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04）

 

第二章  追求真理

從不滿現實的少年學子轉變為投身革命的地下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父親所在的報關行生意蕭條，父親的工資減少了，一家生活比較困難。為了節省房租，同時還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 條件，1943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萊路67號一座民房裏。從南市到西城小學，路太遠，我就轉學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學。那是一位慈善家為了紀念自己的母親而設立的學校。我在念慈小學讀完六年級，畢業後考上了《新聞報》的貧寒學生助學金，被分配到德潤中學，當時叫建平中學。

 

   為了貼補家用我父母借錢在住家樓下開了一個小店，由母親打理，賣些煙、酒、火柴之類的日用品。小店確能賺點錢，但麻煩也隨之而 來。青幫要強迫“保護你”，保護費是盈餘十抽一、二。這個錢要是不給，小店就別想開。日本人的稅務局也要抽錢，雖比青幫少些，但大概也是盈餘的百分之十。這兩項合計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還有日偽的小特務，戴著個破徽章，到店裏要錢不說，還常常不給錢整條地拿煙，整瓶地拿酒，有時一拿就是幾條煙，幾瓶酒。這麽算下來，小店收入起碼一半就沒了。

 

   有一次，小特務又來了，有瓶好酒，價格很貴，我母親實在舍不得讓他拿走，就想藏起來，但晚了一步，小特務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親 不給，還據理力爭。那小特務惱羞成怒，就誣說我母親是新四軍的情報員，把我母親抓到日本憲兵隊去了。我下學回來，聽家門口釘鞋的老皮匠一說，就好像天塌了一般，撒腿就往憲兵隊跑。那個憲兵隊，也在蓬萊路上，離我家隻有七八百米，我幾乎一口氣就跑到了憲兵隊門口。我小孩子思維簡單，又一心想找媽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裏衝。好在兩個站崗的日本兵看我是個小孩，沒開槍，一個在原地繼續站崗，一個來追我追到裏麵一個大樓的門口把我抓住了。當時那大樓裏麵有日本憲兵隊的軍官正在開會，我把他們的會議攪亂了。一個戴眼鏡的日本人，可能是憲兵隊的頭頭，通過他的日本翻譯問我來幹什麽？我就大叫：“我是個學生，我媽媽給你們抓進來了，我媽媽是很好的人，你們為什麽抓我媽媽？”戴眼鏡的日本人就對著其他人哇哩哇啦說了一通話，我什麽也聽不懂。幾分鍾後就有人把我媽媽帶到我麵前來了，她後麵還跟了個中國人，那家夥說我媽媽是新四軍的情報員。我媽媽雖然沒文化，但遇到事不怕，很沉著、很冷靜，在威海的時候還幫助我四姨媽給遊擊隊偷運過短槍，她說：“不是這個事，我是開小店的，賣煙酒的，給你們做事的那兩個人經常拿我的東西，不給錢，我跟他要錢，他火了，就說我是新四軍的情報員，把我抓來了”，還說：“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證”。那些小特務，連我媽媽姓什麽、叫什麽都說不出來，戴眼鏡的日本頭頭聽了我媽媽的聲辯，馬上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就把我媽媽放了。

 

   我小時候沒有做什麽大事，這次衝日本憲兵隊就媽媽算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父親回家聽母親說了這件事，大為高興，第二天就買了一支博士金筆，一本《沉香救母》連環畫，作為獎品給我。那隻博士金筆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丟下了。我慚愧呀！我沒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話，就早把日本小特務懲治了。不過，這之後，我對於給日偽做事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們建平中學有一個日偽派來的訓育員，姓周，他好歹也是個知識分子，可不知怎麽就是昧著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們罵漢奸“穿個皮鞋 嘎嘎響，賣了祖宗再賣娘”，他就在旁邊喪著臉，不高興。德國人打敗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們學生對形勢都知道一點，可他上訓育課，還是大講“大東亞共榮”，“反共才能救國”。我們都討厭他。一次，我們知道他又來上訓育課，就在黑板上畫了個烏龜，烏龜身上十三塊紋道，烏龜舉著日本膏藥旗，旁邊寫著“打倒漢奸”。那烏龜十三塊紋道，四個腿加上一個頭一個尾巴，等於六個腳，合起來 是“十三塊六腳”。上海話“十三塊六腳”就是罵人無恥。訓育員進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塊六腳”的烏龜，氣得臉刷一下就白了，連忙自己擦掉，還說：“你們老說我漢奸，我是為了和平反共救中國”，“汪(精衛)主席是孫中山的信徒，是孫中山最好的學生，蔣介石壓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國’的口號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們說我是漢奸，我是為中國人利益的，我教過你們當漢奸嗎？我都教你們怎麽樣修身，怎麽樣救中國，我沒有教你們當漢奸吧？！”我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麽是共產黨，隻知道老家那個四姨媽是共產黨，具體幹啥還不知道。訓育員不承認他是漢奸，我們學生卻不信他，不給他鼓掌，也不說話。他說：“誰畫的，自己出來認個錯，我可以原諒你年幼無知。”他追問了半天，沒人出來認錯，他就把我們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認為女學生不會幹這事，所以不打女學生。那是我長到十幾歲第一次挨板子。我們挨了板子，還是不服氣，還是沒一個人理他。很多同學回家後跟家長告狀，結果好多家長，的還帶著親戚朋友，到學校來包圍了校長室。我們學生沒法上課了，都出來看熱鬧。後來校長、校長太太出來作揖，想平息事態，但學生家長說，不行，一定要開除這個老師，向學生道歉！校長太太說給每個學生發一包點心，表示慰問。學生家長說，誰要你的臭點心，我打你兒子，再給你發點臭點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沒有告訴媽媽，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給她添累。家長鬧事後的第二天，學校貼出布告，撤了周姓訓育員，不要他上課了。那個人就再也沒來過。這次勇鬥漢奸訓育員取得勝利是我第一次體會到集體力量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都到馬路上狂歡，許多人拿菜葉子或者黃瓜呀，就往天上扔，怎麽高興怎 麽來，還互相擁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國軍進城了，我們的學校也恢複原來的校名，從建平中學改回德潤中學了。報上說是蔣介石聯合美英蘇打敗日本鬼子的，中國現在是世界五強之一，美英蘇中法，中國排第四位，揚眉吐氣。人們傳說蔣介石要來上海啦！沒多少天，蔣介石真坐著飛機到了上海。我們學校的學生都跟校長到跑馬廳(現人民廣場) 去歡迎蔣介石，去跟著領隊喊“蔣介石萬歲！”“萬萬歲！”又過了不久，國民黨接收大員來了，他們在上海城裏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員的權力，以“接收敵產”的 名義，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車子。漢奸敵產他們要沒收，與漢奸沾點親帶點故的人的財產他們也都沒收，還不給收據。文化界、商業界、教育界和其他各業各界的頭麵人物，隻要沾上點日偽關係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來就是國民黨的中央銀行狂印鈔票，用低價兌換偽幣的辦法搜刮民財，結果是市場物價大漲，上海老百姓生活頓時就水深火熱。有一首民謠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想老蔣，盼老蔣，老蔣來了漲漲漲”。

