羨魚老友
恰似遠來的紅葉，懷著一片赤子癡心，或思鄉長嘯，或感時歎詠，或壯哉抒誌，或相思寄情，喜怒哀樂，無不聚於晨空的筆端，無不融於雲廊的書箋。
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及命運-3
3. 1950年代中國留學生第二波歸國高潮
1953年7月，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被禁止回國的中國留學生開始活躍起來，他們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中國總理周恩來，甚至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寫信。這些努力終於使中美日內瓦談判議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國留學生事宜。中美雙方在日內瓦關於留學生的談判使美國政府解除了對中國留學生回國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國留學生開始回國。
3.1留美科學家爭取回國自由
在日內瓦談判之前，他們已經把美國扣留中國留學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政治壓力逐漸減小。中國留學生又可以聚會在一起，他們開始給各方人士寫信。
那些準備回國的留學生盡管受到了阻礙，但是他們回國的心情日益迫切。他們決定給國內寫信，讓中國政府早日了解他們目前的處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費城邀請了二十多位來自紐約、波士頓、巴爾的摩的朋友。他們共同起草了給周總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壽憲等15人在信上簽名。據說，這是遞交到中國政府手裏的最早的一封簽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學生又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費城、波士頓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參與了簽名。
中國留學生為了將美國扣留他們的事情公開化，他們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寫了兩封公開信，要求美國撤銷限製中國留學生離境的命令。第一封公開信是梁曉天執筆的，1954年3月份開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們征集了26人簽名。並把公開信發給總統、48個州的國會議員、群眾團體和各大報社。艾森豪威爾在此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承認了美國扣留中國留學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艾森豪威爾由於準備不足，說話吞吞吐吐，顯得不是那麽理直氣壯。為了進一步給美國政府施加壓力，1954年9月2日，美國中西部的中國留學生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寫了第二封公開信。這封信是王祖耆帶頭起草的，有9人參與了簽名。
1954年11月，中國留學生給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發出了公開信，張興鈐、張斌、陳榮耀、周堅、虞俊等30人在信上簽名。美國扣留中國留學生的事情進一步公開化。
此外，中國留美學生曾向印度駐聯合國大使梅農尋求幫助，也向美國朋友尋求幫助。虞俊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幫助，但是愛因斯坦在回信中說，他自己已經被懷疑是共產黨了，不方便替中國留美學生講話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48-63頁]。
1954年8月，致美國總統公開信發表以後，引起了美國媒體的注意，其中《波士頓環球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有影響力的媒體對在公開信上簽名的中國留學生進行采訪，並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學生因美國政府禁令不能回國的報道，張興鈐與師昌緒、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現在報紙的醒目位置上，美國政府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消息傳遍全世界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57-258頁]。
3.2日內瓦談判
1954年3月梅祖彥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國駐瑞士的大使館，在那裏見到了中國官員，並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情況。5月，代表團又請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們詢問了很多美國方麵的事情。梅祖彥和柴俊吉是日內瓦談判時僅有的兩位到瑞士與中國代表團見麵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提供的信息對中國代表團的談判十分有用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梅祖彥.]。日內瓦談判會議上釋放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成為主要議題。
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提出中方應該允許被扣留在中國的美國人（包含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國飛行員）從中國自由離境。中國提出美國應該允許被扣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自由離境。
1954年6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王炳南和美國代表團團長約翰遜進行了第一次接觸。6月10日，他們進行第二次談判，中美雙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國人員數目一事達成共識，中方提出有5000人滯留在美國，但美國人對這一數字不予認可。美方隻承認申請回國而不予批準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約翰遜和王炳南會談。當時約翰遜把15位根據美國法律可以離境的中國留學生的名單交給了王炳南。當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單時，約翰遜拒絕了。約翰遜說隻要批準了，就會把被批準人員的名單提交給中國政府。
後來，美國移民局通過調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國留學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國。美國政府決定給他們發放離境許可證，分批批準，每批10-15人。美國政府表示，會將被批準人員的名單提供給中國政府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64-83頁]。
梁曉天說：“……美國報紙宣布放了十幾個中國留學生，從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02頁] 梁曉天實際上是第一批被批準的10人之一。在這10人中，參加留美科協並積極要求回國的除了梁曉天之外，還有宋振玉、範新弼。這10人中除了他們三人，其他的人沒有被提起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06頁]。
李恒德曾這樣回憶：“1954年的7、8月份，美國放了10個人，10月份又放了22個人，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樂整理, 神州學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準的22人中還有汪聞韶、蔣士騛、劉有成、羅會元、蔣錫夔、許葆玖夫婦、管士賓等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16頁]。劉有成也回憶說：“我們同一批由美國回國的有十幾個人，其中有汪聞韶和李恒德。”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23頁] 這22人的名單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準了，但是沒有回國。
