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二章 邊區政府
本章著重敘述我在邊區政府任內（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這段時間遭遇的種種經過。
中共中央為毛澤東、張聞天所包辦，抹殺洛川會議大家所表示的反對意見，不顧抗日前途，推行反蔣重於反日的政策。他們在洛川會議對我所表現的友好姿態，完全是虛偽的，實際上他們不斷的打擊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作為，他們的手段甚至使我達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會議後，我返回延安即搬到邊區政府居住和辦公。中共素來不講究官府儀式，而且在抗日的緊急時期，說幹就幹，絲毫不容推諉和耽擱。邊區政府急需改組，是洛川會議所認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務是研究采取何種步驟，以實現改組的決議。
根據國共和解方案，國民政府隻允許中共在陝北設立一個特區行政公署，其首長的名銜為行政公署主任，屬陝西政府管轄。首長人選由中共推薦，其編製則按國民政府法規辦理。七七事變前，中共曾向國民政府要求，這個特區應歸國民政府直接管轄，但未得到允許。抗戰爆發後，中共更進而要求陝北特區政府組織應等於一個省政府的組織，也未得到國民政府的允許。這個案件始終是一個糊塗案件，我極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關的文件為憑。
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前，就決定了自行組織陝甘寧邊區政府，其編製完全按照國民政府屬下一個省政府的編製。據說這樣做蔣介石氏會默認。
因為改組的原則沒有確定，陝北這個政府機構，還保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老模式，但它已殘缺不全，大門口沒有招牌，印信還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經半年沒有視事了。邊區政府屬下，有秘書處、內務、財政經濟、教育三個委員會和政治保衛局等五個機構。秘書處之下，隻有交際科有工作，由伍修權負責，直接由中共中央領導。內務委員會委員長蔡樹藩（他因受傷失去了一隻手），隻做些撫恤和優待軍人家屬的工作。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委員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時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經費收支，概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指導。中央政治保衛局由周興負責，事實上直隸中共中央，邊區政府不能過問。隻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員會，有些工作可做，較為活躍。
徐特立這位老教育家，在我們同誌中是較年長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極為積極。他和林伯渠等人鑒於中國文字的艱難複雜，力主將中國文字拉丁化，並在陝北施行了近兩年。他們認為在陝北這個文化落後的區域，正好推行拉丁化運動。徐特立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澤東多次糾纏；我任邊區政府主席後，便成為他糾纏的主要對象。他一麵編印拉丁化教材，訓練教師人才，督率陝北各初級學校實施，一麵以“傳教士”的精神向我宣傳，希望我積極支持他的主張。如果我向他說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時不易推行等類的話，那他非跟我辯論一個通宵，是不會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義而外，邊區政府的內政困難不勝枚舉。我隻要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當時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屬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係延安地方上辦教育的老人，他有一位太太，兩個孩子，新近又生了一個孩子。他在教育委員會工作，除吃飯以外，一向是不支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們均在家裏無以果腹。但邊區政府窮得要命，沒有津貼職員家庭生活的辦法。結果還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員會職員夥食尾子中抽出少數的金錢，來暫時津貼他。
毛澤東也曾說過要是使邊區政府成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模範單位，它的設施須作為許多敵後遊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南，但他並不了解政府機能的範圍和內容，實際上隻想使邊區政府能在某些方麵裝點門麵（這也許是毛氏不能很好統治一個國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澤東等中共要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錯誤觀點，大別之為下列各點：一、他們忽略了許多曆史教訓乃至列寧的遺訓，不將政府機構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換句話說，隻有奪取政權的抱負，沒有好好運用政府機能的知識。二、他們太重視黨的權力，而又不了解黨與政府的正確關係，因而黨部對政府工作幹涉太多。三、由於革命實行中養成了許多粗糙的革命觀念、遊擊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觀念等，無法深刻認識法律和製度等的重要性。
當時邊區政府的改組可不容緩，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無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組成了新的陣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認可下，邊區政府實行改組：張國燾任主席，陝北老幹部潘自力任秘書長，馬明芳（陝北老幹部）任民政廳長，曹菊如任財政廳長，劉誌丹之弟劉景範任建設廳長，新由國民黨區域來的文藝作家周揚任教育廳長。從這名單中，人們可以看出陝北色彩加重了，編製則大體仿效國民政府的法規。
改組後的邊區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製縣長會議，所有陝北二十二個縣長都參加了。當時我和我的同僚們，都很注意研究當地實況，但結果一切都茫茫然。原來陝北隻存在一些遊擊區域，毛澤東等到陝北以後，也隻掛起了一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招牌，為了解決軍隊的供應，一切現炒現賣。因此這個素來不平靜的區域，從國民黨到中央，曆來都是一團糟。沒有人口統計，甚至誰也不知道較真實的人口概數；從政府工作的各方麵去看，都找不出一些可靠的成規。因此我們隻有縮小範圍，研究一下陝北老百姓的負擔。以前收稅的方法極不一致，征收、捐獻都有，貢獻勞力的如替軍人家屬代耕等等也不少。總計起來，一個老百姓所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強。不待說這個數字是極不精確的，我們就根據這一數字，草擬收稅的辦法，認為老百姓的負擔不應超過百分之二十二。
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而來，陝北北麵三邊一帶，盛產鴉片，曆來這些鴉片都東向輸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軍人和地方惡霸以及鴉片煙商人，經營這批買賣。當林伯渠主理財政的時候，曾向這些販運者征收過境稅和出口稅，此外中共沒收來的和征發來的鴉片掃數（全部）出口。至於其他商業稅的收入就少得可憐了。大約在西安事變後邊區政府才在三邊一帶禁種鴉片，而且抗戰爆發後，山西成為中共的友鄰，怎好意思再把鴉片煙推銷到山西去。邊區的財政收入，因而大減，非急謀補救不可。
征收救國公糧法規的製定，便是建立財政基礎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據陝北及其他蘇區以往征糧辦法，擬具這個法規草案。詳細規定，我已不能記憶，其要點大概是：凡各農戶收成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過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過部分之多寡，用累進法征收救國公糧。一個富裕的中農，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約征收百分之二十，至於地主富農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額約為百分之四十。獎勵農民按糧價折合現金繳交，這樣可以免除農民運送糧食的勞力。各縣職員薪金，如遇現金不足時，則改發糧食。各縣均須按法規設置糧食公倉，儲糧以供軍用。
以抗日名義來征收救國公糧，而法規又很簡便，富有伸縮性，易於實行。在當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抗日口號號召下，農民是特別踴躍繳納這種公糧的。救國公糧，實在就是統一的農業稅，其所以規定以實物繳交為基礎，是因鑒於抗戰發展下去，貨幣可能混亂和貶值。後來，在八路軍所到達的地方以及許多敵後遊擊根據地，都實行過這個辦法，收到很大成效。國民政府對這個法規也甚感興趣。
