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十（崇新嶽 百思峰 ）

 

（51）

 

　　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一部分官兵抓到王力，馬上開始下一輪步驟：批鬥王力和勝利大遊行，這裏先說勝利大遊行。王力被抓到武漢軍區大院之後，“百萬雄師”群情振奮，立即進行數十萬人的勝利大遊行，因為這時又傳來兩個振奮人心的“消息”。

　　第一條消息是中央軍委的來電(7月20日淩晨4點收到)。來電說：一、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二、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可以造反；三、百萬雄師好，陳再道好。

　　第二條消息是中央文革的來電(7月20日淩晨收到)。來電說：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關於武漢問題的表態，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將派周總理和陳伯達同誌來武漢解決問題。

　　事後知道，這兩條來電都是蓄意編造的。在當時混亂的局麵下，人們根本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謠言。最重要的是，這些偽造的“中央來電”符合“百萬雄師”的願望，肯定他們的行動是正確的，大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士氣。於是“百萬雄師”拚命傳播這些“中央來電”，讓大家都以為這是真的。

　　“百萬雄師”取得了揪王力的勝利，又得到偽造“中央來電”的鼓舞，這些人熱血沸騰，衝上街頭舉行勝利大遊行。當天，“百萬雄師”數十萬人上街，出動卡車一千多輛，遊行的人手持長矛、棍棒等武器，高呼口號：“王力滾出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滾出武漢”、“歡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總理、陳伯達同誌來武漢”等。

　　武漢街頭也貼滿了偽造的“中央來電”，還有各種大標語和大字報：“揪出中央文革中的一小撮混蛋！”“武漢問題要由武漢人民來解決”、甚至還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狂熱的氣氛也感染了武漢獨立師的許多官兵。自從軍隊“支左”以來，獨立師一直強烈地同情保皇派“百萬雄師”。據武漢軍區副政委葉明回憶說：我們的幹部和戰士平日上街維持秩序，防止武鬥，常常遭到造反派圍攻、毆打，而每次都是“百萬雄師”上來保護我們的幹部戰士。所以，我們的幹部戰士和“百萬雄師”感情很深，他們聽說王力把“百萬雄師”打成“保守組織”，這可把他們激怒了。

　　獨立師以前雖然同情“百萬雄師”，但還未敢公開與他們站在一起。現在他們撕下這層麵紗，公開與“百萬雄師”站在一起。為了配合“百萬雄師”的勝利大遊行，武漢獨立師也出動數十輛軍車上街遊行，車上滿載士兵，手中握著上了刺刀的槍，車頂上架著輕重機槍，擺出一副與“百萬雄師”並肩戰鬥的姿態。

　　（52）

　　這時，又出現一份以8201部隊(武漢獨立師)名義發出的《特急呼籲》。該《呼籲》寫道：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即將來臨之際，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甘心他們的死亡，在臨死之前拚命掙紮，實行新的反撲。為此，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8201部隊全體指戰員，向武漢市無產階級革命派發出以下特急呼籲：

　　我們認為“百萬雄師”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浩浩蕩蕩的、硬梆梆的、響當當的革命左派組織。他們最聽毛主席的話，是執行和捍衛黨中央指示的模範，是“抓革命促生產”、“擁軍愛民”的模範，是製止武鬥和打擊牛鬼蛇神的英雄。我中國人民解放軍8201部隊的全體指戰員，堅決支持“百萬雄師”的一切革命行動，誓作他們的堅強後盾，堅決和“百萬雄師”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誰敢妄動“百萬雄師”的一根毫毛，我們就毫不留情，殺他個片甲不留。

　　該《呼籲》最後的署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8201部隊全體指戰員”。後來查明，這份《特急呼籲》是武漢獨立師的幾個戰士寫的，但他們用“8201部隊全體指戰員”的名義，使很多群眾誤以為真是全體8201部隊支持百萬雄師，大大提高了百萬雄師的威望。

　　針對這份8201部隊的《特急呼籲》，“百萬雄師”馬上也發出一份《十萬火急聲明》，作出以下的誓言：我“百萬雄師”全體戰士，堅決與8201部隊全體指戰員同生死、共存亡。“三鋼三新”是不是革命左派，隻能由我們廣大工農兵來鑒別決定，不能由“欽差大臣”來封。我們已經做好犧牲一切的準備，不徹底粉碎資本主義複辟逆流，死不瞑目。

　　7月2l日，在軍隊聲勢浩大的支援下，“百萬雄師”繼續進行示威遊行，並開始掃除造反派的據點。 “百萬雄師”正處於強勢之上，他們所到之處，造反派迅速逃走，幾乎沒有遇到多少抵擋，就把幾十個造反派的據點拔除。到7月22日為止，武漢全市隻剩下四、五所大專院校仍被造反派控製，“百萬雄師”打垮了造反派，統治了武漢。

　　武漢的一般居民是基本同情“百萬雄師”的。因為“百萬雄師”要維護社會秩序，而造反派要搞亂社會秩序，對於普通的老百姓來說，當然盼望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是他們支持和同情“百萬雄師”的基本心理。

　　“七二零”事件發生後的7月20日到24日，武漢市各界人士也紛紛在《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發表文章，支持“百萬雄師”的革命行動。

　　（53）

　　當武漢的“百萬雄師”歡慶他們的勝利的時候，北京卻認為這裏發生了一場反革命暴亂。7月25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群眾的盛大集會，林彪親自出席，憤怒聲討“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同時，全國各大城市也舉行聲討“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的示威遊行。在此巨大的壓力下，“百萬雄師”撐不住了，終於在7月27日宣布解散。

　　“百萬雄師”解散後，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仍登載有大量讚美“百萬雄師”的文章，於是上級下令，將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全部銷毀。據說現在已無法找到這5天的《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了。

　　關於這次“百萬雄師”勝利大遊行，還有一個件插曲。周恩來於7月20日下午緊急飛往武漢，準備在漢口王家墩機場降落，可是周恩來的行蹤被泄密了。20日下午，25輛滿載“百萬雄師”的大卡車，衝進王家墩機場，眾人站在跑道兩邊，大喊“我們要見周總理！要向周總理告狀！”

　　據隨周恩來到武漢的張佐良醫生回憶說：飛機在王家墩低空盤旋時，看到機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機長走到周恩來身邊說了些什麽，飛機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飛去。

　　“百萬雄師”的告狀人群，使周恩來的飛機無法降落，隻好改飛到另一個臨時機場降落，使周恩來被困了好幾個小時。

　　這裏再交待幾句後來的事。“百萬雄師”解散後，武漢的問題並沒有解決。雖然“百萬雄師”的徹底垮台，讓造反派的“三鋼三新”輕易取得了勝利，但造反派內部馬上出現爭權奪利的鬥爭。在對抗“百萬雄師”的時候，“三鋼三新”內部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可是當“百萬雄師”這個敵人消失後，造反派內部的分歧立即凸顯出來，“三鋼三新”很快分裂成兩派：“鋼派”和“新派”。

　　陳再道倒台後，新成立的武漢軍區比較傾向於支持“新派”，於是“新派”成了新的保皇派，“鋼派”成了新的造反派，這新的兩派又開始武鬥，又開始新的一輪造反派與保皇派的奪權鬥爭，這種現象就是當時所謂的“翻燒餅”。

　　文革的奪權，大多數演變成這種翻來翻去的“翻燒餅”鬧劇。毛澤東沒有預想到造反派的思想覺悟這麽低，與他的期待相去太遠，這也是文革失敗的重要內因之一。到了1969年，毛澤東不得不宣布取締一切群眾組織，不管造反派、保皇派一律取締，這才停止了這場“翻燒餅”的奪權鬧劇。

　　（54）

　　我們再說百萬雄師批鬥王力的情況。百萬雄師把王力拉到武漢軍區大院，連推帶拖把王力揪下卡車，然後王力被反剪著的雙手，拉到四號樓的樓梯邊陽台上示眾，在這裏開始對王力進行批鬥。

　　百萬雄師的人先把王力的軍帽奪走，軍裝上的領章撕了，後來又把王力的軍裝扒掉，再後來又把王力的襯衣扒掉，最後連外褲和汗衫也扒了，隻剩下一條短褲，鞋子也被沒有。好在當時天氣特別熱，打赤膊也問題不大。同時，對王力又是一頓拳腳，王力的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左眼被打得腫起來，膝蓋軟骨被打傷，左腳趾被踩成骨折，這算是給王力一個下馬威。

　　然後，百萬雄師的人又讓王力站在一張椅子上，麵對樓下的眾人。此時，軍區大院內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有人把擴音器和錄音機放在王力麵前，讓他當眾回答問題。一個人拿起話筒說：王力，我們提幾個問題要你回答。第一、你們的‘四點指示’，到底有沒有？

