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至今，有些事情應該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第一，這個疫情的惡果有二 - 大規模傳播下嚴重的生命喪失，和對經濟的重創。不得不提一下的是，疫情開始時，經濟上的後果並不顯而易見，尤其中國特殊的政治棱鏡，將疫情至關重要的生命和經濟本征，折射為一個社會穩定的假命題，壓倒一切，扭曲了決策者的視野和最初反應。第二，自武漢始，世界抗疫無非兩個途徑，傳統的“聚殲”和被國人冠以“佛係”的“緩衝”，現在看來，兩者代表了兩個非常不同的危機處理的思路，沒有對錯，但仔細比對一下還是挺有意思的(純屬個人觀察）。
“聚殲”自然以武漢做法為典型，中國各地基本也都采用這個路子，那就是雷霆手段封城，關戶閉店，停止一切實體經濟活動，停止一切人員間社會交往，對疫區，高壓鍋般封堵，對其中人員一刀切，其他地區，銅牆鐵壁守護。疫情回落後，經濟重新點火啟動，但仍舊保持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它的結果是高效，高壓鍋裏疫情較快煮熟達到峰值，傳染人口得以控製在一定範圍。負麵：各項民生保障措施來不及跟上，資源來不及有效配置，沒有充分預案情況下，政府管控顧此失彼，使得第一波的受害者和搶救者損失慘烈；另一麵，經濟也被硬綁著承受第一波的打擊，而且急刹車下硬傷內傷難免，是以後複原的障礙。
“緩衝”是以英國的初期舉措為代表，通過比較軟性的公衛和社會間離措施，比如加強公共空間消毒和個人防護宣傳，限製人員聚集規模等，讓疫情以相對可控的速度感染一大部分人口，約占人口的60-70%, 形成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同時有序的節製相關的經濟和社會活動，讓中小企業和它們的經濟活動有個自我調節或軟著陸的適應期，甚至有幸緩速通過。群體免疫是極其講究的，需依靠科學和真實數據指導進行，遠非“佛係”所意味的放任自流聽之任之的意思，群體免疫包含兩個關鍵元素，讓低風險人群（如青少年和年輕人）在相對受控下感染，同時對高危人群（老年人和病人）實行嚴格保護。已有病例顯示，青少年對新冠病毒的症狀反應輕微，他們傳染給自己家長的劑量也小，因而成人暴露於來自孩子感染的健康後果要比暴露於來自成人感染的後果來得輕。
“緩衝”做法的一個明顯例子是澳洲（英國好像已經接近放棄了），盡管對外邊界管控措施強硬，對內限製人間距離1.5米以上，禁止100人以上室內集會，關閉飯店夜總會等成人聚集場所，但依然開放學校，也不鼓勵戴口罩。另一方麵，兩星期前就執行嚴格的養老院探訪管製，醫院也嚴格禁止無關人員（譬如推銷員）進入，全民醫保則允許遠程問診。配合這些的是聯邦和州政府兩級的一波波撥款，對中小企業和弱勢人群做比較高強度的經濟和財務扶持。
“聚殲”和“緩衝”哪種有效？顯然要看國情，覺得對中國來說，前者是不二法門。高度威權的政府，習慣上順從的民眾，侵入性社會管控，中央集權和舉國製度對人員與資源的掌握，加上大部分城市居民小區式居住環境，都使得”聚殲“容易見效。事實好像也是如此，而對於經濟恢複帶來的硬傷和內傷，其後果恐怕要過一段時間方會顯露，但覺得中國經濟體量大，內需潛能大，希望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吸收或自療大部分衝擊。
“緩衝”思路在西方各國，美，英，歐，的抗疫戰略裏都有明顯的影子，或多或少而已。中國式“聚殲”在西方是很難做到的，平時都是小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幹預極少，人民對個體自由的要求比中國高得多，三級政府間基本各自為政，集權機製比中國弱得多，在立法框架外行政部門幾乎不能施加任何應急式限製社會和個人自由的管控措施，市長省長部長隻是各自行政機構的頭，不是人民的頭，出了政府大樓沒人理你。還有，居住方式大都是獨立門戶而非小區，地理上難設糾察線。所以即使西方政府想仿效，也是力不從心，除非依法實施軍事管製。
但要不含糊的實行”緩衝“戰略，也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是道德性挑戰，你政府有權劃分誰要感染誰不應感染嗎？民眾唯一認可的是在最後緊急關頭，資源嚴重入不敷出時，實行野戰醫院式的triage，把希望留給最有自愈可能的人。然後是適時性作出決策和調整的高難度，到哪一步收緊哪一個口子，這不僅需要科學工具，實時數據和專家的高度支持，更需要領導人強大的洞察力，決斷力和堅強的個人意誌。有時你甚至不得不轉換角色當一下獨裁者，力排眾議。最後，要有極高的透明度和表達力，讓人們充分理解你的決策理由而支持或配合你。總之，執行”緩衝“策略，要比理所當然推行”聚殲“模式需要高得多的勇氣和擔當。這對西方和平時期的政治家們恐怕要求太高，丘吉爾有膽做的，約翰遜做不到，羅斯福敢擔當的，特朗普不敢想。
那麽，可否兩者折衷呢？很難，往往搞平衡整出來的四不像，既延誤了有效聚殲的時機，又沒有真真給經濟緩衝疏解渡難的機會。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