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八（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八節   重點突破奪權

　　（1）

　　“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不再提“全麵全國奪權”了，不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不再提“1967年2月到4月是決勝負的時期”了，整個文革運動，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停頓。各種跡象表明，毛澤東在1967年1月1日發起的“全麵全國奪權”，已經失敗了。

　　毛澤東為什麽要發起一場“全麵全國奪權”運動呢？這與毛澤東搞文革的理念是分不開的。毛澤東認為，他之所以要發動文革，是起源於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他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在我們共產黨內部，一部分人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另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產階級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這裏講得很清楚，從中共建國之初，黨內就出現了關於新中國“何去何從”的兩條路線。第一條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路線，認為中國應該直接搞社會主義；第二條是劉少奇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路線，認為中國必須先搞一段資本主義，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之後，再搞社會主義。因此他說：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

　　在毛澤東的強勢領導下，黨內走社會主義的路線占據上風，新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可是在“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時沉寂了一段時間的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開始複蘇起來，並且勢力越來越大。到文革前夕，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勢力，已經大大超過走社會主義路線的勢力，出現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為什麽黨內會出現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毛澤東認為，這是因為這些人的思想墮落了，變修了。毛澤東說：一部分黨員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官做大了，要保護既得利益。他們有好房子、好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毛澤東認為，這些變修的黨員幹部，把自己手中為人民服務的權力，變為自己謀私利的特權。毛澤東說：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2）

　　如何處理變修的黨員幹部？怎樣阻止黨員幹部變修呢？毛澤東用過思想教育、整黨、甚至撤職的辦法，但都沒有效果。毛澤東說：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麵，因此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

　　可以發現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曆程：一、黨內從建國開始就有一條走資本主義的路線；二、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勢力越來越大；三、走資本主義路線勢力的越來越大，客觀上的原因是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了困難，主觀上的原因是黨員幹部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腐敗墮落了；四、怎樣扭轉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勢力越來越大的局麵呢？毛澤東先用教育整黨的辦法，結果不行；又用“四清”的辦法，結果還是不行；所有的辦法都用了，最後隻好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毛澤東說：我多次提出這個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我們這批人一死，資本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現在之所以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靠他個人的威信支撐著。一旦毛澤東去世，中國馬上就會走上資本主義路線的發展道路，所以毛澤東要趁他還活著的時候，把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勢力打垮，至少也要大大削弱這股勢力。因此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垮和削弱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勢力。

　　怎樣打垮和削弱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勢力呢？這就是“奪權”，奪取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力，把權力奪回到走社會主義路線勢力的手裏，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毛澤東最初的奪權設想，是先區分出誰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然後有針對性地奪權。後來發現，區分誰是走資派，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事，所以毛澤東幹脆不分了，隻要是當權派，一律奪權。毛澤東說：“不管誰的權，先奪過來再說。”

　　這樣一來，造反派就對當權派一律奪權。不管是軍隊的當權派，還是地方的當權派，都要奪他們的權。這種對當權派的一律奪權，必然引起當權派的集體抗爭。“二月逆流”就是以周恩來為首當權派的集體抵製，也得到林彪軍隊派係當權派的支持，造成毛澤東在黨內孤家寡人的孤立局麵，不得不做出重大讓步，暫時把局勢穩定住。

　　（3）

　　不少人認為毛澤東搞“全麵全國奪權”，一個人領導幾個中央文革小組的秀才，再加上一批烏合之眾的造反派，就要對全國的當權派進行奪權，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異想天開。毛澤東因此很愚蠢，完全是胡來。這是用“常識”判斷問題。

　　但毛澤東這樣的人，從來不用“常識論”來思考問題。當年毛澤東帶著十幾個人、七八條槍上井岡山，要戰勝蔣介石的幾百萬軍隊，要奪權全中國的政權。按照“常識論”，毛澤東上井岡山無疑是非常愚蠢的，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毛澤東硬是把“常識論”認為絕對不可能的事，變成了現實，這時候沒有人敢說毛澤東愚蠢了，這個就叫奇跡。所謂奇跡，就是用“常識論”解釋不了的事情。所以，討論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不應用“常識論”來進行評論。