 

   我們家就慘了，小店原本有些盈餘，國民黨要控製煙酒經營，要我們家的小店換經營許可證，不然不讓經營。為了弄到這個證，我家把積 攢下來的唯一的一條“小黃魚”(小金條)都用上去打通關節，最後也沒能如願。這等於是搶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錢、我家的活命錢之後，又斷了我們家的生路。為了這個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臉了好幾個月。後來我新添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得了兒童肺炎， 沒有錢買藥，很小就死了。

 

   母親小店的遭遇在整個社會上不過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這粒小小沙子對我思想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懂了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 怎麽回事。

 

   終於，1946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攤販鬥爭。國民黨上海政府在整頓市容名義下，在幾天之內抓了上千的 小攤販進局子，並沒收他們那點可憐的小商品，結果引起眾怒，五、六千個攤販家屬 (婦女、老人、小孩)和許許多多被沒收物品、被禁止擺攤的攤販，包圍了黃浦區的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抓攤販，發還被沒收的財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來是要去父親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攤販們一群一群往黃浦警察局奔去，一打聽說是攤販在包圍警察局，就跟著人群進了黃浦警察局前麵的廣場。隻見廣場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奮，後麵和旁邊馬路上還有數千圍觀者。警察局門口則是好幾排警察與往裏衝擊的攤販發生激烈衝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龍頭衝人，還往天上開槍，攤販們則毫不退讓，一些人還不知從哪兒弄來一筐筐碎磚頭、鵝卵石、西紅柿、臭雞蛋，往警察局扔，扔得遠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這陣勢，我就跑過去幫忙給大人遞碎磚頭——我是個小孩，力氣小，碎磚頭扔不遠。警察會閃躲石頭和西紅柿，真挨打的不多，而衝在前麵的攤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傷。即使這樣，攤販們還是不罷休、不退卻。幾十分鍾後，其他區的大批警察，坐著鳴叫的警車趕來支援，他們下車就抓人，我從人群空隙中跑了。攤販們隨後就組織全市商戶罷市。這件事最後以國民黨市長吳國楨講話答應放人、答應退還東西、答應攤販繼續營業而淡化。

 

   1946年冬天，美國大兵在北京淩辱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由此爆發了平（北京）、津、滬的學生大規模遊行示威，上海的學生包圍了美軍 在上海的海軍司令部，高喊“美軍退出中國”，“美國兵滾出去”的口號。大學教授蔡尚思、馬寅初、楚圖南等名流發表了《對美軍暴行抗議書》。大遊行那天，正是1947年元旦，學生放假，我聽到廣播後，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觀看反美大遊行，學生喊口號，市民也跟著舉手喊叫、鼓掌、跳躍，一致要求驅逐美軍撤離中國。這是一次全國範圍的“反對美國大兵欺淩中國人，要求美軍退出中國”的人民運動。

 

   這個時期，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已經打得很激烈了，內戰造成大批蘇中戰區的難民，搭船從長江對岸湧向上海、南京、常州、無錫、蘇州等 地。進上海的難民最多，一時間在南市、閘北、楊浦，出現無數的貧民窟，難民用木板、硬紙板搭起許多臨時小屋，裏麵擠滿了人，後來沒地方搭建小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別冷，突然有一天，一場寒流襲來，凍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學，在蓬萊路、複興路上就不斷看到小孩的屍首，還有老人的屍首。有人在報上說那天死了八百個小孩，有八百個童屍！住在上海的詩人臧克家，目睹了這個慘狀，就寫了一首詩，叫“生命的零度”，副標題是“八百童屍”。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把這詩摘錄成一個 小傳單到處散發，我就是在傳單上看到這首詩的。這首詩是反內戰的號角。那些兒童有權利生存下去，卻生命到了零度，凍死在上海的街 頭，死的時候眼睛都閉不上，這是為什麽？就是因為國民黨打內戰，弄得老百姓沒吃、沒住。1947年以後，上海米價又暴漲，比抗戰勝利時上漲了百倍，即使這樣市民還常常排長隊買不到米，而窮人想吃也沒錢買，隻好買點豆腐渣參合玉米麵混日子，家中來了客人才會到黑市買點大米應付一下，而黑市米價比配給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這個時候上海地下黨發起了反內戰、 反饑餓運動。國民黨開動宣傳機器說內戰是共產黨挑起的，但誰都不信他們的，誰都知道，是四、五百萬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在美國人支持下，張開大嘴想吃掉共產 黨。

