個人留學誌在吸收有用的專門知識以為人民服務之張本學業完成回國服務自屬當然之舉祖國革命完成建設開張亦予莫大鼓勵此外個人身受無理歧視家庭需要照顧亦促成返國之要素也”，一氣嗬成，連個標點符號都沒有。
伊利諾伊大學經濟統計博士林少宮1956年回國，在寫“回國動機”時一語中的，“說到我要回國的動機非常單純，因為我是中國人，我要為中國人民服務，”但緊接下來的話就有點不中聽了，“我積極準備回國已經好幾年了，但因為貪圖無用的學位，加上生育小孩和身體不好的關係，延遲至今，實在慚愧。”林少宮出國以前在重慶北碚“中美合作所”工作，回國過程又“比較順利”，雖主動寫大篇文章讚美祖國，但更引起懷疑，使國內單位沒有人敢要。
學哲學的人大概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思維，南加州大學哲學博士葛力填寫的家庭成員政治麵目很可愛，父親的政治麵目是“熱愛祖國”；愛人“知努力學習，為人民而服務”；弟弟“前進青年，服從領導”；在美國的朋友“對祖國的光明前途有信心”。
學政治的人敏感性強，理論道理隨心應手，可是還是不敢相信下麵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陳光輝1954年說的話：“我瞻仰祖國的走上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道路。當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作獨立的思考，它不但適合世界社會發展趨勢，也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希望能就自己所學專業，用馬列主義觀點與階級鬥爭立場作批判與改造。隻有在祖國的懷抱中，從實際的考驗中，才能真正求進步。” 他在美國有個女朋友，因回國問題感情鬧翻了。
在填寫“回國後有何感想”時大部分老海歸們都寫得很光亮，對祖國的變化深為感歎。從丹麥回國的吳幾康回答說“最深刻的印象是人民的政治水準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人民是何等可愛，”“偉大的三反運動把一切假麵具與惡習氣徹底革除了”“偉大的自吾批評方法永遠是真正革命的唯一武器”。
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曾性初寫道，“當我們到達祖國邊境深圳，看見可愛的山河，熟悉的同胞麵貌，便自然地發生一種親切之感，這種感覺隻有在回到祖國的懷抱才會有的。”
1954年從法國回國的吳樂懿寫道，“回國之後，耳聞目睹，真有闊別數載，氣象萬新之感。過去帝國主義者昂首闊步的上海，現在已經真正屬於人民自己了。”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育博士董時光最興奮的感受是廁所，“初入深圳，第一次碰到的公共廁所的改良。以前公共內屎尿滿地，蒼蠅成群，使人把上廁所視為畏途。我這次入境後，先是極力忍耐到了忍無可忍時，隻好迎著頭皮進去，出乎意料之外，裏麵完全幹幹淨淨，地上沒有一點髒東西，蒼蠅也沒有。”
路易斯安那大學碩士朱康福回憶當時填寫履曆表時，不知厲害，如實填寫“家庭出身”、“個人成分”、“曾否參加反動組織、會道門”，甚至還有“有無親屬遭到鎮壓”，當年考上國民黨公費留學，出國以前要“入黨”，想不通的思想問題，甚至一些善意的建議，以後給自己找了許多麻煩。
很多人對這些問題很反感，在美國FBI也是用懷疑的態度問他們類似的問題，回到祖國還要再來一遍，真是裏外不是人。每個人還要寫一份“自傳”，用共產黨的語言就是“交代材料”。老知識分子不會撒謊，又信任共產黨，以後吸取了教訓。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畢業的曹德謙後來說，“反右以後我就想各種辦法欺騙共產黨，再也不跟共產黨說真心話，變成一個說謊話的人，這是我人格的墮落，也是自我保護”。連錢學森也學會了自我保護，大躍進時謊稱“保證合理光照可畝產40萬斤糧食”。他後來解釋說，是不小心寫錯了。搞導彈的怎麽可以不小心寫錯？
賓夕法尼亞大學冶金博士葉渚沛對錢學森的這種謊言大為反感，在一次民主討論會上說，“這幾年有一股‘大氣壓力’，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充滿著誤會、猜忌、不信任的氣氛。這種壓力使得許多人學會了說謊和言不由衷。要科學家說謊，等於是毀掉了他們。”
除了進行思想改造外，剛回國的留學生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把自己所了解的海外留學生情況報告給政府。老海龜們紛紛拿起筆，在“自傳”裏把曾在一起讀書、工作的同學朋友的人名、專業、通信地址和思想動態，以及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寫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