　　毛澤東發起“全麵全國奪權”，也是他相信奇跡，但這次奇跡沒有發生，這場“全麵全國奪權”運動無情地失敗了。雖然可以用事後諸葛亮的智慧，講出很多頭頭是道的道理，什麽毛澤東驕傲自滿起來，什麽毛澤東變老糊塗了，等等之類，但這些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毛澤東從來不是按照常規或常識來出牌的人。

　　如果遇到高官們集體抵製的“二月逆流”，毛澤東就會停止文革，那就不是毛澤東了。毛澤東是不會認輸的，他還要繼續戰鬥，要把文革“搞到底”。當然，毛澤東也要反思他的戰略，現在這種“全麵全國奪權”的打擊麵太大，而周恩來派係為代表的老幹部們又意外地團結，自己的力量不夠發起和支撐一場“全麵全國奪權”。於是毛澤東改變戰略，從“全麵全國奪權”改為“重點突破奪權”。毛澤東的這個思路，與解放戰爭時蔣介石的思路一樣。

　　在解放戰爭初期，蔣介石對毛澤東控製的解放區發起“全麵進攻”，但由於戰線太長、太大，蔣介石的人力物力支撐不起，所以失敗了。於是蔣介石把“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集中兵力進攻延安，試圖先在一點上取得突破，再帶動全局的勝利。現在，毛澤東也采用蔣介石的戰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毛澤東的思路是，對其他地方暫緩奪權，特別是對軍隊的奪權要停止，集中力量重點突破，先奪兩個最關鍵部門的權，這就是周恩來控製的“外交部”和“財政部”。外交部長是陳毅，財政部長是李先念，隻要奪下“外交部”和“財政部”的權，那麽支持周恩來的勢力就會大為動搖，然後再乘勝追擊，一舉奪取周恩來的權。

　　毛澤東的“重點突破奪權”戰略，準備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調整期，大約三個月左右。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要做一些準備工作，積蓄一下力量，為決戰做準備；第二步是決戰期，毛澤東大致把決戰期定為1967年7月到8月之間，在決戰期對周恩來的“外交部”和“財政部”發起重點猛攻，一舉奪下這兩個部門的權力。

　　（4）

　　在當前的調整期，毛澤東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調整和改善他與黨內高官們的關係，扭轉自己過於孤立的處境。

　　在“全國全麵奪權”運動中，毛澤東奪權的範圍太大，不是周恩來派係的幹部也要奪權，這樣就引發全黨性的普遍抵製，不僅造成毛澤東的極度孤立，也造成毛澤東與老幹部們的關係極度緊張。現在，毛澤東要改善與老幹部們的關係，特別是搞好與軍隊老幹部們的關係，把黨內大多數老幹部團結過來，這樣才能在對周恩來的重點進攻戰役中，保證自己不會陷入黨內孤立的境地。

　　本來，毛澤東搞文革的理念，是要拿掉整個老幹部集團，換上一批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新人。現在毛澤東要團結黨內大多數老幹部，是有違他搞文革的初衷的。可是，在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不得不把理想暫時擱置一邊，先拿掉周恩來集團再說。

　　為了團結老幹部，毛澤東做了幾件事，第一件事是停止暴力批鬥，這樣大部分老幹部的日子比較好過了，自然也就改善了毛澤東與他們的關係；第二件事是停止全麵奪權，不再觸及大部分老幹部的權益，這是讓他們不再反對的關鍵；第三件事是從姿態上安撫老幹部，毛澤東在1967年4月底，和參加二月逆流的老幹部們開“團結會”，讓他們上天安門，也是為了改善關係，一方麵安撫他們不再鬧事，另一方麵也有分化和瓦解周恩來派係的效果。

　　毛澤東做的第四件事，是釋放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組織“聯動”的成員。在1967年初全麵奪權開始時，因為“聯動”極端反對中央文革，被文革小組定性為“反革命組織”，根據《公安六條》的精神，謝富治主管的公安警察出動，將一百多名“聯動”的主要成員逮捕入獄。這些高幹子弟入獄，必然引起他們父母對毛澤東的不滿甚至怨恨。在“大鬧懷仁堂”會議上，李先念特別提出“聯動”不是反革命組織，不僅是為“聯動”鳴冤叫屈，也是煽動老幹部們對毛澤東的不滿。

