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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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天的腐敗讓人們重新認識文革。
TG建立了新中國，但’TG有來自白區地下鬥爭的和紅區武裝鬥爭的兩個派係。
紅區係傳統是走發動群眾底層路線，白區係走上層菁英路線，原因是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乃至社會關係的不同和白區紅區環境不同的必然曆史結果。
文革是走群眾路線的打倒了走上層路線的菁英。文革工廠和農村基本運行，是城市機關癱瘓了。
後三十年是白區係壓倒了紅區係，走上層路線的壓倒了走群眾路線走底層路線的。
白區係和紅區係都是需要的，要兩條腿走路，缺一條腿就出問題。
白區係是文，紅區係是武。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就是前三十年後三十年。TG離開群眾是就沒有力量，經濟發展當然也離不開菁英層的操作。但是，中國政治體製是人民民主專政，是TG發動群眾使得底層成為主導中國的政治力量。所謂共產黨領導，在戰爭年代就是共產黨發動群眾啟蒙群眾讓工農掌權。TG領導的政協體製就是菁英要服從底層民眾意誌。
文革證明，沒有上層，工農掌權國家依然可以運行，雖然國家管理不盡人意。改開三十年證明，離開了底層，國家就變質，就腐敗，底層就會重新回到舊社會，這是今天毛澤東熱的原因，底層想念毛澤東。
TG是中國勞動人民的政黨，以前直接說是工農的政黨。其工作方式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上層接受底層領導，叫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中國的民主製度。中國的工農勞動人們通過TG執掌大權。毛澤東堅持的就是走群眾路線，保障底層勞動人民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勢力。經濟發展可以走彎路，政治改革可以走彎路，隻要是工農掌權，都可以嚐試。
TG領導，不是指令性要民眾服從，而是耐久解釋啟蒙覺悟使得社會運行成為民眾自覺的行動。這不是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國家形式，而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TG領導的國家發動群眾，啟蒙群眾，耐心解釋國家政策，讓民眾認清國家發展方向，讓民眾以自己的覺悟努力實現國家發展目標，賦與民眾的生命以崇高的意義及當家做主的尊嚴。三十年改開，實際上是放棄了真正的TG的領導，因為拋棄了TG真實意義上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原則。三十年來學習了西方的人事權和財政權的管理，指令性政府管理，把TG最有效最基本的傳家寶丟掉了，改開三十年的趨勢，就是形成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國家的趨勢，而且有通過西方政治製度固化階級的趨勢，這是毛澤東要極力避免的。習不易幟，就是回歸毛澤東路線，回歸人民民主專政，要底層廣大民眾意誌主導政權，上層以“為人民服務”接受底層意誌領導操作國家運行。
不是說白區係主觀意誌不革命，不生產，不發展，不為中國著想，而是白區係人員的曆史背景經濟基礎和地下工作方式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堅持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治體製，不可能實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底層路線。黨內必需由紅區係主導才能保障民主，因為紅區係是依靠農村底層力量發展起來的。
