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39）

 

第十三章   知識分子在文革運動中受到的打擊

 

1．文革初期校園內的鬥“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又是先在學校裏麵發動起來的。這使得當時一些學術界的“權威人士”，和學校裏的一些教師與學 校的領導，同時首當其衝地受到了群眾運動的衝擊。毛主席在建國初期就曽經說過，無產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後，隻有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革命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展開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否則，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根據蘇聯出現修正主義分子上台的曆史教訓和中國當時的情況，毛主席又提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了。”無論從當時的情況或者從毛主席逝世以後的情況來看，都證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性。

 

   開始的時候，這種對知識分子的衝擊，主要是通過學術討論和學術批判來進行的。從《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 神》的發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以後，許多大、中學校就掀起了鬥爭“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及一些曆史上有這樣那樣問題的教師的熱潮。但當時被受到衝擊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單位的領導指定或授意的。後來劉少奇他們派出的工作組進駐學校以後，工作組隻是千方百計地去製止學生向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但沒有去製止這種鬥爭知識分子的情況。相反，由工作組所組織的以“高幹子弟”、“革幹子弟”為主的各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把在校園裏揪鬥被他們定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在揪鬥中，出現了掛牌子、戴高帽子、遊街等侮辱人格尊嚴的情況。後來這種情況就很快地蔓延了開來，而且越來越擴大，特別在一些“高幹子弟”、“革幹子弟”的帶頭下，進一步出現了非法開押、剃陰陽頭、甚至是嚴刑拷打的情況。這樣武鬥的批判、鬥爭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張，而是毛主席明確表態反對的。

 

   我自己在當時就曾親自見過這種情況。一次我坐車出去辦事，車順著小胡同向大馬路開去，就在出胡同的時候看見一位婦女，估計也就三 四十歲左右，她一邊哭一邊用手捂著腦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腦袋半邊沒有頭發了。我趕緊叫司機停車，走下去問她發生了什麽事。她看著我們穿著軍裝，就說，是被學校裏的學生鬥了，他們把我的頭發都給剪了，我沒臉見人了，我要趕緊回家。我問，他們為什麽要鬥你？她說，學生們說我搞資產階級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書教的，怎麽是資產階級教育。原來她是一位語文老師。看見她走路很難堪的樣子，我說要不我們送你回去吧？她說不用，她家就在前麵。

 

   我回到釣魚台的辦公室，跟文革小組的人一說，大家也都知道這種情況，說不僅剪陰陽頭，現在“紅衛兵”在街上剪人家長頭發和小褲腿 的也很多。

 

   我在家裏經曆的一件事也讓我感觸很深。我的女兒是1955年生的，那時就十一歲，還是個小學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見她正對著一張凳 子，用皮帶叭叭地抽打。我說，你這是幹啥呢？她說，學校裏的同學都批評我沒有鬥爭性，說我不敢打老師，叫我回家練一練怎樣打人。我說，你們在學校都打老師呀？她說，現在都在打老師，誰不打老師就說誰沒有鬥爭性、不革命。我一聽，覺得問題真是嚴重了。我說，你有沒有打老師啊？她說，老師平時對我挺好的，我不願意打老師。我說，中央文件裏都明確說不準打人的，打人就是有鬥爭性啊？  給我背了毛主席的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溫良恭儉讓……”我說，不對，這是在解放前鬥地主，你們的老師又不是地主，你們有意見，可以批評他，但不能打他們。後來，我們把這些發生在校園裏的暴力事件的情況，向江青、陳伯達和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確的批示，打人、掛牌子、噴氣式、剃陰陽頭都屬於武鬥，統統禁止。 在文革結束以後，把這些打人的事情都說成是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進行的，這完全是謊言。

 

