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治學（3）：人之初

大家都知道政治很複雜，人類很複雜。但是，人類開初的時候，社會應該很單純，政治因該很簡單，經濟政治學最好從簡單的係統開始研究。

 

人類最開始應該是怎麽樣的呢？歐洲殖民主義者發現新大陸的時候，看到非洲美洲許多原始部落，眾多原始部落文化複雜程度不同，有落後簡單的，也有較為複雜的。因此，有了人類學的理論，認為越是落後部落越像人類越遠的古代的一麵鏡子，這是“時空轉換”方法，把部落文化由落後到先進進行排列，認為這個排列大致等於我們人類文明發展的“時序”，雖然都是在同一時間看到不同地區的不同部落。因此有了原始共產主義階段，圖騰崇拜、母氏社會，群婚部落等等古代社會知識。摩根的《古代社會》，就是這種時空轉換研究方法研究的“古代”社會【1】。

 

另一方麵，我們有考古學知識。考古學家發掘古代文物，根據考古發現把人類發展排列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從出土文物中重新構造古代社會。

 

那麽，石器時代以前呢？石器時代以前肯定有“藤木時代”之類，隻是那些時代的文物無法保留下來，所以沒有出土文物，隻有出土人類顱骨牙齒化石之類。所以，人之初隻能從人類傳說中去找，但是，我們也可以應用我們“時空轉換”的知識和出土文物的知識作出一些合理外推的假設。這就是我們討論人之初的基礎。

 

三百萬年前，人類社會就是群居，吃樹上果子核仁和植物根莖。《韓非子》記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說（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這時候群居人口的多寡為重要經濟指標。人口少於10個的人群，經受不起大災難，有在猛禽野獸襲擊下絕種的危險。但是，人口超過100的群落，則可大大減少絕嗣之災。人類發展依靠長期的文化積累，個體生命可以很短，但群落壽命必需延綿不斷，所以，孔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在遠古是社會道德真理。當然，那時候還沒有家庭等社會結構，能夠避免禽獸蛇蟲傷害就是群落延嗣的重要進步。那時候，也沒有主權和國界之說，有巢氏發明構木為巢，是技術進步，是經濟進步，有此發明者成為“王”。群落的決策大權由這個王來決策，哪裏構巢容易穩固且周圍果子多，那時候就是最大的決策權了。

 

巢居，根據中國古代文獻【2】，應該是最早的人類文化行為。有巢氏是最早的王。有巢，就有了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的產生有賴於生產。巢成為公共財產。那時候還沒有分配問題，隻有生產問題。生產問題的決策由有巢氏王決策。這就是權力。

 

有巢氏的出現使得人類第一次產生了政治，政治的產生是由於技術和經濟的進步－構木為巢。可以說，先有了經濟進步－構木為巢，然後有了政治－決策構巢的地點、時間、材料、工藝等，然後有了文化－巢居習俗。

 

從這樣一個人之初最簡單的政治製度中，權力就是決策在那棵樹上築巢，這個有巢氏為王，不是暴力產生的，也不需要暴力維持，但我們從中可以歸納一些經濟政治原理。

 

經濟政治第一定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人為領袖。

經濟政治製度引理一：賢能者王。

 

應用一：根據引理一，一個好的政治製度應該能夠使得有能力發展經濟的人來擔任。就這點來說，選出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製度比選出美國總統的政治製度合理。理想的中國政治製度，應該是中國國家領導人仕途從基層做起，有能力的升上去，如改革開放時期一句民諺：要吃米，找萬裏，要吃糧，找紫陽。這和有巢氏為王一樣，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治，由縣、省、到中央逐步遷升反複證明發展經濟的能力，最後才能成為領導人。美國總統選舉，靠競選演說，能表演的就勝出，所以在美國由演員競選為政府議員和總統的不乏其人，但是，能否解決國家問題就難說了。趙括講起兵法頭頭是道，馬服君和他論兵的時候總說不過他，趙王任用了趙括以後，趙國被坑四十萬軍隊，紙上談兵成為千古教訓。中國傳統，不看說得多好聽，而要看做得如何。所謂“路遙知馬力”，中國篩選領導人的過程就是“路遙知馬力”的過程，而美國是競選是紙上談兵的過程。

 