由於征收救國公糧和其他財政方麵的改進，邊區政府的收入日漸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邊區政府收入不足七萬元，十月增至九萬餘元，十一月增至十六萬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給陝北黨政機關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鴉片煙稅日漸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實施禁煙的阻力也減少了。
此外，那次縣長會議，還有不少的決定，主要是規定各縣政府與邊區政府的關係，各縣政府及其屬下各級組織的大要和工作方針等等。同時邊區政府本身及其所屬各廳的職權工作方針等等，都有扼要的規定，以期建立一個新秩序。
由於我在黨內的處境，對於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麽奢望，但也希望邊區政府的例行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可是事實上除了征收救國公糧和增加財政收入，很少遭受幹擾外，其他各項工作幾乎都行不通，雖然經過我和其他的當事者據理力爭，屢次抗議，但中共中央那種侵犯邊區政府的職權，遇事橫加幹涉的作風，早已成為積習，無法改變。我現在隻略舉幾件事，來說明這種真象。
任民政廳長的馬明芳熟悉陝北地方情況，他就任之始，銳意整理各縣政府的組織和工作，他可以直接向張聞天等進言，也與中共陝北特委書記郭洪濤等關係密切，曾向他們要求重視各縣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隨便調動各縣政府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他們的應允，但執行起來則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屬的各部門，總是向下級黨部下命令，發通知；中共陝北特委除將中共中央文告轉到下級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這些中共黨內的文件內容，漫無限製，不僅包括了邊區政府的工作，而且內容混雜，實行的辦法，又多是由黨部動員民眾，而不是依據邊區政府的法令。為了這些數不清說不盡的緊急動員，往往胡亂調動幹部，陝北特委甚至各縣縣委，都可以任意調走縣政府的重要幹部，而馬明芳事先並不知道。經過兩三個月後，馬明芳向我歎著氣說：我實在沒有法子來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會議原決定抗日軍政大學，培養軍政幹部，黨校培養黨的工作幹部，另成立一個陝北公學，培養財政經濟、教育、衛生等專門人才和其他各項邊區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員。而且準備將來在敵後，也可以逐漸辦理這三類學校。邊區政府改組後，陝北公學的招牌是掛起來了，學生也有八百多人，但邊區政府不能過問，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而且學校的課程也是列寧主義、黨的建設那一套，變成了另一個黨校。洛川會議原來企圖訓練一批行政工作人員，來與國民黨相對抗的本意，現在也不再提起了。邊區政府屬下的教育廳，也無法提出教育計劃和預算。原有的一些小學和補習學校等，仍由各、各鄉村政府自己設法維持。而新任教育廳長的周揚，見人就愛說左派作家運動和文藝思想等，他個人對演講寫文章甚有興趣，似乎對於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無興趣。因此，徐特立辦教育的時候，對中國文字拉丁化運動做得有聲有色，周揚接任後，拉丁文化就隨之而消沉了。周揚也沒有提出任何教育計劃，這也許是他在現實情況下不得不如此。
任財政廳長的曹菊如對於收入增加，頗感興奮，擬於當年十一月份起，建立邊區政府的預算製度。他根據實況，建議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經費之外，剩下的由財政廳支出，為發展邊區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體知道收入有十六萬之多，徑向中共中央組織部請示，除了上一個月維持邊區政府所需要的經費外，所多出的十餘萬元，概交中共中央，為發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來向我報告這件事的時候，使我很憤慨，準備為這件事抗爭；曹菊如反勸我說：他們這種作風很難更改，從前林伯渠同誌為此不知受過了多少氣，結果也沒有辦法，現在還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對財政的觀點既然如此，便很難建立一個適當的薪給製度。毛澤東非常欣賞他的工作人員隻發給夥食費，每人都可以分給一點夥食費的尾子，作為零用錢，並認為這是最好的配給製度。這種配給製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貪汙和浪費，譬如贈送就相當普遍。主持對外貿易的葉季壯和他的助手們，經常能從陝北以外帶回許多贈送品，毛澤東所需要的煙、酒、藥品、補品等等，是經常供應無缺的。中央一級的其他幹部，也經常可以獲得一些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種從江西蘇區所帶來的作風，顯然為陝北當地幹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們負擔的作風，往往被利用為滿足地方幹部個人的需要。陝北各縣及各鄉政府內的幹部往往有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職權而得來。替紅軍家屬代耕的製度，曾盛行與各個蘇區，我在鄂豫皖的時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製，以防止並非紅軍的地方幹部，也利用這種代耕製度，來滿足他們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負擔。陝北許多地方幹部甚至本地中共黨員，也獲得跟紅軍家屬一樣的代耕，個別的嚴重例子就像一個地主有一群農奴一樣。不合理的配給製度，必然腐蝕所謂革命精神，滋生苛捐雜稅、貪汙、浪費、和各種各樣的官僚主義。
政治保衛局的工作，直屬中共中央，邊區政府從不過問，但它的工作範圍實在太廣泛，許多事均需與邊區政府接頭，而且很有一些麻煩不易解決的事。日軍進攻太原，太原吃緊的時候，陝北邊區北麵榆林地區，國民黨駐軍中一位師長派了他的副官長，護送該師軍官眷屬約二三十戶人員，道經延安南下，返回關東地區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經過政治保衛局檢查站的檢查。這位副官長來訪我求情，他首先把該師的證件及公文給我看，聲言他所率領的全部是軍官眷屬，攜帶的也是個人行李，隻是榆林地方現金難得，各家不免儲藏少數貨品（意即指鴉片煙土），請求我優待他們免於檢查放行。我問明同來的保衛局人員，這一行人確係軍人眷屬，攜帶的又是少數貨品，我即應允優待，免於檢查放行。依據法令，鴉片煙土原應沒收，如今以優待友軍的名義放行了，政治保衛局總覺得失去了一筆可觀的私有財源，因而暗中總在埋怨我“討好軍閥”。
新成立的建設廳，工作尚無頭緒，任廳長的劉景範雖然有點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番事。當時撥歸建設廳管轄的是一大批生產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劉景範研究了一下，提議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會議。原來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優待紅軍烈士家屬的；也有一些是由殘廢軍人組織起來的；久而久之參加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屬，有些也是有相當生產力的人，並有很多已經有生產事業，總計這些社的數目約有一百多個，人數約三四千（詳細記不清），分布陝北邊區各地。這些社的經費，完全由邊區政府供給，總支出為數不少，名之為津貼，即是邊區政府津貼有功人員及殘廢軍人之意。
劉景範主持這個會議，我也曾親自參加，會上決定采取生產節約方針，實施整理。規定有些社可以成為真正的生產合作社，隻需由邊區政府供給一些生產資料，就可以自給自足；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給自足，隻需部分的津貼有些還需要原有的津貼，甚至還要增加一點。這樣做不僅使這些社都在生產上有出路，而且可以節省大批經費，原則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產節約的總方針。誰知張聞天不問情由竟以中共中央書記的名義下令否決，其理由為：這是優待烈士的津貼製度，不能以節約的名義加以更改，應維持原狀。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無理幹涉邊區政府的工作中，以這次幹涉建設廳的事最為荒謬。我當時曾十分憤怒的說：“這是仇恨我、打擊我、和阻擾邊區政府工作的小人行為。”但我當時也極力忍耐，因為我已厭惡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兩麵三刀，根本不願同他們共事了，也不再把他們視為同誌，並準備自求解脫。
我當時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幹擾邊區政府工作本極平常，但對於任何富有責任感的人，總想做一些份內所應做的工作。現在，對邊區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橫加幹擾，當然引起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擊，更有甚於我以上所說的，下文我還會扼要談及。
