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是兒子航班起飛的日子。
這一夜我睡得並不安穩,總擔心素來貪睡的他無法按時起床。沒想到清晨七點,當我走到他房門前試探著敲響時,門後的景象讓我頗為意外:他不僅早已洗漱停當,而且連自己的行李也都整齊入箱 - 兒子真的長大了,比我想象的利落。


酒店的客人大半還在夢鄉,餐廳裏隻有寥寥數人。

吃罷早飯,下樓坐上Uber,我們直奔機場。一路上兒子一直在和遠在多倫多的女兒對話,姐姐擔心獨自一人乘機的弟弟,不停地囑咐他到了紐約,如何出關,如何打的轉機場。

兒子跟著我們自駕旅行,至今已有十個年頭。但在旅途中和他分別,還是第一次。

對於離別,我並不陌生。年輕時,我與LD分居兩地,曾無數次站在月台上目送對方的列車遠去;移民後,我又無數次在機場看著父母的背影漸漸從眼前消失。
我深知兒女終將長大,終有一天要和他們分離,但實際上我和他們還從未經曆過真正意義上的離別。
女兒讀大學時,學校離家100多公裏,每次送別,都是在她的宿舍樓下;畢業工作後,她回到多倫多,我和她的離別又改在了她的新居樓前。
兒子雖然今年已經出遠門兩次,但五月份赴美國達拉斯參加機器人世界大賽,有老師領隊;7月份去日本旅行,有同學相隨。

陪著兒子辦完登機手續,雖然我一直期盼時間慢點流逝,但還是到了告別時刻。此時此刻,我充滿著矛盾,既欣慰兒子終於長成了一個獨立的小男子漢,又留戀著他還沒走出我羽翼的最後幾秒。
兒子卻輕輕地拍拍我,說:媽媽,別擔心,我行的。

相見時難別亦難,我還是不得不鬆開手,看著他拉起行李箱,頭也不回地走向安檢口,我知道,這萬裏歸程,就是他走向獨立的成人禮。

一邊看著兒子的背影從眼前消失,我一邊忍不住查看手機上的新聞,鬱悶了幾天,今天終於傳來了好消息 - 工會宣布與加航達成臨時協議,罷工正式結束。
加航表示將於當晚逐步恢複航班,但完整恢複需7-10天。

今天是星期二,並非加航進出布拉格的日子,機場裏看不到那些代理的蹤影。當初他們為我們安排的酒店,僅到今日為止,明日是歸是留,前途禍福難料。
我對LD說,既然隻能聽天由命,不如好好把握時光,再仔細品味一番布拉格的風情。

布拉格的鐵路交通非常發達,但最重要的樞紐是火車總站(Praha hlavn ndra?),它是捷克最大的火車站,也是絕大多數國際列車和長途國內線的起點。
這些天我們多次來往這兒,自覺對它已經很熟悉,卻未察覺這座車站其實分為新舊兩部分,先前我們進出的隻是上世紀70年代擴建而成的新站。
送走兒子,我們搭乘地鐵返回市中心,隨著人潮在車站裏穿梭,竟意外步入了老站。

老站始建於1871年,最初以當時奧地利皇帝的名字命名為弗朗茨 約瑟夫一世車站。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後,為了向美國總統伍德羅 威爾遜(他支持了捷克的建國)致敬,曾改名為威爾遜車站。

老站的候車大廳,被譽為布拉格最美客廳。

這座大廳由捷克著名建築師約瑟夫 方塔(Josef Fanta)設計,於1901至1909年間建成,是波希米亞地區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的巔峰之作。

