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歸 小故事（三）

在海外的幾千留學生，家庭和社會背景都不一樣，有富豪出身，有布衣百姓，有國民黨“官二代”，有書香子弟，大部分對國民黨感到失望。解放軍南下，飲馬長江，全國即將解放的消息令他們振奮，所以“留美科協”很快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參加人數達七百多人。他們在一起開會，討論回國的可能性，發行《留美科協通訊》。有人是下決心要回國，也有人懷著遲疑態度。《留美科協通訊》第七期列舉了同學們提出的十二個疑問：

1/新中國究竟走的是哪一條路？
2/有沒有言論集會等自由？
3/我們知識分子在新中國的地位怎樣？
4/中共會不會歧視留美學生？
5/是否我們一定要受訓以後才有資格做事？
6/是否我們隻能埋頭做事，而不能對新政權有任何批評和建議？
7/我們在這裏學的回國以後還有用沒有？
8/是否新中國隻要大家窮得公平，而不重視新技能，新知識？
9/中共目前固然愛護人民，但在得勢之後會不會把人民一腳踢開？
10/共產黨會不會像國民黨一樣漸漸腐敗起來？
11/它會不會出賣民族利益？
12/會不會走南斯拉夫的路？

其他大家關心的生活問題有“可以聽我們喜歡的音樂嗎？”，“可以住在自己要住的地方嗎？”，“夫妻可以住在一起嗎？”，“人民幣的兌換率是多少？”，“帶回去的什麽東西要交關稅？”等。不少人出國前就是熱血青年，參加黨組織領導的各種活動，比如佘守憲，在中共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擔任小組長，出國前向黨組織請示能否出國。到密西根大學後，積極配合“留美科協”，號召大家回國。在威斯康星大學讀生物化學博士的焦瑞身一直猶豫不決，在黨員唐孝宣（威斯康辛大學化學碩士）的一再動員下才下決心於1955年偕同妻子關穎謙帶著八個月的兒子回國。張慶年為了幫助大家做好回國的心理準備，與哥哥張祥年一起，自編自演了一出戲，內容是關於回國後可能在物質上、思想上遇到的困難。演出在同學會中引起了震動，但也遭到了左派同學的批評，認為這出戲會動搖大家回國的決心。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新聞碩士的劉祖慰，反對內戰，覺得國民黨是可以把中國治理好的，他的同學沈昌瑞拍著胸脯說，“國民黨江河日下，共產黨必勝！”結果，劉祖慰回國了，沈昌瑞反而留在美國沒回去。

有些老海歸結婚後並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地下黨，比如在耶魯大學學習音樂的黃飛立，妻子趙方幸46年就入黨了，一直沒有告訴他。賀其治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學習法律，自己是國民黨外交官，妻子朱若華卻是地下黨員。李法西赴美留學時告別妻子陳碧玉，卻不知妻子是地下黨。朱夏同妻子嚴重敏一起在瑞士學習地理，嚴重敏1939年入黨。李璞和池際尚1946年結婚後分別到英國和美國留學，池際尚1938年入黨，二人約定同時在1950年回國（李璞文革遇難）。虞福春和田曰靈夫婦都在美國俄亥俄大學讀博士，妻子1945年入黨。唐明照和張希先夫婦在加州讀書，丈夫是黨員。郭挺章和吳瓊璁夫婦分別是物理和化學博士，丈夫郭挺章46年入黨，考取國民黨公費留學，經組織批準出國留學，妻子全然不知。這些人在做回國決定時有“內助”，順理成章。

其他留學的黨員有田方增，巴黎大學數學博士；畢季龍，喬治華盛頓大學企業管理碩士；李春輝，科羅拉多師範學院讀曆史；嚴中平，在英國進修經濟；鄒斯頤，哈佛大學經濟博士；鄒斯履，密蘇裏大學新聞碩士；侯大川，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吳新謀，巴黎大學數學博士；徐利治，劍橋大學讀數學；陳鶴琴，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劉靜宜，伊利諾大學化學博士；張慎誌，梅格拉斯特大學醫學肄業；梁之舜，巴黎大學讀數學；張興鈐，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博士。

對新中國懷有恐懼感而堅決不回國的也有。天體物理學家黃授書就曾說，我是美國天文學會會員，回去是要砍頭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1977年回國訪問，心肌梗突發死於北京。

內戰時期，高鴻業曾為美軍當過一年多的翻譯，出國費用由美軍提供，為國民黨在美國培訓的空軍當翻譯。就憑這一點就讓他心有餘悸。後來讀了個經濟博士，快40的人了還單身，一直拖到1957年才提心吊膽地回去了。

詹鍈出國前，曾在多所大學教國文，同時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秘書，跟隨國民黨74軍軍長王耀武，在學校時間少，在軍內時間多。1948年告別妻子兒女，在美國讀了個心理學博士。因思念家人，抱著“既往不咎，知過改過，重新做人”的心理，1953年回國，以後被打成右派。

 

郭舜平1943年就告別妻子方超敏和三個孩子，跟隨代表團在美國考察教育，這一考察就不走了，連讀書帶工作呆了11年。他一直不歸的原因是心裏有塊陰影，“因1927年冬脫離了黨，以後再未參加活動。雖絕未自首，從未參加反動黨團的核心組織或小組組織，亦未嚐損害任何同誌，但究竟做了反動統治集團的幫閑者，因而時常懷疑黨和人民是否還接受像我這樣一個充滿著資產階級略根性的人。” 在美期間半工半讀，靠美國國務院的補貼和教會獎學金讀完曆史博士。哥哥郭功邦因失職受到政府管製，被判勞教兩年。他自己家庭沒有受什麽影響，三個孩子中，兩個加入共青團，妻子在居委會工作，來信甚想念。1954年他壯著膽子回去了，老實交待了自己的曆史問題。

馮玉祥的英文秘書汪衡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曾化名李同參與“留美科協”的活動，與侯祥麟等人一起創辦《通訊錄》，其目的是打入共產黨海外組織還是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相信共產黨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就不得而知了。1950年與夫人楊緋一起回國，因曆史背景深受迫害，最終都“查無實據”。

1950年2月27日，朱光亞（密歇根大學物理博士）在《留美學生通訊》第八期上發表了《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熱情地動員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感染力非常大。有57名像朱光亞一樣的鐵杆回國派簽了名。可是許多人的名字顯得那麽陌生，比如潘正方、彰淅、何澤民、顧漢英、施戍昌、餘維玫、謝震亞、邱芮鎮、吳增萍等等，有一半人的名字查不出任何與留學有關的資料。他們放棄回國留在美國了嗎？還是他們從事絕密的技術工作，至今不能公開露麵？還是政治運動中被拋棄了，走進了勞改農場、牢房或者地獄？知道和認識他們的人應該拿起筆，講述他們一個甲子的漫長的故事。

到了1951年夏，“留美科協”的骨幹大都已回國，加上美國政府開始注意到這個組織，施加壓力，“留美科協”宣布自行解散。“留美科協”的700多會員中最終有182人回國了，其中61為成了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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