墾草令

秦統一六國在於秦國強。秦國強是由於商鞅變法。《商鞅書·墾令第二》講的是商鞅為了讓秦人盡可能把精力用於開墾更多的荒地而采取的一係列措施。其中一段講到：“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這段大意為：不準許雇傭傭工，那麽大夫家主就不能建院修屋。他們嬌生慣養的子女不能不勞而食，懶惰的人就無法偷懶，那些靠服侍他人而生活的人就無法混飯吃而隻能去務農。大夫家主不建院修屋，那麽農活就不會耽擱。大夫兒女和懶人不能偷懶，農田就不會撂荒。農活不耽擱，人民都一心從事農活，荒地就會得到開墾。

 

用今天的話來說，商鞅此令就是禁止服務業，避免服務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而且，沒有了服務業，就沒有人能夠過奢侈生活，都必須都把精力放到農業上，資金和勞動力都留在農業了，農田需求就大，就會有人開墾荒地寬展農田。這是商鞅墾草令措施之一，商鞅變革就是把所有國力用於農軍，獎賞農軍懲罰禁止資源他用，阻擋勞動力和資金流往服務業的路。墾草令開啟了中國重農抑商思想的先河。重農抑商是一般概括的說法，實際上，商鞅除了抑製商業以外，還抑製其它服務業，包括色情業，墾草令中商鞅禁止商人將女子帶入軍隊的市場上。

 

兩千幾百年前的秦國，農業就是實業。農業構成一國的經濟實力。今天我們講美國經濟空心化，指的就是美國經濟的實業少而服務業多。服務業也分兩種，一種屬於社會分工，是增加經濟效率提高生活水平的服務業，如會計、餐飲、理發、等。但兩千年前社會分工不發達，農業是自然經濟，每家自給自足，沒有那種增加經濟效率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服務業。另一種服務業是服侍貴族的服務業，商鞅禁止的就是服侍貴族的服務業，商鞅在墾草令中禁止大夫雇傭傭人。商鞅這種禁止奢靡生活的措施，實際上和毛澤東時代的“艱苦奮鬥”類似，和越國文種勵精圖治類似，都是舉國棄奢靡，舉國同甘共苦。毛澤東時代經濟是“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鋼”，所有資源都優先用於建立經濟基礎。毛澤東時代和勾踐臥薪嚐膽時代的越國類似，百年屈辱後受到列強虎視眈眈，受到兩個超級大國封鎖，全民把盡可能多的資源和精力都投入到擴大再生產（商鞅的墾荒就是擴大再生產）上，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世界先進。毛澤東時代建設了農田灌溉的大多數水利工程，建立重工業，而消費類輕工業發展很慢。即建國後的前三十年，提高生活水平不是主題，主題是強國，是糧食和鋼鐵，是經濟基礎而不是花天酒地。

 

無論東歐還是中國西部，自九十年代初以來的三十年間，都有孔雀東南飛現象，東歐人到西歐打工，中國西部農民到沿海打工，無論東歐還是中國西部都因此產生過農田撂荒的現象，可見商鞅墾草令禁服務業有其經濟規律，也有現實意義。今天中國的強國夢處於關鍵時刻，提一口氣可能就闖過強國這一關，鬆一口氣可能就前功盡棄。改革三十年積累的財富，很多用於進口豪華車，進口奢侈品，用於建豪宅，而實業經濟的發展往往遭遇資金來源困難的瓶頸，這種資源配置與強國夢不相配，商鞅兩千年前墾草令就是為了扭轉這種與強國經濟策略背道而馳的資源配置。所以，中國應該有意識地把2014年的反腐風暴擴展出吏治的領域，擴展到生活態度的文化領域，把它演變為和商鞅墾草令一樣的強國經濟措施，把資金從奢靡領域趕回實業領域。

 

