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32）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始

 

1．從批判“三家村”到改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寫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 <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紅旗》1966年第7期，發表了我寫的《評〈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資產階級立場》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 張春橋一起討論過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則是與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尹達、王力、關鋒等人一起討論的。因為是登在《紅旗》雜誌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討論得非常認真。

 

   在討論的時候，康生提出，要徹底批判鄧拓，就一定要聯係他的曆史來批。他說，你們不知道吧，鄧拓是個叛徒。康生說，這是聽彭真說的，鄧拓在曆史上曾經被捕過，在受審的時侯，他把共產黨的內部情況招供了。所以康生說，在我的文章裏要加上“鄧拓是叛徒”這句話，在場參加討論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康生又對我說，關於鄧拓的變節問題，你要跟安部長（中央組織部的安子文）核對一下。於是， 我就在康生那裏用紅機子給安子文打了電話，一位姓陸的秘書接的電話，她是個女同誌，之前我們都認識。我說，我想請示一下安部長， 現在《紅旗》雜誌編輯部在討論一篇批判鄧拓的文章，在文章裏要指明鄧拓是叛徒。這件事須要跟你們核對一下。我還說，這是伯達、康生提出來要核對的。隔了一天，陸秘書就打電話給我，她說，安部長已經看過檔案，據檔案材料，他在敵人那裏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說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這個問題，這個要由中央來決定。我說，是要請示中央的，謝謝你的提醒。

 

   這個稿子定稿出清樣以後，由陳伯達簽了名。然後就直接送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送上去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在清樣上畫了圈。我們特意在“鄧拓是叛徒”這句話下麵加了橫杆，他們也沒有提出異議。清樣退回來以後，我問，還要不要請示主席？陳伯達、康生都說：不用了。安子文都說是了，劉少奇、鄧小平同誌也看過了，都沒有意見，這就是通過了。

 

   對鄧拓變節的事，當時我也沒有產生過什麽疑問。因為那次我和關鋒在彭真家裏的時候，談到了鄧拓的文章。我們都說鄧拓的文章寫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們說，鄧拓以前叛變過，隻是沒有給黨造成什麽大的危害。本來八大要選他為中央委員的，是他自己給中央寫信， 說他在曆史上有問題，不能當中央委員。

 

   其實，我一開始對鄧拓的印象是不錯的。我在參加校對《毛選》的時候，知道在抗日戰爭時期，鄧拓在晉察冀邊區最早主持編輯過一部《毛選》。後來的東北版《毛選》主要是以晉察冀版毛選作為基礎擴編的。

 

   對於鄧拓和吳晗、廖沫沙，在《北京日報》、《前線》雜誌上發表的諷刺現實的文章，有的我讚成，有的我反對。而且早就寫過批評他們的文章（是發表在當時的《光明日報》上的）。他們不僅僅是在發牢騷，有些地方可以說是對黨和毛主席的攻擊，而且攻擊得很過分。鄧拓在大躍進期間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人民日報》上大量登載了“放衛星”，“假高產”的消息和報道，他是有責任的。當然， 當時在中央分管《人民日報》工作的鄧小平也有責任。毛主席早已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就把他的總編輯撤了。這也可能引起了他對毛主席的不滿。

 

   鄧拓在1966年5月1日淩晨自殺。聽到這個消息，我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殺的？可能有這個因素。但我後來知道，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他已經寫過很長的東西，表示要自殺了。

 

   文革被否定後，負責我專案的審判庭在準備審判我的時候，也把我這篇點鄧拓是叛徒的文章作為鄧拓自殺原因而定為我的一個罪名。我跟他們說，關於這件事的經過，你們可以問安子文去。他們去問了以後，安子文倒是說：有這事，戚本禹是來問過我們的，是我們跟他講鄧拓曆史上有過背叛行為的。當時他還請示過中央書記處，後來審判庭就把起訴書上的這一條拉掉了。

 

   但是從我內心來講，對於鄧拓的死，我還是有責任的。我寫文章本來主要是批判他的錯誤，至於他個人的曆史問題應該歸組織上來管的。這文章又不是批他個人曆史的。況且當年他招供時，地下黨的同誌已疏散完畢，並未造成組織破壞。聯係他的曆史問題批判他，是應請示毛主席老人家最後裁定。

 

   有一次，張春橋跟我談起鄧拓。他說，對鄧拓的自殺，他是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在晉察冀辦報的時候，鄧拓是張春橋的領導，一直對張春 橋很好。春橋說，如果我先和他好好談一談，讓他思想上做點準備，先轉變轉變思想，也許他就不會自殺了。而且建國之後，江青和鄧拓合作過幾件事情，她對鄧拓的印象還好，給鄧拓打招呼，她也會同意。

