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小珂
Everything is story.
中國有句古話，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對我而言，讀書，是時間上的旅行；而旅行，又是空間上的讀書。每一次出門，我總希望除了風景，還能看到一些別樣的東西。
半年前的中東之行，我們曾經淩晨動身，穿越沙漠，晨曦中，攀爬以色列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 馬薩達。
考納斯郊區，也有一處立陶宛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 第九要塞（Ninth Fort）。
19世紀考納斯周圍曾經分布著八座要塞，1902年第九座要塞開始修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要塞建成。上世紀20年代，這兒是考納斯市立監獄。四十年代蘇俄占領期間，這兒被用作勞改營和向西伯利亞遣送政治犯的中轉站。
鏽跡斑斑的鐵絲網後麵，當時不知道有多少渴望自由的眼睛在饑渴地向遠方張望。
納粹占領期間，這兒是戕害猶太人的“屠宰場”，這是曾經槍殺和掩埋猶太人的斷垣殘壁。
屠殺現場遺留的子彈殼。
1984年，當時的蘇聯政府在這兒興建了規模宏大的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紀念碑，用以悼念猶太人亡靈和在二戰中陣亡的紅軍官兵。
走在高達三十多米的雕塑腳下，那嶙峋的怪石、利劍般的殘垣和扭曲撕裂的麵龐，讓人不由地默然肅立。
要塞比我想象的要小。
要塞的院牆上還留有槍彈的痕跡。
要塞從外表看起來，更接近監獄。
隻有在室內的展覽中，還能一窺要塞曾經的曆史。
防衛要塞的大炮和炮彈。
二戰後，立陶宛成為蘇聯的一部分，蘇聯當局在要塞建立了勞改營，用於關押政治犯、持不同政見者和其他他們認為不忠於共產主義理念的人。
勞改營的囚犯被迫從事體力勞動，生活條件極其惡劣，許多人因極端的勞動強度和惡劣的環境而喪命。
立陶宛獨立後，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幾乎拆除了所有的前蘇聯時期的雕塑，但獨獨留下了這座紀念碑，原因很簡單，立陶宛人心虛。
要塞紀念館把蘇聯和德國在考納斯和這個要塞的曆史並列呈現給觀眾，將二者一並稱作外來侵略者對立陶宛人民的奴役和殖民，以此衝淡立陶宛人曆史上的罪責。
館裏陳列的圖片，大部分都是關於曾經在這兒關押的幾千立陶宛政治犯的介紹，而曾經在這兒被屠殺的五萬多猶太人呢？隻占非常小的篇幅。
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屠殺已經是世界公認的罪行，但是二戰中被殺的600萬猶太人，卻並不都是完全出自納粹之手。
當時立陶宛的猶太人因為德國對於猶太人的大清洗，從心理上偏向德國的對立麵 - 蘇俄，而立陶宛人心裏怨恨蘇俄對他們國土的吞並，就把怒火轉嫁到了猶太人身上。
1941年6月25日，德軍在立陶宛開始執行最終解決方案，首選地點是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納斯。納粹黨衛隊呼籲立陶宛人屠殺猶太人，許多立陶宛人應聲響應。
大屠殺中，有一位立陶宛暴徒的表現尤為突出。他並沒有留下姓名，在前線采訪的德國記者拍下了他手持鐵棍的照片。他被稱為“死亡販子”，在大屠殺中，他最殘暴的表現就是將抓到的猶太人用鐵棍活活敲死。
這場屠殺持續了四天，考納斯及其周邊城鎮一共有5000名猶太人被殺。
二戰期間有21萬猶太人在立陶宛被屠殺，占當地猶太人總數的95%。在其他地區，投靠納粹的當地人一般充當幫凶的角色，而考納斯的猶太人屠殺活動，則是以立陶宛本地人作為“主力軍”，這也讓考納斯大屠殺成為立陶宛曆史上抹不去的汙點。
而在第九要塞，共有5萬多猶太人被殺，但如今空蕩蕩的草地上，除了幾塊無聲的大理石紀念碑，再無人知道，在這兒參與屠殺的立陶宛人到底有多少。
百年被侵略和奴役的曆史，讓立陶宛人對那個強鄰充滿了仇恨，這種仇恨強烈到扭曲了對於他們曆史的解讀和是非的判斷。
喬納斯·諾裏卡(Jonas Noreika)，被立陶宛人視為民族英雄，他曾經是立陶宛陸軍上尉，化名“風暴將軍”，1947年因策劃反抗蘇聯的占領而被處決。1997年，他被立陶宛政府追授維蒂斯十字勳章(Cross of the Vytis)，以表彰“英勇捍衛立陶宛的自由和獨立”。但他在二戰中，卻是一位極端的反猶主義者，在他作為希奧利艾(Siauliai)地區長官時，曾經簽署命令圍捕並殺害2000名猶太人。
二戰期間針對猶太人的大肆屠殺，成為了立陶宛國家曆史上永難抹去的汙點，也直接影響到地理上相隔千山萬水的以色列和立陶宛的兩國政府關係。前者一直要求後者為參與屠殺猶太人的行為反省和道歉，而後者卻始終不情不願。
隔著牢房的鐵欄，看著外麵陰森的走廊，雖然明知道那個警衛隻是一個人偶，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從腳底感到陣陣涼意。幾十年過去了，那些曾經關押在這兒的人早已屍骨無存，當時那些哭泣，那些呐喊無人聆聽，但畢竟今天我們來了，默然佇立，也算是我們對他們的魂靈的一番慰藉。
離開要塞的時候，兒子問我，媽媽，立陶宛人是不是很壞？我告訴他，每一個國家都有好人和壞人。
立陶宛人在二戰期間雖然做了很多很壞的事情，但也正是立陶宛作家魯塔·瓦納蓋特（Ruta Vanagaite）撰寫了（我們的人民：探究立陶宛隱藏的大屠殺）《Our People: Discovering Lithuania's Hidden Holocaust》，揭露了立陶宛人在二戰期間如何反猶，如何協助納粹屠殺當地猶太人的確鑿事實，這種勇氣是值得我們為立陶宛人稱讚的。
頌揚自己的民族的偉大，早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而揭露自己民族的陰暗麵是需要良知支撐的，不知道瓦納蓋特有沒有被自己的同胞痛斥為“立奸”。