毛澤東、張聞天不僅幹擾邊區政府內政方麵的工作，也同樣扼殺邊區政府的外交活動。陝北邊區政府，是唯一被外間所承認的一個地方政權機構，到陝北接洽的人員以及外來的公文，除了少數應由中共中央處理、或由八路軍駐陝北辦事處分別處理外，極大多數都應該由邊區政府主席、秘書長和秘書處承辦處理。但毛澤東、張聞天的偏窄自私和毫無遠見，使這項外交工作不僅非常混亂，而且遺誤停滯，並使中共遭受損失。
名以上歸邊區政府秘書處管轄的交際科，事實上卻歸中共中央指導，它的表現顯得神秘莫測，說穿了它就是直屬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局一個分支機構。這些人處理工作的辦法，總是從窄隘的特務眼光出發。跟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旨，例如被認為是中共朋友的外來人員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傾軍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熱情的招待（江青當時是不為人所注意的受招待的文藝人員之一）。至於其他來訪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數是不得要領而去。
毛澤東、張聞天最怕我利用邊區政府主席的職位來建立對外關係。毛澤東鬥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僅使我在中共黨內不能抬頭，而且利用外力打擊，破壞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譽。他們向外散布謠言，誣指我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將過去蘇區一切壞事，都說成是張國燾的所為（特別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變後，為了拖延八路軍的開赴前線，還說些張國燾部下不願抗戰、大軍無法迅速開拔等鬼話。毛氏用心無非是愚弄別人，替他拔去他自己的眼中釘。後來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向交際科人員說，當心張國燾勾結國民黨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來邊區政府求見我，多被交際科托詞擋駕了。有少數無法拒絕的新聞記者來見我的時候，交際科事先並不告訴我這些新聞記者的來曆和求見目的，使我難以應付。
延安的訪問者中有一大批來自鄰近的地方，特別是山西戰事吃緊的時候，從山西來的客人和從北部榆林綏定而來的客人，不是來視察就是有事接洽，如關於彼此間交通聯係，工商事業及學校的遷移，後方辦事處的設立，家眷的安置，難民的接洽等等。其中來接洽的人物有軍政機關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麵的高級將領，這些事都被交際科搞得一塌糊塗。交際科人員弄得無辦法時，就推托責任，胡說邊區政府及其屬下的各級政府組織不健全，客人所要求之事，實在無法做到。這些行為，顯然沒有顧及到中共與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關的大義。
綏定地區的行政專員兼綏靖司令何紹南，奉蔣介石委員長的電召，由綏定乘飛機前往南京。何紹南因此電任邊區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飛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飛南下；我當即複電表示歡迎。毛澤東對何紹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測，認為一定是奉蔣介石之命來探聽虛實，但似也覺得這對國共合作將有關係。當我率領邊區政府極為重要工作人員，在機場歡迎何紹南時，毛澤東也率領著大批人員來了。當晚邊區政府設宴招待何紹南，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來參加。何紹南表現得有點目空一切，他擺出陸軍中將和國民黨政府要員的架子，隻願和邊區政府主席對等歡談，似乎不願與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觸，對毛澤東等表現得相當冷淡。
這件尷尬的事發生後，我即請交際科長伍修權去請示毛澤東，告以何紹南的態度或者僅是擺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來試探我們內部的情形。至於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近況，以便向委員長報告，第二是萬一日軍侵犯到黃河邊，綏定地區和陝北邊區如何對敵作戰和相互聯防等，究應如何應付，請毛主席指示。毛澤東對此始終對我沒有任何答複。不料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紹南之後，國民黨膚施縣縣長，偷偷告訴我何紹南就住在縣衙門內，毛澤東於當晚十時曾親往拜訪何紹南，一直談至次晨二時左右，他本人始終在旁。那個縣長向我形容說，最初那位何專員仍然是擺架子，但敵不過毛主席的精明，何專員後來也就軟了下來了。毛主席曾詳細敘述八路軍和陝北邊區的近況，托他轉呈蔣委員長，並對蔣委員長充分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縣長告訴我，我真給蒙在鼓裏了。毛當時對蔣沒有好話說，總是形容蔣的軍隊不能作戰，一定經不起失敗而投降日本；現在對何紹南卻又表示得這麽好，顯然是欲利用何紹南去騙騙蔣介石。至於他始終不讓我知道和預聞這件事，似乎也沒有別的解釋：第一他要壟斷對外關係，不讓我參預，第二也許因為何紹南的態度，使他懷疑我與國民黨人暗中有所勾結，他必循單獨去查一查。
葉挺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四軍軍長，負責改編在湘鄂皖豫贛閩粵一帶的中共遊擊隊，以便開往前線抗戰。葉挺沒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並不認識毛澤東，總希望我能幫他的忙，從中說合。毛澤東、張聞天等也覺得新四軍的前途，係於我向葉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勵葉挺，站在中共一方麵來處理一切。
葉挺抵達延安，首先來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係中共黨員，在廣州暴動之後，即已與黨脫離了關係；此次獻身抗戰，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這個新四軍軍長是國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將要指揮的部隊，又是屬於中共的，因而他特來延安試探。他希望我這個老朋友，能為他考慮一下，究竟這個職務是否可以幹下去。
我鼓勵葉挺擔任這個職務，告以中共不僅不會歧視他，而且會把他當作國共間的一座好橋梁。我建議他采取誠懇積極的態度，徑與負責軍事責任的毛澤東商談解決編組新四軍的實際問題。他們的商談結果是圓滿的。葉表示接納毛的建議，以項英為新四軍的政治委員，陳毅為副軍長兼第一縱隊長。湘鄂贛閩皖粵豫一帶遊擊隊，編為六個縱隊，概由原來的遊擊領袖任縱隊長。至於軍部內的組織應仿照八路軍的建製，其各單位首長人選如參謀處、軍需處、軍醫處等概由葉挺選任。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方麵的交涉，亦由葉挺負責。這就是新四軍編組的開端，也埋下此後國共兩方在大江南北展開軍事鬥爭的禍根。
葉挺在延安的時間雖然很短，但也聽見一些誹謗我的言論，他似乎並未理會。毛澤東也從未邀我參與商討新四軍的改編工作，我也樂得置身事外。葉挺離開延安前，曾將經過的詳情告訴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揮的是中共的軍隊，又要挺身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交涉和領款，將來恐怕會兩麵不討好。當時我也不好多說，隻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經費了許多力，隻得向前走去再說。
洛川會議後，中共中央對抗戰的態度，相當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個多月沒有舉行過會議，當時多數政治局委員不在延安，剩下的隻有毛澤東、張聞天和我三個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經常舉行，由張聞天以書記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各部部長為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過一兩次會議，都是討論各部門的日常工作，從未討論過抗日的局勢。因此，延安對抗日的動向，隻可在毛澤東、張聞天的言論中去找尋。
洛川會議否決了抗日又反蔣的政策，毛澤東、張聞天究竟不好公開違反；但仍然是陰一套，陽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處是抗日口號，熱熱鬧鬧，中共中央內部卻有點陰陰森森的，似乎對抗日前途毫無信心。隨著抗日軍事的不利發展，批評蔣介石的話便增加起來，不是說國民黨軍隊如何不中用，便是說南京的妥協派如何活躍，妥協傾向如何增長。當南京將要失守的前夕，張聞天曾對我說蔣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存有奢望的人，還有甚麽話可說。