 

   姚文元和我的兩篇文章一發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就幾乎癱瘓了。劉少奇、鄧小平就此向主席提議改組北京市委，主席表示同意。至5月底北京市委完成改組，李雪峰成為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彭真、劉仁都被撤職。鄧小平向主席推薦陶鑄來中央參加書記處工作並接管中宣部。同時，劉少奇他們還決定，亦經毛主席同意，派陳伯達帶人去接管《人民日報》，改組《人民日報》黨組。

 

   大、中學校的學生對報刊批判“三家村”反應最快，他們在校園裏貼出了大字報，批“三家村”、揪“黑幫”。出現了文革運動的第一個熱潮。到6月2日，聶元梓的大字報廣播後，全國各大、中學校實際上都停了課，學生和老師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去了。

 

   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剛起來的時候，必然會帶有某些盲目性。學生們是一腔革命熱情，但是鬥爭的目的和目標究竟是什麽，他們大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學校的領導，順勢把學校裏一些有曆史問題的老師的材料拋給了學生。於是，在校園到處都是老師的大字報，還到處效仿著抓本單位的“三家村”、“四家店”，並把一些老師當作了“黑幫”人物來進行批判、武鬥，甚至遊街示眾，實行體罰。這應該是文革運動中最早出現的把鬥爭對象擴大化的情況。造成這種擴大化的倒不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而主要是北京新市委和各地方的省市委。

 

  2 ．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貼出了由該校哲學係教師楊克明起草、由哲學係總支書記聶元梓（zǐ 故裏）等七人簽名的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領導人，陸平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珮雲是黨委副書記。大字報揭發北京大學黨委長期推行修正主義，壓製群眾運動，號召革命人民起來打破修正主義的控製，打倒修正主義分子。

 

   這張大字報不同凡響的地方在於它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了學校黨委書記和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提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這個指向與口號是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革命精神的，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的鬥爭目標，重點要整黨內走資派。

 

   這張大字報一出來，北京大學沸騰起來了，大字報像潮水一般洶湧澎湃，後浪推前浪。當天跟著貼出的大字報多為支持聶元梓的，後來反對的大字報逐漸占了多數。爭辯對立的雙方都情緒高漲，學校實際處於停課狀態。看到這種情況，劉少奇在一次書記處會議上說，北大現在根本沒辦法管了，再這樣下去，吃飯都成問題了，這都是聶元梓大字報惹的禍，整個學校要陷入無政府狀態了。可當時我到北大去看了以後，看到師生們都好好的在那裏討論問題或寫大字報，食堂也好好的，根本不存在什麽“吃飯都成問題了”的情況。

 

   那幾天，江青經常跟我通電話，詢問北大的情況。我把聶元梓等七個人寫的大字報在電話裏一字一句地讀給她聽。她問，小組（指中央文 革小組）的人是什麽態度？我說，我們都支持。江青又問，怎樣支持？我說，因為還沒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組尚沒有人出麵公開講話。但小組辦事組的曹軼歐帶人下去了，他們廣泛與學生聯係，並公開表態支持廣大學生。可江青説，光曹軼歐去還不夠，她又不知道多少情況。我說，她知道情況的，康生把北大的情況告訴了她。江青這才放心。

 

   不久，曹軼歐就來電話問我，對聶元梓的大字報應該采取什麽態 度？我說，中央文革當然要堅決支持群眾大字報的，你是不是再去請示一下康生。曹軼歐說，就是他要我來問你的。因為康生知道，江青和我一直保持著電話聯係。那時不用我打過去，江青會主動打過來問我情況，而且問得很詳細。

 

   我從來沒有聽曹軼歐說過，是她去參與組織、策劃寫這張大字報的。楊克明在1966年7月曾給中央文革信，報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 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產生經過》，說了大字報寫作經過。一開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學係的教師張恩慈，為寫大字報的事去找過曹軼歐，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回去以後就由楊克明執筆寫了大字報。楊克明在信上還說，他起草的這張大字報的底稿還在他那裏。我們派到北京大學的“快報組”記者回來也跟我說，這張大字報是哲學係楊克明等幾個青年教師一起寫的，寫好後，再請聶元梓等人一起簽名的。當時大家要聶元梓領頭簽名，這是因為當時的人組織觀念都很強，即使是起來貼黨委的大字報，也不能脫離黨組織的領導。這恐怕還是從1957年的整風反右鬥爭中得到的教訓。