 

   我親眼目睹的慘狀對我觸動很大，臧克家的詩又啟發了我的覺悟，我就參加到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中去了(自那時以來我一直很崇敬詩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我還到他山東老家去紀念過他)。外灘、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學生、中學生遊行示威，我就跟著他們跑，他們喊口號我也喊口號。那時候我還沒參加地下黨，但是我已經知道是地下黨在策動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國民黨警察用水龍 頭來衝擊學生，學生不肯退卻。我所在的德潤中學，校長是國民黨，他不準學生參加遊行，但我們和鬱文傑等七、八個學生，還是到外灘去助威。特務們用一個木頭棍子，上麵釘很多釘子打學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慘烈。學生把照片拍出來，老百姓看了更憤怒了。國民黨命令大中學校提早放課，不準學生在一起。他們以為放課學生就不遊行了，其實一放課學生出來參加遊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內戰、反饑餓其實就是反國民黨，反國民黨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所以都自願參加到運動中來。一些工人、職員是直接參 加到學生的遊行隊伍中來，很多的大小商店則是關門停業，表示對運動的擁護。與上海的運動同時，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現了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並且所有這些大城市的運動，持續不斷，愈演愈烈，國民黨就出動大批軍隊，殘酷鎮壓遊行示威的群眾，製造了死傷大批革命 學生的慘案。即使這樣，還是壓不下群眾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眾運動中去之後，不像學生那樣溫文爾雅， 他們罷工、罷市，包圍警察局，還有許多市民竟然自發組織搶米風潮。

 

   1947年暑期，我初中畢業，那時我雖然反蔣反美的積極性很高，但還沒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觀，理想仍然是做個科學家，走科學救國的 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報上說，黃炎培等創辦了一個貧寒學生助學金，凡上海市貧寒學生，如能考取這項助學金，就可保送進上海名校浦東中學、滬新中學等。我家境貧寒，就去報考了這個貧寒助學金，結果我幸運地考上了，保送進了浦東中學。但我怎麽也沒想到，浦東中學這個名校 竟徹底改變了我自己原來設想的人生道路。

 

   浦東中學是上海名人楊斯盛創辦的，楊斯盛是工人出身，後來成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上海灘上著名的建築設計師，上海許多有名的 建築都是他帶領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毀家興學，捐獻一生積蓄二十四萬金，在上海浦東創辦了這所中學。第一任校長即是黃炎培先生， 他是孫中山領導的老同盟會會員。“五四運動”先驅蔡元培曾讚譽楊斯盛是“一代偉人”，胡適則稱楊斯盛是中國的“大豪傑”，“可 敬、可愛、可法、可師”。浦東中學在長期的教學中，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張聞天、李一氓、蔣經國、莊世平、王淦昌、夏堅白、範文瀾、胡也頻、殷夫、董純才、雷經天、謝晉、何挺穎、葉君健等。

 

   浦東中學一直富有革命傳統，早在“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鋒堡壘。在抗戰中校舍被日寇炸 毀，學校遷至浦西杜美路(即今東湖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很重視浦東中學，派軍統特務黃星來控製訓導工作，他有權把革命師生送特刑庭，連校長都怕他。上海地下黨則把浦東中學列為中學工作重點，還派了一批地下黨員在學校組織學生運動。我在解放後才知道，我考的那項貧寒助學金，名義上是黃炎培等人創辦的，實際從事具體工作的多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人士。而我能考上則可能與我之前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鬥爭不無關係。我的英語不好，我很擔心考不取，記得當時麵試的時候，一位女老師問我對全市反內戰、反饑餓運動的看法，我根據自己的經曆和見聞侃侃而談了一番，結果我在回家後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東中學的通知。

 

   1947年秋我到浦東中學報到了，和顧誌剛分在一個班級，他就坐在我後排。不久我們成為好朋友，後來是同誌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顧 誌剛是青年地下黨員，是當時上海地下黨派到浦東中學組織地下黨支部、開展學生運動的成員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青年地下黨員還有胡 令升、張曄、何世和、錢嘉慶、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當時上海地下黨最年輕的區委委員。

 

   1947——1948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變化的時期。這個大變化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穀，好與壞，福與禍……都 與這個大變化有關係。這個大變化又與革命書籍分不開。我對書籍總是如饑似渴，剛隨母親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兒童圖書館的圖書裏；在建平中學讀初中的時候，從一個老師那裏得知在四馬路(現在的福州路)有個很大的市立圖書館，我就去那裏讀過諸子概論、史記和魯迅、 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還讀了達爾文、莎士比亞、愛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變化的是在浦東中學時期接觸到的革命書籍。

 