周恩來在洛川會議後，本應速往南京，但他卻借口隨八路軍到山西前線去了。當時毛澤東希望周恩來常駐南京，除了了解情況和辦理交涉外，八路軍還有一些物資沒有領到手，特別是南方各省的中共遊擊隊，毛澤東原來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員領導，因周恩來沒有去南京交涉，結果南京徑派葉挺以新四軍名義實行改編。毛澤東曾說周恩來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誤了大事，外交人員有點不如意就自由行動？那怎麽可以呢？
周恩來這種舉動，顯然是不滿意洛川會議。他似乎相信毛澤東、張聞天雖然表麵有些讓步，但實際還是堅持己見，他如果貿然赴南京，處境將很尷尬。他不動聲色所先到山西前線去看看，幫八路軍總部辦點外交，然後從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來在山西前線耽擱了三個月，毛澤東雖屢電促其速往南京，周總是借故遲延。直到毛澤東去電召他回延安麵談後，周恩來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軍的一部，在山西平型關曾予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這是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在抗日戰場上第一個大功績。日軍於九月十三日占領大同後，南向太原逼近，抗日軍憑險節節抵抗。平型關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敵軍側後，實施攻擊。敵傷亡頗重，稍向後退；林彪部傷亡也在千數以上。八路軍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於周恩來在前線的鼓勵。延安接到平型關勝利的消息之後，曾大事宣傳；一般人也感覺到八路軍不僅可以從事遊擊戰，在運動戰中也已獲得勝利。但毛澤東卻電令前方將領，以後應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
洛川會議後，八路軍陸續開往山西前線，毛澤東那時聚精會神指導這個軍事行動，強調獨立自主和隻打遊擊兩個原則。毛澤東有點怕周恩來在前線搞風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軍官，唯恐他們充當抗日英雄。到這年十一月九日，日軍占領了太原，那時八路軍大致都轉到敵後去了。一一五師林彪部轉移到同蒲鐵路以東，正太鐵路以北一帶的太行山脈，向河北地區發展。一二〇師賀龍部在同蒲路以西晉西北地區打遊擊。一二九師劉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晉東南長治地區發展，並準備向河北、河南、山東一帶的敵後打遊擊。這個時候，毛澤東的心情才比以前輕鬆了。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四周苦戰了約三個月，許多戰績可歌可泣，直到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後撤退。連山西的閻錫山在太原失守後，也宣稱要在山西守土抗戰。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聽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當南京失守，國軍向後撤退，形勢相當混亂的時候，毛澤東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觀感。他認為蔣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將整個中國的領土斷送與日本，可是日軍隻能占領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中共所領導的遊擊戰爭，就可在廣大敵後地區發展起來，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國才能翻身。因此，整個中國會被蔣介石斷送，將來中共又可以從日本手中奪回來。
我聽了毛澤東這種議論，真有點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國為甚麽要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為甚麽不積極支持蔣介石堅持抗戰，為甚麽不積極維持抗日的國民政府，為甚麽不同抗日友軍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國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國人容易翻身嗎？我為此曾經憤怒的感到，毛澤東的想法和由此出發點而來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幫組日本侵略，毛澤東將會遺害中共和八路軍以及整個中國，簡直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皮的漢奸。
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又重新被掀起來了，這是由檢討陳昌浩應負西路軍失敗責任開其端的。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後，化裝逃到他的家鄉湖北，企圖回到鄂豫皖蘇區去。抗戰爆發後，他於八月間潛行來到延安。他見著我時羞慚滿麵，自承應負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聽候黨的處罰。他閑住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有時寫些有關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書記處召集中共延安積極分子會議，檢討陳昌浩的錯誤。毛澤東、張聞天選擇這個時機來展開黨內鬥爭，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繼失守，八路軍已轉入敵後，抗日形勢果不出他們所料。反對我的鬥爭雖在當年二月間已告一結束，但暗中反對我的宣傳，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上海、太原失守後，毛澤東、張聞天徑指我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表示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抱有右傾觀念，對蔣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據他們看，足見反黨分子又在新的形勢下從事反黨，非重重予以打擊不可。
鬥爭陳昌浩的會議，連續舉行了約一個星期。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五百餘人，多數是延安以外來的小夥子，黨校、抗大、陝北公學等校的黨員學生，少數是延安各機關的幹部。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之下原係要批評陳昌浩的，但重點卻逐漸轉到我身上，主要內容還是土匪、軍閥、反黨那一老套。那些黨校學生往往不根據事實，任意攻擊和汙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錯誤，都是出自四方麵軍和張國燾、陳昌浩這班人，中央的領導則是完全正確的。
我為了表示抗議，沒有參加最初幾天的會議。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我曾出席作一個總的答辯。我首先指出這次檢討西路軍失敗經過，又牽涉到過去一、四兩方麵軍對立的往事，真是遺憾。我說明當年紅軍的西進計劃和西路軍的失敗，有很多複雜的經曆。陳昌浩同誌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在紅軍中不但身經百戰，出生入死，對黨對紅軍也都有過驚人的貢獻。四方麵軍在西進的艱苦戰爭中，犧牲慘重，一般將士，英勇奮鬥，真是可歌可泣。同誌們若不研究這些情況，批評一定不會中肯，許多言詞都成了牛頭不對馬嘴的空談。至於兩個中央的對立，我早就承認了錯誤，請你們相信我，為了團結，我所承擔的責任，超過了我所應當承擔的，而且這是早已過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戰發生，也許我早離開了中共的領導崗位。
抗戰發生，我不計以往一切，挺身出來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領導同誌，包括擔任這次會議主席的張聞天在內，都要求我出來擔負邊區政府主席的職務，並鼓勵我，說過去對我的鬥爭早已結束了，在抗日緊急關頭，決不會舊事重提了，他們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誌們批評我的話，我不願多加答複，僅指出某某幾點顯係毫無事實根據的。我要請你們設身處地想想，你們將我痛罵的不成樣子，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還能夠做下去嗎？我還要請問你們，在此抗日緊急關頭，你們沒有將時間用在準備抗日的工作上，去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在這裏大聲疾呼的圍剿我，究竟你們的目的何在。
在我發言以後，繼起的發言者指責我承認錯誤並不徹底，沒有放棄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說，為了中共的領導威信，要求我多承擔起一些錯誤的責任。另外有一個在中央書記處新任工作的後進小夥子（我並不認識他），起而發表攻擊我的言論。他憑空的說：金子是發亮的，但並非一切發亮的東西都是金子；蒼蠅也是發亮的，張國燾同誌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個蒼蠅。任會議主席的張聞天並不製止這樣的謾罵，反而表示欣賞。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離開了會場。