   中央文革小組從來都是堅決反對並製止打人 的，而且1966年6、7月時，許多有關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決定，都是由劉少奇、鄧小平在一線領導的常委會和書記處決定的，中央文革小組當時的發言權還很小。 還有人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去學校，說成就是去製止打人的。真實情況不完全是這樣。多數的工作組在學校裏並沒有去製止打人， 他們隻是不許學生起來反對領導。他們對起來反對領導的學生，和他們所拋出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般都是實施殘酷鬥爭的。 在毛主席批示之前，隻有少部分的工作組遵循毛主席的一貫教導，在不同的範圍內製止了武鬥。

 

2 ．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雖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但他在湖北，武漢卻是堅決執行劉、鄧的資反路線的，他不鬥當權派，專鬥被他指定的李達等學術權威 和一些老師、教授。王任重在“大躍進”的時候，搞“浮誇風”是出了名的。李達反對王任重的那些做法。當時王任重還提出，要“學習馬克思、超越馬克思”的口號，也受到了李達的批評。所以王任重和李達結怨很深。文革開始後，王任重就把李達說成是武漢的吳晗，發動學生起來鬥他。李達那時已經76歲了，身體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給主席寫信，請求解救他。我見到李達這封求救信後即呈送給主席，李達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見信即作了批示： “陶鑄同誌閱後，轉任重同誌酌處。”我記得一次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就當著王任重的麵說：對李達可以批評，但他是黨內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家，要保護。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後，並未對李達采取任何保護措施，致李達被鬥病重，不及時救治，而被迫害死亡。

 

   李達死後，主席在一次會上說，李達是中共一大的宣傳部長，他解說的《實踐論》、《矛盾論》是最好的。在資反路線期間，王任重在武漢把鬥爭矛頭指向了知識分子、學術權威和教師、學生。要在他們中間抓漏網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厲害。工作組撤銷後，這些受打擊的人就起來造反。形成了武漢地區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還背著中央文革小組， 在後麵支持“西糾”等組織和後來的“聯動”，而在王任重的後麵，又有葉劍英等人在支持著他。

 

   老舍的死在當時震動很大。毛主席很喜歡老舍，主席去看《龍須溝》時候，我也在場。演出剛結束，主席就站了起來，遠遠的和老舍招手 打招呼。主席經常和老舍談話。老舍有學問，二十四史他都熱悉。 主席看到老舍總是很高興。我看他對老舍的喜歡如同喜歡郭沫若一樣。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說，康熙是對中華民族有功之人。我們現在的國家版圖還是康熙那時定下來的。老舍聽了非常高興，因為他是滿族人。他說，這下好了，原先總覺得，滿族人殺了那麽多的漢人，感到抬不起頭來。現在我們可以抬起頭了，毛主席說康熙對中華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歡老舍的戲。可是大家都喜歡的老舍，怎麽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盡？

 

   對老舍的死，江青問過我們好幾次，究竟是誰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還懷疑是不是周揚餘黨指使人幹的。我們都說不可能，我們認為周揚餘黨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也沒有這種必要。江青說，你們不懂，他們這是要打著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別有用心。她讓我去查。我曾經懷疑是葉向真這些人搞的，但査無實據。江青又叫謝富治去查，也沒有査出實據來。査了半天，有人把責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潔青和他兒女的身上，說她們要和他劃清界線。老舍在外麵挨鬥，回家又挨罵。他找不到溫暖，這才自殺了。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他們來人審問我的時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這件事，他們隻提鬥爭王光美、劉少奇的事。我反過來質問他們，老舍是誰弄死的。他們卻不回答。看來他們很清楚這件事是誰幹的，但不好說。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對上官雲珠，現在許多人說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說八道。我從未聽江青說要批判或鬥爭上官，更談不上迫害了，相 反，江青不止一次說過上官是舊演員中最優秀的，思想又進步。批判《清宮秘史》時，江青還叮囑我，別牽涉上官。她說上官雖然曾與《清宮秘史》編導姚克做過夫妻，但她與《清宮秘史》沒有關係。《清宮秘史》受批判時，上官也受到單位群眾的批判，《文匯報》把情況反映到中央，江青專門問我，上海為什麽要鬥她？江青說，上官是個老實人。

 