   通過地下黨員顧誌剛，我先讀到了大量上海進步書店、解放區和香港出版的文藝、曆史、哲學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話》、《王貴與李香 香》、《李家莊變遷》、《大眾哲學》、《小二黑結婚》、《社會科學概論》和魯迅、 高爾基部分著作的單行本等，後又讀到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西行漫記》這本書係統講述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革命理想，特別是書中的《毛澤東自述》這篇文章，把毛澤東本人的革命曆史、政治主張坦誠地公諸於世了。這本書打開了我了解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大門。書裏的許多事情，如井岡山，反圍剿， 萬裏長征，都是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既新鮮又刺激。我一翻開這本書，就像打開了萬寶盒，一連三天三夜，日以繼夜地看，連吃飯、睡覺都忘了，學校裏的功課也不做了，有的章節不止看過一遍、兩遍。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書，它幫助我建立了對共產黨和毛澤東 的信念。現今我個人的藏書裏有《西行漫記》的三種版本，它們是我的珍愛。現在許多人都在追求億萬家財，想做億萬富翁。其實，這本書裏講的真理其價值豈止億萬！你隻要認真讀了，就比億萬富翁還富有。

 

   從《西行漫記》裏，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寫了本《共產黨宣言》，我到處找這本書。後來何世和給我搞來了，他那個書的封皮是《家庭 月刊》，裏麵才是《共產黨宣言》，書沒寫譯者姓名，書的紙張粗糙泛黃，書的第一句話就震撼了我：“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踟躕著，這就是共產黨的幽靈！”“踟躕”兩個字我那時還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別深刻。解放後我看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譯本，它把第一句 譯為“一個怪影在歐洲遊蕩著—-共產主義的怪影。”我覺得它沒有我們中國人自己翻譯的好。《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就講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我看了就想，我在報關行幹活的父親、在香煙廠幹活的老姑、在食品廠幹活的花姐，不都是無產者嗎？他們的老板不都是資產者嗎？《共產黨宣言》說，無產者要聯合起來，用革命手段奪取資產者的機器、工廠、土地、房屋，建立起一個讓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共產主 義社會。《共產黨宣言》提出要沒收資產階級所擁有的土地、工廠、鐵路，要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然後按計劃組織生產， 還提出具體的十條措施。我反複閱讀這些措施之後，全部都擁護，特別擁護“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這一條。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國民黨，因為那時國民黨很專製、很腐敗，我很厭惡國民黨。另外，我覺得顧誌剛等人向我說的，中國革命要團結民族資產 階級的道理更適合中國。但那時，我對《共產黨宣言》中某些內容卻不很明白，比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公開的公妻製”、“英國憲章派”、“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等，其中一些問題是直到解放後才慢慢弄懂的。

 

   我從一位在海關工作的老鄉那裏得知，在上海霞飛路影院的後麵，有一家中蘇友協開辦的進步書店。我找到那家書店，隻見書架上擺滿了 各種各樣的蘇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書。書店的職員對人和藹，對我這個窮學生，也彬彬有禮。後來我就成為那裏的常客。在那裏，可以像在圖書館一樣地看書，隻要願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買書也不要緊。有時(星期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點茶水，啃個羅宋麵包， 直到書店關門時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時代日報》，上麵有解放戰爭的戰報，世界和中國局勢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個角落裏如饑似渴地搬起磚頭般的大書翻看。久而久之，書架上的《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聯共 （布）黨史》、《斯大林衛國戰爭言論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閱讀，不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我還看不大懂。總起來說，那個書店給了我許多解放區的消息和初步的馬列主義知識，至少我看懂了許多革命新名詞，什麽“勞動”呀、“價值”呀、“剝削”呀、“帝國主 義”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獲是，一位年紀比我大一點的中學生偷偷給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還神秘地 告訴我書店裏有時有國民黨特務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書店裏陸續看了好長時間的書，也沒發現有人盯我，大概那時我人小，不被特務注意。

 

   我永遠忘不了那本《論聯合政府》的小冊子和當時看了小冊子的感覺。當時抗日戰爭雖已勝利，但國民黨又把祖國拖入內戰之中，沉淪了 一百多年的中華古國怎樣才能振興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等，我都看了，都沒有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想不到遠在陝北山溝裏的毛澤東，卻早在兩年多前就給我們寫了這麽好的一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小冊子，特別是它所闡述的“我們的一般綱領”和“我們的具體綱領”，為正在迷茫而困擾地尋求祖國發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國、建設中國的道路。小冊子把一切都講得那樣的合理、那樣的實在。我在看到這個小冊子以前，誌向是將來做個科學家，用科學來改變祖國的貧窮落後。這以後，我才知道，要實現這個目的，必須先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把祖國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 來。我覺得，毛澤東能救中國，我服膺了，從此認定，我要在今後跟著毛澤東。這本小冊子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讀過它的人成百上千萬了，我不知別人讀後的感想，但我當時讀這本小冊子時的激動心情是別人難以想象的。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顧誌剛講了。不久後，顧誌剛又給我借來一本吳黎平翻譯的《反杜林論》，要我好好看。這本書很厚，分三編：第一 編：哲學；第二編：政治經濟學；第三編：社會主義。第三編是講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很打動人，介紹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法）、傅立葉（法）、歐文（英）；他們都眼光遠大，對“充滿罪惡和災難”的資本主義深惡痛絕，主張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我為他們的偉大精神感動，最叫我心動的是身為英國一個大紡織工廠廠主的歐文。他先是領導一個500多人的工廠，後來，又領導了一個大棉紡廠，發展到2500多人，別的工廠廠主逼迫工人每天勞動十三、十四小時，他卻隻讓工人勞動十小時半； 他發明並實際為工人的子女創辦了幼兒園，讓兒童生活得愉快；當經濟危機爆發使工廠停工時，他仍給工人發工資；在別的廠區，工人大批墮落，在他的廠區卻沒有墮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連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也絕跡了。即使這樣，他仍然認為自己沒有給工人“合乎人的尊嚴”，他說：“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他問，這2500多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些工人所創造的財富，在半世紀前需要六十萬人才能做到，這兩者之間的巨大財富差額到哪裏去了？他的答案是，都歸企業主了。他認為，那巨大財富的果實，本應當歸於工人自己；這種少數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現實是最不合理的；大眾創造出的財富不應歸個人而應為大眾的共同利益服務。本著這樣的想法， 他想用自己的財富進行創設共產主義新村的試驗，想為資本主義社會創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階級鬥爭與革命，不懂得資產階級作為 一個階級，是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財富去創造他的共產主義新村的。所以他最後被逐出了上層社會，變得一貧如洗，他的共產主義新村也 以他喪失了全部財產而失敗告終。