所以，TG的發展，一定是紅區係為主白區係為輔佐，缺一不可，秩序不能顛倒。這就是解放後毛代表紅區係和劉代表白區係的政府權力組合。後來劉架空毛，使得白區係占主導地位，而紅區係落到服從地位，這違背了紅白秩序，違背了TG本質，而劉控製的整套官僚體現使得毛難以扭轉這種顛倒的政治格局，毛隻得發動文革讓紅區係重新上台。劉鄧陶路線，就是白區係壓倒紅區係路線，就是毛反對的路線。文革一開始的口號就是“把顛倒的世界在顛倒過來”。今天中國反腐敗證明毛的擔憂是合理的、證明紅區係為主白區係為輔是合理的，證明毛發動文革是合理的。
－－－－作為參考，轉貼一篇caoban的文章。因為引用的是跟帖，貼中的指稱“你”是另外的網民－－－
1. 無論如何，中國曆代開國領袖都大致麵臨兩個最基本任務：第一，開國；第二，在建國中完成政權的和平轉移。建國後，你所謂的“清洗戰友”，很大程度就是為了政權的和平轉移給下一代領導人，但這個人到1956年八大前後，從理論上看，並且從中共的製度安排來看，就不應當是劉了，而是至少要比毛小十歲以上的下一代某個或幾位領導人。中共黨內軍內對毛本人都已徹底服了，但候任者是誰或該是誰看法不一致，各自都有想法，許多長期主政掌軍的人也還有自己的人馬班底。
這是個大問題，按理說應當，但根本無法靠選舉、民主和程序來解決。問題所在，不光是大家都是打仗出來的，死人堆裏爬出來的——死亡競爭中的獲勝者，更重要的就是，毛一再指出且一直努力用黨性和現代性予以糾正、彌補和規訓的中國革命的特點，是優點但也是弱點——“中國革命是中共領導下的農民革命”。這個農民革命很重要，它不可避免帶有農民的印記。包括一進城一當官一掌權就容易腐敗，這一點直到今天都仍然屢見不鮮，甚至更加顯著了，包括台灣的陳水扁都算是例子；但更重要的是農民的生活缺乏組織紀律性，缺乏比較抽象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更喜歡跟人，而不是服從組織或路線，服從的組織和路線其實就是他信服的領導人的路線和組織；這種農民的實用主義同樣是中國革命的好處，也是中國革命的弱點。這一點在當時各路大軍中的口號中都有反映：每個部隊都有自己的“跟著某總就是勝利”的說法。毛從《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毛選的開篇之作）到之後的許多文章如古田會議決議，即《關於糾正黨內若幹錯誤思想》，等等都反複強調要糾正黨內軍內的這些問題。並且也確實有所糾正，黨的戰鬥力有很大提高；而且在戰爭年代，由於有生死攸關的外部競爭，對日和對蔣，也由於各自都有各自相對獨立的根據地，並在各自範圍內都說一不二，因此個人在黨內的地位以及各個宗派山頭的問題還不嚴重，盡管這些問題已經屢屢出現。而建國後，大家都要整合在一起了，如何處理這些個人地位、山頭問題，包括誰是未來黨和國家的繼承人，這就成了黨內大問題了，許多人都想爭，即使自己不想，其一大隊部屬也都會推著他們的代表人物，地方領袖，去爭各種地位。
因此，一定要注意，建國後，一直到毛去世前，甚至他去世後的頭幾年，所有的黨內鬥爭，問題的概括都是一樣的，都是“一小撮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試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但你還真不要以為這是毛的判斷錯誤，或是毛時代的公式化概括。毛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就證明這個判斷一點不錯：華國鋒馬上抓了“四人幫”；而鄧在表示願在華主席領導下做點工作之後，一年半就通過以胡耀邦等為主的一批親信，以大量不實之詞（可參看前年中央對華的一篇紀念文章中講的事實與79年整華時的相關事實）批判華，終於成功改組了中央領導層，形成了以鄧為核心的（這是10多年後他自己說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我完全支持華抓四人幫；也完全接受鄧掌權，支持改革開放。但這不意味著，他們不是在，或是沒有，爭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毛對自己身後的問題，看得很清楚——若有誰說毛老糊塗的，其實更可能是他從來就沒有清楚過！