巨大的半球形穹頂上,裝飾著精美的灰泥雕塑和壁畫,描繪了布拉格作為歐洲之心連接各大城市的意象。

在這兒點上一杯咖啡,陽光穿過高大的彩繪玻璃窗灑在斑駁的大理石地麵上,時光仿佛倒流回了那個女人們穿著長裙、男人們提著皮箱遠行的年代,似真似幻。

時代的發展,讓萬裏之遙的旅行變得容易,卻也讓離別變得過分匆忙。

我一直覺得,在火車站的月台上揮手作別,要比在機場入口的熙攘人流中,來得從容。機場的告別,伴隨著安檢口冰冷的指示燈和催促的廣播,送者和被送者像是被推搡著切斷了情感的連接。
而在火車站,時間要流淌得慢一些。你可以隔著車窗,注視著你關注的臉龐隨著列車的緩緩啟動一點點拉遠,直到消散在視線的盡頭。這種漸進式的揮別,給內心留出了空白去承載離愁,也讓告別多了些餘音繚繞的回味。

走出火車站,蔚藍的天空下,我發現街對麵有一棟阿拉伯風格的建築特別醒目,不知為何,九年前後我們在布拉格呆了六天,在這條街道上走了無數次,居然從來沒有注意到它。

這是一座猶太會堂,名為耶路撒冷猶太會堂(Jerusalem Synagogue),它的外表極其華麗,在布拉格一眾哥特式與巴洛克陳舊的建築中,顯得特別不合群,彷佛一塊色彩斑斕的異域寶石。

這是布拉格最年輕和最大的猶太會堂,設計風格屬於摩爾複興式(Moorish Revival)與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的混合體。

醒目的紅白相間條紋、馬蹄形的拱門和藍金彩繪,來自摩爾風格,而精美的花卉圖案和流動曲線則來自新藝術元素。
這些年我們一路走來,從巴爾幹到突尼斯,從耶路撒冷到西西裏,所經過的猶太會堂大多樸素到了極致,幾排簡陋的桌椅、一方遮掩約櫃的帷幕,眼前這座猶太會堂的奢華讓我大吃一驚。

這不僅僅是一座宗教場所,更像是由色彩與黃金堆砌而成的幻境。仰頭望去,巨大的天藍色穹頂上布滿了繁複的星辰和藤蔓,仿佛將整片波希米亞的星空都收納進了方寸之間。
側殿是一彎彎摩爾式拱門,層層遞進,寶石藍、朱砂紅交相輝映,在精美絕倫的彩繪玻璃窗映照下,整個會堂流淌出一種如夢似幻的釉質光澤。


視線的盡頭,金色的聖櫃(Aron Kodesh)顯得肅穆而神聖,那些細密的金箔裝飾不僅是財富的堆砌,更是那個時代猶太社區對信仰的最濃墨重彩的告白。

曾幾何時,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裏,布拉格的猶太人隻能擠在陰暗、潮濕的猶太區,後來在弗朗茨 約瑟夫一世的推動下,猶太人被正式賦予了居住自由,1867年,奧匈帝國頒布了憲法,正式授予猶太人與基督徒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包括自由擇業、受教育權和財產權。
1906年,為了紀念約瑟夫皇帝登基50周年,同時也為了表達對這位開明的皇帝的感激,猶太社區建造了這座會堂。

揚眉吐氣的猶太人,用高調,奢華的色彩,向世界宣告:我們不再是躲在陰影裏的寄居者,我們也是這座城市的主人。

二戰前,布拉格的猶太裔居民有將近四萬,但二戰的爆發,讓他們的命運急轉直下。德國占領捷克期間,納粹屠殺了80%的猶太人,這座會堂成了沒收猶太人財產的倉庫,堆滿了財物,這也使它免於被毀。

如今的會堂,一半屬於信仰,一半屬於記憶。它不僅是猶太社區延續宗教儀式的香火,也是他們撫摸曆史傷痕、重拾民族自尊的場所。
這裏的每一抹亮色,都是對消亡的抵抗;每一次回顧,都是為了獲取重生的力量。