　　王力說：我再次代表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向武漢的群眾問好！我們到武漢來，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來向武漢地區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學習，是來當小學生的。解決武漢問題要靠武漢的革命派和武漢駐軍廣大指戰員共同努力。

　　王力在關鍵時刻，還能沉得住氣，問題回答得不卑不亢。那人又問：王力，你說“百萬雄師”是什麽組織？

　　王力說：百萬雄師的組織很大，是個什麽組織，我們還要看一看。武漢的問題沒有‘百萬雄師’參加是辦不成的。武漢軍區有錯誤、有缺點需要改進。

　　這樣的回答，“百萬雄師”當然不能滿意，於是他們立即向王力進行了一陣咒罵。然後“百萬雄師”的人又拿出一份傳單，內容是中央收回“四點指示”，讓王力簽字，被王力拒絕。

　　就在這時，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副政委葉明趕來了。鍾漢華急得語無倫次，捶著自己的身子喊：“你們不能這樣幹哪！王力同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們不能啊！你們綁我好了。”

　　眾人根本不理鍾漢華。鍾漢華尊為武漢軍區政委，名義上是武漢軍區的最高負責人，地位比陳再道還要高一些，但在關鍵時刻，他說話根本不頂用，沒人聽他的。鍾漢華見眾人不理他，又給眾人作揖，甚至磕頭勸阻，但還是沒人理他，倒是有人嘲笑他說：“你也太不象話了。”後來鍾漢華心髒病發作，昏倒在地，被人背走。

　　這時，武漢軍區分裂成兩派：一派是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獨立師師長牛懷龍，獨立師政委蔡炳臣，這一派主張把事情繼續鬧大。另一派是軍區政委鍾漢華，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副政委葉明，他們主張趕緊停止鬧事。

　　（55）

　　本來鍾漢華也是傾向於鬧點事情出來的，但他沒想這些人居然把中央派來的欽差大臣綁架了，這可把鍾漢華嚇壞了，趕緊來救王力，可是根本沒人聽他的話，搞得堂堂的政委給部下磕頭作揖。到了關鍵時刻，誰說話算數就顯現出來了。武漢軍區聽陳再道的話，不聽鍾漢華的話。

　　在這緊張的時刻，29師政委張昭劍，帶著29師警衛營和三個連的戰士趕來了。前麵提到，張昭劍在東湖賓館為了給王力擋拳頭，被打斷了肋骨，他是忍痛趕來的。

　　按道理說，29師屬於武漢軍區領導，張昭劍應聽從陳再道的命令。不過張昭劍是機靈人，他馬上從這場混亂中，嗅到了政治鬥爭的味道。他給武漢空軍司令部打電話摸底，詢問情況。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說：“武漢軍區的問題大了，武漢軍區有鬼!”

　　張昭劍立即心領神會，馬上表態說：“我聽空軍的。”

　　張昭劍摸到這個底，心裏也有底了，他知道現在救王力是一個立功的大好機會，於是就帶著29師警衛營外加三個連的人趕了過來。張昭劍雖然也是政委，但他這個政委說話是有人聽的，不像鍾漢華那樣的空頭政委。

　　張昭劍趕到後，立即下令，一個連控製大門，另外一個連控製側門，其餘的人控製四號樓。29師的戰士服從命令，馬上插入四號樓，控製了所有的樓梯。戰士們臂膀緊緊挽起來，結成了一道人牆，把樓梯攔腰截斷。

　　“百萬雄師”的大部分人都在院子裏看批鬥王力，在樓上揪王力的人很少。沒想到29師的幾百名戰士突然插進來，截斷樓梯，這樣就把“百萬雄師”的大部分人與王力隔絕了。

　　“百萬雄師”的人開始向四號樓上衝擊，罵29師的戰士是“保皇狗”、“保皇兵”，幾百名戰士硬是用身體阻擋住“百萬雄師”的衝擊，有的士兵被打成重傷，但“百萬雄師”始終沒有衝過去。

　　在樓上的少量“百萬雄師”，敵不過大量衝上來的29師士兵。張昭劍提出讓王力暫時休息，“百萬雄師”的人隻好同意，於是張昭劍讓人把王力送到二樓的一件小房子裏休息，而“百萬雄師”的人也跟了過來，繼續在小房子裏圍攻王力。

　　忽然窗戶“哐當”一聲砸破了，一個獨立師的戰士砸開窗戶跳了進來，原來他們在下麵搭起人梯，爬了上來。這個戰士舉起衝鋒槍，把槍口對準王力。就在這時，警衛營長樂慶祥用自己的胸膛擋住槍口，厲聲喝道：“不準開槍！你要開槍，性質就變了！”

　　那戰士還要動手，樂慶群說：“你現在要打的不是王力同誌，是黨中央！要打你就先對我來吧！”看到樂慶祥這種堅決的態度，那個戰士把槍收了回去。

　　雙方的拉鋸戰持續了五個多小時，天氣又極炎熱，雙方都累得精疲力竭。張昭劍乘這個時候說：現在軍區食堂預備了飯，大家先去吃飯，有問題六點鍾再派代表來談判。

　　（56）

　　大部分“百萬雄師”的人也又累又餓，於是他們接受了張昭劍的建議，隻留下二、三十個人監視現場，其餘人都去吃飯了。這時候，29師的戰士三三五五地走過來，與這些留下來的人談話、辯論，在不知不覺中，就把這些人包圍控製了。

　　乘這個時機，29師的幾個戰士扶著王力悄悄下樓，坐上早已隱蔽在樓後麵的一輛吉普車。這時軍區大院的側門也已經被29師控製，所以吉普車順利開出軍區大院，一直開到29師師部駐地。

　　這時留下監視的人發現情況，高喊：“王力跑了！”可是大部分“百萬雄師”的人正在食堂吃飯，留下的這些人根本阻擋不住，隻好眼睜睜地看著。

　　29師師部駐地的後麵，是一座名叫洪山的小山。山並不高，但長滿密密麻麻的灌木林，荊棘夾雜其中，人很難上去。王力被救到29師師部後，張昭劍考慮，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人很快就會追到這裏來，他要把王力隱藏起來才行。隱藏在師部裏肯定是不行的，這次東湖賓館保衛科科長王振英也來到29師師部，於是張昭劍靈機一動，就帶著王力和王振英，爬到後麵的小洪山上躲起來。

　　果然，張昭劍他們三人才走不久，“百萬雄師”的三十多輛大卡車衝進了29師部，逼29師交出王力。29師的人說王力不在這裏，“百萬雄師”不相信，就在把29師師部搜查遍了，也沒找到人。幾萬“百萬雄師”把29師師部團團圍住，在附近繼續搜查，他們總以為王力躲到某所房子裏去了，沒想到王力躲到山上去了。

　　張昭劍、王力和王振英硬著頭皮爬上山，渾身被荊棘劃了很多血口子，他們三人在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張昭劍悄悄下山，到29師下屬七連的駐地，把王力悄悄轉移到七連的駐地。在動員七連的戰士去救王力以前，張昭劍讓戰士們每人先寫《決心書》：“誓死保衛毛主席司令部！有我在就有王力同誌在！”

　　當王力見到來救他的戰士們時，說：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大家問好！你們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戰士們被“欽差大臣”的話感動了，紛紛向王力遞上自己的《決心書》，請王力轉交給毛主席。王力緊握戰士們的手說：一定到北京轉呈給偉大領袖毛主席。

　　由此可見，王力在群眾麵前，始終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講話的。其實毛澤東並沒有給王力“欽差大臣”的權力，王力過分行使了權力，這也是王力在一個月之後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張昭劍是個很有政治頭腦的人，他在救出王力之後，又宣布29師脫離武漢軍區。張昭劍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立了大功，很快被提升為陸軍17軍政委。不過粉碎四人幫後，陳再道重新出山，任鐵道兵司令員，當年支持陳再道的牛懷龍和蔡炳臣也都跟著升官了，而反對陳再道的張昭劍就靠邊站了。

　　（57）

　　前麵交待了“百萬雄師”綁架和批鬥王力的情況，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中共高層對這件事的反應，首先當然是毛澤東的反應。關於毛澤東反應的細節材料很少，當時與毛澤東在一起的總參謀長楊成武、中央保衛局主任汪東興等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到這方麵的細節，隻是海軍政委李作鵬在回憶錄中，概要地提到了幾句。李作鵬和楊成武一樣，以保護毛澤東為任務，隨毛澤東一起到武漢，他們都沒有上街和群眾見麵。

　　李作鵬回憶說：7月20日拂曉，“百萬雄師”數百人強行突破警戒線，包圍謝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別墅，將謝富治圍鬥一頓，將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形勢急轉直下，誰也說不清，“百萬雄師”是不是還要來衝擊東湖賓館，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當時我們在主席身邊的人，都高度地緊張。

