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屋楊珍良是印尼華僑,1950年懷著建設新中國的年輕火熱的心來到祖國,1955年左右從天津南開大學數學係畢業分配到我室。經曆了中國的反右,58年大躍進、59年反右傾等運動,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的大饑荒。
她從不和我聊天,隻是嘻嘻哈哈議論吃喝。但從她的行動不難猜出她的思想。我剛和她住在一起的半年,沒有看到她家裏寄來食物,但從1960年底開始,在困難時期期間她一兩個月就有印尼家裏給她寄來食物,這些食物一定有一大聽花生油,其它還有肉、魚罐頭、餅幹、巧克力糖等經常出現。她和她的形影不離的好友晏友雙從此不到食堂去吃那苦野菜的飯菜。
那時在一層鍋爐房住著一位單身一輩子的老人,她一身男人打扮、梳男士頭發,我們稱她傻大姐。她有個小蜂窩煤爐,開始她們兩個借她的煤爐做飯,後來就像一家人一樣傻大姐負責做飯,三人一起吃。
傻大姐做出武漢人香噴噴的飯菜讓我們從食堂回來的人,聞著流口水。她們一起分享印尼來的食物,在那災難之年能吃一碗澆香油的素麵都認為是美味佳肴了。因為我們在食堂吃的是棒子麵裏摻大量苦的黑色野菜的窩頭,發黑的燉土豆的鹹苦味的菜。她們曾請我吃了一次這個素麵條,用細掛麵放醬油、醋、澆上幾滴香油,很好吃,有家庭的味道。在食物豐富的現在,這真是不算什麽。
她與家人的聯係比過去多後,決定出國看看。她到了香港、東南亞幾個國家,最後去了英國。回來後馬上決定離開中國,不久就辦完手續走了,再也沒有給我室任何人寫信,包括她形影不離的好友晏友雙。
這說明她看到香港、東南亞各國在她進入中國與世界隔絕的十多年後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而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竟落到沒食物,要讓國外親戚給以補充的地步。看到不同社會製度鮮明對比,對中共的領導不再看好,在這裏繼續呆下來不可能發揮作用,真不知還會發生什麽!最佳的做法是溜之大吉,走為上策。她毫不留戀、速戰速決、義無反顧地離開。這說明一向在世界號稱光榮偉大的共產黨建設了多麽強大的新中國,實際上比不過當時東南亞的小國。人家至少有豐富的食物,不用吃喂豬的野菜吧。
我來美後,聽說她在美國。沒有辦法打聽,無法聯係。
可憐的傻大姐像照顧家人一樣地照顧了晏、楊,有了幾年愉快的日子。後來她倆陸續離校,不知何時樓下的鍋爐房關門,傻大姐去哪了?有誰會關心呢?
1956年我們教研室又來了一批教師。大多來自川大和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