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恩負義的白眼狼……說說中共對待香港的態度

忘恩負義的白眼狼……說說中共對待香港的態度

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真正的施者應該不會有這種要求，而被施者隻要不是恩將仇報，做到做不到“湧泉”倒也無所謂。相反，有自稱沒有他別人就吃不上飯的“恩人”，要求納稅人不停的 “湧泉”，實在有點缺德。中共這個鼓吹不停報恩的人，卻是一個典型的忘恩負義者。

對蘇聯老大哥翻臉不認，化盟友為敵，甚至兵戎相見。

一衣帶水的鄰居日本, 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大的援助國，卻被緊抓曆史舊賬不放，成為不斷煽動愛國主義情緒的攻擊對象。

農民昔為革命靠山，困難時期卻成為挨宰牛羊，被餓死幾千萬。

朝為座上賓，暮為階下囚，解放前投靠中共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解放後被打成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反黨反革命分子、臭老九，受盡了醜化、侮辱。

 

香港的特殊地位，使狡詐的中共如獲至寶，苦心經營，而當香港的特殊價值降低之後，卻如棄弊履地對待香港，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對香港人作威作福。

早期的中共就把奪取政權作為自己的目標，因此共產黨人在1927年“412”時被以反對政府或企圖“顛覆國家”罪遭到蔣介石屠殺，這時香港就成為他們的避難所。例如，中共廣東區委就遷至香港。81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後，賀龍、葉挺、劉伯承、、周恩來、聶榮臻等一大批“叛亂分子”逃到香港，部分“起義”人員通過香港轉移。如果沒有香港特殊地位的蔭庇，周恩來等早沒命了，何來日後總理、元帥呢？中共還在香港建立了秘密“紅色”交通線，用於：傳送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之間來往的文件，護送大批幹部安全進入中央蘇區。在秘密交通線沿途向蘇區輸送物資，主要有布匹、食鹽、藥品、紙張，以及電信、印刷、等器材，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央蘇區物資匱乏的困難。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香港設立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地理環境，開展對海外華僑和香港各界人士的統戰工作，香港成為國際援華物資的中轉站，捐款和救援物資源源不斷運達香港，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了大量物資和資金；中共在香港創辦的《華商報》，宋慶齡主辦的《保衛中國同盟》等刊物成為中共對外宣傳的重要陣地，在宣傳中共抗日主張的同時，擴大了中共在華僑中和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中共奪取政權後，許多專家技術人才和知名人士，都是轉道香港回到了新中國懷抱。在蔣介石撤退台灣後，唯一聯係渠道就是通過香港轉換情報消息的。香港為前期中國的外貿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首先，香港幾乎成了中國唯一對西方進行貿易的窗口。通過香港，中國得到了部分工業設備、緊缺物資和戰略物資，還通過香港向國外購買糧食、棉花等生活資料。其次，香港幫助中國大陸獲得了大量急需的外匯。香港居民與內地有密切聯係，其匯款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還有全世界華僑通過香港向國內親友的大量的外匯匯款。從香港獲得的外匯，是當時中國外貿所需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因為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橋梁作用，當時香港一度被稱為“東方的柏林”。

在改革開放時期，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內地對外開放中創造了許多第一，例如1978年第一家由境外人士開辦的工廠-珠海香洲毛紡廠，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3年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酒店，並因此發揮出巨大的示範效應，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信心，帶動世界各地的企業家隨後紛至遝來。1979年至2007年，內地累計吸收香港直接投資項目28.85萬個，實際使用港資累計3085.33億美元，占內地引進外資項目和實際利用外資的45.2%和40.4%。在80年代中期，港資曾占到內地利用外資比重的60%-80%，香港是內地最大的海外籌資中心。 朱鎔基說：“香港曾經扮演著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時，也在其它領域裏是一個文明的國際城市。我想這種優勢香港並沒有喪失。特別是在70、80年代的時候，香港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作出的貢獻是第一位的。”在改革開放初前期一段時間，港澳資曾占到內地吸收外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時至今日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總數已達數百家，累計籌集資金超過數萬億港元。香港人的經營理念、方式和經驗很容易被中國大陸借鑒和吸收，而且對推動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內地的許多方麵的規劃和管理都大量借鑒了香港的經驗。

香港在中共出生起到發展的各個時期對中共都有養護之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貢獻極大，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可是當香港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之後，卻如棄弊履地對待香港。香港的特殊地位或特殊性在於：香港不歸大陸的當權者管理，西方的民主和法製體係已在香港運行，香港與西方國家經濟體係相同，兩者交往密切。中共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香港這種特殊地位，在不同的階段都為自己謀取了最大利益。在香港回歸時，鄧小平所以答應香港資本主義製度可以保留50年不變（一國兩製），就是因為香港那時對中共還有利用價值。現在中國經濟是世界老二，中共認為香港這個對外窗口已經沒有價值；而香港的民主與法製製度與中共一黨獨裁製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害怕這個火種可能導致星火燎原；香港人對64事件的態度使中共感到這個中共以前的避風港，現在有可能成為大陸反中共獨裁人士的避難所。中共這個白眼狼完全忘記了香港在中共各個時期的養護之功，踐踏一國兩製的承諾，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共獨裁的那一套強加給香港，對香港人合理要求不屑一顧或蠻橫拒絕。

在200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為基本法的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企圖以叛國罪、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等莫須有罪名，打壓、威脅和剝奪香港人的基本人權、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香港人的反對下懸在那裏。

在201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國民教育計劃”，企圖在教材中塞入中共的觀點對香港中小學進行洗腦，剝奪學校自主選擇權利。在香港人的反對下懸在那裏。

在2014年，香港發生的一係列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運動），其主要訴求是要中共撤回候選人提名方案，爭取特首和立法會一人一票的選舉權。有數以百萬計示威者自發占據多個主要幹道進行靜坐及遊行，但示威者的民主訴求全部被中共拒絕，在中共的打壓下運動以失敗告終。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間，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陸續失蹤，失蹤半個月到3個月後，全部人員證實身處中國大陸並受有關當局控製。事件牽涉中共官方人員跨境綁架，令香港人擔憂“一國兩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壞。據說原因隻是因為書店準備出一本關於習近平生活的書。

現在香港發生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反對把香港人（罪犯）引渡到中國受審，害怕中共任意羅織罪名打壓、迫害不同意見者。對香港人的維權行動，中共惱羞成怒，大肆辱罵，甚至以武力威脅。

麵對現實，香港人知道，再不走出來抗爭，明天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發聲。

“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中共5毛愛國賊言行就是很好地一個證明。對香港人爭取人權、民主、自由的行動，本來5毛們應該支持，因為他們是人，也應該需要擁有這些，而在中共一黨獨裁統治下都是可遇不可求。這次腦殘5毛傾巢而出，對香港人殺聲連連，意欲血流成河才高興，完全是文革紅衛兵或法西斯衝鋒隊的架勢，一幅奴才與瘋狗合二為一的絕妙照相。

中共對香港各方麵的滲透是無孔不入，對香港媒體通過注資收買或是利益輸送或是威逼恐嚇使之變為中共的傳聲筒和留聲機，對香港的精英、富豪大款和政府官員通過封官許願或錢財引誘使之變為“中共地下黨員”，〝中聯辦〞已儼然成為香港政府的太上皇。中共感覺自己已經“氣大財粗”，又有哈巴狗、幫凶支持，根本不把香港人的感受當回事，把港人治港和崇尚民主自由的要求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中共本來對一國兩製就是陽奉陰違，現在則嫌50年太久，大有半途而廢之圖謀，狼子野心香港人不得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