 

   其實按照地位來說，聶元梓在當時應該屬於是當權派的。因為她自己認為受到了陸平等人的壓製，所以也起來提意見。結果大家就把她當作是領頭人了。其實，後來知道，聶元梓原本就是陸平幫忙把她提拔為總支書記的。但在北大四清運動中， 聶元梓就成了批評陸平等人的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而彭真保護陸平，打壓北大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文革運動前夕，聶元梓、楊克明等人都處於受壓受打擊的情形。所以，文革結束後又翻過來了，陸平對聶元梓恨得要命，對她報複得很厲害。

 

   等到這張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後，首先出名的就是聶元梓了。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她是個思想雖糊塗但卻善於投機的人。在大字報上簽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個人都要比她頭腦清楚。

 

   我認為最遠見的倒是支持楊克明寫大字報的原北大哲學係老師張恩慈，這個人懂哲學，有頭腦。在這張大字報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給毛主席寫過信，講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的問題。這封信是給關鋒看過的，張恩慈與關鋒在學術上有過合作，關鋒對他表示了堅決支持。關鋒把這封信交給了我，我看了這封信也覺得寫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給了主席，毛主席從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學很多情況。毛主席並在5月11日批示印發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將題目改為《張恩慈同誌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

 

   毛主席批示：“少奇同誌閱後，印發有關同誌。” 對北大運動的興起，劉少奇開始不怎麽很在意。他認為這是針對彭真和北京舊市委的。但他還是在5月29日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來討論如何對待學生運動。鄧小平在會上講話，他認為學生運動出問題了，有一些人在攻擊黨，跟1957年的右派一樣。劉少奇當時倒沒說學生就是右派，他隻是說，一些學生的言論與右派沒什麽不一樣。會上的意見也基本上是跟著他們一邊倒的。連陳伯達都沒有怎麽講話，我們就更說不上話了。隻有總理說：我們當年搞學生運動也是有一點偏激的嘛，要讓學生講話，不要給學生戴大帽子。總理還具體地說，當年他在天津反對的校長其實是個不錯的人，但我們的大方向對，校長卻不對。實事求是地說，總理當時還是在袒護學生的，他在那個時候能說這話，是很不容易的。他講這話時那嚴肅的姿態我現在還記得。當然，總理也講了，陸平也是個好同誌嘛！ 當天晚上我就把這些情況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說，還是總理好。

 

   劉少奇還決定派李雪峰到北大去講話。李雪峰講話內容，主要是要內外有別，不要亂搞。他的基本調子就是要控製住學生的活動。實際上，控製也難，你一控製，那就勢必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了，這樣矛盾非但不能解決，反而會更加激烈。李雪峰是來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 的。實際上毛主席對李雪峰是不大滿意的，他一直都是緊跟著劉少奇的。不過，李雪峰對我們文革小組的人倒很客氣，我對他沒有什麽壞印象。

 

   5月27日，我們把登載著聶元梓他們大字報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用急件送去杭州給毛主席。其實在聶元梓這張大字報之前，好多地方已經貼出過很多大字報，其中也有馬列主義的。比如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吳傳啟等人，在5月23日貼出了批判哲學社會科學部政治部主任楊述的大字報，比聶元梓他們寫得還要早，但因為影響不大，所以沒有登上《文化革命簡報》。聶元梓他們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學黨委，大字報又是貼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的大飯廳，這個影響就大了。 主席看了這張大字報以後，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們報送的《文化革命簡報》上，以“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高度批示給康生、陳伯達：“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還說這樣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下午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將主席這個批示用電話傳回了北京。 在當晚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時還要配發評論。我跟陳伯達說，這個評論叫王力、關鋒一起來起草，他們出手快。陳伯達說，對， 對！我馬上打電話通知王力、關鋒過來，我們很快就寫好了稿，題目叫《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寫完之後又馬上用電話報告給主席。主席問過江青，《人民日報》的評論是誰寫的。江青問我，我說是關鋒執筆，陳伯達、王力和我一起討論的。聽江青説，主席說好，關鋒能寫得這麽快！

 