但這就是毛必須解決的問題，是他不能不管的。請注意，這些人在競爭中產生的矛盾都不是針對毛本人，事實上所有的競爭者都尊敬他，無論誰接班，都肯定要打他這麵大旗。如果僅從私心來看，毛似乎完全應當不管。但問題是，這會從根本上威脅甚至完全摧毀中共追求的事業，不錯，你是開了國，但是，隻要這個政權沒能和平轉移，還是要打仗，那麽這個國家就等於沒有建立，就可能是“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而諸多農民革命的領袖就可能變成張獻忠，朱溫這樣的人。那毛和這個黨的事業就等於前功盡棄。
無論於公於私，因此，這都是毛不可能允許的，不能容忍的。必須削藩。建國後，52年，五馬進京，以充實中央機構為名，取消各大行政區，就是為了防止割據的出現（這一點梁漱溟在其回憶錄中都看得很清楚）。但很快，就是我們知道的，53年，紅區係統的人，打仗出來的人，首先是高、饒，間接地還有彭、林，不服劉和以48-49年的華北人民政府為班底（主要是劉的人，包括薄一波、安子文等）組建的中央政府。為了避免黨的分裂，加強黨內團結，毛是支持劉的，但對處理不當，導致高的自殺，也是很有意見的。
1958年，毛澤東寫信給秘書田家英，認為賈誼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值得一讀，隻是其中論太子（培養接班人）一節近於迂腐。《治安策》說的就是如何防止地方勢力做大，如何維護國家統一。毛也還多次以各種方式講到，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而這個派都是可能分裂的派，不是一般的派。
後來的諸多問題，諸多運動，其實都與此有關。這就要講彭總了。盡管彭總隻是其中之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之一。
2. 彭總廬山會議上發難是針對誰？許多人都傻傻地以為，是對著毛；一些明白人也裝傻，揣著明白裝糊塗；因此毛就被罵的要死。其實不是。他的信是寫給毛的，指責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批評相當直接，尖銳。但想想，會有誰這麽在政治上批評主席的嗎——即便是彭德懷？他顯然是批評的是其他人。彭後來也抱怨說，我隻是寫給你（主席）看的，你為什麽要批轉全體中央委員（大意如此）。從彭信中的直言來看，從八大之後中央已經分為一線和二線，中央已經由劉鄧實際主持工作來看，以及從毛當時已經采取並且彭也知道的一係列反浮誇措施（盡管後來看還很不夠）試圖解決問題來看，我認為，更合理的解釋是，彭希望或是要求毛出來解決問題，他的批評才那麽直接，並且才會上升到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高度。但問題是彭希望毛出來解決的是什麽問題，是事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但若說是“事”，中央當時已經在著手解決；因此，在毛看來，在中央其他高層看來，從彭信中透露出來的，似乎或就是要解決人的問題——劉當時在中央一線負責，也剛剛（當年4月）接任了毛的國家主席職務。