雨中，我們離開考納斯。
德魯斯基寧凱(Druskininkai)是立陶宛南部一個約一萬兩千人的小鎮，靠近白俄羅斯和波蘭邊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德鎮就是蘇聯著名的溫泉療養地,但對於外國遊客而言，這兒一直籍籍無名，我們駕車來此，隻為了德鎮郊外的一個隱秘之處 - 格魯托公園(Gruto Parkas)。
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脫離蘇聯獨立後，開始陸續移除全國各地的蘇聯時期雕塑、標語和裝飾物，蘑菇商人Viliumas Malinauskas通過與政府協商，取得了這些曆史遺存物的所有權，他在德魯斯基寧凱的一處濕地區域，建立了這座私人博物館。
兒子說，我在學校學過這段曆史，但我對它不感興趣。於是大雨中，“生在紅旗下”的我倆走進了這座紅色公園。
大門口矗立著熟悉的列寧同誌的雕像。
路邊的告示牌，粘貼著昔日的蘇俄時期的報紙。
這位蘑菇大亨是個有心人，公園內部的陳設刻意模仿蘇俄古拉格，崗亭，鐵絲網和木質小道，還有一座掛著列寧肖像的小小主席台。
大雨中，一輛老式機車濕漉漉地停在路邊，據說Viliumas曾經有一個設想：遊客到達公園大門以後，直接乘坐這輛古拉格風格的火車駛向公園深處，遊客可以借此體會一下當初那些被遣送者悲苦，絕望的心情，但也許是立陶宛政府擔心過分觸怒俄羅斯，這個設想沒有被允許。
以前我一直以為古拉格是某個蘇聯集中營的名字，後來開始讀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才知道古拉格是蘇聯”老大勞改營總管理局“的簡稱。
格魯托園裏呈環形陳列著86座，由40多位藝術家在前蘇聯時期創作的雕塑。
這幾座陌生的麵容，大約是立陶宛共產黨的領袖人物。
這些是曾經從德國納粹占領下解放立陶宛的紅軍戰士，但立陶宛人似乎並不感激蘇聯人對他們的這種解放。蘇聯時期，立陶宛雖然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一，但他們一直認為自己不應該屬於蘇聯那個大家庭，曆史上，立陶宛這個國家曾經經曆過多次的獨立，被吞並，再獨立，再被吞並......直到最後徹底獨立的過程。
彼得大帝時期（1672年—1725年），俄羅斯經過西化改革而走向強大，為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和北歐霸權，與瑞典爆發了長達二十年的北方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俄國從瑞典手中奪取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也就是現在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將其納為自己的領土，統治了200多年。
沙俄被推翻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了盡快脫離一戰的泥潭，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將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割讓給德國。
一戰結束，戰敗的德國被英法肢解，而蘇俄“贈送”的波羅的海地區，在英法的支持下紛紛獨立，形成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四國。
1939年8月，二戰爆發前夕，德國與蘇聯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將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蘇德瓜分波蘭後，又簽訂了《蘇德友好邊界條約》，將立陶宛劃入蘇聯勢力範圍。
1940年蘇聯人在立陶宛製造了“蘇軍士兵失蹤事件”，指責立陶宛政府沒有忠實執行與蘇聯的條約，致使國家處在危險的邊緣，在蘇聯的“淫威”下，立陶宛政府被迫解散，改由蘇聯支持的立陶宛共產黨執政，組建親蘇的新政府，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同樣沒能幸免。在波羅的海三國親蘇政府的運作下，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成為蘇聯第十三、十四、十五個加盟共和國。
此後的幾十年，立陶宛人要求獨立的呼聲此起彼伏，最終於1990年3月11日宣布獨立，成為前蘇聯最先獨立的加盟共和國。
淅瀝瀝的雨還在不停地下，雨中佇立的馬恩列斯默默注視著雨中緩步的我倆。
曆史的對錯不由我們來判斷，但曾經激情萬丈的他們，如果看到今日他們理想的灰飛煙滅，他們的眼淚是不是也會如眼前的這場大雨似的傾盆而下？
公園裏還有一座小小的展覽館和一個小小的禮堂。簡陋的辦公桌上打開的筆記本，椅背上搭著的外衣，似乎告訴我們，那些曾經在這兒上班的“同誌們”隻是剛剛離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下雨的原因，公園裏冷冷清清，據說，現在公園的經營情況很不好，立陶宛版權局也一直要求園方向那些雕塑的創作者支付版權費，也許不遠的將來，格魯托公園不得不從公眾的眼前消失。
但格魯托雨中行，讓我對立陶宛的曆史和立陶宛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從沉重的曆史中抬起身來，我們還是繼續看風景吧。
今天我們入住的是密林深處的一座二層木屋。
窗外，加瓦爾湖(Lake Galve)中心有一座小島，小島上有一座美麗的城堡。
如果說維陶塔斯大橋是考納斯的名片，那麽我們木屋外的這個地方 - 特拉凱(Trakai)就是立陶宛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