應用二：根據定理一，毛澤東不愧為偉大領袖，網友【燃犀下照】說：

一、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隻有木犁，而他離去時中國已經是世界第六大工業國。

二、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均壽命隻有35歲，而他離去時中國人的人均壽命是66歲。

三、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口數量是54167萬人，而他離去時中國人口數量是93267萬人。

四、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人識字率還不到10%，而他離去時中國人識字率是60%。

五、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女性依然缺乏獨立的政治經濟地位，而他離去時中國女權水平在世界範圍內都屬於第一集團。

六、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依然是“如嬰兒一般”，而他離去時中國已經擁有了原子彈與衛星。

七、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被西方所孤立，而他離去時中國不但被“第三世界抬進了安理會”，美國也必須“跨過太平洋來握手”。

 

應用三：根據定理一，一個好的政治領袖的指標之一，是看經濟有沒有發展，而不是看當時的經濟水平。現在已經沒有人願意回到有巢氏社會去生活了，但這不證明有巢氏不是聖人，第一定理說的是發展的快慢，和當時的水平沒有關係。是否是聖人要看他是否把經濟搞上去了，是否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不是以當時的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來衡量。雖然沒有人願意回到有巢氏社會生活，但是，有巢氏依然是聖人。同樣地，如果人們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生活，不等於毛澤東不是偉大的領袖。說毛澤東時代人民沒有自由，那是因為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就失去了自由；說毛澤東時代貧窮，那是因為百年屈辱列強蹂躪使得中國貧窮。一個政治領袖的好壞，不以當時的社會狀況來衡量，而要以社會狀況是否有改善來衡量。新中國60年發生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巨變，從一窮二白變為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中國，這種事情能夠發生，其政治製度肯定有做對了的地方。

 

人類在有巢氏時期誕生了經濟政治。政治領袖的必要素質之一就是賢能。衡量一個政治製度是否合理的指標之一就是看這個製度能否選賢任能。中國政治製度當前麵臨的危險之一的是形成腐敗的逆向淘汰的潛規則機製。

 

【1】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organ-lewis/ancient-society/index.htm

【2】http://baike.baidu.com/view/46198.htm

[mme.potato]

當他接過中國的時候，中國隻有木犁？？？無知！當時燈塔漆、紅三角堿完全是自主研發的。更不用說核武研發製作的專家、工人們，難道都是他接過來培訓出來的？最後一個饅頭吃飽了，就認為前麵的饅頭白吃了。倒是他接過手栽培的人把中國搞的一塌糊塗。

[ahniu]

還是在賢君，奴才中找答案。
試試，libertarian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bertarianism

[路橋]

人性本惡，所以馬式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

性惡論是人之初，性本惡的理論。人之初性本惡與人性惡不完全相同。人性惡是指人生下來自始至終都是惡的。人之初性本惡是指人性在最原始狀態有惡的趨勢，以後的發展受到環境的影響。

什麽是惡？自我利益膨脹以至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就叫惡。推動人類社會，乃至動物界，自然界向前發展的，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植物為得到更多的養分，根越紮越深，枝越長越長。食肉動物為吃到其它小動物，更加凶猛、狡詐。食草動物為延續後代，耳朵越長越長，繁殖力越來越強。為什麽我們發明自行車、汽車，以及各種機械、電子設備？為什麽資本家要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增大工人的勞動強度？為什麽工人要罷工，要求縮短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增加工資？為什麽我們渴望共產主義早日實現，大家能夠各取所需？因為我們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身沒什麽不好，但是如果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就是惡。我想過舒適的生活，必須有錢。怎樣才能有錢呢？我可以去找工作、去發明、去偷、去搶、去騙。同樣是得到一筆錢，有不同的方法，而被認為是惡的，則是侵犯別人利益的行為。

不難看出，人的這種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趨勢，如果不加以限製任其發展，就會侵犯到其他人、其它動物、自然界的利益。

人的這種利益最大化的趨勢源於祖先。人的大腦分三個部分：最中心的部分是大腦基底核，是爬蟲類的腦，原始、野性、凶殘，富於攻擊性，像鱷魚；包裹著基底核的是大腦邊緣係統，攻擊性弱，像普通的哺乳動物的腦；最外一層是人類特有的大腦新皮層。人隻是高級的動物，它和其它動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也許你認為討論性善性惡和我們的實際生活沒有什麽關係，但我以為關係比較大。