隻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理解，為什麽，在廬山會議上，毛會對彭和中央委員會說：你61了，我也66了，我要準備後事了（請看李銳的回憶錄）；會說：（有些）“常委都怕你”（當時常委是7人，毛周朱不可能怕，陳和林當時基本是與世無爭，也談不上怕，因此真正可能有點怕——更準確地說，也許是忌憚——彭的，估計就是當時在一線的劉和鄧，尤其是從未掌過軍權的劉）；才能理解聶榮臻和葉劍英流淚勸說彭：“主席在你都這樣，主席不在了，誰管得了你呀”（這都見於李銳——仇恨毛的右派——的回憶錄）。黃克誠也曾回憶早前就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
由此，也才可以理解為什麽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對彭說了一句，如果不了解前後的背景，似乎很不著調的話：“與其你篡黨，不如我篡黨”；也才可以理解62年7000人大會上劉說廬山會議反右傾誰都可以平反，唯有彭不能，並明確說因為彭是和高饒一夥的（請看楊尚昆的回憶錄）。相比之下，反倒是毛65年在請彭出任三線副總指揮時說了句公道話：“也許真理在你那邊”，沒人能說出這個“真理”究竟是指什麽，除了大躍進的問題外，我甚至認為，也許還包括毛認可了彭對劉的看法。
因此，59年廬山會議，如果說“清洗”了彭，主要是在黨內高層看來，彭的行動完全是針對劉來的，你彭一向是主管軍事，也隻管軍事，現在突然幹政，並要求主席出山，這實在令人可疑；這不是說你彭指出的問題是假的，錯了，不對等，甚至恰恰因為你指出的問題是真的，對的，是有理由挑戰這個中央領導的，並且引發了中央委員會的紛爭，黨內可能因此分裂，這才是大問題。這可以說是中共內的軍隊紅區係統對白區係統的又一次挑戰。
若說清理彭，還有其他一些問題必須考慮。彭是不大按常理出牌的人，曆史上看，一直是黨性不算很強，但個性更強的人。這樣的人直率，但並非真的是沒有完全沒有心計的人，不但容易做事過火，甚至會下手特別狠，而當時還掌握軍權，這就會讓黨內所有人都得小心，“政治局常委都怕你”——怕一個委員，為什麽？因為他掌握軍隊。最典型的，令人不可能忘記的是，井岡山時期，朱毛下山打仗去了，讓他和原來當地的綠林人物、已加入紅軍的王佐和袁文才共同守山頭，叮囑他要團結；但彭不放心王和袁，但在毫無任何證據表明王、袁二人有叛變嫌疑的情況下，以請吃飯為名，將王袁二人殺了；這令朱毛痛惜不已。對同誌都能用這種手段的人，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沒法子不怕，何況，自朝鮮戰爭後，彭一直實際掌握軍權。
如果光是曆史，也還好說，現實是，自實際主政軍隊以來，彭因長期主政一方，說一不二，很難同軍隊來自各路係統各個山頭的的高級將領合作共事；事實上，問題已經不是難共事，而是一直整人，整劉伯承，肖克，粟裕等人，你把2野、3野和二方麵軍的頭頭都整了，你得罪了多少將帥？你用與你關係密切的黃克誠當軍委秘書長把粟裕這個總參謀長架空了；訓練總監部（僅次於總參）那邊劉伯承、葉劍英、蕭克、李達、周士第、彭紹輝、郭天民、張宗遜這些部長和副部長，分別來自各個山頭，劉、肖、李被打成反黨（反彭德懷）集團，彭隻相信自己在西北時的老部下張宗遜（張又俠他爸），其他各野的人你都不信，你這會讓人怎麽想？你讓劉伯承這樣厚道無爭的人，這樣的全軍都尊重的人，公開檢討，全軍的高級將領都不服的。
不僅如此，邱會作在其回憶錄中曾記錄，彭德懷罵周總理，對周發脾氣，罵總理“像狗婆一樣”，“周恩來在黨內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是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已”；你連周這麽厚道的人你都罵，還罵得那麽難聽，乃至於廬山會議上要操毛澤東的娘，毛也隻能說要“滿足彭的操娘願望”。