會議結束後的次日，毛澤東約我去談話，張聞天已先我在座。他們兩人笑臉相迎，對我的辭職表示挽留；並且解釋這次鬥爭會，原是檢討西路軍失敗的經驗，不料又牽涉到兩個中央對立的事，請問不要介意。我深惡他們這種表裏不一致的虛偽把戲，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會議上的發言，指責了他們毫無信義，使他們不好等閑視之，故又來一次請我原諒，其實他們反對我的陰謀，絕不會改變的。當時我若堅持辭職以示抗議，那就當麵鬧翻了。我那時還不願那樣做，因此也不再提辭職的話，當場敷衍了幾句，也就罷了。
在這次談話後，我又同張聞天會見過兩三次，我自然必須要將邊區政府的工作向這位中央書記報告，可是張聞天擺出他書記的臭架子，蠻不講理的打官腔，有點像惡婆婆折磨媳婦似的。這種小人的行徑，我雖然有點生氣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說甚麽。當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間，我可說受盡了折磨，邊區政府的工作受到嚴重的幹擾，一個星期的反張國燾鬥爭以及許多暗中的麻煩，這些事都是由毛澤東在後麵掌舵，而由張聞天在前麵喊打喊殺來進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滿十二歲的兒子，都受到他們的歧視和侮辱。我的太太與我離別了約六年半，我的兒子在武漢時代和我分手，相別已超過十年，他們於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先後來到延安；彼此都經曆艱險，劫後相聚，不僅我們自己愉快，我們的好朋友都深深為我們祝賀。但竊據了當權的陰謀家，並不肯放過，用打擊我太太和兒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中共的老黨員，曾經的中共婦女領導幹部，當我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她留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的機要工作。因為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屢次遭受破壞，她幸而逃脫了被捕被殺的危險，最後與中共失去了聯係。她曆經艱險，方得改名隱藏於上海一間高級女子助產學校習醫，將近兩年。抗戰爆發後，她才與中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取得聯係。她來到延安，並寫信回湖北棗陽縣家中接兒子來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擔任邊區政府內工作人員的教育工作和邊區醫院的助產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過一個普通黨員。可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以必須調查她失去黨的聯係後的經曆為理由，不允恢複她的黨籍。當時歸隊黨員，大多不需要這種所謂調查，就可恢複黨籍，需要調查者，顯係含有懷疑和不信任之意，這使我那熱誠和爽直的太太，頗感氣惱。
那時我的兒子小學尚未畢業，延安並無適當的學校可以容納他，因而暫在陝北公學低班就讀。不久幹部子弟學校成立，他就首先轉入該校。這個小孩子很活躍，喜歡唱歌和表演，為學校主持人中難得的童星，參加過幾次兒童表演。有一位文藝工作者，曾因犯重大過失受過我的處罰，他那時成為張聞天的馬仔。他作弄我的兒子，派他演反對派張慕陶，扮成奇怪形狀的漢奸樣子。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兒子，毛澤東也正在那裏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過去，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麵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麵走一麵高聲申斥說：野蠻、殘忍、禽獸不如。
經過以上我所扼要敘述的那些事情，我沒有與那些陰謀家公開鬧翻，不能不說是忍耐的奇跡。我此後再不願同毛澤東、張聞天等會麵。十一月間，我就有計劃的將邊區政府主席職責，推交秘書長代行。任秘書長的潘自力為人很正直，與我共事相處很好，他目擊黨內情況，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後，感到責任重大，因而不動聲色向中共中央請求調換工作。這個時候，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築了一排窯洞，大致已經完工，需要搬遷。搬遷的主要用意，是企圖減少日機轟炸的危險。我雖已消極，但因工作不能停頓，還是如常的照料我所應做的工作。
十二月間潘自力調走了，原任交際科長的伍修權升任秘書長。伍修權接任之初，特務派頭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辦公室的一個小勤務捕去了。這顯然是對我施的下馬威；他大概企圖從小勤務口中，訊問出我的“反黨行為”；無異明白表示他是來監視我的。數日後，伍修權的態度竟有些改變，他遇事向我請教。為甚麽有這個改變，我始終不明白。這也許有多種原因：其中的一個似是伍修權研究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們所提議辦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並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鏡所觀察的可比，顯然不是甚麽“反黨陰謀”；而且中共中央的幹擾，並不一定合理，有些顯有偏見。
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我逐漸把它轉移到伍修權身上。首先請他代替我和張聞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機關首長接頭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我指出這對他自己固然是駕輕就熟，對工作進行自會較為順利，他欣然允諾。這件事解決，對我來說，真是如釋重負。接著又將其他各項我所應當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漸由伍修權代策代行。伍修權很熱心工作，連升三級，邊區政府整個工作完全由他處理，他表現得有點躊躇滿誌。而我正感輕鬆，為我後來脫身出走，準備了條件。
這件事同時也證明那些陰謀的獨裁者，妨礙我正正當當的做邊區政府主席，甚至連我在邊區政府做一個苦力，他們也不放心。他們要我作一個俘虜，在監視之下聽從他們擺布。當時即使我做一個安份的傀儡，恐也難逃清算鬥爭的災難。毛澤東對意見不同者的陰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瘋狂，實在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凍的時候，王明、陳雲、趙雲（即康生）三人坐著一架蘇聯的軍用運輸機，自莫斯科飛返延安。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蘇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接著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蘇聯派人在迪化、蘭州等地協助管理空軍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經由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飛返延安。
當時南京已失手，國民政府正遷往重慶途中，中途停留武漢，因而武漢一時成為臨時首都。周恩來為了要趕往武漢，在王明等到達前的幾天，自山西前線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恩來正在我的辦公室談天，忽聽見飛機聲，雖沒有警報發出，我們也頗疑為日機前來轟炸，因而出外觀看，一架飛機出現在天空，繞著延安城，越飛越低的在那裏打圈子，似是尋找機場。我們兩人即向飛機場走去，途中我問周恩來是甚麽人物來了，他答說到了機場就知道，似乎他也沒有預先得到消息。
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裏麵載的是甚麽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明等要來，毛並未公布；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我已有八年沒有看見王明，陳雲大約十二年沒見，康生也有六年半了。敘起舊來，材料當然特別多。這種歡欣鼓舞的氣氛，似乎以前延安從未有過。
座中，不記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後莫斯科與延安間可否通航，以便運輸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來延安。毛澤東聞言大感興趣。王明立即解釋說：根據中蘇諒解，蘇聯空軍飛機在中國境內，隻供國民政府調遣；他們這次乘空軍飛機來，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動。王明繼續說及：他們在蘭州等了幾天，等到今天天氣好才上機，一路由飛機師按照地圖，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飛到看見延安城門口的大標語時才降落機場。因此王明指出由蘇聯飛機輸運軍火落延安的事恐怕辦不到。毛澤東聽了感慨再三的說：拿那麽多軍火給蔣介石，為甚麽不可以少少分給我們一點。