　　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也有類似的回憶，他說：群眾在賓館鬧事，可把我們緊張壞了。在北京雖然也見過許多群眾到中南海門前示威抗議，那些人都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市民群眾，從來沒見過解放軍戰士也上街鬧事，而且是荷槍實彈，全副武裝。更為可慮的是，這群荷槍實彈的戰士和群眾處在一種心態失衡狀況下，在行動上沒有指揮，誰的話也不相信，也聽不進去。麵對如此嚴重的局麵，我把僅能組織起來的數十名警衛進行戰鬥部署，重新編組，實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隨時準備投入戰鬥，決心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的安全。

　　關於當時毛澤東的態度，則來自陳再道本人的回憶。陳再道說：毛主席很快就感覺到武漢事件不是我搞的，當時他就在武漢嘛，那些鬧事的人根本就沒有想到毛主席會在武漢。可是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毛主席以為群眾和軍人都是衝著他來的，他一連地對身邊的人員說：“想不到我也落到蔣介石在西安的下場了，曆史真是在捉弄人呀，跑來跑去跑到賊窩裏來了。”

　　但是，毛主席馬上弄清真相後，立刻下令：“不要把陳再道弄死，你們一定要給我保護好他，他沒有反對我，他隻是犯了錯誤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毛主席親自派人來和我談話，當場我就給毛主席下跪了，我說：“快請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遠是忠於毛主席的呀!”我這話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現在關於毛澤東在“七二零”事件中“連夜轉移”的戲說文學作品很多，細節都大都是根據上述這些梗概演繹出來的，不足為信。我們隻能根據後來的各種事實，來推測毛澤東的反應。

　　首先，7月20日早上王力被綁架的事情，肯定在第一時間報告到毛澤東那裏。當時的情況非常混亂，包括荷槍實彈的士兵在內的一千多人闖進賓館，把“欽差大臣”抓走。這種事情按照常理來判斷，肯定是“造反”了，所以毛澤東的第一個反應也是：“陳再道造反了，我被劫持了。”

　　（58）

　　毛澤東認為這些人衝進東湖賓館是衝著他本人來的，抓王力不過是“殺雞給猴看”，真正的對象是他自己，所以毛澤東說：想不到我也落到蔣介石在西安的下場。

　　毛澤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向北京方麵求援。7月20日一大早，中央保衛局主任汪東興、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說：“武漢軍區獨立師警衛不力，20日淩晨反革命分子己經衝進來了，快衝到主席住處了。”

　　毛澤東受到兵變的威脅，這是絕密的事情，消息絕不能輕易外傳，所以第一時間知道這個消息的人，隻有林彪、周恩來兩人知道。他們兩人緊急商議，結論是毛澤東立即轉移，離開武漢。同時決定，周恩來緊急飛往武漢，親自幫助毛澤東安全離開武漢。

　　有人說：毛澤東本來不願意離開武漢，是經過林彪和周恩來再三勸說才離開的，這種說法沒有說到點子上。其實毛澤東早就想離開武漢了，因為毛澤東很清楚，他本人繼續坐鎮武漢，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促使矛盾更加激化，關於這點我們在後麵還要提到。毛澤東之所以不能立即離開武漢，是因為領袖的麵子問題。

　　毛澤東作為國家領導人，全軍最高統帥，如果遇到風吹草動就立刻離開，別人就會以為毛澤東是膽小逃走。這種膽小怕死的形象，對於領袖來說，是致命的問題，所以毛澤東不能給別人造成這樣的形象。因此，毛澤東必須等到別人來“勸他”之後，才能離開。這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就是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遇到這樣情況，也必須這麽做。

　　林彪和周恩來都明白毛澤東的這個心思，知道毛澤東表示“不願意離開”，實際上是在等他們去“勸”，給毛澤東鋪一個下台階的梯子，可是江青卻不明白。江青得知武漢的緊急消息，嚇得要命，她打電話給毛澤東，請毛澤東趕緊離開武漢，毛澤東表示不走。

　　據吳法憲回憶說：江青非常擔心武漢局勢可能威脅到毛澤東的安全。江青當即找到林彪，問他怎麽辦，並說她想自己到武漢去一趟。在此之前，江青已經勸過毛澤東，要他離開武漢，但毛澤東不願意。林彪對江青說：“你去怕有困難，你還是去和總理商量一下，派個人去勸主席離開武漢。”

　　江青聽了林彪的話，去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說：“林副主席的意見是對的，你不能去。你可以寫封信，派個可靠的人送去。”江青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寫好了以後，江青請示林彪派誰去，林彪說：“派邱會作同誌去吧。”於是我立即準備飛機，把邱會作送到武漢。

　　關於這件事，邱會作的回憶稍有不同，邱會作回憶說：7月20日中午，吳法憲同我說：“毛主席、楊總長他們都在武漢，武漢形勢很緊張。林副主席決定要你去一趟。林總還交代，要你帶一個內外科水平都比較高的醫療小組去。”

　　（59）

　　20日下午4時，我到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去見林總。我先見葉群，葉群和我談了一陣子，她說：“今天上午總理來和林總商量決定，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總理已經又去武漢了。”葉群還說：“江青哭哭啼啼地來找林總，要死要活求林彪和我親自去武漢保證主席的安全。林總寫了一封短信，勸主席速離武漢，江青也在信上簽了字，林總決定派你帶上信，立即乘飛機去武漢。”

　　過了一會葉群帶我去見林總，林總說：“你到武漢去一趟很好。我先說一下你的任務：一、向主席報告全國的形勢；二、建議主席轉移一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黨的安全’你就說這句話是我說的；三、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圍困了主席，就設法告訴總理在武漢固守待援。”臨走時，葉群交給我一個牛皮紙大信封，叮囑我帶好。

　　綜合上麵幾個人的回憶，我們可以把事情的經過梳理如下：

　　一、林彪和周恩來兩個人商議，勸毛澤東立即離開武漢，這時他們兩人並沒有叫江青來參與此事，這個決定是林彪和周恩來兩個人做出的。這點葉群說的很清楚：“今天上午總理和林總商量決定，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

　　二、江青得知此事後，馬上給毛澤東打電話，勸他立即離開，毛澤東不同意。

　　三、江青著急，馬上找林彪，說她準備親自去武漢。

　　四、林彪不同意江青去武漢，請江青去和周恩來商量。

　　五、江青找到周恩來，此時周恩來還沒有動身去武漢。周恩來說林彪的意見是對的，江青不能去，周恩來讓江青給毛澤東寫一封信。

　　六、江青寫好信後，周恩來已經動身去武漢不在北京了。江青此時還是不放心，又哭哭啼啼地去找林彪夫婦，請林彪夫婦也去武漢保衛毛澤東。

　　七、林彪不同意去武漢，但答應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勸毛澤東離開。林彪立即寫一封短信，江青也在上麵簽字，林彪派邱會作去武漢送信。注意這裏有兩封信：第一封信是江青單獨寫給毛澤東的，第二封信是林彪寫給毛澤東的，江青在信上簽名。所以邱會作臨走時，葉群交給他一個牛皮紙大信封，裏麵應該放著這兩封信。

　　八、當晚6時，邱會作帶一個醫療小組，乘飛機離開北京去武漢。再此之前，周恩來已經在下午3時50分，乘飛機去武漢了。

　　據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20日下午3點多鍾，我們和周恩來就乘車去西郊機場。機場上停著待飛的3架飛機，有1架是我們熟悉的周恩來經常坐的飛機，另外2架已關上機艙門，機艙內坐滿了中央警衛團的官兵，他們是奉命隨周恩來去武漢執行保衛毛澤東任務的。我們登上飛機，我看到座機的前半部，也都坐滿了荷槍實彈的中央警衛團戰士。看到這種場麵，我真有些緊張，不知武漢發生了什麽事。

　　飛行大約40多分鍾，機長向周恩來報告，接地麵報告，武漢的大街已貼出了歡迎周恩來親臨武漢解決問題的大標語。同時說，王家墩機場跑道上，停放著好多輛滿載群眾的卡車，飛機無法著陸，隻好改降備用的山坡機場。

　　（60）

　　飛機在山坡機場著陸後，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等從王家墩機場趕到山坡機場。周恩來與他們商量進城的辦法。他們不同意坐汽車，理由是路途太遠，更不同意調直升機來，因為武漢很久沒有直升機飛越上空了，萬一有人在下麵開槍，就會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來說：“先休息一會兒，等天黑下來再說。”太陽漸漸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王家墩機場打來電話，說那裏的人已離開機場了，飛機可以降落了。周恩來聽後很高興說：“全體登機，返回王家墩機場。”到達王家墩機場後，周恩來不能停留在機場，要盡快去見毛澤東。在場的同誌認真地研究周恩來怎麽由王家墩機場去東湖賓館的事情。武漢城裏交通很亂，他們為周恩來進城的安全擔心，周恩來很果斷地說：“天黑下來後，坐吉普車進城。”