 

   我不是一個輕易就被感動的青年人，但歐文的那些話，特別是“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的話，我當時讀到時，曾淚流滿麵。這淚使我的思 想完成了革命的轉變，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書中所描述的階級與階級鬥爭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那是在1948年1月的一個天氣很冷的夜晚，地點是上海市蓬萊路六十七號我家的閣樓上，一盞十五瓦的小燈泡，陪伴我讀完這本共產主義曆史的巨著。在閣樓旁那間不到十平 方米的小屋裏，熟睡著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層我母親簡陋的小店裏，三塊木板搭成的一張小床上，蜷曲著我在香煙廠打工的遠方老姑。 那天因為打夜班，她回不了家，臨時睡在我家的小店裏。她是個寡婦，四十多歲了，為了供養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煙廠做工。那廠子我也去過，在複興路的一個弄堂裏，車間破爛透風，滿屋飛塵，煙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連呼吸都很困難。她的老板有時連工錢都拖著不發。試問，這樣的老板能同意歐文的共產主義新村的思想嗎？能和歐文一同去建設共產主義的新村嗎？工人要解放，不鬥爭行嗎？那時工人為什麽那麽擁護共產黨？那時共產黨就一百多萬軍隊，國民黨有五百多萬軍隊，力量對比很懸殊，人民為什麽 還是義無返顧支持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告訴他們，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來革命，自己救自己！現在為什麽有那麽多人反對共產黨？因為許 多共產黨組織自己和當年逼得人民起來革命的國民黨一樣貪汙腐敗了。史鏡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諸己”。今天的共產黨應該反省自 己啊！

 

   地下黨員顧誌剛看到我思想進步很大，就來動員我並和我商量，怎麽把小兄弟們團結在一起，先領著大家看革命書，再慢慢形成一個進步 組織。不久，我們十幾個人在淮海路白俊義同學家裏開了個會，建立了一個進步組織，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國民黨的一次次鎮壓。由於顧誌剛他們是地下黨，野火社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在浦東中學的一個外圍組織，後來的進步活動都實際是按顧誌剛等人的布置，在上海地下黨和市學聯指導下進行的。

 

   浦東中學那時實行學生自治，每個班級都設立班委會，由學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為以前就與班級的幾個同學辦過一個文藝性學生刊物， 就當選了班委會的文藝委員。這正是顧誌剛想要的，他希望我負責辦壁報（現在一般叫牆報，其實和後來的大字報差不多，隻是字小一 些），宣傳革命思想。我請班級語文老師為班級壁報取名，他取名為“警鍾”，意思是警鍾長鳴，自強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請美術老師 繪製板頭，動員大家寫稿。很快《警鍾》就辦起來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1948年三月出版的。我按照顧誌剛的建議，讓《警鍾》的 第一期采取了中間立場，不談共產黨的事，除了同學們的好作文之外，就隻有我和地下黨員何世和編的《海涅詩選》，以及從進步報刊抄來的一些時評。想不到《海涅詩選》受到愛好文藝同學的喜歡，有人一麵看一麵抄。我們登載的海涅詩，其實是個精粹摘錄，不是全文。 同學們也都沒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詩人，同情工人，在詩中詛咒資本主義剝削。如今壁報的許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筆記本，隻找到當時抄錄的海涅詩的幾張小紙條，上麵的詩是：

 

   我們織！

   我們在織布機前，

   織呀，織！

   憤怒的眼睛裏，

   早沒有了淚水。

   我們咬牙切齒地恨你呀！

   德意誌帝國！

   我們在為你織裹屍布呀！

 

   織呀，織！

   我們一麵織，

   一麵詛咒！

   詛咒你的上帝，

   我們在饑寒交迫時，

   曾滿懷希望，

   向他祈求……

   到頭得來的隻是欺騙！

 

   織呀，織！

   我們一麵織，

   一麵詛咒！

   我們詛咒帝國的統治者，

   你對我們的苦難，毫不關心，

   你隻知道剝削壓迫！

   榨幹了我們最後的一根筋骨，

   還把我們打死在地，

   織呀，織！

   

   我還會雷鳴！

   因為我的閃電是那樣的明亮，

   它光芒四射，

   刹那間，

   就劃破了蒼穹。

   所以

   你們就以為我不會雷鳴。

 

   親愛的人們，

   你們錯了！

   除了閃電，

   我還會雷鳴！

   不信嗎？

   一旦革命的日子到來，

   我雷霆萬鈞，

   五雷轟頂。

   那時，

   官僚特權的宮殿將被轟塌，

   貴族階級的統治將被摧毀。

   富豪的莊園、別墅，

   也將同大地一起震蕩！

   貪汙、腐敗、娼妓、賭博、流氓、毒梟，

   一切汙穢的東西，

   都會被我的閃電雷鳴轟掉！

 

