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58）

 

第二十九章  關於“整江青黑材料”案和隔離審査我

 

1．江青向文革小組同誌談她的曆史

 

   江青雖然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但實際上她的作用超過了陳伯達。有段時間陳伯達生病住院，經主席同意，中央還專門發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決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與總理商量決定的，有時康生和陳伯達也參加意見。在他們作出決定之後，主要由張、王、 關、戚、姚去貫徹執行。但後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當他們在北京的時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參與。 雖然中央決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擔任毛主席的秘書，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緊急的文件和發生緊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匯報，一 般我都是通過江青向主席報告工作的。所以，我實際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書，但無此名份。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且她考慮問題比較寬泛，我們去外麵講話，她都會提醒我們，要注意些什麽。我們都會遵照她的意見去做。但是，我們卻都不希望她到外麵去多講話。因為她講話太直，她提醒我們的話，她自己有時也做不到。她有時說錯一句話，我們就要花好大的力氣才能把它扭轉過來。

 

   在1966年冬天一個下午，江青忽然向我們談了她的曆史。在釣魚台十六號樓中央文革的會議室，足足談了二個小時。參加的人有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橋、關鋒坐在江青的對麵，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邊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後的軟椅上，他當場作了詳細記錄。

 

   江青說，你們大概都聽了許多關於我的曆史傳聞吧！你們不清楚事實真相，又不好來問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曆史都跟你們講講，免得你們聽了風就是雨的。 江青說，唐納這個人其實還不錯，是個進步人士（按：據曆史檔案揭秘，唐納是中共的秘密黨員）。但他的缺點是太軟弱，膽子小，不像個革命者。那時他在演藝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指著我和姚文元說，就跟你們現在在外麵的影響一樣。他要說那個戲好，那個戲就叫座； 他說那個戲不好，大家就說那個戲不好。他要捧那個演員，那個演員就馬上走紅。那時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納就是拚著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戀愛的時候對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順。她說，當然，唐納比起俞啟威（黃敬）來那簡直是天上地下了。

 

   當時我們就坦率地問她，你為什麽不嫁給俞啟威呢？她說，俞啟威那時年紀小，一切都要聽家裏的。他家是個封建大家族，他家堅決反對俞啟威娶她。他那個家族族規非常嚴格的，娶的都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你一個被他們看做戲子的人根本就進不了他家的門。她說，俞啟威那時才是個二十來歲的學生，根本沒辦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隻能考慮嫁給唐納。

 

   唐納在與她結婚以後就不一樣了，總是限製她這個，限製她那個，不讓她和別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屬品。這個她就受不了。江青說，我那時受娜拉這部戲的影響很大，我在台上演娜拉，心裏也喜歡娜拉。不過江青也說，唐納這個人還是很單純的，不複雜。可是他對待家庭，也是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離婚 了。這件事當時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

   與唐納離婚，對我的打擊很大。她說那時我覺得前途茫茫，組織關係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啟威了。虧得那時有很多好朋友幫助她，她說她總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種時候他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幫助。而且他的幫助完全是無私的。還有崔巍，是自己青島時的同學，也對她幫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樣地保護著她。而且，崔巍為人正派，不像上海灘那些文痞， 老想來占她便宜。

 

   江青坦誠地說，她永遠難忘她和俞啟威的初戀。她說，俞啟威是她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是她的革命引路人。雖然因為封建家族的束縛，自己未能嫁給他，但正是由於他的引導，自己才參加了革命，後來跑到了延安，這樣她才能認識毛主席，找到她人生的歸宿。

 

   我當時聽了江青的自述，感覺她態度誠摯，光明磊落，很受感動。我哪裏能想到，正是因為我聽了她這段過往的感情經曆，後來江青竟會 想象北京、上海發生的所謂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禍起蕭牆，事物的發展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

 

2 ．所謂“ 整江青黑材料 ”的來龍去脈

 

