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熱情招待,參觀訪問,遊山玩水之後,老海歸們便和一些所謂“舊知識分子”一起進入“中國人民革命大學”學習馬列主義、中國革命、當前政策、黨的建設四門課,共六個月。華北、華南、華東、華西都分別成立了“革大”。華北革大建於1949年3月,旨在改造舊知識分子,培養共產黨幹部,校長為劉瀾濤,位於北京西苑一個荒涼的大院子裏,校園裏沒有草坪樹木,隻有二十幢灰色的兩層樓房。這個大院曾經是清朝禁衛軍的兵營。後來日本人來了,就成了那個臭名昭著的西苑集中營。後來國民黨政府將集中營又改成兵營,被稱為西苑兵營。
沈從文對華北革大有如此描寫:“我現在坐在西苑舊軍營一座灰樓房牆下,麵前二丈是一個球場,中有玩球的約三十人,正大聲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黃昏,天雲如焚如燒,十分美觀。我如同浮在這種笑語呼聲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軍營中光景。生命封鎖在軀殼裏,一切隔離著,生命的火在沉默裏燃燒,慢慢熄滅。擱下筆來快有兩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義。國家新生,個人如此萎悴,很離奇。”
老海歸們恐怕有如同沈從文的離奇感覺,這一輩子哪兒受過這種教育,開始明白李正道不願意回國的原因了-“怕洗腦”。“革大”把在校學員分成“積極”、“中間”和“落後”三類。丁則民是華盛頓大學曆史碩士,32歲,被分為“積極”類,對他的“思想基本特點”評語是,“46年入國民黨,曾任美軍華北作戰部作翻譯。有青年熱情,曆史單純,舊社會影響不大。自高自大,背年輕、進步的包袱,對帝國主義很崇拜。思想顧慮少,有啥說啥,口吻直率不策略。感情脆弱,經不住打擊,容易感情用事。入學動機為適應潮流,情緒飽滿,進步要求迫切。靠近組織,沒有或很少懷疑,對我們也能批評建議。”
朱耀忠,29歲,賓夕法尼亞大學化學碩士,被分為“落後”類,對他的評語是,“入學動機為找職業,鍍紅,對學習不感興趣,政治與我無關,自高自大,瞧不起別人。近來變化較大,主動聽大課。承認改造,但思想認識不夠,缺乏自信。對自己不批評,發言是按文件一邊倒,有混時間想法。對組織不靠近,表麵應付,對我們有懷疑或看不起。”
在革大學了四門課後,老海歸們最大收獲是知道天下還有“自我批評”這一說。這些喝洋墨水的博士碩士們把寫論文的精神都使出來了,“畢業”後還是滿腦子疙瘩,“革大”就有了外號叫“疙瘩”。
俄亥俄大學物理博士虞福春的自我批評:“過去,我是一個不過問政治的人,但我還自以為很清高…今年二月準備回到祖國時,我心裏存在一個矛盾。我想:呆在美國是為美國人服務,回到祖國總是為中國人服務,我應該回去。但是,我有些貪戀美國式的物質生活。最後,我的愛國思想促使我回來…我感到這次學習運動對我僅僅是一個開頭,我決意更加努力不懈地改造自己。”
在聯合國工作過的金善寶的自我批評:“我為了補償自己的過失,我決心要跟著共產黨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事實一件一件地在考驗著我、教育著我,也改正了我在思想上的許多錯誤觀點,事實證明:隻有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大家才能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向前邁進!”
回國稍早些的梁思成也沒能躲過自我批評:“我這樣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敵我,站穩立場,愛我們人民中國,堅決地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我的分析還不夠深入,這不過是現階段學習中初步的認識而已。我的問題離挖根到底還遠得很。我還要不斷學習改造,希望大家多幫助我。”
“革大”沒有維持多久,華北革大與人大合並。1955年以後回國的留學生都沒上革大,洗腦工作在招待所進行。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主要城市都設立了回國留學生招待所。北京有兩個,一個是給從蘇聯和東歐國家留學回國的,另一個是給從西方國家回國的。後者先設在西單白塔寺王府倉,由教育部主管,後來搬到前門西河沿永安飯店,由國務院專家局管理,所長叫劉誌安。
永安飯店是一座三層樓的老式拜占庭建築,木板地板樓梯。樓下多半是單間,給單身留學生,浴室和廁所公用。樓上有套間,給攜家帶口的。一樓有個餐廳,四五張圓桌,每張桌子可坐十人,一日三餐,好吃好喝。每天都安排各種娛樂活動,從參觀名勝到戲曲欣賞,逢年過節周恩來總理都忘不了會見招待這些老海歸。二樓有個會議廳,每天都要在這裏進行政治學習,內容基本上和革大差不多。大人開會學習的時候,孩子們由小劉阿姨照顧,有時候帶他們逛街,有時候教他們遊戲、唱歌。這些孩子在中國學會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三隻老虎”。小劉回憶說,整天跟一群咿咿呀呀不會說中國話的孩子們團團轉,最後也竟能聽得懂“bathroom”“water”等簡單的英文字。畢竟是在華人家庭中長大,這些孩子也能似懂非懂地聽小劉的話,但大人說正經事的時候就什麽都不懂了。有時候孩子們跑到樓上,在會議廳外麵偷聽大人開會,晚上莫名其妙地問大人,你們為什麽總是說“Jane eye”,問得大人也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大人在談“將來”。
改革開放後,永安飯店成了一家普通旅館,多次改名。周圍的建築都拆除了,唯獨這所曾經接待海外歸來的老海歸們的老建築仍然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