第三批被允許回國人員的名單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師昌緒就是那一批被允許回國的。師昌緒說：“之後美國政府宣布了允許回國人員的名單，共有76個人，包括我。他們通知了個人，這些允許回國人員的數目在報紙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個人。他們4月宣布的名單，我6月份就離開了美國。”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師昌緒]
1955年4月4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撤銷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的命令。陳榮耀回憶說，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後，第一批回國的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50頁]。但是，錢學森仍然處於被軟禁狀態。他專門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寫了求救信，通過蔣英在比利時的妹妹寄給陳叔通。他在信中寫道：“……阻礙歸國的禁令已於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還鄉報國之夢難圓，省親探友之願難償，淒淒然久之……懇請祖國助我……。” 錢學森的信很快轉到周恩來的手中。在日內瓦談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錢學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國方麵宣布釋放美國12名飛行員。同年8月4日，錢學森接到美國允許回國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兒女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張純如著 1996，315頁]。
3.3 禁令解除之後
1954年10月，梁曉天、宋振玉、範新弼3位中國留學生乘坐美國駛往九龍的海輪回到國內。這是日內瓦談判開始後，第一次坐船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從此，中國留學生的第二波回國高潮拉開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從美國駛往香港的 “威爾遜總統號” 成為解禁後中國留學生回國乘坐的第二條船。這條船上有汪聞韶、李恒德、劉有成、羅會元、蔣錫夔、許葆玖夫婦等十幾位中國留學生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16頁]。據劉有成回憶說：“我們乘的輪船快到檀香山時，通知我們回中國的留學生到船上一間辦公室集合，美國移民局的人和我們談話，他說輪船現在快要到美國西部國境線最後一個口岸了，你們當中有沒有人想回美國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們十幾個人都不作聲。”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21頁]
1955年4月初，黃葆同（馮之榴）夫婦、王仁、張家樺、呂家鴻、謝心正、沈心立、駱振黃、郭明達、蔡君陸一起乘船回國。據王仁回憶，他們回國途中聽說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禁令徹底解除了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45頁]。
1955年5月初，陳榮耀（沙逸仙）夫婦、王明貞（俞啟忠）夫婦、徐璋本、陸裕樸等一批中國留學生乘船回國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50頁]。
1955年6月從舊金山起錨的 “克利夫蘭總統號” 上有20多位中國留學生，比如童詩白（鄭敏）夫婦、錢寧、焦瑞身、張興鈐、師昌緒、林正仙、杜連耀、周同慧、劉鑄晉。他們從舊金山上船，7月抵達香港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63頁]。
1955年7月初，謝家麟乘坐 “威爾遜總統號”，經過二十多天到達香港。
1955年9月15日，從舊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蘭總統號” 是第二波回國高潮中留學生人數最多的。乘坐這條船回國的有錢學森（蔣英）夫婦、李正武（孫湘）夫婦、許國誌（蔣麗金）夫婦、王祖耆（沈學均）夫婦、何國柱（劉豫麒）夫婦、洪用林（張發慧）夫婦、胡聿賢（戴月棣）夫婦、肖倫（蕭蓉春）夫婦、陳炳兆、許順生、疏鬆桂、陸孝頤、張士鐸、馮啟德、劉爾雄、劉驪生，以及錢學森、李正武、何國柱、胡聿賢的6個子女共計30個中國人。據許國誌回憶，這是美國解禁後回國人數最多的一次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許國誌]。因為錢學森在這條船上，很多記者紛紛想采訪錢學森，所以這條船成為新聞界關注的焦點。
1955年11月25日，陳能寬、何炳林（陳茹玉）夫婦、李蔭遠、胡日恒、鄭林生乘坐威爾遜總統號回國。
1956年2月，黃茂光回國；侯虞鈞回國；9月，張文裕（王承書）夫婦、郭永懷（李佩）夫婦乘坐 “克利夫蘭總統號” 回國。[侯藝兵、彭繼超,神州學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蘭英乘坐威爾遜總統號回國；2月，謝毓章回國。
3.4 政治運動阻斷了留學生歸國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後從歐美日等國家回國的700多名留學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來審閱批準了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生回國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根據總理關於大量爭取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今年內至少爭取一千人回國的指示，我們認為對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應采取普遍爭取的方針，重點應放在美國。” [金衝及主編 2008，1092頁] 留美歸國的科學家經常提到，有一個周恩來審定的爭取留學生回國的800人名單。
隨著反右運動的開始，留學生歸國幾乎停止了，留學生招待所幾乎也撤銷了，之後回國的人成為個別現象。梅祖彥說：“那時候有個很不準確的統計數字，在美國大概有5000個中國留學生，真正想回國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們知道，在那2-3年裏，實際上回國的隻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幾乎沒有人回來，隻有個別人回來了。”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梅祖彥] 可以說，國內的政治運動使得東西方的交流關閉，也關閉了留學生回國之路。
申葆誠的解釋較為可信：“1956年周總理提出‘向科學進軍’，爭取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當時基本上沒有人回國。抗美援朝的時候，中國留學生回國的熱情很高，1952年回國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國內開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反右等一係列政治運動，回國的人越來越少了。”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申葆誠] 1958-1965年，僅有申葆誠、黃敞、王天眷、談鎬生等人回國。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一係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識分子工作安排小組提交的《關於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到留學生回國人數，報告說 “從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國家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多達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衝及主編 2008，1077頁] 這個報告統計了兩次回國高潮的人數，隻是當時仍處在第二次回國高潮過程中，所以統計不是很全麵。有一種說法是1954-1956年共回國200人。我們認為，1950年代從美國回國的中國留學生應約為1200人，其中第一批約1000人，第二批約200人。
謝謝！ 羅昕
在文革部分，他們寫得過於簡單。本人另收集資料，作了一些補充。
有關右派的資料，目前還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