這並不是說彭是個壞人，事實上，彭是個很不錯的人，但這還是足以證明他身上農民習氣太重了；這也間接證明了我前麵提及的，這個黨的、這個革命的農民習氣都太重了。今天我們可以讚美中共，也可以讚美彭剛直不阿，一身正氣，但一定要知道，他身上的這種前現代性，這種農民習氣，這種桀驁不馴，敢想敢幹，想起來什麽是什麽，什麽東西幹了就幹了，幹完了，覺得不對認個錯以為就過去了，戰爭年代也就算了，和平年代，尤其在最高層，就不行了，弄不好就會出大麻煩的。想想，主席身後，萬一他看不慣劉或鄧或任何其他人，又重新想起來請人吃飯怎麽辦？！政治是必須往壞裏打算，往好裏爭取。
而且，就在此前兩年，在蘇共黨內高層政治鬥爭中，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就直接調動軍隊，幫助已經敗了的赫魯曉夫在政治上翻了盤。這件事自然引發了中共高層，包括毛，但顯然不限於毛，的警覺。因此，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職位高於彭。
回頭看，彭批評大躍進無疑是正確的，他個人也可以說是忠心耿耿的，熱愛人民的，甚至他身上的農民習氣換一種說法就是永葆勞動人民的樸實本色恩或農家本色等等。但千萬不要因為對彭的這些結論就可以得出結論，其他人和采取的措施都在絕對意義上錯了。不要以為換一種褒義的表達，那個問題就不是問題，就是優點了；這類表達“欺騙”了無數的人。曆史並不那麽簡單。
還必須說，我認為，當時黨內高層都清楚廬山會議究竟是為了什麽要批彭德懷，即便有人剛開始不一定清楚，後來也都清楚了。也知道彭德懷說的問題不錯，但又都基本認為彭是借題發揮，有所指的，也正是看到了黨內分裂的危險，中央委員們才會支持毛，並不像人們想象的，中央委員們都僅僅是迷信毛，沒有自己的腦子。但多少年過去後，現在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毛身上了，知情人都不敢出來說話，都是讚揚彭忠誠，堅定，把問題的複雜性都簡單化了，就變成了一個好人（彭）被一個壞人（毛）帶領一幫傻瓜（中央委員）們整了。鄧等當年的過來人也不出來把事情說清，讓毛把各種罪名都承擔了，而好處都自己得了（鄧等人成功掌權了），甚至是中國社會和百姓得了（避免了戰亂）。坦白地說，這樣做人真的很是不厚道的！
3. 怎麽看，劉少奇呢？劉可以說是中共為自身最高領導準備的一個備用胎，在戰爭年代，這是必須的，否則一旦毛出了意外，群龍無首，就是大問題；同時劉也代表了白區的力量。因此，這就是後來高饒找到陳雲、鄧小平，想拱掉劉時，他們當中誰說的，好像是陳雲，大意是，劉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這個話的意思其實很清楚，一是陳雲不認為高的話一點道理都沒有；二是既便劉不合適，也必須對這一曆史事實給予適度或足夠的尊重，這是全黨的事。陳雲是有原則的。
為什麽會不合適了？因為，解放後，這個備用胎，慢慢地，並越來越失去了意義了。因為最高層的安全問題不再是明顯的威脅，而隨著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年齡增長，備用胎的問題現在變成了接班人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看似相近，其實根本不同——備用胎年齡最好相近，而接班人的年齡則必須拉開較大距離。毛劉周朱都是19世紀的人，盡管毛劉相差5歲，但仍屬於同一代領袖，而接班人至少原則上必須是、隻能是20世紀出生的人，比毛至少要年輕約10歲，這樣黨和國家才能避免因領導人年齡相近頻繁更替而出現政治動蕩甚至政治災難。這一點其實黨內高層基本都明白，例如鄧小平得知粉碎四人幫後給華國鋒寫信就說“就［你華國鋒的］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因此，這一點在八大之前就有了影子，有了鄧（1904），53年就到中央當秘書長，56年改為總書記，還有陳雲（1905），林彪（1907），以及劉少奇看重的彭真（1902）等，盡管彭真沒能進常委。但問題是如何將備用胎成功轉換成接班人的規劃擺不平，出了問題。
