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看不見的沼澤；無盡的好運

作者：Chek Ling

2025 年 1 月 29 日

在色彩斑斕的舞獅和其他表演中，許多華人社區領袖將再次在華人後代的廣闊棕色家園的某個地方舉行華人新年宴會，慶祝他們的白色守護天使。這些歡樂的聚會無疑為許多澳大利亞政客提供了理由，讓他們誇耀我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國家。

如果可以的話。

可悲的是，對於在澳華人來說，很多人還沒有感受到他們終於到達了“彩虹之上”。

相反，他們常常有理由感到自己永遠無法擺脫試用期狀態。

大約 140 萬中國人是真正的公民。其中一半是在過去 35 年左右來到這裏的，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居者，幾乎所有人都是在 1973 年之後來到這裏的。

1848 年，當第一批中國人以契約勞工的身份來到這裏時，他們的夢想就是掙到錢，然後光榮地回到廈門，但那時廈門正遭受著饑荒的侵襲。幾乎沒有人實現了夢想。他們在《主仆法》的約束下遭受了可怕的苦難。接下來，大批中國人為了淘金而來，從 19 世紀 50 年代一直到 20 世紀初。他們中有一半人回到了家鄉，有些人還賺到了難以想象的財富。但這些淘金者也遭受了苦難，1861 年 6 月 30 日的蘭明平原襲擊事件令人難忘，最終 1,200 人被趕出礦區，遭到毒打，有些人的辮子被從頭骨上剪掉，頭皮被撕破，他們隻穿著身上的衣服，在詹姆斯羅伯茨農場的露天圍場裏露宿。當時正是隆冬時節，第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這一曆史事件標誌著 1901 年聯邦成立時白澳政策的坎坷之路。到那時，整整半個世紀以來，華人一直被視為害蟲，要用盡一切辦法除掉。那些有能力的人都離開了。

聯邦成立後，剩下的約 30,000 名華人，在倫敦殖民地辦公室的恩賜下，作為被容忍的外國人，按照澳大利亞聯邦的意願，被允許留下來。

但他們注定要消亡，因為臭名昭著的聽寫測試不允許再有中國人入境，而且他們當中的女性非常少。

然而，剩下的華人幸存了下來，從事著白人澳大利亞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有些人甚至在手工農業中發了財。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被重新定位為可靠的勞工，並被接納，隻要他們知道自己的位置。

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了舊歐洲帝國。人權成為時尚。1973 年，白澳政策悄然終結。然而，盡管多元文化政策頒布，多元文化狂歡不斷，但每當存在威脅可能在政治上重生，喚醒國家心靈中最黑暗的恐懼——被黃禍淹沒時，白澳病毒就會爆發。

2020 年，埃裏克·阿貝茨參議員在參議院委員會就澳大利亞僑民社區麵臨的問題舉行的公開聽證會上，向出席聽證會的三名澳大利亞華人提出了一個他稱之為“並不難”的問題，完全超出了該委員會的職責範圍：

“我能否請三位證人分別非常簡短地告訴我，他們是否願意無條件地譴責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三名“證人”之一的趙奧斯蒙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在《悉尼先驅晨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進步智庫 Per Capita 的這位研究員表示，他出生在澳大利亞，不會回複參議員 Abetz，“因為這很丟臉，而且我不會用回答來使他的策略合法化”。可悲的是，華人通常不願站出來對抗白澳後衛——空想家、機會主義政客和企業家學者——的欺淩和惡意攻擊。

邱先生是個例外。

遺憾的是，太多僑領，無論年輕還是年長，仍然專注於乞討，同時竭盡全力保持他們在白人精英中的地位。有些人似乎渴望獲得現代版的“國王獎牌”，這種獎牌曾經授予那些被認為對白人殖民者有用的土著人，以鞏固他們貪婪的統治地位。

2020 年，在總理莫裏森公開呼籲對 Covid19 的起源進行國際調查後，人們在網上召開了一次“全國圓桌會議”，討論我們在公共場所和工作中因是華人而受到欺負的情況。但除了受害者的故事外，會議沒有任何進展。一個孤獨的聲音要求與總理會麵，要求對不悔改的埃裏克·阿貝茨的行為道歉，但會議召集人沒有給這個聲音播出時間。盡管埃裏克·阿貝茨因對三名澳大利亞華人進行麥卡錫式的審訊而受到媒體譴責。