   我是火，

   我是劍！

   我是火，

   在黑暗裏。

   用我的生命指引著革命的道路。

   我是劍，

   在戰鬥時，

   用我的身體衝鋒陷陣，

   一往無前！

 

   1948年內戰局勢發生逆轉，國軍不行了，解放軍形勢大好，先有西北、東北戰場解放軍的大捷；接著是3月間在華中戰場陳賡、謝富治所 部攻克洛陽；緊隨其後是3月30日我的家鄉威海獲得解放；再接著是4月22日革命聖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複延安後，東渡黃 河，進入華北解放區，繼續指揮全國解放戰爭。這些消息，我們通過壁報和野火社積極分子與同學們的談心，告訴了大家。5月全國 的“反美扶日運動”爆發，我們的野火社也積極參加活動。美國在1948年2月宣告日本天皇無罪，允許日本懸掛太陽旗，5月扶植日本成 立“海上保安廳”作為武裝日本的初步。這等於是中國人剛剛從日本法西斯的鐵蹄下掙紮出來，還沒來得及擦幹身上的血汙，美帝又把日本軍國主義扶植起來了。美國的行徑激怒了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人，全國的“反美扶日運動”由此爆發。北平、天津的學生首先舉行 遊行示威，上海地下黨也敏銳地抓住了這個問題，在群眾中進行反美扶日的宣傳。5月4日晚上，野火社成員和許多積極分子到交通大學參 加紀念“五四運動”的營火會，這個大會的一個內容就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孟憲章做專題報告。由此開始，“反美扶日運 動”就成為1948年上海學生運動的最重要題目。

 

   野火社當期壁報，按照顧誌剛的要求，不但要擴大篇幅，還要貼到學校的大門口。為了組織好這期壁報，我們不分晝夜地編寫，我們在學 校倉庫的舊報刊中，找到日本人轟炸上海、殘害老百姓的舊報紙、舊雜誌資料，把它們剪下來，還按顧誌剛的主意，把剪報邊燒一燒，造成一種實物證據的樣子，讓讀者能想起當時日本人用炸彈炸我們上海的慘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戰”和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報道，在旁邊用大字寫上“日本軍國主義瘋狂屠殺中國人，現在美國又把日本扶植起來，我們能答應嗎？”。

 

   這期壁報在校大門口貼出後，顧誌剛還叫上別的中學學生來看，造成較大影響。但也馬上引起學校裏的訓導員、軍統特務黃星的注意，他 嗅到這個大概是共產黨搞的。壁報貼出來的第三天，他就叫學校裏跟他跑的學生把壁報揭了下來，交給校辦，並對背後的情況進行追查。壁報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說“美國”，而說“美帝國主義”。黃星就從這篇文章查起，他認為作者是共產黨，就把我這個主編找來問話。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寫的，但不能出賣何世和。黃星這個軍統特務就用查筆跡的辦法查到是何世和寫的，然後又把我找來問話：“何世和是不是共產黨？”我答：“他是共產黨？你簡直好笑。”我當時這樣說也是真話，一則我那時確實不知道何世和、顧誌剛他們是地下黨員，二則我以為共產黨雖然不是三頭六臂，也該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還沒我長得高大，能是共產黨？！我接著又說：“他比我還小，他什麽共產黨呀！”黃星不管，仍叫級任老師去把何世和找來追問。何世和說自己的祖父是青幫“同”字輩大佬，與黃金榮關係非常好，父親在跑馬廳管事。黃星一聽，馬上就不再問何世和“美帝國主義”的事了，叫他走，何時和一邊說“好”一邊要拉我一起走，黃星不幹，說：“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裝著很講義氣的樣子說：“他是我20年的朋友哩！你以為他是共產黨？笑話，他長得挺大，其實年紀比我還小呢，懂什麽共產黨，你這年紀才夠共產黨哩！”黃星哭笑不得，但還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紀小小的，能弄出來這個東西，還威脅我說：“誰指導你的？誰教你？你今天不說出來就別想走，因為你是主編，不說就把你送特刑庭。” 顧誌剛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黃星又找我問話，就知道情況不好，就立即派同學通知了我母親來學校；看到黃星放了何世和，卻不放我，就鼓動起同學圍住校辦。正在雙方僵持不下時，我母親趕到學校來了，在同學簇擁下闖進校辦，先把黃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產黨 去，抓我孩子幹啥？”然後拉著我就走。教務主任趕過來告訴我母親：“你來了也好，學校決定開除你兒子學籍。你把兒子領回去，今後不要來上學了。”他沒說完，我母親就把我拉出校辦，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天是1948年5月19日。這是我很難忘記的一天，我在浦東中學的學習生活在這一天結束了。第二天，學校出了布告，開除我的學籍。 在我被開除後不久，全國的反美扶日運動像滾雪球一樣，聲勢越來越大，參加的人越來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黨又組織全市學生，在外灘舉行遊行示威。顧誌剛出於我的安全考慮，怕我萬一被國民黨抓了，放不出來了，就讓人來向我交代，不要參加遊行，隻可旁觀。

 