   1967年下半年，群眾提出要求開放北京圖書館，文藝組為此打了個報告給我。我說，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連個圖書館都不開放不 成了笑話了嗎。所以我就批準了這個報告。但其中規定，凡是內部材料必須憑革委會的介紹信才能查閱。

 

   北京圖書館開放後，有人在裏麵找舊報紙，看到了有關於江青（那時叫藍蘋）的報導。情況反映到我這裏來之後，我就叫文藝組的人去把 這些東西收了封存起來。當時圖書館裏有個從空軍政治部轉業的女幹部，把這事報告給吳法憲，吳法憲就報告給了葉群。在一次會議結束 時，其他人都走了，葉群叫我留下來，她當著我的麵叫吳法憲把這件事跟江青報告了。總理也在。我說，有這事，是我叫文藝組的人去收起來封存的，以免擴散。江青很不高興地說，有什麽好擴散的，我有什麽事情可以擴散的。但是總理覺得我說的是比較合理的，就說，那這樣，我來寫個報告，把這批材料都燒了，並且通知北京圖書館注銷登記號。總理親自簽發了報告之後，這批材料就由謝富治的公安部負責拿去燒了。

 

   事後，張春橋跟我說，你應該給江青說這是下麵文藝組幹的，你並不知道。我說，不行，是我同意讓文藝組去封材料的。張春橋說，你先要保護好你自己，這樣你將來還有機會可以給他們說話。不然，那就可能會玉石俱焚，你和他們都要受到審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將來還有誰出來給他們說話呢。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說的。可我想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現在我把它都推給下麵的人，那他們受到的處分就會更重。所以我還是堅持承認，這事他們是向我報告過的，是經過我同意的。

 

   就在總理下令銷毀有關江青的報刊資料之後不久，上海市革委會派專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關於江青的舊報刊資料送到北京來交給我。因為我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代理主任，所以他們就送來讓我處理。可是上海那裏不知是誰，一麵讓人把材料交給我，一麵又去直接和江青通信，說查到的一批誣蔑她的材料，現在交到戚本禹那裏了。我打開那批材料一看，無非就是當時國民黨報刊造的一些謠言，說什麽“一丈青”（指江青）嫁給了宋江（指毛主席），成了壓寨夫人。我當時覺得這事挺難辦。交給主席吧，你怎麽能拿那麽點小事去幹擾他；交給總理吧，又給總理增加困難。可我想這也不能交給江青呀，因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原則。所以就自己決定，把這些材料存檔不辦。其實我當時確實是有點教條。上海為什麽不把材料直接送給江青呢，因為它也要講組織原則，所以要交給我。可他們又去和江青說了這事，也不告訴我。江青等了幾天，看我沒跟她說這事，就自己找到我辦公室來問我，上海送來一批材料是怎麽回事。這次江青可能真的懷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後來這件事情還是由總理來處理的。我把過程跟總理一講，他一聽就懂了，知道是怎麽回事。他也讓謝富治把這批材料拿去燒了。這件事以後，張春橋在私底下跟我說，你不把這些材料交給江青，那是不對的。我們都已經是綁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閻長貴是我推薦給江青當秘書的。也不知他腦袋裏那根筋錯位了？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把一個叫江菁（音 jing）的人寫給江青的信送給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一半，把它念作“青”。這個人是舊社會的一個演員，曾經參加過軍統。在文革時她挨了群眾批鬥，所以她寫信給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閻長貴拿了信，也沒怎麽好好看，就寫了個條，說現在有人冒重江青，還說曾經參加過軍統。然後就把信和條子一起送給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氣衝衝地跑到我辦公室來，她把信和閻長貴寫的條子往我桌上一摔。問我到底想要搞什麽名堂？說你前幾天弄我的黑材料，現在又和閻長貴合在一起來陷害我。我拿起信來一看，因為我經常處理群眾來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裏的內容。我說，人家根本不是說你參加過軍統。是說她自己（江菁）過去參加過軍統，她是來求您寬大的。而且我說，江青這個名字是你去延安時才取的。當時還沒有江青這個名字。怎麽會說是江青參加過軍統呢。可是那個時侯，江青已經聽不進我的任何解釋了，因為她對閻長貴寫的條子已經是先入為主了。認為我們是故意用這種方法來陷害她。

