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歸 小故事（六）

到了1954年，大部分要回國的都回國了，眼看回國人數大大減少，一些“大腕”們還沒動靜，於是又組織已回國人員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除了揭發美帝的罪惡以外，寫信寫文章讚美祖國的偉大，直接動員號召還在國外的同事們回國。

《人民日報》1955年1月12日：
【新華社十一日訊】最近從美國回國到達北京的我國學習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毛漢禮、梁曉天、範新弼、宋振玉、朱廷儒、李恒德、許保玖、甘禎祥等聯名寫信給現在在美國的我國留學生，希望他們爭取回到祖國服務…“在回國後的短短幾個月中，就使我們感到祖國的麵貌和我們離國時已經大不相同。我們看到不少地方正在突飛猛進的建設。我們都懷著興奮的心情，根據自己所學的專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和全國人民一起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和平建設而努力。”

《人民日報》1956年3月22日刊登劉爾雄文章題為《回到祖國懷抱，決心獻出全部力量》：
“回到祖國短短的兩個月內，我親眼看到了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日千裏地前進，廣大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人人對祖國前途充滿了無限美好的希望和信心，這一切都使我深深的感到作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是多麽光榮、幸福。政府和黨對我的關懷真是無微不至的，幫助我了解祖國近幾年來各方麵的情況，並且分配我參加建設工廠這一光榮而重大的任務，今後我決心在政治上和業務上不斷提高自己，並且獻出自己全部的力量，為祖國和為人民服務。

《光明日報》1957年6月7日刊登了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發表署名文章《我為什麽回到祖國——寫給還留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們》：
“凡在美國居住又有入學年齡兒女的（中國）父母，都難免不感到遭受別人歧視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會有這樣的病，他們當然就很真實地反映出來。欺淩、侮辱必然在小孩子們心靈上留下一個創傷的烙印......我是一個有兒女的中年人，離開美國也是為了這個原因，不但如此，隻有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裏，青年們才能自由發展，才有自由擇業的機會。”

（郭永懷隻有一個女兒，5歲跟隨父母回國。13歲因文革失學，被打成狗崽子，17歲到內蒙插隊，沒有上大學。1981年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恢複了美國國籍，隨後移居美國，不幸患癌症，回國治療不愈，骨灰撒入昆明湖。）

1957年12月28日焦瑞身（威斯康星大學生化博士）和妻子關穎謙（聖路易大學植物碩士）也在《光明日報》上說，“我們要回國來，也是為了下一代。在美國，孩子們生活在罪惡的環境裏，各種犯罪行為都在向孩子們引誘。那時，我們的樸兒已經8個多月了，我們為了照顧孩子不得不放棄工作照料家務。”

（文革時14歲的“樸兒”看見從牛棚回家的媽媽，叫她“特務”，讓關穎謙傷透了心。以後，“樸兒”回到美國，獲得安德森腫瘤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職務。）

為了消除海外留學生對國內“洗腦”的恐懼，《人民日報》1957年8月26日刊登了1956年回國的麻州理工學院博士陸元九的采訪文章--“思想改造大有好處”。1958年1月18日刊登了哥倫比亞大學碩士鄔滄萍“下放勞動的收獲”一文。

1952年回國的明尼蘇達大學博士陸師義1955年寫信給美國明州大學同學徐冠仁，以下為信中大要：

“冠仁兄，別來侯逾三載，在St.Paul的舊友均好否？念念。前遇士駿兄言及再新兄客死異鄉，未知詳情如何，尚盼告知。弟回國後即按照自己填寫的誌願分發到科學院真菌室工作，生活雖甚緊張忙碌，精神上卻是愉快的。

國內各方麵的發展神速，鐵路公路時刻在伸展，大小城市新型建築如雨後春筍，由於黨的正確領導，科學方麵突飛猛進，科學隊伍日益壯大，其速度之快是身在國外的人難以想象的。應當興奮地告訴你，目前我們的工作條件決不次於國外，書籍、儀器、藥品缺什麽就買什麽。我們的目標是盡量在各學科趕上國際標準，這是光榮的任務，也可想須勤勞努力方可完成。人民需要科學，領導重視科學，因此更重視科學工作者，科學工作者受到一切優待，飲食特別照顧。為了高級知識分子星期日進城方便起見，有定時專車接送，這些細節是不勝數舉的。最值得興奮的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一大堆研究工作，龐大的研究計劃要我們完成。年輕幹部要我們培養，他們定期要完成學位。我覺得忙得有意義，又覺得自己的水平太低，需努力提高方能勝任。

最近雖有一些人回國，但為數不多，足見阻力仍大，因為我了解好些朋友是急於回國的，為什麽不見回來呢？今年春節高教部為我們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春節宴會，到會的有700多新近回國的留學生，我碰到了王曾壯、蔣麗金、何誠誌、周光炯、蔡強康等，可惜沒有見到更多的人由明州回國。對於爭取回國的朋友們，有些不必要的顧慮必需去除，望兄廣泛傳達，使對國內情況有更明確的了解。

（1）怕回國後不能做研究，得不到合適的安排--這點完全不必擔心。拿我做例子吧，完全沒有困難。
（2）怕追政治曆史問題--在國外有許多謠言，三年前我們不是了解留美回國的都要“勞改”嗎？而且有人說在美時間愈長勞改的時間亦長，等到回國後方知道是多麽可笑的謠言。我曾是三青團員，可是從來未因此而有過困難。
（3）怕言論思想不自由--這完全是造謠者對國內情況的曲解。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改進工作有用的工具，不論黨員非黨員，不論地位高低，犯了錯誤人人得向他提意見，這是批評絕非打擊個人。
（4）怕沒有路費--這也不是困難，我回國時的經濟情況你是知道的，我用朋友們委托我帶的錢做路費，一到廣州向政府借款方得回到北京。起初擔心一大堆債無法償還，結果完全由科學院替我還了。
（5）怕生活不舒服--國內的生活水平較國民黨時代已大大提高，比起你們在國外的生活我想目前除了私人小汽車外，衣食住都不會比你們差多少。我深信國外的那些物質享受我們很快就會趕上的。

我曾碰到過金善寶、吳兆蘇、許如琛、夏禹甸等，都以為你該盡量打破一切困難，爭取回國。希望把信中的情況與淮章、錢鼎、文華、世平、國華、老鬱、老潘諸兄談談，我一有空即擬寫信給他們。再新兄惜已辭世，否則定亦勸他回國。”

徐冠仁1950年獲明尼蘇達大學農業博士，1956年偕妻黃小玲與一個孩子回國。

信中提到的“士駿兄”是馬世駿，明尼蘇達大學生物博士，1951年回國；王曾壯，明尼蘇達大學農業經濟碩士，1950年回國；蔣麗金，明尼蘇達大學醫藥博士，1955年回國；何誠誌，明尼蘇達大學土木工程碩士，1951年回國；周光炯，明尼蘇達大學航空博士，1951年回國；蔡強康，明尼蘇達大學工程力學博士，1955年回國；金善寶，明尼蘇達大學農業，1932年回國；吳兆蘇，明尼蘇達大學農藝博士，1950年回國；許如琛，明尼蘇達大學生物碩士，1950年回國；夏禹甸，明尼蘇達大學植物病理碩士，1950年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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