   江青認識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 《清宮秘史》的編劇。江青說，關於《清宮秘史》的爭論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評價，不是批判姚克。雖然上官的挨批判與我無關，但我當時還是馬上把江青的意見告訴了張春橋，要他去處理。 春橋答應立即向上海方麵通氣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後來還是發生了上官跳樓的悲劇。江青還跟我說，憑什麽要鬥爭蓋叫天啊？江華是怎麽搞的。我說，這恐怕挨不到江華，他也管不了。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幹的。

 

   馬思聰、傅聰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這樣的情況。但在文革後，他們卻把這些事情統統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頭上。可是他們又不拿 出一件像樣的證據出來，而是放任一些無良作家去編造情節，散布謊言，以欺騙中國和世界的人民。

 

   要說跟江青在曆史上有過節的也就是周揚這些人。周揚的弟弟對她心懷不軌，而周揚卻偏信弟弟，不給她接組織關係。 江青對此事一直不滿。但在文革時，江青並沒有讓我去整周揚和他的弟弟。那時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屬，她如果要整什麽人，她會先跟我說的。後來審判她的法庭，說她讓葉群叫人去迫害鄭君裏和一個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圖掩蓋她當叛徒的曆史，這是栽贓陷害。那時她連組織關係都沒接上，叫她叛變什麽？老實說，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麽人，她不叫張春橋、姚文元就近去，卻要叫葉群派人去？這不是授人以柄嘛！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都是很可疑的。

 

   據我的觀察，江青和葉群之間的關係多是政治性的來往，江青在文革前與鄭君裏夫婦的關係很好，她能叫葉群去加害鄭君裏？不可思議！ 江青倒是幾次跟我講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說她當年在上海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活非常困難，有時甚至餓肚子。多虧一位姓秦的保姆對她好。那保姆白天在一個有錢人家幹活，晩上常常帶點飯菜回來給她吃。而且還很照顧她的麵子，說是讓她嚐嚐她做的飯菜味道怎麽 樣。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後，還請她來北京，安排她在一個幼兒園工作，可這保姆說在北京住不慣，還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機會去上海時，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麽樣，能不能照顧她些什麽。可後來不知是誰把這個保姆給關了起來。我估計這很可能是葉群叫人幹的事，她可能是為了討好江青而出此下策。但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後來審判江青，鄧小平那些人叫那個保姆出庭作證， 控訴江青。江青見了保姆一愣，誠懇地對保姆說：我不知道這事。我相信江青說的是真話。

 

   事實上，江青在黨內並沒什麽大仇人。她1933年入黨，不久就與組織失去了聯係，之後直到30年代後期才恢複黨的關係。到1938年她和 主席結婚了，她在黨內能有什麽大仇人。可為什麽有那麽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說，有些人如項英他們其實是對主席不滿，他們不敢對主席怎麽樣，所以就都衝著她來了，甚至不惜製造她的謠言，通過她來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時脾氣不好，不善與人相處，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3 ．毛主席及文革小組在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保護

 

   1966年8月29日章士釗的家被抄了，章士釗給毛主席寫信，請求主席幫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而且 主席同時還告訴總理，看看還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護措施的，趕緊保護起來。總理馬上按主席指示去辦了這件事。

 

   我聽總理講，章士釗家是聶元梓下麵的人去抄的。聶元梓聽了總理的指示，趕緊叫人把抄走的東西一件不少地還了回去。後來，根據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護的人的名單，並派部隊去切實保護。名單中第一位是宋慶齡，接著是郭沫若、章士釗（zhāo 勉勵）、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nài 大鼎）、沙千裏、張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後就是國務院幾位副總理，還有好多部長、副部長。 江青一看有意見了，說，總理，名單裏名人沒幾個，怎麽都是你國務院的人？國務院副總理就不用說了，還那麽多部長、副部長？ 不管怎麽樣，通過這件事情，主席不僅僅保護了章士釗，而且把其他應急須保護的人也都保護了。衝擊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對文革別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

 