由於這些人的到達，即於次日上午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且連續舉行了三四天。首先由王明發表長篇演說，內容是莫斯科首腦部對於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一些新見解。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中共便應主動的與之密切合作。他又說明中國抗戰的成敗，具有國際的重要意義。如果中國能夠充分發揮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遊離的抵抗，這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著重說明中共在民族嚴重危機中，與國民黨再度合作，不能抄襲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驗。這次的國共合作應力求其穩固與久遠，彼此互諒互讓互助。中共既是主動的與國民黨要好，就要拋棄以往國共間的仇恨。如一個國民黨黃埔出身的軍官，掌握著軍隊的實權，可是他過去也曾殺過許多共產黨人，我們應該將他的那份舊賬置之度外，與之真誠合作。因為隻有握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抗戰，抗戰才能長期繼續下去。
王明還從另一個原則來闡明這個問題。他指出中共不應自視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舊公式已不適用於今日。中共應更大膽的將自己當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它不僅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國整個民族的利益。他說明這不是放棄階級觀念，而是進取的精神，也是共產國際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陣線中，所應持的基本態度。
他繼續說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離是縮短了；它們同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隻是在社會問題上，彼此有急進緩進之分罷了。至於國共之間爭奪政權的問題，那是遙遠將來的事，中共也應主動的把這個問題，推到抗戰勝利以後去。
王明這些話使毛澤東的神情，顯得有些尷尬，似是受到當頭一棒。他也許想到他以往所發表過的言論和所做的一切，竟與莫斯科的見解大有出入。現在莫斯科，竟要他與國民黨形成長期而鞏固的合作。
我當時覺得莫斯科這些見解，至少比毛澤東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沒有一句話說到中國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設想仍是站在獨裁立場上，來些策略的改變。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國的抗戰能夠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與國民黨竭誠合作。
我們向王明問及國際的真實情況，大致著眼於中國抗戰能夠得到一些甚麽國際支援，英美等列強與蘇聯是否能聯合起來幹涉日本的對華侵略。王明表示並不樂觀。他說明日本正與德意拉攏，形成國際間的法西斯蒂陣線。現在法西斯蒂的勢力很囂張，威脅蘇聯與中國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國家是否能夠拔刀相助，還是不可捉摸。這樣的國際形勢，便是莫斯科要我們進一步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這個策略上的變動很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見。他曾當麵問過斯大林：中共與能夠當遵照你的指示與國民黨合作抗張，但你和共產國際過去對中共所做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過去了的話，應束之高閣，不在理會它。（主要是指有關中共獨立發展，與國民黨爭領導和進行鬥爭等主張。）
據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見是要中共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努力，不必為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以往的公式所約束。斯大林曾說：“中共現在需要遊泳過一個很寬的海，不能有旁的選擇，隻能憑你們自己的努力，你們是否不會中途溺斃，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澤東聽到這裏，顯得麵有得色。也許他想到斯大林的見解，竟與他自己原有的見解相反，這如何是好？現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則，豈不是有了解脫的辦法。毛澤東以後批評王明，隻知聯合國民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麵聯合，一麵鬥爭。後來毛澤東與王明間的鬥爭，從這次討論起即種下了禍根。毛的武器是強調馬列主義中國化，依據中國實際情況行事，反對王明那種國際派邪說。
王明的這項政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和其他的人一樣，都當場表示完全讚成，似乎他們在洛川會議上所說過的“使蔣介石失敗”，“中共獨立自主”，“擴充實力與國民黨較量”等等言論，都未曾說過似的。王明繼續討論其他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拒絕與陳獨秀恢複合作的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羅漢來到延安，他以陳獨秀代表的身份，與我們商談合作。羅漢是我在五四運動時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誌老朋友。他與毛澤東也有舊誼，後來脫離中共，成為陳獨秀托派中一個重要角色。他這次和我會麵，說到陳獨秀先生過去對中共的貢獻，兩個兒子為黨犧牲了，陳本人又被國民黨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獲釋放，以及陳一直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等等。他並指出托派內部意見不一，派係甚多，但陳獨秀先生和其他多數重要人物主張與中共恢複合作。他還說明陳獨秀先生等是堅持抗戰的，讚成中共現行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策略，認為國共既能恢複合作，社會主義的老同誌們更應重新團結在一起。我表示歡迎陳先生的這種意向，要羅漢徑與毛澤東商談。
毛澤東同情羅漢這種活動，覺得中國的托派不能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根據羅漢的表示，就與托洛斯基的死硬態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毛還說到從前我們搞蘇維埃運動時期，在肅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錯誤，現在斯大林老在鬧肅反，恐怕錯誤尤多於我們。現在我們是脫節一切力量抗日，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嚐不可一起抗日。
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也隻好遵照實行。張聞天和羅漢多次商談的結果，形成了十九個條件；其主要內容是托派堅持抗日，擁護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現行政策，在言論上和實行上均將有明朗的表現；托派中願意恢複中共黨籍者，須公開脫離托派並承認已經參加托派的錯誤；不願恢複中共黨籍者，可以與中共在黨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戰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對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敵視態度。
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甚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裏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
我們曾自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為了這件事，王明還發了一篇大議論。他向我們說明了蘇聯肅清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的經驗教訓，指出聯共內被整肅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國罪都是證據確鑿的。他說根據這個經驗，任何黨員，不管他對共產主義信仰多深，過去有過多大的功績，隻要有反黨傾向，就可能走到叛黨叛國。他又說到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曾利用各種機會，陰謀反對蘇聯和聯共；甚至利用清黨，故意製造供詞，陷害了很多好同誌。王明不說斯大林瘋狂的清黨曾殺害了很多同誌，反說是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實施陷害，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說明在原則上中共決不能與叛徒恢複合作。他指出資產階級的政客們，蔣介石及其黨徒們，和法西斯蒂黨徒們，與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他們反攻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不能直接影響共產黨內部。為了某種政治需要，我們可以與這些原非同類的人物，暫時的或較長時期的合作。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人較為接近，一直阻礙共產主義的發展，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至於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黨派係和傾向，與共產黨更為接近，腐蝕我們的內部，是較社會民主主義者尤為危險的敵人。清算這些叛徒，在使共產黨淨化這一點上，斯大林發展了列寧主義，也是斯大林理論的精華。