　　為了縮小目標，周恩來指定我們幾位負責安全的同誌跟他分乘兩輛吉普車，由空軍的一位作戰科長帶路，先行進城，其他人員半小時後再走。天黑下來，兩輛吉普車飛快地向城裏開去，武漢市區的秩序確實混亂，不時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車橫在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長矛在馬路上走來走去，好像在尋找出擊的目標，口號聲、高音喇叭的叫聲震耳欲聾。

　　我們來到東湖賓館的百花一號樓，謝富治和幾名負責同誌已等在那裏，他們看到總理到了，都搶著向總理訴說7月20日的事情。周恩來先招呼幾位負責同誌到一個小會議室，研究確定保證毛澤東安全離開武漢的詳細辦法，從毛澤東出發的時間，乘坐什麽車輛，行車路線以及由哪些人負責護送，都做了周密細致的布置。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去看毛澤東，當麵報告了請毛澤東離開武漢的安排。毛澤東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決定當晚離開武漢。當天深夜2點來鍾，毛澤東被秘密護送離開武漢東湖賓館，第二天上午乘飛機到達上海，住進了虹橋賓館。

　　根據上麵高振普的回憶，以及結合其他材料，我們把周恩來的行蹤理順如下。

　　一、周恩來20下午3時50分從北京起飛，他帶了中央警衛團兩個中隊，3百多人，分成3架飛機飛往武漢。

　　二、周恩來去武漢的消息被泄露，王家墩機場被“百萬雄師”占領，周恩來一行人改在一個軍用機場臨時降落。

　　三、周恩來本打算從軍用機場乘直升飛機直接去東湖賓館，但大家反對，於是他們等到王家墩機場的群眾走後，再次乘飛機返回王家墩機場。

　　四、周恩來把隨行的300多中央警衛團戰士留在機場，自己帶幾個隨從，乘兩輛普通的吉普車進城。據其他材料介紹，周恩來換了普通的軍裝，戴上墨鏡，打扮成普通軍官的樣子。

　　周恩來這樣做，雖說看似危險，但實際上反而安全。因為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周恩來這樣的大人物進城，應該是乘坐高檔轎車，前有大量軍人開道，後有大量軍人殿後，浩浩蕩蕩地進來。沒想到周恩來隻乘坐普通軍官做的吉普車，悄悄開進了東湖賓館。

　　五、周恩來依然住在他過去住的百花一號樓，這裏距離王力被綁架的百花二號樓隻有100米左右。這裏周恩來也要擺出大無畏的領導人氣概，這樣才能贏得部下的敬佩。

　　（61）

　　六、周恩來入住後，謝富治、楊成武、李作鵬、汪東興等人立即向他匯報情況，他們開會共同商議好毛澤東撤離武漢的方案。

　　七、周恩來與眾人商議好撤離的方案後，才去找毛澤東，這也體現了周恩來的智慧。因為這樣周恩來就可以說，請毛澤東立即轉移，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在武漢眾高官的全體意見。如果周恩來一個人勸毛澤東走，毛澤東的麵子還不夠，眾高官都勸他走，毛澤東的麵子就足了。毛澤東很滿意周恩來處處照顧他的麵子，於是毛澤東接納周恩來的意見，立即轉移離開武漢。

　　關於毛澤東是怎樣離開武漢的，李作鵬回憶說：當時毛主席住的別墅附近和周總理住的別墅附近，均有“百萬雄師”的人員活動，別墅裏的工作人員也有“百萬雄師”觀點的。為了不使別墅內的工作人員和別墅外的“百萬雄師”知道毛主席的轉移行動，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偽裝等措施。21日淩晨，毛主席靜悄悄地離開別墅，離開武漢。

　　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也回憶說：7月20日深夜，實際是7月21日淩晨2時許，毛主席的轉移開始了。毛澤東乘坐一輛普通的軍用吉普車，我們隨行的警衛部隊分乘兩輛大卡車，從東湖賓館出發，穿過沉睡的武漢街道，通過長江大橋，向王家墩機場開進，我們的車隊順利到達王家墩機場。

　　一些戲說曆史的書，說毛澤東從武漢慌張逃走，這是不真實的。毛澤東是井然有序“撤走”的，他采用了與周恩來一樣的策略，乘坐一輛不引人注目的普通吉普車。如果毛澤東乘坐他平時坐的大轎車，一出門就會被人們發現。另外，李作鵬說毛澤東采取了“秘密偽裝等措施”，這裏所謂的“偽裝”，是不是毛澤東也像周恩來那樣，穿一身普通軍裝，戴一副墨鏡的“化妝”呢？這些就隻能猜測了。

　　毛澤東到達王家墩機場後，先上了停在機場附近的毛澤東專列。這時，邱會作乘坐的飛機也到達王家墩機場。據邱會作回憶說：我們乘伊爾18專機夜航，於20日晚11時左右達到王家墩機場。我到了之後，來接我們的竟是一輛帆布篷上多處彈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總理打通了電話，總理高興地說：“好！你在機場待命，過一會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間的沙發上抽煙待命，大約21日淩晨3點多鍾，楊成武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我聽楊成武的話，估計主席已經安全轉移出來了，我心裏也很高興。我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車，開往主席在機場的專列，毛主席在火車上召見了我。

　　主席見到我時，心情還平靜，他同以前一樣，首先就說：“‘興國佬’來了。你那個總後勤部的人現在聽你的話嗎？文革是個好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去表演的。”接著，我把林總的信及林總要我轉告主席的，林總關心他老人家的話，都向主席做了簡要匯報。

　　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聽我說，待我說完之後，主席說：“我要先睡一會覺了，待一會給他們寫幾個字。”我即回到機場宿舍休息去了。

　　（62）

　　天剛蒙蒙亮，汪東興又來了，說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專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見到我就說：“太疲勞了，又睡不著，我也沒有寫信，你回去向林彪同誌說，我完全同意他對全國形勢的看法。有一點他沒有提到的，就是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造反派不是一切都好的。”

　　主席和我談完話，楊成武來到主席房間，記得他們在商量主席去哪裏，正在給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給主席敬了禮，回到機場住處。

　　大約早上7點半左右，停機坪上有三架伊爾18同時發動，接著主席坐楊成武的伏爾加來了，到了停機坪，主席下車和我們握手，也和工作人員握手。主席上了飛機，我和楊成武他們說了幾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

　　本來按照中央的規定，毛澤東是不能乘飛機的，但這次破例了，這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乘坐飛機。邱會作還透露一個信息，毛澤東決定乘飛機離開武漢，但到了機場，還沒有決定飛往哪裏，直到最後才決定飛往上海。

　　毛澤東離開武漢後，周恩來留在東湖賓館，繼續處理武漢問題。李作鵬回憶說：毛主席離開後，周總理留下來，繼續處理“七二零”事件的善後問題。因他身邊沒有帶助手，就決定把我留下來，協助他做具體工作。

　　我隨周恩來住在同一座別墅內。為了總理的安全，我們約定，夜間我秘密搬入總理住的那套比較大的房間內睡覺，並按照總理平時夜間辦公的習慣，淩晨3時後才熄燈，上午9時後拉開窗簾。而總理則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較小的房間內，晚上11時前就熄燈休息，上午7時拉開窗簾。采用這樣的辦法，我們一直住到離開武漢。

　　7月21日上午，周恩來在百花別墅再次接見陳再道，我在場。總理要陳再道把王力送回來，陳再道說：“我不知道王力在什麽地方。”

　　總理說：“你派人去找回來。”

　　陳再道說：“我找不回來。”

　　看到陳再道這樣，總理生氣了，“啪”一聲拍了桌子，站起來大聲說：“你這是什麽態度？不要以為你有‘百萬雄師’撐腰，不要說百萬，你就是‘千萬雄師’我也不怕。‘百萬雄師’算什麽？八億人民要起來反對你們，你看是八億人民力量大，還是你‘百萬雄師’力量大？你既然采取這樣的態度，你離開這裏到北京去。”

　　陳再道低著頭，告退出去了。

　　陳再道之所以繼續對周恩來這麽“硬”，是因為他還不知道毛澤東的態度，以為毛澤東還在保他。不過當時陳再道說“我找不回來王力”，倒也是實話。因為那時“百萬雄師”不聽他的話了，29師不聽他的命令了，就是獨立師，陳再道也不能完全指揮得動。關於陳再道的態度和處分問題，我們將在後麵討論。