   這之後的一天，顧誌剛來跟我談話，要發展我入黨。我已看過許多革命書籍，對共產黨也有了認識，雖然有參加黨的願望，但是我沒想 到，甚至也不相信顧誌剛是共產黨。在我的想象中，地下黨一個個高高大大的，威風凜凜，年紀也很大的，比我大幾倍，顧誌剛與和我年紀差不多，與我想象中的地下黨實在相差太遠。而且，每次在運動中，他在後頭出出主意，我是衝在前頭，講得比他還多，表現比他還勇敢，我被學校開除過，他也沒有被開除。還有，我那時自己組裝並聽短波收音機，經常給他講我聽來的東西，他知道的東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說，你開什麽玩笑，你看過《共產黨宣言》嗎？你自己搞的共產黨吧？共產黨不是隨便什麽人就可以組織的，它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的。他笑了，說：“是的，我們就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的”。我說，共產黨要有槍的，你有槍嗎？沒槍。沒槍你怎麽 是共產黨？我還想有個槍呢。我看了毛主席的書，槍很重要。你沒有槍，我不相信你是共產黨。顧誌剛第一天沒有說服我，第二天還跟我談。我跟他說，你知道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嗎？你知道列寧批判馬爾托夫隨便組黨嗎？共產黨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像馬爾托夫那樣胡亂組織共產黨是不行的。顧誌剛那時還不知道馬爾托夫，就被我說得沒有話說了。他實在沒有辦法了，就實話告訴我說， 我們就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的共產黨，我是學校共產黨小組的組長，入黨一年多了，“野火社”是黨的外圍組織，黨看你有了覺悟，而且在反美扶日鬥爭中經受了考驗，才發展你的，你入了組織就會知道黨多了不起的。我還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見他的領導人。他說，那要入了組織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產黨員，我隻能告訴你這麽多，不能再多了。後來何世和來跟我談話，跟我講共產黨是怎麽回事，怎麽一個發展曆史。還說，共產黨有白區，有蘇區，白區的黨組織後來被破壞了，毛主席又叫恢複。顧誌剛不是一個人，他上麵是有組織的，他不好跟你講。何世和在理論上比顧誌剛高，是他給我看的《共產黨宣言》，壁報上的“美帝國主義”就是他寫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黃星麵對麵地鬥爭，我很相信他。我問他：“你真是共產黨啊？”他說：“真是的。”我那時認定，凡是共產黨都有槍，就說：“那你能不能證明啊？有槍沒有啊？”他說：“我們能有槍嗎？我們不能帶槍的。毛主席講的，我們不能隨便發動暴動，在白區一般情況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講合法鬥爭。他還說劉少奇有論黨，那裏講了在白區要進行合法鬥爭。我聽何世和講的都在理，想了半天，覺得 他這個共產黨應該是真的。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說，你應該相信顧誌剛，他是組長，是你的發展人。我問他：“為什麽你知道的比顧誌剛多，而你當組員他當組長呢？”他說：“我犯過錯誤，受過處分，我向一個女同誌泄露過黨的機密。你入黨後不能隨便說話，泄露黨的機密要受處分”。

 

   我同意入黨了，顧誌剛很高興，就要我用米湯寫一個入黨報告，把我的姓名、經曆什麽的匯報上去。他後來領著我一句一句輕聲地說，“我誌願參加共產黨，服從黨的領導，永不叛黨”等等。都說完了，他說，“這就是宣誓。”就這樣，我入了黨。我要求見領導人， 他說要等上麵批準我接關係後才能見。那時我離開浦東中學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不能在浦東中學過組織生活，隻能等我下學期開學的時候再接關係。我的關係實際是1948年10月在中華理科接上的，黨齡是以接上關係開始計算，所以我入黨時間較早，接關係較晚，我的黨齡是從1948年10月算起。

 

   我入黨後還沒接上關係，顧誌剛就要我到浦東中學去發展一個思想進步的同學入黨。他叫錢寶瑾，與我關係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 是被浦東中學開除的，名氣比顧誌剛的大，浦東中學一些進步同學認我，以為我是共產黨。錢寶瑾接受了我的發展，在8月入黨，並馬上在浦東中學接上了關係。錢寶瑾解放後當過上海公安局局長黃赤波的秘書，後來在公安局政保處。文革中，徐景賢準備讓他進入公安局領導班子。1968年初我出了問題，他因為是我發展入黨的，就也遭受審查。一審查，他是八月份入黨的，比我這個入黨介紹人入黨時間還早兩個月，他怎麽也說不清楚，後來就被派到區裏當民警去了。我1986年從監獄中出來後回到上海，與他再次見麵，現在他也還來看我。

 

   1948年8月在我發展錢寶謹入黨後，顧誌剛告訴我，組織上決定讓我報考上海中華理科高級中學（簡稱中理，這個學校原址在今徐匯區安 福路上），到那裏去開辟工作。他說，中理雖然規模小，但學風好，在上海頗有聲望，校長曹鳳梧是民族資本家，在上海很有點名氣，他主張實業救國、科技救國，一邊開辦紡織廠，一邊創立了這個學校。學校隻有一個地下黨員，現在派你和另一個地下黨員瞿雲寶一塊進 校，那裏沒有國民黨特務的幹擾，工作比較安全，你們三個人爭取用兩個學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儲能中學那樣的紅色堡壘。我說我是被開 除的，沒肄業證明，怎麽報考呀？他說那個好辦，過幾天何世和會給你安排好。

 

   過了幾天，何世和果然就來同我談辦證書的問題。他說，地下黨正在想辦法給我開一張中學肄業證明書，要我改個名字。這個我懂，因為 上海中學生都要往市教育局報名單，一查檔案，戚本玉是浦東中學開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學不改名字不行。那時候我正看魯迅的小說 《理水》，它是寫大禹治水的，說大禹帶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爛爛，像乞丐一樣，但一心一意為老百姓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這個大禹使我很受感動，我就跟何世和說：“把戚本玉改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兩個字都改了，我告訴他戚家是山東的大家族，本字輩必得用本，叫戚本什麽的很多，改一個字就行了。