王明還進而主張加強對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他說明聯共內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中共內部此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隻是我們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了。因此，現在決不是與陳獨秀恢複合作，而是加緊反托派。在抗戰時期，必然有些叛黨或離開黨的分子，企圖再行混到黨裏來，我們絕不能寬容他們。現在黨內有過反黨行為和思想不純正的同誌們，黨對這些人也不應輕輕放過。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我當時就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
在我們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王明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十六人的名單。我在上麵已經說過，中共中央的人選，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表大會以後，已迭經變更。不少同誌原非中央委員，亦權宜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這時，中共中央認為一時還不能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而王明覺得有些人應當參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取了非常手段，提出這個名單。
可是毛澤東對於王明這種單獨舉動，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隻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原則上毛是讚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並說自己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上和反托派鬥爭上，都沒有把握住這個舵，願意減輕自己的責任，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經王明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後，沒有再發言，名單也算通過了。
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裏一言不發，除了表示過讚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到改選書記的問題。
我當時心灰意懶，已不大願與這一群人為伍，因而置身事外，沒有卷入爭論的漩渦。我在王明的名單中的名次，仍被列為第三名，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後。王明在解釋他安排這個次序的理由時，曾說的我是國內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但也譏諷我犯過另立中央的重大過失。我覺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責備我，為了不願重提往事，我隻好緘（jiān 封閉）口不答。
陳雲和康生兩人較之王明似是老練些。他們說話的態度相當謙虛，往往對王明所提出的意見，略家補充，對我們這些在國內奮鬥的巨頭們，他們則常表示推崇，因而他們在大家歡迎聲中，就任政治局委員，並分擔組織部長和政治保衛委員會主任委員兩個重要職務。後來，毛澤東鬥爭王明的時候，他們兩個也沒有被牽涉在內。
王明反托派的矛頭，竟是指向著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單獨談話中，他問我毛兒蓋會議爭論的症結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評黨中央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軍事領導權。”他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
我切齒痛恨的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王明回答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他接著說明在莫斯科的大清黨中，證明我與托派並無聯係；可是不能因此說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沒有托派，也不能說我自己不會受托派的利用。他還說到與我接近的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經過幾次清黨，都沒有露出破綻。他一直有些懷疑，這次他在新疆，將他們逮捕審問，果然他們直供不諱，都是托派，自然也隻有把它們懲之於法了。
我耐著性子向他指出刑訊逼供，難免冤枉好人；從前項英在江西蘇區厲行肅反，采取審問逼供手段，有些供詞竟牽涉到他自己，這才使他覺悟過來，供詞是不可盡信的。王明為甚麽這樣喪失自信，覺得到處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們的國家很可能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一麵要團結一切力量來抗日，一麵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們把許多同誌當作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大概看見我神色憤怒，言辭犀利，因而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實，和他那種要追隨斯大林肅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著極大的刺激。李特、黃超是從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參謀長，黃任秘書長。李原係列寧格勒軍政大學的畢業生，黃則在上海做學生運動，係學生會的一個活動分子，他們在到鄂豫皖蘇區以前，我原不很熟識，中共中央卻舉薦他們可以任要職。我們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們為四方麵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極大；他們最後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艱險困難，率領數百人逃亡新疆。他們隻是在毛兒蓋時曾指責過中共中央的領導錯誤，這大概就是他們致死隻由。
至於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是較有學識的留俄學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鬆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為人守正不阿。周達文與瞿秋白同係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畢業生，對俄文和俄國問題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造詣。董亦湘與沈雁冰同係商務印書館編輯，研究文學，亦有相當成就。他們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反對過米夫，也與王明等人鬥爭過。他們在列寧學院畢業後，被派在新疆工作，似係避免與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觸。這次王明路經新疆，手執尚方寶劍，竟陷害泄憤，這真是暗無天日了。
我認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種瘋狂的清黨作風，將使中共墮落得不成樣子。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張，與我素來的見解相接近，但他並不是從中國的民族利益出發。事實上他將鬥不過毛澤東，也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反對與陳獨秀等重行諒解合作，確是明顯的反動。他在新疆殺害李特、黃超、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同誌，更是不可寬恕的罪惡。一九三〇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殘酷的鬥爭手段，斷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誌，現在竟進而殺害對中共當權者持有反對見解的同誌。這就證明斯大林的魔影，已變本加厲的隨著王明到中國來了。