　　周恩來處理武漢事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被綁架的王力找回來。鑒於陳再道的態度，周恩來決定臨時停止陳再道和鍾漢華的職務，由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副政委葉明臨時負責軍區工作。周恩來給孔慶德和葉明布置的第一個工作，就是把王力找回來。

　　（63）

　　周恩來派武漢軍區副司令孔慶德去找王力，孔慶德聽說王力被29師的人救走了，派人去29師查問。29師政委張昭劍因為已經不相信武漢軍區領導了，就推說王力不在這裏，這樣孔慶德就找不到人。周恩來又派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去找，7月21日下午2時，劉豐找到29師師部，張昭劍信任劉豐，馬上說王力藏在他們這裏。劉豐立即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指示說：馬上把王力轉移到王家墩機場的武漢空軍司令部。

　　周恩來命令武漢空軍調兩個連的士兵接應，29師派一個連的士兵護送，共三個連的兵力護送王力，行動時間在天黑之後。當時“百萬雄師”還在武漢街上大規模遊行，通往機場的長江大橋上都是“百萬雄師”的人。為了不暴露目標，這些人戴上“百萬雄師”的袖標，打出“專揪王力戰鬥兵團”的旗號，喊著“打倒王力”的口號，果然一路暢通無阻，把王力送到了機場。

　　找到了王力，周恩來還要處理武漢軍區的問題。首先周恩來把可靠的武漢空軍調進城裏，進駐造反派集中幾個學校“支左”，意在保護造反派的據點。然後武漢空軍逐步從獨立師手中接防城裏的戰略製高點和軍事要地，駐在東湖賓館的獨立師也全部撤走，由武漢空軍接管。

　　另外，武漢獨立師的幾個戰士以“武漢獨立師全體指戰員”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支持“百萬雄師”的《特急呼籲》，這個我們在前麵提過。有人把這份《特急呼籲》反映到獨立師政委蔡炳臣那裏，建議獨立師立即發一份聲明辟謠，蔡炳臣卻說：“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對此置之不理，任其流傳。這份由“百萬雄師”鉛印的《特急呼籲》，很像那麽一回事，使群眾認為“百萬雄師”有軍隊的支持，大漲“百萬雄師”的士氣。

　　對此，周恩來讓留在武漢幫助他的海軍政委李作鵬，給停泊在武漢長江上的東海艦隊過境部隊下令，發表一份《嚴正聲明》：所謂8201部隊(武漢獨立師)的《特急呼籲》，是一小撮人盜用該部隊名義發出的。8201部隊昨天參與‘百萬雄師’的武裝遊行，是違反紀律的行為，特此提出強烈譴責和嚴正警告。我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亂！

　　東海艦隊的《嚴正聲明》與武漢獨立師的《特急呼籲》，論調完全相反。

　　（64）

　　但老百姓卻又開始懷疑，這份所謂的東海艦隊《嚴正聲明》，是不是又是一小撮人盜用該部隊名義發出的？所以老百姓對武漢獨立師的《特急呼籲》和東海艦隊的《嚴正聲明》，都是半信半疑的。當時真是謠言滿天飛，老百姓根本無法判定真假。

　　接下來是對“百萬雄師”的處理，這是最讓周恩來傷腦筋的。剛開始周恩來聽毛澤東說“陳再道反了”，他也以為陳再道真的反叛了。可是到了武漢實地察看之後，周恩來很快就明白，“七二零”事件不是陳再道的事，而是號稱有120萬人的“百萬雄師”釀成。陳再道反叛，周恩來並不難處理；而120萬人的“百萬雄師”造反，這就很難處理了。

　　為什麽這樣呢？我們先看陳再道的回憶，陳再道在1979年說：謝富治、王力私自把總理關於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透露給‘三鋼三新’，把他們封為‘革命左派’，把‘百萬雄師’打成‘右派’，他們這樣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漢數百萬人民的義憤。7月19日深夜，一場百萬群眾自發地揪鬥王力，進行說理鬥爭的‘正義行動’，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陳再道稱“謝富治、王力私自把總理關於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透露”，然後“激起了武漢數百萬人民的義憤”。言外之意是，激起了武漢數百萬人民“義憤”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周恩來的“解決武漢問題方針”。謝富治和王力的責任，不過是“私自”透露而已，因為這個方針並不是他們製定的。這裏，陳再道用非常隱晦的語言指出，造成武漢“七二零”事件的原因在於周恩來的“解決武漢問題方針”，換句話說，周恩來引發武漢“七二零”事件的“肇事者”。

　　周恩來本人也很清楚，他的“四點指示”是引發“百萬雄師”鬧事的“引爆劑”。當然，周恩來有他的苦衷，他本來是不想插手武漢事件的，是毛澤東讓他來處理，結果出現這麽一種結局，周恩來本人也始料未及。

　　中共建國後，一直宣傳這樣一個概念：共產黨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是永遠站在廣大人民一邊的。具有120萬人的武漢“百萬雄師”，他們的確包括了武漢的大多數人，毫無疑問代表著武漢的廣大人民。因此“百萬雄師”的人們就有一種天然的想法，認為他們既然代表著武漢的廣大人民，那麽毛主席黨中央一定會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因此，當王力說“百萬雄師”是“右派”時，“百萬雄師”的人想不通，他們不相信毛主席黨中央會不站在廣大人民一邊，他們能夠想到的唯一解釋，就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蒙蔽了。

　　（65）

　　據一位“百萬雄師”的成員後來回憶說：就算不是王力、謝富治來，換了別的中央首長，我們也照樣找借口圍困“東湖賓館”，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如果是周恩來，當然不可能綁架和打傷，但辯論、質問、圍攻幾小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誰來都是一個樣子，隻要不支持我們，甚至壓製我們，我們絕對造反。當時，陳再道講話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們和獨立師的許多人都像瘋了一樣，豁出去了，大家都認為我們是為真理而戰，根本不想後果。

　　在上述思想的基礎上，“百萬雄師”的總部決定，隻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沒有宣布他們是“保守組織”，他們就一定要抗爭到底。7月20日晚，“百萬雄師”幹部們召開會議，成立“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擬出具體的行動綱領：一、組織力量控製水陸交通，不準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派人來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二、揪王力問題要通告全國，爭取外援；三、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必須保證天天有20萬以上的人上街遊行，向北京施加壓力。

　　因此，“百萬雄師”每天在武漢街頭舉行幾十萬人規模的遊行，從7月21日一直持續到7月25日。當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門廣場大會上出現時，終於打破了他們的幻想，於是“百萬雄師”驟然瓦解，於7月27日解散。

　　周恩來是“人民的總理”，可是這次他卻站到120萬武漢人民的對立麵上去了，所以周恩來必須處理好“百萬雄師”問題，否則他將成為曆史的罪人。於是，周恩來不再提及他的“四條指示”，而是發出另外的指示：“建議武漢的‘三鋼三新’和‘百萬雄師’，雙方各派出100名代表去北京參加談判。”

　　這次，周恩來表示出中立的態度，他要讓中央承擔把“百萬雄師”打成保皇派的責任，他個人不承擔這個責任。周恩來這麽做也是有道理的，因為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都認為“百萬雄師”是保皇派，這個結論不是周恩來個人做出的。

　　因此，周恩來要淡化自己在“七二零”事件中的作用，他要把王力捧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這樣一來，人們對“七二零”事件的焦點，關注到“英雄王力”身上，周恩來的作用就大大淡化了。於是，周恩來親自率幾萬人去首都機場迎接受傷的王力，並舉行百萬人規模的大型遊行，歡迎王力的“勝利歸來”。

　　（66）

　　據王力回憶說：總理先把我們送上飛機，他自己留下來再作一點工作，總理的專機後飛。到北京後，總理讓我們的飛機在天上繞圈，他先趕到機場再來迎接我們。

　　對於在機場的迎接和百萬人大會，我當時是反對的。我提出：“我不明白為什麽這樣搞？機場迎接，過去隻有反修鬥爭時才這麽搞過，也沒有這樣大的規模，我更不讚成開百萬人大會。我反對的結果，隻反掉一條：原定由謝富治、王力乘敞篷車繞場一圈，後來不搞了。

　　這一係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當時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說：“這樣作法，不是為了你(指王力)，而是為了主席。”這樣說，我當然不好反對了。