隨後舉行了第二場圓桌會議，但采取積極實際行動的要求甚至沒有被列入議程。

那麽，為什麽中國人會感覺自己好像被打斷了膝蓋呢？

華裔是南洋白人殖民統治者的後代，他們的殖民心態可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華裔是中國買辦的後代，他們的後代是南洋白人殖民統治者的後代。他們不聽壞話，不做壞事，不說壞話。埋頭苦幹，賺錢，不踩任何人的腳趾，向上爬。

至於中國定居者，他們對在澳大利亞行使自己的權利更有信心。然而，許多人的文化適應能力不足，無法成為澳大利亞華人的有效代言人，因為他們是在鄧小平時代自信、富裕的威權主義中國長大的，而且來這裏的時間並不長。但也有一些例外。據說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很活躍，是導致自由黨在 2022 年聯邦選舉中失去六個席位的關鍵因素。

是的，最終，我們有了政治力量來為我們的繼承人的祖國做一些打破傳統的事！

兩個老黨派的初選票數不斷下降，工黨的支持率正在逐漸逼近 30%。阿爾巴尼斯工黨政府隻需失去三個席位，就能在今年晚些時候迎來預計的懸浮議會。華人可以輕易抓住這一時機：反抗根深蒂固的兩黨優先選舉製度，該製度在對抗性競選中不斷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利用種族因素，經常把華人當做替罪羊。

有十二個或更多的選區，華人的選票可能至關重要。如果華人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在這些目標選區中推選那些承諾要求比例代表製以支持少數派政府的候選人，那麽 2025 年的選舉結果將比 2022 年的結果更具突破性。

比例代表製將消除根深蒂固的贏家通吃的角鬥士政治文化。第二或第三個政黨將始終占據統治地位。從一次選舉到另一次選舉，更加文明和穩定的治理將得以延續。不僅如此，它還將允許值得稱讚的中國候選人進入議會，而不必被兩個老黑手黨般的政黨束縛。想想藍調黨吧！但更重要的是，它還將提供關鍵的權力平衡，以改革我們的戰爭權力，防止未來的總理單方麵決定將我們的繼承人派往外國戰爭，比如南海戰爭。這就是羅伯特·孟席斯爵士對數千名澳大利亞人所做的，他們在壯年時期被征召去在越南與現在被視為民族主義者的共產黨人作戰，或者被殺。英國和美國都已經放棄了我們仍然堅持的這些不合時宜的君主戰爭權力——這是我們雙頭政治的惡性症狀。

我已經為這個打破傳統但完全可行的項目準備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提案，但幾乎沒有任何澳大利亞華人領導人采納它。

那麽，2025年蛇年會給澳大利亞華人帶來什麽呢？

2020年4月，試圖利用新冠疫情連任的總理斯科特·莫裏森（Scott Morrison）陰險地誹謗中國，從而有效地煽動民眾將華裔澳大利亞人視為應受懲罰的不受歡迎之人，並逃脫了工黨反對派和大多數媒體的譴責。

幾個月後，參議員埃裏克·阿貝茨 (Eric Abetz) 蓄意、含蓄地誹謗所有澳大利亞華人的性格。他僥幸逃脫了懲罰。順便說一句，我向該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批評多元文化主義如何被商品化以換取黨派選票，因此委員會認為我不適合出席。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華人仍然沒有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沒有能力站起來，也沒有能力要求政府做出更好的改變。

是的，盡管 1988 年和 1989 年在珀斯的中餐館進行了一係列有組織的燃燒彈襲擊，並取得了毀滅性的勝利，但聯邦政府並沒有派出恐華特使！

似乎可以肯定地說，在澳大利亞做華人就意味著要成為溫順的、有用的奴才——在企業、公共服務、醫院、學校和大學、研究機構、藝術等領域——並且不會冒著惹惱白澳當權者的風險，以免我們的試用期身份受到質疑。

希望蛇年能夠在 2025 年改變這一切，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選舉年。

（穀歌翻譯：The Year of the Snake: unseen bogs; unbridled good-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