在立法精神上，性善論和性惡論的支持者產生了不同的立法。性善論的支持者因為相信人是善良的，所以立法時會把法律定的粗糙一些，多一些原則，少一些細節，最後成文隻是薄薄的一本。古代把官員稱為父母官，就是性善論的表現。你敢質疑你的父母嗎？父母官說什麽是什麽，官府盤剝鄉裏、貪汙公款、草菅人命、魚肉百姓就是這麽來的。性惡論的支持者因為認識到人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趨勢，所以立法時會把法律規定得很細。他們讓三權分立，政府、議會、法院互相牽製。因為不信任，他們讓官員受到重重限製，並把官員稱作公仆。從而形成一種人人都想惡，人人都不能惡的局麵。林語堂說過一斷話：如果把十個官都設想為清官，不加以限製，那麽最後十個中可能有九個是貪官；如果把十個官都設想為貪官，對他們加以種種限製，那麽最後十個中有可能有九個清官。

結合性惡論，綜合分析，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被描繪成這樣：世界大同，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情況下，人們以勞動為第一需要，各取所需。

物質極大豐富不可實現。1、從實際的物質量來說，地球麵臨著資源匱乏的局麵，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將進一步合理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生產、生活。除非有十個地球才能讓人類感到物質極大豐富。2、從心理上講，豐富是一個程度副詞，它沒有一個標準。如果你給一個古人講現代的生活，給他描繪自己會跑的鐵殼（汽車）、自己會噴水的鐵管（水龍頭）、可以看到十萬八千裏的方盒（電視），他一定認為你生活在天堂。但是，你滿足了嗎？你不想更多的錢買汽車、買大房子嗎？未來的人也會一樣，他們決不會滿足現有的生活條件，總會有自己的夢想，物質怎麽能夠呢？

各取所需必造成極大浪費。需要是分等級的，有必需品，有奢侈品。在以金錢為一般等價物的今天，我們會將有限的金錢大部分用在必需品上，小部分用在奢侈品上。一旦物品損壞，我們會對它進行維修，直到無法使用。同一類商品，也有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區別。我新搬了宿舍，需要一台電視。電視就是必需品。但我的工資少，花二、三百元買一台二手電視是正常的。但我非要買一台新的三十四吋背投彩電，就不切實際了，背投彩電對我來說就是奢侈品了，在宿舍看也是一種浪費。但如果真是各取所需，我會去搬三十四吋背投彩電，如果在搬運過程中碰掉一塊漆的話，我會扔了它，再搬一個新的。任何物品都是有成本的，我們的需要必需和成本相比較。為什麽我們不用黃金、白銀做電線，因為成本太高。共產主義社會也必需考慮成本問題。

人類不可能將工作視為第一需要。你也許會說，現在有些大企業的老板不缺錢，但還是在工作。他們把工作視為快樂，但也會明天就給自己放假去阿爾卑斯滑雪，你能嗎？人類始終把快樂、舒適作為第一需要。所有工作都能給人帶來快樂和舒適嗎？隻有很小一部分人做著他們喜愛的職業，大部分人都在做不得不做的工作。如果不發工資，誰會整天麵對枯燥無味的東西。工作為了生活，還是生活為了工作？沒有了利益還會有多少人去工作？

人類思想能否進化到以工作為第一需要，是我於某位共產主義者的爭論焦點。我以為不能。以工作為第一需要，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我們設想共產主義社會本身，就是人類自己貪婪的證明。貪婪的現代人怎麽能設想未來的人不貪婪呢？

我隻能說，未來生活會更美好，人類將變得更加理智。

[路橋]

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

1、文革掃除了國學這些所謂的垃圾傳統文化，掃清了中國學習西方現代文明的傳統文化和社會阻力。

2、改革開放糾正了航向，從學習一個有問題的派別（共產主義），轉向了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這更符合人類自私的天性是自私的實際情況。共產主義認為通過物質豐富、教育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納粹、大清洗、紅色高棉）能達到勞動成為人類第一需要的理論，是馬克思犯的嚴重的錯誤，也是共產主義思想帶給人類巨大的悲劇的原因。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印度，就有更多的理解：