   江青是個愛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紅色娘子軍》演吳清華的白淑湘，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人員，有血債，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鎮壓了。江青還是保她。我在會上就聽江青講了好幾次了。那時文革小組的文藝組組長是金敬邁，他那時威信很高，所有的樣板戲劇團都歸他管。江青說，我讓你們把白淑湘爭取過來，你們怎麽老不把她爭取過來。於是金敬邁趕緊找中央芭蕾舞團的劉慶棠去做工作。後來讓她在紅色娘子軍中擔任了B角。這在當時的樣板戲劇團裏是一件大事。後來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來控訴說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這樣說的，那要麽她是受人利用，要麽就是把劉慶棠的打壓當成江青的帳。

 

   劉慶棠藝術上有成就，但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錢浩亮、於會泳那樣嚴於律己。像白淑湘那樣的情況，當時如果沒有江青保護，她的命運是很難預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廣東把紅線女鬥得很厲害。給她剃陰陽頭，讓她去了農場養雞。江青說，那怎麽行。她還想叫紅線女把樣板戲移植到粵劇裏去呢。她讓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吳法憲說，江青要保紅線女，還要她去移植樣板戲。吳法憲馬上去跟黃永勝說了，把紅線女保護了起來。

 

   江青還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開始，東北音樂學院就把李劫夫定為黑線人物，學生要批鬥他。江青跟我說，你把他弄到北京保護起來，讓他住北京飯店，由國家出錢。我馬上寫了個報告，江青在上麵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這個批示的原件，被夾在一本我出獄時歸還給我的書裏。我根據江青的批示，專門去和沈陽音樂學院的造反派講了話，做了他們的工作。後來李劫夫給我寫來了幾封信，表示感謝。“9.13”事件之後，有人掲發李劫夫寫過歌頌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過來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時是四野的司令員，從曆史發展的觀點看，這不能算是什麽問題。所以江青也沒再深究。

 

   體委的莊則棟、張燮林、李富榮、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衝擊。江青也讓我去保護他們。她說，他們都是為國爭光的小英雄，去鬥人家幹什麽。有人說他們是跟劉少奇黑線的。江青駁斥道，他們都是孩子，懂什麽路線？又有人說他們是跟著賀龍的，是賀龍的人。江青說， 他們與賀龍能有什麽關係？他們又沒打過仗，沒有卷入軍隊的內部鬥爭，怎麽能是賀龍的人呢？總理知道我要去保護他們，非常高興，就叫榮高棠來釣魚台找我。這位我原來中央團校的老領導，到了釣魚台來見麵，大家都很高興。 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4 ．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護國家文物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人實際上人人都是積極保護文物、書畫、典籍的。因為我們都懂點文化，知道那些東西的珍貴，不能隨便就毀了。我那時一聽到哪裏有人在破壞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關鋒，一起去向江青專門匯報了關於文物被破壞的情況，江青又去報告主席。當時康生、陳伯達也都是很支持我這樣做的。毛主席對一些人不認真搞“鬥、批、改”，卻喜歡去破壞文物，感到很不滿。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與一些保管圖書、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館等單位的革命造反派開座談會。我在會上講了話，要堅決保護文 物，並要求製定出具體的措施來。我的講話公開發表後，日本通訊社馬上就進行了報道，其他國家也有報道的。毛主席從《參考消息》上看了這些報道，很高興。他肯定了我的講話和提出的辦法，說這些做法都是對的。我那個講話後來還出了個紀要，詳細規定和引導有關人員，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書畫、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錄”裏也說到了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舊”期間，確實還是有一些古舊的東西遭受破壞。這一直是國內外的一些人對文革不滿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內情的，知道破壞文物主要是運動初期各地那批所謂的“老紅衛兵”帶有盲目性的偏激行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製止。但他們為了否定文革，就對當時的一些真實的情況閉口不談。

 