 

   其實，閻長貴在當天送這封信的時候，也沒有仔細看信。直到我從秦城出來，碰到他的時候，他還弄不清楚，說那人是誣蔑江青參加過軍統的。我說你真能胡說，人家明明是說自己參加過軍統，哪裏說過江青參加過軍統了？你把這麽重要的兩件事情混淆在一起，懲罰你坐牢雖然過頭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這事發生以後，江青就告訴我暫時不要離開釣魚台的辦公室，聽候組織審查。而閻長貴則很快被抓起來了。

 

   在抓閻長貴之前，江青請他看 了場電影，叫《一仆二主》。懷疑他一邊做她的秘書，一邊還受命於他人，她認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邊的臥底。又過了幾天，我估計是在等待主席的決定，江青又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黑桃皇後》，是根據普希金的小說改編的，內容是說一個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計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結果造成了悲劇。電影看完以後，江青就過來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麽...再見了！我心裏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

 

   1968年1月20日夜晚，總理的秘書通知我去懷仁堂開會，會上宣布我“隔離審查”。汪東興隨即把我銬在釣魚台的一個小樓裏，派整連士兵看守。那年的春節過後，王、關、戚都一起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3 ．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競是什麽？

 

   多少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我和江青之間應該說沒有任何過節。那江青為什麽要那麽恨我呢？我想也許她是想不明白，她對我那麽好，可我為什麽還要一再地查勘她的曆史？ 在當時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確實也時有這種情況發生。田家英自殺後，揭發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書。如果按照這個秘書的揭發， 那田家英早該判處死刑。江青是不是怕我成為第二個田秘呢？

 

   還有人說我是因為“盜竊”了魯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關進秦城後不久，傅崇碧和楊成武曾來提審我，問我魯迅手稿的事，從傅崇碧 的眼神裏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楊成武，才隔幾天，就擺出一付審問者的架子。我告訴他們，當時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兩派群眾都要到文化部的檔案室去搶檔案，而當時魯迅手稿、郭沫若手稿還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檔案室。這個情況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聞”上登了出來，陳伯達，江青都在上麵作了批示，一定要保護好魯迅手稿。他們還指定我去處理這件事。於是我就帶了幾名解放軍戰士去文化部講話，說魯迅手稿最國家的重要襠案，誰也不準搶。並當場讓解放軍戰士連櫃子帶手稿一起搬去釣魚台，貼上封條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裏。管保密室的幹部姓卜，你們去找他好了。傅崇碧臨走還說，謝謝你。

 

   其實，江青說我盜竊魯迅手稿。我估計：一是她忘了這事是她和陳伯達指定我去幹的；再就是因為逮捕我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還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來。 還有些人，像吳法憲，說我是因為送《紅樓夢》給李訥，想追求李訥，所以被抓的。那更是無稽之談了。李訥那時確實經常到我這裏來，她大學剛畢業，她是學曆史的，所以喜歡到我這裏來翻書、閑聊。我也挺樂意和她聊聊，從她那裏可以了解許多現在大學生的思想動態，了解他們的願望、追求，如此而已。現在李訥仍健在，對此有興趣的人盡可以去信、去電谘問。

 

   其實，在那時就已經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謠傳了。毛主席喜歡了解民間流傳的政治謠言，他把政治謠言看作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 的反映。有一次，葉群把當時公安部從民間的街談巷議中搜集的這個謠言送給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後一笑置之，說，“這麽說，我還是丈母娘了”。當時我還是很愛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風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這在中南海裏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婦之夫，怎麽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於我當時所處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來審查這件事，是必須得到毛主席批準的，江青是無法作出這個決定的。可主席在幾個月前剛在我的檢討上作了批示，稱我們為同誌。難道這真是像楊成武後來瞎說的那樣，是欲擒故縱的“緩兵之計”嗎？