　　毛澤東4月22日親自下令，釋放全部“聯動”的成員。當然僅僅釋放“聯動”成員是不夠的，還要讓他們明白，這是毛澤東主動釋放他們，而不是周恩來爭取來的釋放，要把這個“釋放之恩”記在毛澤東的賬上。因此，在“聯動”成員釋放的當天，中央文革小組親自接見他們。

　　江青講話說：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我是有點不好，就是接見你們太少了，對你們幫助太少了。前一個時期我有病，沒有接見你們，我有責任，委屈你們了。主席說要立刻釋放你們。

　　眾人頓時高呼：“毛主席萬歲！”一些人激動得哭了。

　　江青接著說：你們過去犯的錯誤應該我們負，不要搞請罪，寫悔過書，什麽手續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們可以回家去。

　　眾人長時間歡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5）

　　江青繼續說：出去以後，如果你們還要搞“聯動”的話，可以把“聯動”的牌子掛出去，我給你們交通汽車，印刷等；如果不搞“聯動”，可以再恢複你們原來的紅衛兵組織。搞革命犯點錯誤不要緊，這個錯誤我們責任大，對你們幫助少。我不知道我把毛主席的意思傳達得怎麽樣，總之主席很關心你們。你們犯了一些錯誤，要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江青說這些話，是要試圖讓“聯動”感謝自己和毛澤東的寬大處理之恩，試圖把“聯動”團結到毛澤東這邊來。

　　在當前的調整期，毛澤東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保護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熱情”。在全麵全國奪權的日子裏，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熱情非常高漲，積極向當權的老幹部們奪權。可是一旦暫停全麵全國奪權，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革命行動沒有了目標，就會造成他們的革命熱情消退和渙散。

　　因此，毛澤東需要給紅衛兵和造反派找一個新的鬥爭目標，讓他們的革命熱情有地方發泄，保證他們到1967年7、8月間，仍有足夠的革命熱情。因為在這時毛澤東要對周恩來發起總攻，此時造反派們保持足夠的造反熱情，是非常重要的。

　　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新鬥爭目標，最為合適的就是劉少奇這隻死老虎。於是毛澤東就把劉少奇的問題重新推出來，讓劉少奇成為鬥爭的靶子，讓紅衛兵和造反派把他們的革命熱情，暫時轉移到鬥爭劉少奇身上。然而，劉少奇在文革前五十天犯的鎮壓群眾的錯誤，已經揭批的差不多了，於是毛澤東就把劉少奇的曆史問題，提出來作為新的揭批靶子。

　　4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寫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毛澤東改了三遍，直指劉少奇的曆史問題，特別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人的修養》一書。毛澤東說：劉少奇的《修養》是欺人之談。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隻講個人的修養。什麽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蔣介石也可以接受。

　　當然，隻批劉少奇一個人，靶子還不夠大，於是毛澤東把批判麵擴大到整個劉少奇集團的高官。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該文件指出：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成為劉、鄧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揭發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作為毛澤東的過渡調整戰略，在二月逆流之後，“全國全麵奪權”暫停了，轉而出現一個揭批劉少奇和揪叛徒的新浪潮。

　　（6）

　　1967年3月到6月，是毛澤東的文革戰略，從“全國全麵奪權”到“重點突破奪權”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期間內，毛澤東除了發起批判劉少奇集團的“革命大批判”運動之外，沒有其他大的行動，這段時間的文革，相對不是那麽激烈。當然，這段時間也發生了一些大事：

　　1967年5月1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說：文化大革命從策略上講，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從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海瑞罷官》，到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算做第一階段，這主要是發動階段；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到1967年一月風暴，這算做第二階段，這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1967年一月風暴的奪權，這可算做第三階段；自4月1日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以後，這可算做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資產階級的權。

　　1967年4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是吹響對劉少奇進行“革命大批判”的標誌性文章。毛澤東說：從1967年4月開始，文革進入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是“在思想上奪資產階級的權”。毛澤東這麽一說，很多人就誤以為，毛澤東搞的文革，實質性的奪權已經過去，以後就是在思想上搞文革了。這種所謂的“思想奪權”，當權的老幹部們當然是不怕的，他們紛紛額手相慶，以為文革到此就要結束了，沒想到真正的文革還在後麵呢。

