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曆史記實故事，以我家四代為中心，在中國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甚至世界所發生的真實故事。希望讓後人知到也可作為曆史的側影，供寫這段曆史的人參考。也是一為老人在離開世界之前想說出的話。
爸媽婚後在燕京大學的奮鬥
在冰心的精心籌劃下，由司徒雷登證婚，舉行了簡樸隆重的婚禮，爸爸媽媽結婚了。他們安家在燕東園的38號。在他們搬入後，鄰居間傳開了，這裏來了一對才子才女，不僅有才，兩人相貌也很般配。
那時中國婦女上大學的不多，出去工作掙錢的也不多。媽媽既完成大學，正在學碩士，又一直工作掙錢，所以媽媽很突出。
我們三姐妹全都是林巧稚醫生在協和醫院接生的。姐姐出生後，受到鄰居們的關注，她們教媽媽怎樣照顧嬰兒，洗澡、喂奶等。媽媽從小隻會念書，家中有女傭，家事一點也不會。這些熱心的鄰居，就是最好的老師。每隔兩年又生一個，家裏人口增加，就從38號，搬到23號住。
姐姐會走後又得到鄰居大姐姐、大哥哥的喜愛，真是一個活洋娃娃，大家逗她，讓她唱歌，她就大大方方的地唱，那時話還講不清楚，唱的歌誰也聽不懂，但他們就要這樣逗她，還拉著她到處跑。
我出生後已不引人注意，且也才兩歲多，跑不快，所以經常一個人站在遊戲場，自己玩。
我們住在這裏直到日本兵進入燕京，燕大關門。
媽媽獲碩士
父母婚後每個人都想進一步的奮鬥。開始媽媽繼續在這三個中學教課，但因懷孕，城裏城外的跑，把媽媽累病了。請人代課後，丟了工作。
媽媽有了父親的經濟支持，就想趕快拿到文學碩士學位。不顧流產的痛苦，接著又懷上了一個，趁著小孩還沒出生，抓緊時間，師從鄭振鐸、董魯安等燕京著名文學大師，在姐姐出生前完成了”水滸傳的社會意義“碩士論文，並進行答辯，拿到了燕京文學碩士學位。
那時燕京的規定是夫妻二人隻一人可在這大學工作。城裏、城外交通不便，媽媽無法在城裏繼續教學，就在家裏寫小說和文章發表在各種文學刊物上。
媽媽是個工作狂，憑著年輕力壯，一有想法不論白天黑夜就坐下來寫，日積月累失去了規律的生活，得了嚴重的失眠症，必須靠安眠藥生活。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占領北平，但與美國沒有宣戰，燕京沒受到多大的影響，其它許多大學都南遷了，很多學生不想到內地去上學，就到燕京來上學，大學需要增加教師，媽媽被聘為燕京國文教師，有了固定的工資。
豐收年代
爸爸回國後從1933年下半年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日本向美國宣戰、燕京關門前，是成就最大、最高產之年。他已成為中國係統研究人文區位學第一人，為燕大社區研究學派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支撐。
爸爸在燕京社會係工作期間共開設過十多門課，許多課自己寫講義發給學生。除了教課外，用中英文發表大量的論文、著作。為了發表論文，需要收集大量資料，爸爸寫的中英文卡片兩萬多張，裝滿兩個大卡片櫃。爸爸被認為是社會學的多麵手。
十年前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到北大內原燕京圖書資料部分和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甚至國外查找，就發現了中英文共45篇，這些論文除他的專長：都市社會學和人口學外，還有對中國社會經濟情況、社會調查、社會學如何發展和研究方法、社會學的建設，等多方麵的文章，一直到解放前發表的中文著作、論文共39篇，英文論文著作共8篇、英文書評共11篇，總計58篇。
同時他們也找到媽媽的各種小說、散文、論文24篇。
非常可惜的是爸媽沒有好好保存自己的作品，經過抗戰日軍進入燕京，許多資料的丟失，又經過院係調整，社會係的取消使得更多的資料的流失。最後文革的大抄家，即使保留在家的著作論文也被抄走，當作垃圾被那些人扔掉，所以我們無法確切的知道他們的成就。
1937年社會係主任吳文藻教授到西南聯大任職。爸爸被任命為該係主任，這是當時最年輕的，從這時開始做係主任到燕京消失。爸爸用更大精力去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學，不想僅作文字，名詞，定義的討論，而想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學研究道路和方法。
在美國有許多較大的城市，他們的社區已比較發達。社會學對城市的研究已有經驗和方法。理論也比較健全。中國人口最多的地方是農村，那裏非常落後，社會學如何能幫助中國農村發展是一個非常好的課題。爸爸就親自到燕京附近的農村去調查，建立基地。
爸爸親自參加在北京郊區清河鎮的綜合調查研究，並為燕大社會係和經濟係開辟了平郊村基地。七七事變後，冒著日偽特務監視的危險，經過多次細致的調查和考察，最後選定在清華園附近的八家村為燕京社會學的基地。為科學研究建立了實實在在的實驗室，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寫出了許多有建樹的調研報告和論文。較早地引領燕大社會係實地研究的風氣，為後來的社區學派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爸爸有嚴重的花粉過敏症，但每年爸爸仍堅持親自帶學生到那裏作調查，我們看到許多爸爸帶著學生去實習的照片，他們穿的是接近農民的土棉襖，推著自行車，與農民的合影。
爸爸1959年去世後，我想留一張他的照片作為紀念，雖然他是右派，但他是我的父親！為什麽不能留一張他的照片呢？我就去翻他們的相冊，在一個小信封裏有一張他1948年去美國護照使用的多餘照片，這年是他40歲，非常英俊，非常帥氣，很有活力。我“偷偷”的留了下來。
文革時媽媽怕造反派抄家就把爸爸的全部照片燒掉，實在太可惜了，其中包括爸媽的結婚照。我非常後悔，那時應當多“偷”幾張。爸爸很會照相，他有許多好照片，是我非常想要的。但媽媽還健在，我怎能拿走他們的好照片？
在文革後我放大這張小照片， 放在房間裏，後來又帶到美國，放在我的客廳。一些朋友看後問：他是你的丈夫嗎？我說：不是，是我父親。他們露出懷疑的眼神，我說這張照片十年後他就去世了。
在我家裏放著的是父母年輕的照片，我想留下父母最漂亮形象，這與大多人家不同，他們放的是父母老年的標準照，很莊嚴肅穆。這不是我的性格。
我出生在這個戰亂時期的1938年，祖父盼望和平，給我名字‘平’，又按社會係教師的約定大家子女姓之後的第一個名字是相同的。1940年妹妹出生。我們便由學幼師的老師帶著，爸爸媽媽仍然拚命工作。
當時的局勢緊張，他們不愛看敵偽報。爸爸就常去看路透社，美聯社電訊。晚上到有高級收音機的朋友家去聽重慶，延安，美國之音的廣播。經過綜合比較分析把所知道的情況講給學生。有時請學生到家裏來開秘密會議，宣傳抗日，分析形勢，指出日本侵略中國決沒好下場，一定以失敗告終。大大鼓舞聽眾，很受歡迎。這種情況被日本特務掌握。成為日本抓爸爸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