布拉格在二戰中的經曆很特殊,它既是歐洲最早落入納粹之手的首都,也是極少數完整保留中世紀麵貌的歐洲名城。
1938年,英法在慕尼黑陰謀中將捷克的門戶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為了保全古城免於炮火屠戮,捷克政府在屈辱中選擇了放棄抵抗。
與波蘭那些從廢墟中一磚一瓦艱難重建的名城相比,布拉格是幸運的,它依然保持著數百年前的原汁原味。但在這種幸運之下,卻埋藏著整個民族為了保全祖宗遺產而屈服的隱痛。

但即使政府選擇了投降,但布拉格人依然堅持抵抗。
1942年,幾位捷克人在布拉格暗殺了納粹駐波西米亞代理總督海德裏希(Reinhard Heydrich),這也是二戰中唯一一次成功暗殺納粹最高層官員的行動。

上圖中左側那座帶有半圓拱窗和厚重石材底座的灰色大樓,是當時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Gestapo)駐布拉格總部,被稱為佩切克宮(Pe?ek Palace)。
在1939年至1945年間,這裏是布拉格最令人恐懼的地方。

在布拉格屠夫海德裏希被暗殺後,納粹對布拉格進行了血腥報複,很多嚴刑拷打的審訊都是在這座大樓裏進行的。

上圖是建於1888年的布拉格國家歌劇院(State Opera),但那天大門緊閉,我們無緣一睹這座號稱歐洲最精美之一的歌劇院的內部。
國家歌劇院附近是捷克最重要的廣場 - 瓦茨拉夫廣場(Wenceslas Square)。
如果說矗立著天文鍾的老城廣場(Old Town Square)代表了布拉格的中世紀浪漫,那麽瓦茨拉夫廣場則代表了這座城市的現代脊梁。

捷克近現代每一個關鍵曆史瞬間的發生,都在這座廣場。

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在此宣布脫離奧匈帝國獨立。

1968年: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市民和侵略軍在此發生了激烈的對抗。

1989年:著名的天鵝絨革命在此爆發,瓦茨拉夫 哈維爾(Vclav Havel)在附近的陽台上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廣場頂端矗立著波希米亞守護神 - 聖瓦茨拉夫(St. Wenceslas)的騎馬雕像。

正對瓦茲拉夫廣場的是宏偉的捷克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1968年布拉格之春發生期間,進攻布拉格市中心的蘇聯坦克誤將它當成政府大樓進行掃射,50多年過去了,我們在大樓外牆再也找不到當年機槍留下的彈孔。

這座國家博物館屹立於19世紀末,那是捷克民族覺醒的黃金時代。當時的知識分子們試圖通過這座巍峨的建築,將民族輝煌的曆史與燦爛的文化具象化,向世界彰顯波希米亞不屈的精神。

推開國家博物館沉重的大門,拾級而上,二樓是安放著捷克曆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的雕像的眾神殿。


建築師約瑟夫 舒爾茨(Josef Schulz)的設計,凸顯樓梯和走廊的儀式感,讓進入博物館的遊客不由自主產生出跨越曆史、仰望偉人的肅穆感。

這是博物館的古生物分館,展出了大量史前生物標本。


捷克是歐洲的地質百寶箱,它所在的波希米亞地塊(Bohemian Massif)是歐洲地質構造最複雜、礦產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幾乎涵蓋了地質學中所有的礦石種類。
這是礦石分館,收藏了捷克全國超過50萬件極其珍貴的寶石和礦石標本。


這兒的許多礦石標本來自於昔日哈布斯堡貴族的私人收藏,捷克還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礦業大學之一(位於普日布拉姆),那裏的學者們一百年來持續不斷地向國家博物館輸送最精美、最罕見的標本。

這是瀝青鈾礦石,當年居裏夫人在巴黎那間簡陋的實驗室裏,日以繼夜地攪拌了數噸這種來自捷克的鈾礦渣後,才在世界上第一次提煉出了鐳。這種改變了人類文明進程的微光,最初的源頭,就藏在這些產自波希米亞深山的沉重石頭裏。



這是博物館最核心的中世紀曆史展區。


這是波希米亞中世紀刺繡藝術珍品,約創作於 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即盧森堡王朝統治下的波希米亞黃金時代。