《親身實錄：關於印度生活的第一手資料》：

http://bbs.wenxuecity.com/culture/489586.html

《才從印度孟買出差回來，說說真實的印度--特別是孟買》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6679-1.shtml

[大國戰略]強烈反對任何中國企業為印度建電網，修公路和高鐵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22403-1.shtml

http://club..com/tea/messages/34926.html

《效率與公平的邏輯關係》
楊帆 新浪財經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談論效率與公平的文章，浩如煙海。我們需要的，是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把二者關係做具體的，曆史的說明。理論上的真問題，必須結合實際中的真問題，才能具有實際意義。

效率與公平的關係，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基本關係。所謂效率，主要指經濟微觀層麵，企業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但經濟效率也可擴大到產業層麵，指一個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拉動效應，有前向關聯，後向關聯等；還可包括宏觀經濟層麵的總體效率，即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波動的減少，防止壟斷，過度競爭，傾銷和重複投資，改善對外貿易條件等等。不能僅僅把經濟效率理解為單個企業的眼前利潤，即使單個企業的經濟效率，也離不開長期發展戰略，市場的占有率，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社會貢獻與社會形象等多種因素，不是單純的利潤指標可以代替的。企業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會效益，如不能造成環境汙染，危害社會等，在現代生產中，企業活動的外部性問題已被尖銳揭露，脫離社會效益的企業微觀效率不能被社會承認，這一點在財務上也將體現出來，即把企業活動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打入企業成本以降低利潤，企業的虛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於“公平”，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派經濟學家長期所忽視或者有意排斥的問題，他們的學術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確的指標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實，國際社會對於公平越來越重視，並給出了明確概念。2000年10月，180個國家元首簽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銀行奮鬥目標：消除饑餓和極度貧困；普及小學教育；消除性別歧視，賦予婦女平等權力；降低嬰幼兒死亡率；減少孕產婦死亡率；消滅愛滋病、瘧疾等疾病；實施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扭轉環境資源的耗竭趨勢。根據中國青年報采訪世界銀行專家鄒恒甫，社會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內容：

第一，機會均等。每個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發展機會。機會均等要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共政策向機會最少的那部分人傾斜，以增加他們的發展機會。例如，教育是影響人們發展機會的關鍵因素之一，公共政策應該保證窮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過程公平。雖然公民的先天稟賦，如身體狀況、智力、家庭環境存在很大差異，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稟賦、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回報的過程必須是公平的。人們不能因居住地、性別等方麵的差異而受到歧視。例如，農村居民必須同城市居民一樣，完全平等地參與競爭，同樣的付出應該得到同樣的回報。

第三，按貢獻進行分配。根據每個成員對社會的貢獻大小進行有差別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報。

第四，確保基本生存條件。社會必須給每個公民基本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絕對的貧困和被剝奪狀態。這就是說，政府必須調節資源的配置結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維持每個公民最起碼的生活標準。

四個內涵之間可能出現衝突，例如為實現機會均等和避免絕對貧困，必須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傾斜，會影響過程公平。阿馬蒂亞·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指出，社會公正的具體內容和具體體現取決於每個社會自己的選擇，隻要社會的決策過程是民主的、每個成員都有表達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決策機製能綜合每個公民的意見，社會選擇的結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據國際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國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應各占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30%計算，應達到GDP5%，三項共占15%。

國際思潮可以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劃線，主張效率優先的為右翼，主張公平優先的為左翼。我以此為依據，又加上手段的激進與溫和，把中國社會思潮劃為溫和左翼，溫和右翼，激進左翼，激進右翼四種思潮。我主張溫和右翼與溫和左翼合作，既反對激進左翼(原教旨計劃經濟思想)，也反對激進右翼。中國思想界的思維慣性實在太嚴重，許多人至今把“左傾”作為最主要的危險，對於新的“激進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為“改革開放大方向”加以維護，這就是主張以腐敗為機製，將權力與資本相結合形成“精英聯盟”，進一步買辦化，走對外妥協，對內剝奪大多數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中國改革開放自1995年以後，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同時，忽視了對腐敗的控製和對受損階層的補償，正在一步步滑向這一方向。

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在經濟方麵可以歸納為“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公平是指社會成員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計劃經濟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視微觀效益；市場經濟則重視微觀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這是效率與公平背後的體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