首先，劉不願下，似乎希望自己從備用胎直接轉為接班人。因為劉不算年輕，但也不算太大。但最主要的是劉手下的人不願下，一個勁推劉；劉也偏重用他的來自白區係統的幹部，主要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楓，劉寧一、劉瀾濤、楊尚昆等人。這就一再引發了中共黨內根據地和軍隊係統的人不滿，因此先有了高饒（饒原來也是劉的人，劉扶植起來，打陳毅的；但建國後，中央政府以華北人民政府為班底，饒在其中沒位置，因此饒轉向了），然後就是彭德懷。劉的問題是軍隊係統沒有的得力人手，但據邱會作回憶錄，劉拉上了羅瑞卿，說是允諾羅當國防部長，取代林彪。有沒有這個允諾，實在不好說，但羅從1959年之後，就同劉少奇走得很近，甚至太近，是黨內軍內都很清楚的。
這就引發了軍隊係統更深的不滿和懷疑。中共一向都說1956年的八大開得很好。我也一直相信，但看了《邱會作回憶錄》，才知道，黨內的軍隊係統，特別是井岡山、一方麵軍，四野的人不這麽看，他們私下談論是劉把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他的人（大意）。邱的這種看法代表的是整個軍隊係統的看法，尤其是黨內軍內實力最強大的井岡山，紅一方麵軍，四野這個係統，林彪這一係，或稱之為毛的嫡係。因為有毛壓著，他們不像高、彭那樣直接跳出來，算是給中央和毛留一個麵子。但毛百年之後呢？他們是非常瞧不起紅一方麵軍出身的羅的行為。再想想毛的話：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
因此，文革可以說不可避免。今天大家都說是毛發動了文革，也不錯。但這個火是遲早會燒的，即便毛當時壓住了，毛死後，一定會有麻煩的。不用細心，你就可以看到，文革初期，所有的顯著上升和活躍的政治人物都是這個井岡山、紅一方麵軍、四野係統的人，軍委辦事處裏全是，中央起初取代鄧小平位置的陶鑄也是，文革初期的楊成武等人還是。羅瑞卿則是被當做“叛徒”被整了，毛想保羅一下，林都以沉默拒絕了。因此也可以理解羅自殺，摔斷了腿，毛派的葉劍英和鄧小平都沒多少同情，葉寫詩稱“將軍一跳聲名裂”，鄧戲稱其跳了“冰棍”（直上直下的跳水），這令多少年後羅瑞卿的女兒點點仍然對葉和鄧的話耿耿於懷。
這就是中共當時的一個政治現實。中共盡管用馬列主義、黨紀來整頓黨，提高黨性，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農民革命的影子始終存在，難以避免。完全的不看人也不跟人的政治，或法治，還不可能。
毛的問題因此是怎麽辦？留下一個看似平和的格局，他死後就天下大亂？還是把這些難題逐一解決？但一定會背上多年罵名，什麽兔死狗烹，可以同患難不可共富貴，以及清除戰友的說法。包括全麵削弱林彪的勢力，這其實是毛的嫡係，因此引發林彪事件。但如果不削除林彪的勢力，留下的會是一個軍政府，就算領導人年輕一些，但治國的能力可疑。
即便如此，鄧二次複出時，毛還問過鄧，自己死後會如何，鄧說會天下大亂，因此毛才決定八大軍區司令調動，不準帶人，不再兼職地方，並立即服從命令聽指揮，還有就是讓鄧在軍內搞整頓。
注意，毛在建國之後最打壓的力量其實是黨內最大的力量，他從井岡山時期塑造的力量，軍隊和根據地的力量。高，就不說了；從59年彭，65年的羅，71年的林，井岡山起家紅一方麵軍的三個最主要代表將帥下去了；除了先後去世的，其他先後因此出局的重要高級將領還有楊成武、黃永勝等。因此，當毛去世時，留在最重要軍事崗位上的將領，反倒是當年四方麵軍的將領，是鄧小平指揮過的，如陳錫聯，許世友，楊勇，秦基偉，以及後來的劉華清等地位稍低的；乃至我很懷疑，毛是否仍然或一直屬意鄧，否則為什麽一直保留鄧的黨籍，同時又讓鄧稍稍遠離這種政治鬥爭。