 

   我從秦城出獄後，著到一個叫董保存的人寫的《楊餘傅事件真相》的書，書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憶。傅崇碧回憶說，“七二〇事件”之後，總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幾個老幹部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保護起來。傅崇碧說的這個情況我清楚，在武漢“七二〇 事件”以後，有學生要揪鬥各個大區和省、市的“陳再道”，他們到處找這些人，卻找不到他們。學生們就來問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裏。為這件事當時我們還在中央文革的“簡報”上登了，說文革辦公室要送群眾寫的“批判材料”給這些人，但卻到處找不到他們。總理看了這個“簡報”以後，就說，你們把材料給我，我去轉交給他們。江青不高興了，她對此很有意見。所以，在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的時候，就把傅崇碧找來問。當時的情形我還記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問傅崇碧，你把這些人弄到哪裏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說。於是又有人追問他，是誰讓他這麽做的？傅崇碧也沒有說是誰，而是用手指指上麵，說，上麵。這下把江青、陳伯達、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說出到底是誰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說。等到第二次開會，又要追問傅崇碧了，可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那裏來了電話，說主席要傅崇碧馬上過去。我估計這很可能是總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時主席已經回到北京了。這應該是1967年9月底到10月的事 了。

 

   據傅崇碧說，毛主席這次在自己住處的休息室見了他，和他談了兩個多小時。就是在這次與主席的談話中，傅崇碧把總理讓他把那些老幹部保護起來的事向主席匯報了。主席說，這樣做很好。然後，傅崇碧跟主席說，可是中央文革小組為了這事開會批了他。主席問他，都是誰在批你啊？傅崇碧剛想說，是江青、康生他們。但話到了嘴邊他又收回去了。因為他想，如果跟江青他們搞壞關係的話，以後就難辦 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說：“戚本禹他們都批過我”。主席接著跟他說：“不要怕他們”。

 

   因為這次主席與傅崇碧的談話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關係很大，下麵我按傅崇碧的回憶原文，將一些重要情節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著湖南腔問：“崇碧同誌，吃飯沒得？”

   “吃過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來，是想問一問北京的情況。武鬥製止了沒有？”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慢慢吸著、吐著。

   “北京的情況有所好轉，但兩派還在打，製止不了。”

   毛澤東又問：“朱德同誌的大字報還有沒有？”

   “有，還有人要打倒朱總司令。”

   毛澤東說：“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澤東是分不開的嘛。” 毛澤東說完，又吐出一團煙霧，好似沉思，許久沒有說話。

   忽然，他發現傅崇碧手裏拿著一卷東西，問：“你手裏是什麽？”

   傅崇碧說：“是剛出的漫畫，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給我看看行嗎？”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醜圖”遞給了毛澤東。

   那上麵，畫了一頂轎子，劉少奇、鄧小平同誌坐在上麵，下麵抬轎子的，都是老一輩革命家。 譚震林同誌雙手沾滿了鮮血，羅瑞卿同誌嘴裏叼著一把刀子……傅崇碧看著這幅圖，心裏好不難過，他知道這是“中央文革”讓紅衛兵搞 出來的。

   毛澤東認真地把“百醜圖”展平，看著看著神情嚴肅起來，他把煙按滅，憤怒地說：“胡來，這是醜化共產黨的！” 他側過身子，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陳伯達，告訴他，這個‘百醜圖’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醜化我們的東西滿天飛！”

   秘書轉身打電話去了，毛澤東這才坐正了，繼續提問題： “紅衛兵還鬥幹部嗎？”

   “鬥得很厲害。”

   “怎麽個厲害法？”