奢靡服務業是建立在兩極分化基礎之上的服務業，是一種服務於財富特權的服務業，製造的是一種權貴高人一等的社會風氣，違背社會主要道德觀念。商鞅墾草令禁止雇傭，反對的就是有錢人可能雇傭窮人來建庭院樓廈，反對的就是有錢人可以雇傭仆人丫鬟來過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奢靡生活。毛澤東時代反對特權，反對幹部子女特殊化，這和商鞅反對士大夫和豪門過奢靡生活如出一轍。而歐美服務業的基礎就在於全球經濟中的南北兩極分化，製造的是南北國家不平等的國際政治關係。2008年以前，世界那個地方金融危機基本都是美國發財的機會。這些金融大鱷日進鬥金，不事實業，如98亞洲金融風暴中國際金融大鱷攻擊泰銖，洗劫亞洲財富，這些生活在歐美的金融大鱷占有豪宅農莊，雇傭保安、廚子、傭人等，購買私人遊艇和飛機等等，總之，維持這些富豪特權生活的有一大批貴族服務業，而這些服務權貴的服務業業人口的收入除了日用消費品以外，又轉而享受低一等的服務業。即金融大鱷通過亞非拉金融危機掠奪到的南方國家的財富，通過歐美服務業層層分配到北方國家各階層，造成歐美市場的日用品都是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現象，同時維係了資本主義製度的財產等級社會：富豪權貴為處於社會頂層，近身服侍權貴的處於社會第二層，服務第二層的處於下等地位。商鞅墾草令中禁止雇傭傭人，就是禁止權貴的近身服侍。北方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生產他們想要的東西，發展中國家反倒要為他們想要的東西付產品的專利費，這種專利費提高了商品生產的成本，而這個提高的成本是通過專利費這個財富轉移渠道輸送到北方國家，使得現代產品北方國家有能力消費而南方國家沒能力消費，如果南方國家人民和北方國家人民一樣消費這些產品，他們就說是侵犯知識產權。他們的服務業就是把發展中國家的東西拿來消費，如物流管理費，零售業成本等等。美國買一元的中國製造，大概隻有一毛幾分是付給中國，其它八毛幾都是歐美的物流服務費、零售服務費、專利費、市場營銷費、律師費、會計費等等。即美國銷售一元中國製造，是一毛幾的中國實業GDP，八毛幾是美國服務業GDP。這就是美國服務業達到70%的原因，就是美國零售業GDP高於製造業GDP的原因。北方國家公民是全球經濟中的特權階層，南方國家公民是全球經濟中的受壓迫者，北方國家的特權生活建立在南方國家辛勤勞動基礎之上。許多南方國家的人因此寧願拋棄自己的專業和職業生涯也要移民北方國家，拉美人不顧生命死亡的危險，拋棄在自己國家的選票和民主自由，也要偷渡到美國做沒有選舉權沒有民主自由的黑戶，這些都是為了北方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經濟特權。如果把商鞅時代的秦國經濟類比與今天的全球經濟，那麽，美國的這種分贓經濟服務業就是商鞅要取締的服務業，它是北非國家不事實業過奢靡生活的服務業。中國人要過和歐美人一樣生活水平的生活，就打破了北方國家的經濟特權，這是歐美難以容忍的事情。中國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使用的也基本是中國人自己辛勤勞動的產品，這損害了歐美國家的優越感，這威脅了歐美在全球經濟中的特權地位，因此他們以知識產權指責中國，說中國人生活水平提高是偷了歐美的知識產權，美國大兵壓境中國周邊就是全球經濟中北方國家保衛他們特權的地緣政治，如果大家都過奢靡生活，誰來從事實業生產？商鞅時代，大夫家主過奢靡生活，就會減速秦國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就不僅僅沒人拓荒，而且已有的農田都得撂荒。以此來看，歐美的服務業比例高實際上阻礙了全球經濟的發展，中國兩極分化先富不帶後富而是把實業資金拿來奢靡，違背了鄧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先富的承諾，會使得中國經濟停滯不前、令中國強國之夢功虧一簣。2008年美國社會邊緣的窮人也可以貸款擁有相當於當時中國部長級級別的房屋，給全球經濟的實業壓上最後一根稻草，造成全球金融海嘯。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服務業不同於奢侈淫逸的服務業。經濟發展在非常時期的資源配置要優先強國，但是，一般而言，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豐富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的服務業是正能量的服務業，不能做為奢侈淫逸的生活來反對。墾草令要禁止的奢靡淫逸享受，關鍵是禁止那種做為權貴高人一等的文化符號的奢侈生活，如LV包，人頭馬酒之類。這種奢侈隻有權貴有能力來消費，其產品和服務的功能70%以上是炫耀富貴，而實用功能隻占20%幾。如果一萬元買一個包，那麽，其中9千元是支付炫耀富貴的價錢，而隻有1千支付實用效益。墾草令禁止的就是這種是顯示社會階層、分割貧富階層的消費。崇洋，把洋貨價格抬高到天價，既是南方國家財富流失給北方國家的渠道之一，也是宣傳白人至上的文化陣地。對於進口奢侈品就應該課3000%的稅，而且，這個稅種要專門用於扶貧。這種稅應該是基本杜絕奢靡的稅，是禁戒奢侈的人還有貧困存在稅。