而且，請注意鄧當政之後，劉少奇的親信人物，都恢複了名譽，也安排不低的職位，但沒有一個進了鄧的最核心層，包括彭真當人大委員長楊尚昆當國家主席都沒進政治局常委。因此，鄧從來不是，一直也不是劉少奇係統的；鄧其實一直是毛的真正親信，曆史上被毛派去劉伯承領導的四方麵軍那裏當監軍，千裏躍進大別山，淮海戰役前委書記（盡管仗他並沒打多少），處理高饒問題，建國後馬上到中央實際主管黨務，並且鑒於國務院的工作是要請示書記處的，因此鄧實際管的事也包括了政府事務，換言之，周總理是要向他打報告的。毛因此1959年就公開講，“我是正帥，鄧是副帥”。盡管鄧的兒子在文革中受重傷，但那是群眾運動中受的傷，鄧本人和其他家人在文革中沒有受過什麽苦，甚至鄧沒有挨過批鬥——我至今沒找到一張鄧挨紅衛兵或其他人批鬥的照片。而林彪一死（71年9·13），毛就臨時決定出席陳毅追悼會（上，1972年1月10號），但參會中的最大的事就是對陳毅妻子和孩子說，要讓鄧出來工作，周當時就告訴陳昊蘇等要把這個消息向外散開，向全黨和社會透出鄧要出來的風。
4. 最後，說說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
如果回顧曆史，我覺得，毛很可能恰恰就是要用這兩個沒有政治根基的人作為鷹犬來解決前麵分析的中共高層麵臨的政治難題。毛麵對這些問題其實鄧都明白（毛死後會“天下大亂”，華國鋒當政可能會有“15甚至20年的政治穩定”），有些問題可以讓鄧來做，鄧也有能力做；但有些，恰恰不能讓鄧來做，做了，鄧就一定完了。這些事就必須讓一些來自更下層的沒有自己隊伍的野心家來做，隻有他們才可能無所顧忌，急於打破這個已經開始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官僚體製，並且因為他們的不擇手段才能打破。但他們最終沒有實權，沒有形成自己的從上到下的派係，無論什麽時候都是很容易擺平的，不會有太多牽連。
這種情況在文革中其實已經有過一次了，這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這批人文革開始時，都紅的發紫；但僅僅三年，當劉少奇下去後，這些人就都下去了，接著70年，陳伯達也下去了；隻剩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即便他們三個加上王洪文都進了政治局，甚至兩位常委，但這些人一直沒有實權，除了在上海外，沒有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毛早就說過，自己死後，江青一定會同其他人鬧翻——毛是預測到江等人的命運的。事實上，四人幫這個概念就是毛75年說出來的。
注意，中共黨內的人，隻要沒有幫派的人，哪怕與毛意見再不一致，也不會出問題。陳雲是典型，陳多年來一直不讚同毛的許多主張，7000人大會上，毛點名讓他講話，他都不講，但沒事。陳毅，葉劍英在文革問題上也同毛對著幹，但也沒事。粟裕解放後被彭整了之後，離開軍隊，也沒事。與此類似的還有其他一些有影響的高層人物，例如葉，聶等。
還有一點，所有這些挨整的人都是靠近核心的相對“年輕人”。朱老總，董老，林伯渠，劉伯承，等黨內軍內重量級人物，隻要年齡足夠大（事實上劉伯承僅比毛大一歲），就沒有什麽事。為什麽？因此並不存在你說的“清理戰友”的問題。如果真的是清理戰友，就一定不限於這些相對年輕的人（彭德懷小主席5歲），換言之，一定是不論年齡的而隻論戰友。
說了這麽多，其實都是常識。不為別的，隻是想說，你說別人是“惡心文章”是非常過分的；而你說毛“清理戰友”，“瘋狂打擊”，“建國後脫離實際、脫離人民”，“非常瘋狂的空想，非常非常瘋狂的空想”，“浩劫，時間長達近20年”，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瘋狂的胡言亂語。至於你“所幸中國共產黨自我矯正的機製仍在……等毛駕鶴西去，這個黨才再一次能夠轉變為一個與新時代相適應、能發揮應有的領導作用和堅強柱石的作用”則完全為某些人貪天之功為己有添磚加瓦，評功擺好，完全否認了前人，成功者和失敗者，得益者或失利者，為這個國家的複興以各種方式所做的貢獻，這種奉承當下的言辭實在有點令人惡心，即便你無此用心，但因為你完全不顧曆史，也還是在吹牛拍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