　　王力不敢提周恩來的名字，推說是林彪、江青幹的，在當時的環境下，王力也隻能這麽說。

　　周恩來對武漢事件處理的另一個措施，就是把陳再道打成反革命，讓陳再道承擔“七二零”事件的責任，不能把120萬人的“百萬雄師”打成反革命，否則他就站到人民的對立麵上去了。當然，陳再道一個人還不夠份量，後來又把原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也塞了進來，說“七二零”事件是王任重和陳再道策劃的。毛澤東也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做法，他也知道不能把“百萬雄師”打成反革命，毛澤東隻是指示說：“陳再道可在武漢報紙點名，王任重可在全國點名。”陳再道毛澤東還是要保的，而王任重就不保了。毛澤東為什麽要保陳再道，將在後麵詳細說明。

　　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他在剛開始誤以為陳再道反叛了，因為毛澤東想不通，那些熱愛他的人民，怎麽會對他派出的“欽差大臣”造反呢？當毛澤東了解到“七二零”事件不是陳再道造反，而是120萬人的“百萬雄師”造反，這讓毛澤東感到非常的失落。

　　自從文革開始以來，中央文革小組一直是毛澤東的化身，享有非常高的威信。可是這次武漢人民不再信任中央文革小組了，甚至把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綁架起來，這麽發展下去，是不是人民以後也會不信任他了？毛澤東心中不能不有所思慮。

　　因此，毛澤東更要把自己淡化出“七二零”事件，因為他不能站到人民的對立麵上去，所以毛澤東把“七二零”事件全權交給林彪和周恩來處理。像“七二零”這樣震驚全國、甚至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且毛澤東本人也被卷了進去，可是事後毛澤東居然對“七二零”事件幾乎沒有發表什麽指示，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心態。

　　（67）

　　對於“七二零”事件的處理，毛澤東、周恩來、林彪有不同的想法，前麵說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想法，這裏再說林彪的想法。

　　林彪本人完全沒有參與或插手武漢問題，所以“七二零”事件的爆發，林彪是沒有責任的。不過 “七二零”事件卻給林彪帶來一個好機會，那就是“揪軍內一小撮”，肅清軍隊內的非林彪派係。

　　當時的解放軍內，可大致分為三大派係：紅一方麵軍派係；紅二方麵軍派係；紅四方麵軍派係。這與早期的紅軍有三大主力：紅一方麵軍、紅二方麵軍、紅四方麵軍有關。

　　紅一方麵軍：活動範圍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根據地，也稱中央蘇區。紅一方麵軍約12萬人，總政委毛澤東，總司令朱德，主要幹將有林彪、彭德懷等人。

　　紅二方麵軍：活動範圍在湖南省和湖北省邊界的根據地，也稱湘鄂西邊區。紅二方麵軍約2萬人，總政委任弼時，司令員賀龍，主要幹將有許光達、肖克等人。

　　紅四方麵軍：活動範圍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邊界的根據地，也稱鄂豫皖邊區。紅四方麵軍約8萬人，總政委張國燾，總指揮徐向前，主要幹將有王樹聲、徐海東等人。

　　這三支紅軍，基本上完全是獨自發展成長起來的，換句話說，紅二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的成長與發展，都與毛澤東無關。後來，這三支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雖合成一隻隊伍，但仍保留著明顯的三大派係。

   1966年文革前，解放軍各大軍區司令員的出身情況如下：

　　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紅一方麵軍)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紅一方麵軍)

　　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紅一方麵軍)

　　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紅一方麵軍)

　　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紅一方麵軍)

　　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紅一方麵軍)

　　

　　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紅二方麵軍)

　　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紅二方麵軍)

　　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紅二方麵軍)

　　

　　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紅四方麵軍)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紅四方麵軍)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紅四方麵軍)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紅四方麵軍)

　　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紅四方麵軍)

　　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紅四方麵軍)

　　

　　紅一方麵軍出身的司令員六人，紅二方麵軍出身的司令員三人，紅四方麵軍出身的司令員六人。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隊伍龐大，將領也多，紅二方麵軍的人數較少，將領也少。因此，文革前的各大軍區司令員布局是比較平衡的，它與當年三支紅軍的勢力布局相吻合。

　　這樣的布局，對於毛澤東來說沒有什麽問題，而對於林彪來說，問題就出來了。因為林彪進入中央高層較晚，在此之前林彪隻統領自己的一支軍隊，其他軍隊不屬於林彪管轄，所以林彪與這些軍隊的將領也就無法建立那種“同一個戰壕裏作戰”的友情。

　　（68）

　　比如毛澤東問楊成武：“你認識陳再道嗎？”楊成武回答說：“原先不認識，建國以後才認識的。”

　　楊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楊成武在建國後才認識陳再道，那麽林彪與陳再道相識也應該在建國之後，這樣林彪與紅四方麵軍的將領，關係就比較生疏，就無法建立起在個人感情上的信賴關係，這對於林彪控製整個軍隊，是很不利的。而陳再道這些人對林彪也不服氣，被林彪視為軍隊中的“釘子”，一直希望拔去而後快。

　　武漢“七二零”事件，陳再道犯了錯誤，正好給林彪一個拔釘子的機會。於是林彪借著這個機會，不僅要嚴懲陳再道，並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希望借此一舉拔除軍隊內非紅一方麵軍的將領。林彪的“揪軍內一小撮”，盡管遭到毛澤東的阻止，但還是有一定的效果。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解放軍各大軍區司令員的出身情況如下：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紅一方麵軍)

　　廣州軍區司令員：丁 盛(紅一方麵軍)

　　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紅一方麵軍)

　　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紅一方麵軍)

　　昆明軍區司令員：譚甫仁(紅一方麵軍)

　　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紅一方麵軍)

　　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紅一方麵軍)

　　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紅一方麵軍)

　　

　　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紅四方麵軍)

　　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紅四方麵軍)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紅四方麵軍)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紅四方麵軍)

　　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紅四方麵軍)

　　裝甲兵司令員：陳宏(紅四方麵軍)

　　

　　在新的勢力布局中，紅二方麵軍的勢力全軍覆沒，這也與賀龍的倒台有關。紅一方麵軍的勢力增加，紅四方麵軍的勢力減弱，要不是毛澤東保護這些紅四方麵軍的將領，紅四方麵軍的勢力也可能會全軍覆沒。毛澤東為了平衡軍隊中的勢力，不讓林彪的勢力過大，所以他不能讓紅四方麵軍出身的將領都被打倒，陳再道也就要“保”了。

　　7月21日上午，毛澤東離開武漢去上海；7月22日下午，周恩來也離開武漢回北京。周恩來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是把王力和謝富治塑造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周恩來的飛機比王力的飛機早降落一些，周恩來下飛機後，馬上在機場主持歡迎儀式，迎接王力和謝富治，到機場歡迎王力等人的還有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因為王力本身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另外，還有幾千人的紅衛兵隊伍夾道歡迎。

　　歡迎儀式的氣氛非常熱烈，王力因為腳部受傷，周恩來和江青在兩側攙扶著他，仿佛是歡迎打了大勝仗、載譽歸來的英雄。歡迎的人們高呼口號“歡迎王力同誌回到北京毛主席身邊！”7月23日，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又代表周恩來去釣魚台慰問王力，並向王力贈送毛主席塑像。

　　在處理陳再道這方麵，周恩來與林彪的意見是一致的，因為打倒陳再道這個毛澤東的嫡係，對林彪和周恩來都有好處。7月22日，林彪主持包括中央文革小組在內的中央會議，會上把武漢“七二零”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認為陳再道、鍾漢華是“主謀”。

　　（69）

　　並做出三個決定：第一、以中央的名義立即調陳再道和鍾漢華到北京，對兩人進行撤職處分；第二、開一個百萬人的歡迎大會，熱烈歡迎王力和謝富治回到北京；第三、以武漢軍區的名義，發表一個《公告》，挽回武漢軍區“叛軍”的形象。

　　這次的中央會議甚至為武漢軍區起草了《公告》：“七二零事件”是明目張膽地反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上述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參加這些事件的幹部、戰士和群眾是受蒙蔽的，受蒙蔽無罪。一切受蒙蔽的幹部、戰士和群眾，一定要迅速猛省，堅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陶鑄！打倒王任重！打倒陳再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林彪和周恩來起草的《公告》，有三個要點：第一、武漢軍區在“七二零事件”中的行動是叛變行為；第二、事件的罪魁禍首是王任重和陳再道；第三、參加這些事件的幹部、戰士和群眾是受蒙蔽的，受蒙蔽無罪。

　　林彪和周恩來把他們的會議結果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同意了會議的決定，沒有異議，隻是說：“陳再道可在武漢報紙點名，王任重可在全國點名。”此時毛澤東也很清楚，處理這次“七二零事件”，必須打倒陳再道，不打倒陳再道就無法向群眾交代。