 

一個合理的製度自然會讓有才幹的人支配更多的資源，以最大限度發揮資源的經濟效益。一個合理的製度把更多的財富分配給一個人不是因為這個人更能揮霍財富而是因為這個人更能發揮這筆財富的效益為社會做更大的貢獻。在一個合理的社會中，一個人的榮耀產生於他對社會的貢獻，而不是產業於他對社會財富的揮霍。以揮霍社會財富的多寡來界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是荒謬的社會製度，以對社會貢獻的大小來界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才是合理的經濟激勵製度。墾草令即杜絕了社會財富的浪費，也端正了社會價值的取向。

 

今天中國反腐，應該參考商鞅墾草令的智慧，要著眼與把資源從奢靡領域導入投資領域，而不是著眼於懲罰。反腐不僅僅要從法製上解決吏治問題，而且要從文化和精神上、乃至稅收製度上，使得資源難以被萎靡奢侈消費掉，使得資金更容易進入實業發展。這個經濟政策，在毛澤東時代叫著“艱苦奮鬥”，叫著“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中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先富的人應該把積累的錢玩在投資創新上，而不是玩在奢靡生活上。如果先富的人把錢玩在奢靡上，就不要怪民間有“仇富心理”。人們或許覺得有本事的人發財了高消費理所當然，但對於富二代坐享其成生來揮霍社會財富必然會憤憤不平。為什麽美國犯罪率居高不下，為什麽美國監獄人口世界第一，就是奢靡生活彰顯了社會的不公、腐蝕了社會。如今國際環境複雜，中國周邊是全球的火藥桶，中國主權海域是全球潛艇密度最高的海域，中國的強國重任遠未完成，先富之人置窮人於不顧，自己奢靡無度，腐蝕自身，腐蝕經濟，腐蝕民心，腐蝕國家民族凝聚力。中國今天急需的就是一個現代的商鞅墾草令。奢靡耗費了的財富本來就應該是用於發展實業以強國富民的財富，權貴奢靡會使得國家不堪一擊。美國伊拉克戰爭幾乎兵不血刃幾天就拿下巴格達，原因之一是伊拉克人民不抵抗，不認為國家是他們的國家，而是認為國家是權貴的國家。鴉片戰爭中國GDP很強，甲午戰爭中國經濟比日本經濟大，高層腐敗致使民心渙散，是中國無法低於列強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們認為國家是慈禧的國家而不是自己的國家的結果。法製健全杜絕官場腐敗很重要，但不夠，在廉潔吏治下的權貴合法奢靡一樣是國家安危的致命弱點，一樣會使得中國的強國夢功虧一簣。同樣是耗費錢財，耗費在奢靡生活上則國家亡，耗費在實業風險投資上則國家興；同樣是生活情趣，攀比名牌攀比豪華生活則國家亡，攀比產品創新和攀比商機捕捉則國家興。寧願風險投資失敗失去錢財，不應該奢靡淫逸耗費錢財。風險投資失敗丟失的錢財沒有白丟，因為投資過程積累了工程技術的社會人力資本；奢靡淫逸耗費了錢財，卻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把人的尊嚴放到錢財之下。要把杜絕奢靡生活的資源用於實業投資創新，要把炫耀富貴心態轉變為專研實業投資和產品創新的情趣，使得先富能夠為帶動後富，走共同富裕道路，避免經濟空心化，避免人心渙散，避免中國再次麵臨強敵入侵而潰不成軍。

 

杜絕奢侈淫逸不僅僅是道德文明建設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的問題，也是國防建設問題。杜絕奢侈淫逸是強國富民的措施，也是抵禦外侮未雨綢繆的措施。反腐即應該成為健全法製的過程，也應該成為道德文明建設過程，這是中國當代的墾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