   1966年8月5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此文時，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寫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決抵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製。” 6月1日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向全國直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關鋒執筆的評論。6月2日北京和全國各報都全文刊載了大字報， 和作為《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實踐證明，要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按照過往的辦法通過黨的正常的組織係統開會解決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尋找一種新的 能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的方式來開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眾來打碎走資派掌控的官僚係統，破壞舊秩序，建立無產階級的新秩序。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向全國一廣播、，就點燃了文革運動的熊熊大火，這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群眾鬥爭形式就開始形成了。這張大字報的播發，使北京的各個大、中學校都轟動起來，成千上萬的大字報象雨後春筍般地在校園中破土而出。幾天之後，不僅北京， 而且全中國的學校乃至工廠，各種反對修正主義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席卷中華大地。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的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向他們打招呼，主席說：“不要怕亂，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大字報的打 擊麵寬了，可待日後區分、排除”。他還說，一定要在運動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來，不要講資格、級別、名望、要依靠運動中湧現出的積極分子，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這是毛主席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講話。

 

3 ．關於《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發表這篇社論，是因為按照劉少奇 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決定（經過了主席的同意），從這一天開始，陳伯達帶領原解放軍報總編輯唐平鑄等人，組成了一個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接管了報社。 這篇社論是陳伯達主持起草的，並沒有給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看過。也沒有給主席看過。按照當時中央的規定，凡是按照中央精神寫的 《人民日報》的社論，隻要總編輯批準就行了，但《紅旗》雜誌的社論則必須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審核。 這篇社論其實並不完全符合主席發動群眾進行文化革命，鬥爭重點是反對走資派的思想。

 

   在這個時候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客觀上 是把群眾運動的鬥爭矛頭，引向已經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壞、右”的身上去，這正迎合了黨內那些“走資派”的想法。所以這篇社論一出來，中央文革內部就有人提出，這次運動的大方向是反走資派，如果是橫掃一切，就是新、老反動派一起掃，戰線太長，目標不明確，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擴大打擊麵，並從而保護了走資派。

 

   “四清”運動中，盡管毛主席衝破了劉少奇等人的阻力，在“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若幹規定（即二十三條）”中明確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還是把“四清”運動搞成了如“反右運動”一樣，把鬥爭的矛頭轉向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和基層幹部。

 

   陳伯達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裏反思道，自己寫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犯了大罪。他的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是的，毛主席在稍晚的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也說到過要掃除“牛鬼蛇神”的話。可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關鍵是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主要矛頭是指向黨內的走資派呢，還是指向已被打倒的階級敵人甚至是下麵的群眾。文革運動把鬥爭主要矛頭指向誰， 這正是毛主席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帶有路線性的分歧。

 

4 ．許廣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藝黑線

 

   1966年2月，與彭真他們搞“二月提綱”差不多同時，江青在上海組織了一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會後出了一個《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3月先在黨內的上層作了傳達，4月10日下發全黨。在紀要中提出了一個“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4月初，江青在上海同我見麵的時候，說起這個座談會並說周揚他們在三十年代是如何迫害魯迅的事。

 

   我平時跟許廣平關係不錯，我知道在解放以後周揚他們那些人還是不斷地壓製許廣平，而馮雪峰是一直在保護和照顧著許廣平的。許廣平對周揚很有意見，但是一直是敢怒不敢言。許廣平曾跟我說過，馮雪峰活著的時候對她說，周揚是黨在文化戰線上的代表，以前的舊事就不要再提了。因此，我跟江青說，許廣平對周揚的意見最大，但不敢說。江青聽後說，那我們給許廣平打打氣吧！把魯迅批評他們的東西拿出來給大家看看。我說，這個事情我說不行，在許廣平麵前，我是小輩，我的話影響不了她。我向江青建議，要不你去跟她談談？江青說，我和她不大見麵，不熟。我說，這沒關係。我去跟她說，就說江青同誌想見見你，有些問題想請教你，了解一些情況。江青說，那好，我也早想見見她了。

 

   江青還說起當年魯迅去世時為魯迅送葬的情形。她說，那時很多人抬著魯迅的棺材去下葬，我也去了，走在前麵，一直走在抬棺 人群的旁邊，可因為我是個女的，所以不能加入到抬棺的行列裏去。在追悼大會上，我見過許廣平。當時許廣平瘦得不得了，滿頭亂發， 眼睛都哭腫了。我又說，許廣平年紀也大了，是否可以讓她兒子海嬰陪她來。這樣你也可以見見魯迅的後人，你還沒有見過她兒子吧，這個小夥子挺聰明的。

 

   海嬰跟我差不多大，他是搞無線電的，那時他在廣播事業局上班。他聽他爸爸的教導，沒做文學家。魯迅說文學不能遺傳，不能靠血統。他擔心兒子搞文學會變成空頭文字家，覺得兒子還是去搞技術的好。