 

   又過了幾天，何世和給我拿來一張寫有戚本禹名字的黃色土紙做的肄業證書，學習時間為一九四六年，是國立九中的，上麵有國立九中的 圖章和校長的印章。我從來沒聽說過上海有個國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問，何世和都給我做了解答，還說“四川的地下黨跟我們說了，國立九中從重慶向南京遷移時，船破了，檔案都丟了，查也查不到了。這個證書不是隨便開的，是按照一個認識的國立九中的學生的證書複製的，圖章也是照它的樣子刻出來的，沒問題。”我那時候很執著於真假，還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時對敵人也要做點假。所以，心裏總是覺得不對勁。可是，沒有這個證書，我又進不了學校，就隻好將就了！何世和還叫我抓緊時間找些舊報刊，看看重慶的情況，以防萬一有人問起來，可以接上幾句，但他告誡我盡量少談重慶，免得說漏了嘴叫人起疑。

 

   我拿著複製的國立九中的證書進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這樣沿用下來了。我那時認為，中國最理想的領導人就是大禹這樣的人，因為他 是真為人民著想，為人民辦事的。後來我才知道，毛主席對大禹的評價更高，說大禹是比孔子還偉大的聖人。看來，我當時的選擇是符合魯迅和毛澤東的思想的。

 

   1948年9月底，顧誌剛通知我，第二天課後到跟我同去中理的地下黨員瞿雲寶家開接關係會。記得那是個周末，我下了課即與瞿雲寶一起 去他家。來接關係的人是徐龍區青委委員張效浚（jùn）。張效浚的領導人是張本，一個很能幹的女同誌。張本上麵就是市委書記劉曉、潘漢年 等。文革中張本在國家科委擔任副職，造反時我支持過她。我出事後，她和張效浚都受我連累，長期被審查。

 

   我和瞿雲寶都進中理後，中理就有了三個地下黨員，黨小組長是由上學期就在中理的劉伯瑞。這個時期地下黨工作就比較好做了，許多學 生願意聽有關共產黨的各種消息，並接受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政策。1948年11月東北解放之後，國民黨的敗象畢露，地下黨工作就更好做了。 我們組織的讀書會、同學聯誼會都有很多人參加，我們在會上講共產黨的綱領政策、講栗裕擊斃張靈甫、講林彪解放東北的故事等等，同學們都愛聽，都希望共產黨打勝仗。不到半年，我們就壯大了隊伍，發展了施克儉、張惠康等同誌入黨，在學期末使學校地下黨員增加到 六名，讀書會的外圍成員十幾個。

   校長曹鳳梧見我們經常組織同學讀進步書籍，組織各種進步活動，怕我們影響學校教學，便進行幹預。他聽說我是領頭人，有一天便找我 到校長室，很客氣地邀請我下課後到他家吃午後茶點。校長請我去他家吃午後茶點，這是很高級的禮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 這個機會把他拉過來，就接受了他的邀請。

   下課後我帶了一個地下黨員同去他家。他見到我就開門見山地說：我知道你不是國立九中的。我剛要解釋，他就說，不必說了，你是個好 青年，聰明能幹，有理想，一定是因為參加學生運動，丟了學籍。我女兒也同你一樣，在南模女中鬧學潮，學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麵子， 才保留她學籍，調到男中去旁聽。其實你們將來都是國家的棟梁，隻是國家怎樣是我們大人的事，你們現在就是好好讀書。我也知道國家當前的情況讓人痛心疾首。怎麽救國呢？唯有科學一條路，希望你好好學數理化，將來搞工業。我的理科中學就是培養工業家、工程師的。我還知道你的家庭條件不是太好，隻要你願意好好學習，我可以免除你的學費，將來保送你上大學，我在外國還有些關係，大學念完 了，還可以送你到外國念大學，畢業回來到我的工廠當工程師。將來這個工廠就歸你們管。你給國家發展工業，好不好？

 

   我聽了校長這些話，更覺得他是一個好人，更想爭取他。但是，我沒有成功。我記得我們談到後來我低聲跟他說過，難道你沒看見國民黨 的軍隊用水龍頭衝學生，沒看見國民黨的特務用釘了鐵釘的板子打學生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不好，我們能好好讀書嗎？我還提議跟他達成一個協議，等推翻了反動政府，我們都幫他去發展工業，現在他不要反對我們的進步活動，但遭到他一口回絕：“那不行的， 我的學校都給你搞亂了，學生一天到晚都聽你們宣傳。”

 

   這位校長兼實業家，解放後接受了毛主席、共產黨的教育，當了市政協委員，對共產黨的事業一直很積極的，在文革中也沒有受到很大衝 擊。他的另一個女兒曹子方是解放後南模學生自治會主席，1951年曾作為新解放區學生代表，來北京參加全國教育會議，給我帶來過他父 親的問好。對這樣一位堅持科學救國，後來又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有過長期合作的進步人士，我一直懷著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終認為， 曹老先生和眾多和他一樣堅守科學救國理想的人，雖然都很值得尊敬，卻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在經曆了上個世紀巨大的變故之後，我更清楚地認識到，科學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卻不能解決國家的政治腐敗和社會的進步問題。在社會發展問題上，革命比科學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