這架氣勢恢宏、裝飾華麗的馬車,曾屬於18世紀布拉格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Prague)。在當時的波希米亞,大主教是擁有極高政治地位和驚人財富的顯赫人物,其地位直逼王室。


走出博物館,時間不知不覺已是下午,LD說,我們去看看九年前住過的地方吧。


穿過老城廣場,穿過查理大橋,我們重走和兒子走過的道路。石板路上,昨天的歡聲笑語似乎還未散盡,但同行者卻少了一人。


布拉格除了著名的老城廣場,還有一座小城廣場(Malostransk nměst),知道後者的人要比知道前者的少得多,我們九年前下榻之地就在小城廣場附近。

曆史上,老城廣場是商貿中心,而小城廣場附近則是權貴居住區,現在這裏是各國大使館所在地。

小城廣場沒有老城廣場那麽開闊,聖尼古拉教堂(St. Nicholas Church)把廣場隔成了上下兩個部分。


9年過去了,廣場旁邊的拱廊一點沒有改變,當年,我們領著9歲的兒子,在這兒來回走了很多遍。

上圖是九年前的照片。

這是如今的拱廊。

這家餐館居然還在,9年前我們仨就是在這兒吃了在捷克的第一頓晚飯。


這座藍色穹頂的聖尼古拉教堂,被譽為阿爾卑斯山以北最美的巴洛克建築。
上次在布拉格的三天,我們就住在它的街對麵,但那時每天行色匆匆,直到臨離開布拉格的時候才發覺,這座每日推門可見的教堂,我們竟一直未曾步入。

遺憾的是,即便時光流轉九年,這次重返依然是一場擦肩而過 ,我們到小城廣場的時候,聖尼古拉斯教堂已經關門。
也許布拉格在用這種方式提醒我們:有些遺憾,是為了下一次的重逢。
雖然進不了教堂,但旁邊的塔樓依然對外開放。

雖然這座塔樓在視覺上和教堂渾然一體,但它卻從來不屬於教會。
在1891年之前,這座塔樓曾經是消防瞭望塔。當時塔裏住著守夜人,他們一旦發現火情,白天掛紅旗,晚上點燈籠來指引方向。

塔樓和教堂一樣高,都是79米,共有215級台階。

狹窄的樓梯間還保留著當年守夜人簡陋的臥室。

終於走上了塔頂的觀景台,這兒是布拉格拍攝查理大橋的最佳位置。

由於塔樓地理位置極佳,捷克政權更替之前,這兒曾被秘密警察征用作為觀察哨,他們躲在塔樓裏,監視周邊進入西方國家大使館的車輛和行人。

站在塔樓之巔,極目遠眺,層層疊疊的紅瓦屋頂之上,無數尖塔如雨後春筍般刺破蒼穹。直到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為何布拉格被冠以百塔之城的美譽。那些哥特式的冷峻、巴洛克的圓潤,在夕陽下交織成一片金色的森林。


從塔樓下來,我們憑記憶找到當年居住的酒店,九年過去了,酒店門麵沒有改,但名字已經換了。

當年我們選擇這家酒店,是因為它曾經是風靡世界的電影《莫紮特》(Amadeus)的一個取景地,在那部電影裏,這裏被設定為莫紮特晚年在維也納居住的公寓,那扇厚重的黑色木門曾無數次出現在鏡頭裏。
現在那間酒店的客人,還有多少人看過那部電影,還有多少人會如我們這樣,奔著那部電影住進這棟黃色小樓的呢?

告別了,布拉格,想說再見不容易。

往返布拉格兩次,臨別時,那種依依不舍的感覺依舊濃烈。

旅行是濃縮的人生,而人生則是被拉長的旅行。我們在旅行終點生出的眷戀,其實與生命終結時的心境並無二致。

遺憾是旅行的常態,正如抱憾是人生的底色。
望著夜色中燈火闌珊的布拉格,不由得想起李商隱的兩句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