 

   聽我這樣一說，江青很高興，就說，好。見一見，見一見，叫他們一起來，你來安排吧。 5月中旬，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我到了許廣平家中，說江青想見她，征求她的意見，她很高興。我說，因為您年紀大了，江青同誌叫海嬰陪您一起去，路上好照顧你。她說，兒子要上班，怎麽辦？我說，沒事，我幫他請假。

 

   就在他們出發的當天，我打電話給廣播事業局找負責人。秘書接的電話，他開始以為是群眾來電，就以領導工作很忙為由擋駕。我說，我 叫戚本禹。他一聽就趕緊說，對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我馬上去找。一會兒，負責人就來了，說，您是戚本禹同誌？我說，是，我有事兒找您請假。他很驚訝地問，請假？請什麽假啊？我說，我給周海嬰同誌請假。中央的同誌有事情要找許廣平同誌去上海，要海嬰陪他母親一起到上海去。我說，事情決定得比較倉促，昨天晚上怕打攪你休息，來不及跟你請假，所以現在我代他來請假。他說，沒問題的，中央有事情，我們應當配合。我說，那就謝謝您了。他說，歡迎你什麽時候到局裏來坐一坐，我說有時間一定去。

 

   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我還特地安排了毛主席的衛士去送他們，一直把他們母子倆送上飛機。 許廣平見了江青，她們的談話經過，許廣平和周海嬰都寫有回憶。

 

   許廣平回到北京後，就打電話來對我說：“我覺得很突然。以前他們都叫我不要反周揚。現在要我去批評他，我也是願意的。可文章怎麽樣寫？從什麽角度來寫？我不清楚。”我就跟她說，您可以談談“國防文學”的問題，那可是個大問題。她說，是。江青也跟我說“國防文學”是大問題。我說：周揚他們提出的“國防文學”跟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聽上去好像是兩個平常的口號，但是，“國防文學”是國家政權的思維，以蔣介石為主，聽蔣介石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抗日的、是老百姓的思維，是共產黨領導的。這是有原則區別的。

 

   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們黨內的大多數人都讚同周揚的“國防文學”，不讚同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共產國際也同意周揚的“國防文學”。而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國民黨就不接受，他們說一寫大眾的，就有紅的色彩了。共產國際也跟著認為這個口號不貼切。而毛主席卻支持了魯迅，說魯迅的這個口號提得好，‘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不好。 我還跟她講了一些具體想法。那時我已看過江青的《紀要》的文件了，我按照《紀要》精神跟她講的。許廣平把這些都記下來了。

 

   沒花太長時間，許廣平就寫了文章，題目是《不許周揚攻擊和汙蔑魯迅》。在交稿的時候，許廣平還特地寫了封信給我。（ 這封信我還保存著，也是失而複得的。）

   戚本禹同誌： 近日來看了許多報刊，不由得使人不激憤填胸，我身為文聯副主席之一，但不見文化界有何文件登出，職責所以，不甘緘默，曾托民主促進會代寫稿件，但秘書們隻會寫八股式不痛不癢文字，不合我口味，現特草書，請您務必分神看看能用與否？如能用的話，還請您大加斧削，至於究在何處發表，我亦一聽尊便，此致敬禮！

   許廣平    66.5.22

   許廣平的文章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江青告訴我，毛主席看了，說寫得很好。而且毛主席還說：魯迅培養了一個好接班人。他教江青好好向許廣平學習。 我1968年1月被隔離審查後，因為我曾奉命去文化部調走魯迅手稿，移存於中央文革保密室加以保護，被江青誤以為是盜竊魯迅手稿。後來事情都弄清楚了。

 

   在2000年以後，具體的時間我記不清了。周海嬰，周令飛父子來上海，他們特意請我去吃飯，席上還有好多人。海嬰對我說，他母親許廣平當時聽人說，魯迅手稿不見了。非常焦急，心髒病都犯了。就寫信給中央。結果這件事弄得江青差點要槍斃你。後來知道了，你是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把魯迅手稿保護起來了。所以他們都覺得對不起你。

 

   席上，周令飛還鄭重地對我說，我代表我們全家向你表示道歉，為你平反。我說，許廣平大姐為保護魯迅手稿而心情焦慮，是她忠誠於魯迅先生的表現，我至今仍然非常尊敬她。你們弄不清情況因而懷疑我，也很正常。更何況是江青聽了一些人的誤傳誤導，而作了錯誤的判斷的。一切都過去了，此事就不要再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