　　從建國開始，北京在“五一”和“十一”這兩大節日，都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群眾遊行和聯歡，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1966年的“國慶節”，毛澤東打破慣例，邀請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紅衛兵成了主角，使老幹部們黯然失色。而1967年的“五一節”，毛澤東又回到慣例，不再邀請紅衛兵上天安門，天安門城樓是清一色的老幹部，他們又成了主角。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對老幹部們說：我們今天是老、中、小相結合的大會。我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歲，廣場上是小將。我們看幹部要從曆史上全麵地看，今天除了劉、鄧、陶之外，其他的都來了。

　　毛澤東讓除了劉、鄧、陶之外的老幹部，統統上天安門，表示出他對高官們的示好與和解。毛澤東又說：地質學院的一些紅衛兵，對老帥的一些曆史一點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說：“所有老帥統統打倒怎麽辦？你們來做行嗎？打倒譚震林，今天譚震林還不是在這裏開會嗎？徐向前還不是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嗎？”

　　這時徐向前插話說：我身體不好，請蕭華代替我工作。毛澤東說：還是你搞吧。

　　對於毛澤東拋出的橄欖枝，周恩來也做出了回應。5月5日，周恩來給“大鬧懷仁堂”的五個人，寫了一封公開信。周恩來的信是這麽寫的：

　　（7）

　　陳毅、震林、先念、秋裏、穀牧五同誌並告富春同誌：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誌的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複，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複。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為了預防你們五位同誌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周恩來

　　如果周恩來真的要告誡這些人，完全可以用找他們談話的形式，這樣可以當麵把話講得更清楚透徹，完全沒必要寫信。周恩來寫這封信，名義上是寫給上述五個人，實際上是寫給毛澤東看的。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我提醒這五個人注意，不要以為毛澤東讓步了，就可以翹尾巴了。我告誡他們不要再次發起什麽‘逆流’，請毛澤東放心。”

　　4月1日發表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吹響了對劉少奇進行“革命大批判”的號角。該文雖然沒有直接點劉少奇的名，但誰都知道批判的對象是劉少奇。該文在最後給劉少奇下了一個定義：你根本不是什麽“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1967年4月起，各種報刊大量發表批判劉少奇的文章，《人民日報》就有幾十篇之多。這次對劉少奇進行“革命大批判”的特點是：規模大、範圍廣，從政治上、思想上、曆史上把劉少奇徹底批臭。4月10日，清華大學舉行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彭真、薄一波、陸定一等300個“黑幫”陪鬥。這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批鬥大會，可謂盛況空前，史無前例。

　　劉少奇的“罪行”，除了“鎮壓學生運動”、“階級鬥爭熄滅論”、“三自一包”、“洋奴哲學”等過去已經揭發出來的以外，又新揭發出來一個“叛徒”的問題，主要是發生於1936年8月的薄一波等61人自首出獄的“叛徒集團”問題。

　　1935年9月，劉少奇和毛澤東等人一起走完長征，來到陝北。1935年11月，劉少奇授命主持中共北方局，他化名“胡服”，秘密潛入天津，開展白區地下黨的工作。由於當時北方局的幹部極為不足，劉少奇為了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想出一個“奇招”：讓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幹部，發表“反共啟事”的自首手續出獄，然後再來為黨工作。劉少奇把這個想法上報給當時的中共總書記張聞天，說：“登反共啟事出獄，雖然有些不好的影響，但這樣保存了革命的力量，隻要搞好革命，那點影響是可以彌補的。”

　　張聞天同意了劉少奇的意見，張聞天後來說：“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覺得不要什麽代價就可以解決當時確實缺乏的幹部問題，豈不很好，就複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見。”

　　於是1936年8月，獄中的薄一波等黨員，遵照劉少奇的指示，在自首書上簽名按手印，並發表“反共啟事”。該啟事寫道：(薄一波等)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個忠實國民。以後絕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作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以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8）

　　不過，當時也有人反對劉少奇的這種做法。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黨員中間，有劉格平和張良雲兩個黨員，堅決拒絕發表“反共啟事”，他們聲稱寧肯把牢底坐穿，也不發表任何叛黨啟事。因此劉格平和張良雲一直坐牢到1944年才出獄，比薄一波等多坐了8年牢。解放後，劉格平因為當年違背了劉少奇的指示，在劉少奇當權的年代，一直未被重用。直到劉少奇倒台，劉格平這位當年反對劉少奇的人，才扶搖直上，成為山西省第一把手。