　　這時，如果毛澤東親自出麵處理陳再道，他就要親自做出打倒陳再道的指示，那樣陳再道就徹底完蛋了。所以毛澤東讓林彪和周恩來處理“七二零事件”，讓林彪和周恩來打倒陳再道，這樣毛澤東就可以給陳再道留一條後路，讓陳再道被打倒之後，再重新站起來。這樣一來，陳再道先被林彪和周恩來打倒，然後毛澤東再把他救出來，這樣陳再道就會對毛澤東感激涕零，繼續為毛澤東所用。

　　王任重雖然參加革命也較早，但王任重過去一直是文官，沒有在軍隊中任職過。毛澤東現在處於“非常時期”，他對王任重這樣的文官並不珍惜，因為很容易找到取代王任重的文官；而毛澤東對陳再道這樣的武將就很珍惜了，所謂“千金易得，一將難求”，想找到一個陳再道那樣會打仗的武將，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澤東要保陳再道，王任重就不保了。

　　7月25日下午，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集會，歡迎謝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支持武漢地區造反派。當時的《人民日報》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和首都廣大革命群眾一百萬人，今天下午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熱烈歡迎謝富治同誌和王力同誌從武漢勝利地、光榮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邊，最堅決地支持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下午五時許，林彪副主席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誌，同謝富治和王力同誌，走上天安門城樓。這時，廣場上紅旗揮舞，歡聲雷動，百萬革命群眾有力地揮動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振臂高呼：“向謝富治、王力同誌致敬！”、“打倒‘百萬雄師’中的一小撮壞頭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

　　（70）

　　這次大會上，林彪和周恩來都沒有講話，兩人都表現得比較低調。這是林彪唯一一次在毛澤東不在場的情況下，單獨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群眾。有人因此說，這是林彪有野心的表現，他想要享受這種領袖的高高在上的感覺。這種揣測林彪內心的判斷，根據是不足的。

　　這次林彪上天安門，主要是因為“工作的需要”。由於武漢的“百萬雄師”公開聲稱，隻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公開表態，他們就要頑抗到底。所以林彪有必要上天安門，進行公開的表態，這樣“百萬雄師”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從7月26日開始，在京西賓館召開批鬥陳再道等人的會議，林彪委托周恩來主持這次會議。周恩來不會忘記陳再道多次對他當麵頂撞，必然要借機教訓一下陳再道。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吳法憲回憶說：召開批鬥陳再道等人的會議在京西賓館，到會的主要是駐京各部隊的負責人。會議的前一天，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召集我們開了一個預備會議。周恩來在預備會議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軟，要狠狠地揭發批判。

　　正式會議的第一天，王力由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陪同，坐在輪椅上被推到會場。剛一進門，周恩來和中央文革成員馬上起立帶頭鼓掌歡迎，其氣氛同歡迎毛澤東差不太多。

　　另據參加這次會議的邱會作回憶說：那天開會的陣勢是很大的，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近百人。那天總理的表情非常嚴肅，開場白也非常嚴厲，我記得總理有兩句話說得非常重，一句是總理宣布“這次會議是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另一句是“你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為！”總理的話對全場震動很大。

　　陳再道等人在會場的西麵，麵朝東站著接受批判。陳再道一聽到總理的話，嚇得立即癱倒在地，身後的兩個衛兵又把他拉起來，因為總理講了“你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為！”。吳法憲氣憤地給了陳再道一個耳光，一些在主席台後麵的中央首長秘書和工作人員，給陳再道和鍾漢華做了“噴氣式”，總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長並沒有製止。

　　這次，林彪和周恩來都想嚴厲處罰陳再道，可毛澤東出麵製止他們進一步對陳再道的批鬥。據吳法憲回憶說：不久，毛澤東從上海給林彪、周恩來轉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武漢軍區“支左”犯了路線錯誤的領導同誌，隻要檢討承認錯誤，不再堅持錯誤，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陳再道同誌在內。這最後一句話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澤東的這個指示，這次批判會開完以後，對陳再道、鍾漢華就沒有再進一步處理了。

　　毛澤東這封信的原話是【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誌在內，隻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毛澤東特別說“你們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誌”，意思是毛澤東本人是不要打倒陳再道的，而是“你們”要打倒陳再道。

　　此後，“七二零事件”不再被人們關注，另外一個問題又凸顯出來，這就是所謂的“揪軍內一小撮”。

　　（71）

　　文革中所謂的“揪軍內一小撮”，全稱是“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運動搞過兩次。第一次“揪軍內一小撮”是毛澤東發起的，1967年1月配合“全國全麵奪權”運動，在軍隊內掀起“揪軍隊當權派”的造反運動。當時的軍隊內，最大的當權派就是林彪，主要的大權都掌握在林彪手中，因此“揪軍內當權派”，受打擊最大的就是林彪。所以林彪想方設法地抵製毛澤東的“揪軍內一小撮”，終於使毛澤東放棄了對林彪派係奪權的計劃，暫停“揪軍內一小撮”。

　　毛澤東暫停了“揪軍內一小撮”，而林彪卻又搞起“揪軍內一小撮”，在1967年7月發起第二次“揪軍內一小撮”運動。林彪為什麽要發起“揪軍內一小撮”呢？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看一個典型事例：陳再道與毛澤東的關係。

　　據陳再道本人回憶說：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主席在武漢和杭州的時候，曾經兩次把我叫到他麵前，給我交底，說：“中央可能會出現修正主義分子，你是聽誰的呢？聽我的，還是聽什麽人的？你不是已經揭露了羅瑞卿了嗎？豈止一個羅瑞卿呢，還有比他大的呢，他們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魯曉夫搞斯大林那樣來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趕赫魯曉夫下台那樣來逼我下台。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為我是在和你講故事。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你們怎麽辦？

　　我毫不猶豫地說：“主席，你放心，我是堅決站在你這一邊的，堅決和一切修正主義分子進行鬥爭，而且要鬥爭到底。我除了你，其餘誰都不認。”

　　從陳再道的回憶來看，毛澤東是非常信任他的，很明確地向陳再道交底說：“中央出現修正主義分子的話，你聽誰的？”，陳再道則說：“我除了你，其餘誰都不認。”

　　陳再道隻服從毛澤東一個人的指揮，其他誰都不認。陳再道靠著毛澤東撐腰，不僅敢當麵頂撞周恩來，林彪的帳他也不買。這樣一來，林彪要想完全控製軍隊，就必須拔掉陳再道這樣不聽他指揮的人。以前林彪沒有機會，現在陳再道自己跳出來，正好讓林彪如願。

　　前麵說過中共的軍隊，是由三支各自獨立的軍隊組成：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麵軍，任弼時和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麵軍，以及張國燾和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麵軍。這三支紅軍在各自的地盤上獨立發展的時候，大家相安無事，可是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在陝北會師，三支紅軍合為一支紅軍，這樣問題就來了：誰來領導呢？

　　（72）

　　1936年10月，中共成立新的中央軍委，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和張國燾為副主席，但張國燾兼任紅軍總政委。因為紅軍總政委是紅軍的最高領導人，所以張國燾的實權與毛澤東相當，毛澤東根本領導不了張國燾，因此張國燾就成為毛澤東掌控軍隊的最大困難。特別是恃才傲物的張國燾具備最高領導人的資質，多方麵並不在給毛澤東之下。當時紅軍的人都已經看出來，將來能夠領導中共的，不是毛澤東，就是張國燾。

　　張國燾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如果在陝北長期呆下去，非跟毛澤東火並不可。因此張國燾提出在甘肅和寧夏一帶開辟新的根據地，並派出紅四方麵軍為主力的“西路軍”去實施。張國燾的想法是，一旦有了新的落腳點，他就可以另立山頭，避免雙雄並立的局麵。後來張國燾的西路軍失敗，一屬於運氣不佳，二是判斷失誤。

　　張國燾的才智，還表現在他具有遠見性的審時度勢水平。當西路軍失敗後，張國燾馬上知道自己輸了，毛澤東贏了，自己再呆在陝北是非常危險的，於是張國燾做出一個讓人預想不到的計劃：華麗轉身，認敵為友。張國燾在沒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突然出走，引起中共內部的巨大震驚。當時張國燾出走在中共內部引起的震驚，不亞於後來林彪出走引起的震驚。張國燾的這個“出走”，使他得以善終，一直活到1979年。林彪後來的“出走”，有很多程度也是模仿張國燾的“出走”。

　　毛澤東當然清楚張國燾是他所遇到最大的競爭對手，後來美國作家斯諾在北京采訪毛澤東時問：“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回答說：“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

　　張國燾對毛澤東也是很了解的。1968年10月，美國政府派官員向住在香港的張國燾了解，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因為美國人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總是很難理解。張國燾說：他認為毛澤東發起“文革”有兩個方麵的考慮，既帶有哲學的思考，也出於權力的考慮，但主要是前者。