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脫離中共。我覺得一切都超過了預料的範圍，也無法申訴，而且再也無申訴的必要。在抗日戰爭的緊急關頭，我隻有采取“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打算，跳出這個圈子，也許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當時，抗日局勢使中共的當權者，不能為所欲為。南京失守以後，國民政府將與日本妥協之說頗盛，王明認為事態嚴重，自告奮勇趕往武漢，企圖與國民黨建立較密切的合作，以挽救這種中日妥協的可能危機。不幾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間），王明、周恩來便啟程前往武漢。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與王明間意見的出入，也有待調整。我這個掛名的邊區政府主席，也還有裝點門麵的作用。所謂進一步肅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這類鬥爭，似乎時機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間，延安氣候寒冷，朔風怒號，人們活動減少，一切顯得平靜。舊曆過年期間，延安和別的地方一樣，大家都在休息慶賀春節。王明、周恩來離開了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停開了，沒有發生甚麽特別事故。我決意脫離中共，尋找最近的機會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
我這十八年來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嚐盡了。遠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間，那種背信棄義，蠻不講理的反張國燾鬥爭，使我下定決心，不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誰知抗戰爆發，又因我的抗日熱情，複使我跳進了原來的火坑。洛川會議後，毛澤東、張聞天等違反抗戰利益的陰謀和口是心非的對我實施種種迫害，使我進一步打算脫離中共，但因種種牽掛，一時不易抉擇。從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樣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毛澤東陰險的毒手，都會向我飛舞，時機緊迫，乃決定脫離中共，離開延安。
王明為甚麽將在新疆謀殺李特、黃超、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訴我；為甚麽硬說毛兒蓋的爭執，是托派暗中作怪，為甚麽武斷的說我受托派的利用。這些盛氣淩人的話，直接向我表示，難道是他的幼稚嗎？難道是恐嚇我嗎？王明須趕往武漢，阻止中日妥協，維持國民政府的抗日局麵，促進國共合作——這些是王明認為頭等緊急而重要的事——這才把反對我被托派利用的鬥爭壓後。也許因為中共中央內部情形複雜，有人勸告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不可太冒進。但王明已殺害五位中共重要幹部，如果他不鬥爭我，誣我受托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
這次政治局會議，使毛澤東、張聞天大傷腦筋，王明的矛頭正打中他們的要害。毛澤東緊緊掌握他的實力，對八路軍各部的指導和大批人員派遣到前線去等等工作，一點也不放鬆。他預料王明在武漢的活動，不會有甚麽大的成就。他暫時一聲不響，和我遇著的時候總是談些輕鬆的事。張聞天有點感到自身位置難保，一切不敢像從前那樣放肆，遇著我的時候，雖然不說甚麽，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態。陳雲和康生都是初來，遇事向人請教，不願隨便說話。我那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伍修權代理得相當順手，他很少來麻煩我。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靜的設計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閑自得，有時馳騁山野，在農村中留連一番。有時攜帶我的兒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遊談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們常到之處。我參加文藝晚會和觀看球賽，非常熱心，常常和小夥子們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僅工作繁忙，而且因懷孕嘔吐不適，我此時也有功夫陪伴她，分擔一些她的工作。在訓練班講粗淺的課，與人下棋以及參加晚餐會等等都是我所高興的。如此，我渡過了頗為安靜的在延安的最後三個月。
這個時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別多，似乎也應當略略提到。中共是變了質，完全變質了，離我這個創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萬八千裏。中共在它的短短的曆史中，經過國共合作，蘇維埃時期和國共第二次合作，三個主要階段，其領導人物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澤東，本書中都有扼要的敘述。讀者從我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他不擇手段，追求他個人的勝利，這是不折不扣的反動的帝王思想，與近代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共同之點。毛澤東在共產主義思想掩護之下，包含著遊擊觀念，農民意識，霸道策略，這些貨色也與共產主義不甚相容。
整個共產國際同樣完全變質了，他早已脫離了從馬克思以來歐洲工人運動的軌跡，變質為斯大林式的獨裁。斯大林的恐怖主義，在清黨中殺害了以百萬計的人民和革命分子，這顯然是專製魔王之所為。即使那個親蘇聯的邵力子敘述斯大林的殘暴時，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殺害著許多人，世所罕見，中國曆史上的暴君，殺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殺害這麽多文人學者的。
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和中共的黨章，共產黨組織是信仰相同的誌願結合，黨組織對於黨員的最高製裁是開除黨籍，黨員也可以自動脫黨。如果根據這樣的民主性原則，就沒有所謂叛黨、叛徒等類的罪名，也沒有比開除黨籍更嚴厲的處罰。隻因國內外共產黨都變了質，王明才敢在新疆殺害重要的幹部，否則他會受到殺人犯一樣的判罪。
至於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種種約束，人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那種脫離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為反動、反革命、叛徒或漢奸的說法，完全是中共的獨裁偏見，也是對人們的愚弄宣傳。
我不能領導中共向正當的途徑發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變質，深感慚愧。我曾枝枝節節的有過許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證我無力挽狂瀾與既倒。難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樣，聽由斯大林殺害嗎？因此我脫離中共，離開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應當采取的正義行為。我有權利單獨行動，自動脫黨，不與殘忍陰謀的獨裁者為伍。但從當時環境說來，脫黨是嚴重的事，我需要機密處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縣參加祭黃陵之便，離開了延安；從此與中共告別了。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我從中部縣出發經過西安，到達漢口，這是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旅程。在漢口的時候，周恩來、王明、秦邦憲等曾對我的脫黨行動加以阻難，但我意已決，無法挽回，因而他們發表指責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都相繼宣布開除我的黨籍，這些事都不必細說了。
我當時發表了一篇告國人書，現附在本書之末，以供讀者參考。這個文件是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聲明書，標誌著我的共產生涯，至此已告結束。但我在這裏必須聲明一句，這是一個抗戰時期的文件，他的內容隻反映出當時的情況和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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