   事實上，中央文革小組當時沒有發出過任何一個破壞文物的指示或者講話。就拿批孔、清理孔廟、挖孔子墳的事情來說，最初是由曲阜當地的造反派提出來的，他們給中央文革寫信反映當地文革運動的情況。毛主席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運動的指導思想；而孔子的道理，歸根到底，也是一句話：“造反無理”。因此，我們覺得，批孔是文革應有之義。

 

   但這是件大事，讓群眾自發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動加以引導，防止造成不應有的破壞。當時北師大的學生造反派譚厚蘭他們聽說此事，反應很積極。陳伯達表示支持譚厚蘭她們的革命精神。這個事當時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來討論了， 這個會總理和康生都參加了。總理在會上講了話，康生、江青也關心這個事。關鋒是批判孔子的專家，他對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但他對清理孔廟，挖孔子墳是持謹慎態度的。不過他也說了，孔廟、孔子墳是幾千年封建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東風， 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專家參加，不可亂挖、亂毀。康生在會上分析說，孔子墳裏可能是沒有什麽東西的。孔子是窮教授，沒有錢財，頂多有幾捆竹簡。陳伯達說，有竹簡挖出來也好，可以彌補學術研究。他估計屍體早腐爛了，孔子的後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樣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隻是個形式問題。我當然是積極擁護清理的，我提議，不妨由國家派出考古人員和他們一起去，這樣既可以滿足群眾挖墳的願望，又可以進行考古發掘。最後，總理綜合各方麵看法，拿出了意見：與考古所相結合，作科學的清理。

 

   得到中央同意後，由陳伯達、關鋒和我向《紅旗》雜誌的林傑作了傳達，要林傑去北師大作動員報告。隨後譚厚蘭組織了一個隊伍，在1966年11月浩浩蕩蕩地開到曲阜，結合當地院校的師生，成立一個“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紅衛兵在曲阜造反，山東省委馬上給中央文革打來電話請示。 我即根據總理在中央文革會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電話回複山東省委，要求他們告訴紅衛兵，孔廟裏的牌區，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損壞，要保護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廟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樣改造。孔墳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員在場參與，對墓中文物要保護。陳伯達亦將上述精神直接告訴了譚厚蘭他們。後來聽譚厚蘭匯報，根據陳伯達傳達的總理指示精神，對孔廟的碑匾、文物要保護的都寫上了紅字保護，並留有照片。

 

   考古隊和學生們一起去了之後，主要是當地貧下中農的造反隊伍動手挖開了孔子的墓，發現裏麵全是黃土，什麽東西也沒有，連竹簡也沒 一片，更談不上什麽珍貴文物了。實際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說不定就是後人隨意堆起的一個土包包。孔子當時沒有很高的政 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職隻是個司寇，而魯國又是個彈丸之地，能有多少東西留給他。孔子死的時候，他弟子還沒有整理出《論語》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論語》放在裏麵。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沒有自己的專著。而《詩》、《書》、《禮》、《樂》各種典籍也不可能放在裏 麵。所以，所謂的孔子墓，隻是在他被捧為“萬人師表”以後，才由後人重新給他重修的一個墓。而孔子死時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親，墓裏沒放什麽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

 

   實際上，幾千年來，孔子的思想對幫助封建統治牢固自已統治階級地位有利，他的墓實際上隻是個糊弄人的象征。關於對孔廟裏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譚厚蘭他們是根據陳伯達傳達的總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東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壞，以後的可以清理處理。譚厚蘭她們當時就是按這個原則清理孔廟的文物碑、匾等東西的。 在我和關鋒被打倒後，曲阜市裏的一些人自己又起來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徹底反孔。他們批判我們包庇孔子，還不準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東西。他們要重新砸，於是有一塊很大的康熙時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條裂紋。文革結束後，有人說這些事情都是譚厚蘭他們幹的，其實不對，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幹的。

 

   在中南海裏也有文物保護的問題。中南海的警衛戰士說中南海裏有很多都是皇帝的禦碑什麽的，要搬走。總理說，中南海裏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東西要保存，1840年以後的東西，有許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戰士們傳達了總理的意 見，戰士們都執行了，他們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東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曆代皇帝們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