　　張國燾還對文革的走向提出大膽預測：圍繞在毛澤東身邊的激進派，比如毛澤東的妻子、陳伯達、康生等，都將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響。在激進派失勢後，中國政局上最可能出現的是“林彪—周恩來”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國將歸複平靜，將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至於一些當時被打倒的人，比如劉少奇、鄧小平等等，也將有機會重新複出。張國燾的預測是在1968年，說明他還是有眼光的。

　　（73）

　　張國燾這個不屈於毛澤東領導的人“出走”之後，毛澤東收編了張國燾留下的殘部，此後毛澤東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掌控軍隊了。盡管紅二方麵軍的掌門人任弼時，並非毛澤東完全領導得了的，不過紅二方麵軍的勢力比較弱小，對毛澤東的威脅不大，而且任弼時早在1950年病逝，更是客觀上幫了毛澤東的忙。因為任弼時在黨內軍內的地位都很高，1945年中共“七大”上，任弼時是中共“五大書記”之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如果任弼時活到文革，那麽毛澤東就會有不少的麻煩。

　　林彪要想完全掌控軍隊，也要除去他領導不了的人。林彪領導不了的人，主要是紅二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的將領，第一個是紅二方麵軍的賀龍元帥，第二個是紅四方麵軍的徐向前元帥。對於這兩個人，毛澤東一直把他們放在“替補隊員”的位置上，雖然現在沒有重用，但隨時可能重新出山。因此，林彪在軍隊中地位最大的威脅，來自賀龍和徐向前，林彪要拔掉這兩個最大的釘子。當然還有一些比較小的釘子，比如陳再道、許世友等掌握兵權而林彪指揮不動的高級將領。

　　有人說：“林彪這樣做，正好證明他有篡黨奪權的野心。”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作為一個領導人，誰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誌去帶動這個單位，而一些不聽話的人，是阻礙實現自己意誌的障礙，當然是拔去後快的。林彪這種心情和做法，毛澤東一樣會有，周恩來也一樣會有。周恩來領導國務院，也要設法除去張春橋等妨礙他的釘子。因此，林彪想要除去軍隊中不聽話的人，不過是一種正常的人之常情，不應該對林彪提出特別高的道德標準，更不應該上升到“篡黨奪權”的高度。

　　借著武漢“七二零”事件的機會，林彪開始啟動“揪軍內一小撮”的運動，排除軍中的異己分子。對武漢問題林彪講話說：“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這樣一來，本來局限於在武漢軍區的“揪軍內一小撮”，就擴展為全國範圍的“揪軍內一小撮”和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

　　文革中紅極一時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後來說：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紅四方麵軍的，他們力量大人多。‘七二零事件’是紅四方麵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就是衝著這些人來的。

　　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說：其實“七二零”事件真正的教訓，是林彪利用了這個事件，在軍隊中排除異己，重用親信，從而逐步在中央內部形成了林彪集團，並逐步掌握了黨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這才是最慘痛的教訓。

　　王力的說法是中肯的，林彪在軍隊中的勢力，正是借著“七二零”事件膨脹起來的。這次林彪搞“揪軍內一小撮”，並不是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而是學毛澤東，采用“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奪取非林彪派係將領的權。

　　（74）

　　前麵我們提到過，在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中，軍隊中的保皇派群眾組織，徹底打垮了造反派群眾組織。從此以後，軍隊中就形成一支在林彪控製之下的群眾組織，林彪依靠自己的這支群眾組織，對非林彪派係的將領“造反”，進而奪權。

　　吳法憲回憶說：“五一三”事件後，軍內的造反派垮了，“三軍革命派(軍內支持林彪的群眾組織)”成為林彪和軍委直接控製的一支政治力量。憑借著這支力量，林彪和軍委可以直接與北京的學生造反派對抗，中央文革依靠北京“學生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時代成為了過去。

　　邱會作也回憶說：三年以後，也就是1970年5月13日，那天天氣很好，葉群建議到居庸關長城走一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是從西山坐了一輛麵包車去的，我們先到葉群後到。葉群笑著說：“你們記得今天是什麽日子嗎？今天是‘五一三’！兩年前如果軍隊內部反黨亂軍的打砸搶分子不壓下去，軍隊也會像地方一樣亂的不可收拾。現在好了，軍隊穩住了，才能保住全國的局勢。”

　　這次，林彪利用他控製軍內的群眾組織，先製造輿論。這些群眾組織馬上在北京街頭貼出大字報，聲稱“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戰役”。這些大字報說：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打倒“劉、鄧、陶”是文革的“第二戰役”;而“揪軍內一小撮”則是文革的“第三戰役”。在這個“揪軍內一小撮”第三戰役中，林彪想要揪出的是賀龍和徐向前兩個元帥，這兩個人倒台的話，林彪在軍中就真正站穩了。

　　先說林彪對徐向前的進攻。因為在紅四方麵軍時期，徐向前是陳再道的領導，所以可以順理成章地把陳再道與徐向前聯係起來。吳法憲等人公開散布徐向前是陳再道的“黑後台”，軍內的群眾組織“三軍革命派”在北京城裏遊行示威，在打出“打倒陳再道”的口號和標語的同時、也打出“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和標語，並抄了徐向前的家。

　　林彪把徐向前看成是一個要想拔掉的釘子，毛澤東對徐向前則是另外一種看法。據徐向前回憶說：我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後，毛主席見了我，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你可以大膽地幹，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麽讓你擔任這個職務！”這句話我回去想了很久。

　　毛澤東對徐向前說“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麽讓你擔任這個職務”，而且讓徐向前“大膽地幹”，這個問題，讓徐向前想了很久。徐向前聽得出來，毛澤東讓他“大膽地幹”，這個“大膽”明顯就是針對領導軍隊的林彪去的。但徐向前又拿不準，毛澤東真的會反對林彪嗎？畢竟林彪是他的親密戰友呀。徐向前前思後想，始終沒想清楚，所以徐向前始終沒敢做出明顯的反林彪的動作。

　　（75）

　　從事後的情況來分析，毛澤東是把徐向前作為遏製林彪在軍隊中勢力發展的一個有力棋子。針對林彪對徐向前發起的攻勢，毛澤東發出了“保”徐向前的聲音。1967年8月1日是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紀念日，要舉行一次盛大的招待會。出席這個招待會的高級將領，就表示“沒事”，而沒有出席的高級將領，就意味著“有事”，就有可能要被打倒。

　　這天周恩來給徐向前打來電話，告訴他說：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會，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韓先楚(紅四方麵軍出身的高級將領)也要出席。徐向前出席這次招待會，意味著毛澤東是“保”他，所以徐向前沒有受到進一步的批鬥。

　　紅四方麵軍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將軍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1967年8月6日，南京的造反派借著“揪軍內一小撮”的東風，要揪許世友，許世友躲到大別山裏去了，造反派就抄了許世友在南京的家，並籌備召開批鬥許世友的十萬人大會。

　　這時，毛澤東發出了保許世友的信號。8月18日，毛澤東派人把許世友接到上海，親自召見了他，據說許世友當場給毛澤東下跪，表示自己永遠忠於毛主席。1967年10月1日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許世友交談半個小時，並公開見報。這在文革中是非同一般的，以後就沒有人再找許世友的麻煩了。

　　對於林彪要想拔掉的另一個釘子賀龍，毛澤東就沒有“保”了，賀龍沒有出席這次“八一建軍節招待會”。毛澤東對賀龍的處理，一直是很猶豫的，因為賀龍曾經和劉少奇走得很近，這點與徐向前完全不同，這是毛澤東不保賀龍的一個原因。但毛澤東最初的本意是“火燒”一下賀龍，並沒有想“打倒”賀龍。據鄧小平後來回憶說：對賀龍同誌，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誌確實想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麽程度，毛澤東還是有考慮的。

　　可是林彪發起打倒賀龍和徐向前的動作之後，毛澤東不得不考慮與林彪的關係。此時毛澤東的重點進攻目標是周恩來，還需要林彪的配合，所以要給林彪一些“甜頭”，讓林彪得到某種程度的滿意。所以，毛澤東在“保”徐向前的同時，就“不保”賀龍了，讓林彪打倒賀龍，使林彪感到一定程度的“如願以償”。

　　“七二零”事件後不久，中央就成立了“賀龍專案組”，開始著手打倒賀龍的準備。同時，林彪利用自己控製的群眾組織，對賀龍派係的高級將領進行批鬥和奪權。例如，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是賀龍派係紅二方麵軍將領中地位最高的。“七二零”事件後不久的8月14日，一群“三軍革命派”衝入許光達家中，撕去他的領章帽徽，將他逮捕，關押到裝甲兵招待所。從此許光達失去自由，一直被關押批鬥，1969年5月去世。1969年6月，賀龍也在關押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