   傅崇碧貓起腰，兩隻胳膊向後舉著，學了個比較標準的“噴氣式”。 “就這樣，有的還在脖子上掛一個鐵牌子，寫著他們的姓名，還打了××”。

   毛澤東皺了一下眉頭，又問： “當年你們打土豪，開鬥爭會，也是這個樣子嗎？”

   傅崇碧想了想說：“那時候，沒有搞‘噴氣式’，頂多戴一頂高帽子遊街。”

   “就是嘛！這樣搞，不好。好人搞壞了，病人搞死了。”

   見毛澤東這樣講，傅崇碧才明白，這些情況，毛澤東並不知道。看來，他是不同意這種搞法的。

   他大膽地向毛澤東反映了許多情況：

   陳毅的夫人張茜同誌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來遊街；

   團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也被造反派組織揪到大會上批鬥。胡耀邦發著高燒還被揪鬥……

   毛澤東聽得很認真。他隨口問了幾個省委書記、部長的名字。“他們怎麽樣？”

   傅崇碧趁此機會，把周恩來布置的轉移老幹部的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毛澤東毫不遲疑地表態說：“好！總理安排得好！你們做得好。”

   聽到毛澤東這兩句話，他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主席呀，要是不把他們保護起來，紅衛兵會把他們鬥死的！”

   “你們做得對！” 毛澤東又重複了一句。轉身又對秘書說：“告訴‘文革’（小組），不能把人往死裏整！”

   傅崇碧趕忙說：“主席，可不能說是我說的。”

   “你怕什麽？” 他有些委屈地告訴毛澤東：“為轉移老同誌的亊，我挨批挨得夠嗆。”

   “誰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張了張，差點說出江青的名字，話到嘴邊還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澤東是夫妻呀！他改口說：“戚本禹他們都批過我。”

  “不要怕他們。” 毛澤東說完，準備去工作了。

   傅崇碧忙問： “主席還有什麽指示嗎？”

   “你今天反映的情況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董保存《楊餘傅亊件真相》58-61頁

    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12月

   

   但傅崇碧回憶中所說的許多事情，並非中央文革所為。比如“百醜圖”的事，鬥爭張茜的事，我們就一無所知。那時外交部的運動，江青 叮囑過，一切聽總理的，我們不要去插手。總理要陳伯達或者其他人去講個話，也得征詢江青的意見。 隻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麵前張冠李戴地把我給端了出來。傅崇碧跟我的關係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幫他辦 了不少事，解決了很多難題。不然他也不會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衛戍區當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沒有辦法。

 

   自從王力、關鋒被審查後，我做事就一直很謹慎，很低調。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說，在追查各地走資派大員住處的會上去批評他的。批評他 的是江青、康生，他卻把這些問題全栽到我的頭上。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沒講過一句話。後來傅崇碧在秦城監獄對我那麽客氣，恐怕也與他虧心地向主席反映情況時拿我來頂替江青、康生有關係。 這件事情我估計引起了主席對我的不滿。但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準審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關鋒被審查後，原來去找他們兩個的造反派都轉過來找我了。他們所反映的情況和要求，都通過我來寫了文件或簡報送上去。所 以當時陳毅說的也是有道理的：隻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但陳毅說的“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實事求是了，當時的黨心、人心、軍心是兩大陣營、戰線分明，不能一概而論。

 

   到我也被隔離審查之後，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來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的談判中，造反派的態度是比較強硬的，現在他們也隻好妥協了。這樣各地實現大聯合、實行三結合，進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就比較順利了。

 

   在被捕的同時，文革辦事組的主要成員亦被審查；快報組工作半停頓；連中央辦公廳秘書局許多原來與我有較多聯係的人也都被審查。汪東興把秘書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馬”有的成員）也說成是田家英的餘孽、死黨，進行“隔離審查”。

 

   《紅旗》雜誌1968年第一期社論，還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後報給陳伯達，陳伯達送主席審批後出版的。這以後不久《紅旗》雜誌就停刊 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兩個月後，姚文元為了宣傳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思想， 才接著出版《紅旗》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