　　按照中共的紀律，一旦黨員發表“反共啟事”，那就意味著叛黨，那就是叛徒。允許獄中的黨員發表“反共啟事”出獄，然後再回到黨內工作，中共的曆史上僅此一次，可見劉少奇做的這件事，是非常離經叛道的。後來，一些人把劉少奇批準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解釋成因為“日軍即將占領華北，為減少這批幹部的犧牲。”事實上，日軍占領華北是一年以後的事，劉少奇不應該事先預知一年後的事，況且劉格平等人在日軍淪陷之後，也沒有被槍斃，因此減少犧牲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說為了減少犧牲，就可以暫時叛黨的話，那麽誰都可以為了避免犧牲，發表一個“反共啟事”出獄，那豈不是沒有了原則。這件事也反映出劉少奇的性格，認為一件事情隻要有好處就可以幹，不太講原則。從這點看，劉少奇認為私有製可以發展經濟，就可以放棄共產黨搞公有製的原則，也不為怪。

　　在1936年的時候，毛澤東隻負責領導紅區的軍隊，不管白區的事務，因此毛澤東說他當時不知道劉少奇幹的這件事，也是可能的。1967年3月16日，毛澤東批準中央印發《薄一波、安子文等自首叛變材料》，聲稱劉少奇背著毛澤東讓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並把薄一波等的出獄性質重新定為“自首叛變”，這也不能說毫無道理。

　　不過把薄一波等人重新定為“自首叛變”，周恩來最初是反對的。盡管周恩來對這件事並無責任，但他認為這件事是張聞天當政時的黨中央批準的，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責任。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說：“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

　　不過最後周恩來還是同意毛澤東批發《薄一波等自首叛變材料》，因為在“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把文革的“大奪權”，轉向到對劉少奇集團的“大批判”，這就讓周恩來派係和林彪派係的老幹部壓力大為減輕，也就不再反對了。

　　（9）

　　在這一段調整過渡期，還發生了文革中首次大規模流血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1967年1月12日，青海省造反派響應奪權號召，奪了《青海日報》的權。1月23日《軍委八條》發布以後，中央號召軍隊積極“支左”，青海省軍區負責人趙永夫認為占領《青海日報》的造反派不是左派，所以宣布對《青海日報》實行軍管。但占領《青海日報》的造反派拒不接受軍管，於是雙方發生激烈衝突。2月23日，趙永夫下令軍隊用武力強行占領《青海日報》，遭到造反派的抵抗後，軍隊開槍，打死造反派169人，傷100多人。

　　因為《軍委八條》中有“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的條文，這對於軍隊來說，就是可以動武的尚方寶劍，趙永夫據此下令軍隊強行占領《青海日報》。當天，趙永夫電話向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匯報，說：“占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劍英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

　　毛澤東也很快知道了這件事。從毛澤東的內心來說，他對軍隊開槍鎮壓造反派，當然是反對的，但毛澤東當時卻沒有表態。因為前幾天才發生了高官們集體“逼宮”的“大鬧懷仁堂”，毛澤東不想在此時批評軍方，惡化他與軍方關係，所以毛澤東就沒有表態。

　　毛澤東不表態，就被認為是支持或默許，於是趙永夫成為軍隊中平定“反革命暴亂”的英雄。3月8日，葉劍英讓趙永夫來北京參加“軍級幹部會議”，安排趙永夫在會上多次講話，介紹“反擊右派組織”和“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趙永夫一時間大出風頭。

　　這樣一來，毛澤東認為再不表態不行了，因為如果軍隊把這種開槍鎮壓正當化的話，造反派就無法生存了。於是3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提出重新審查青海事件，毛澤東批示說：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毛澤東的語氣雖然輕，但態度是堅決的。林彪深知毛澤東常用這樣客氣的語氣來表達堅決的態度，因此他馬上也表態，支持重審青海事件。

　　其實林彪也不讚成軍隊對造反派動武，因為在“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已經表現出與老幹部們和解的意思，不再對軍隊進行奪權了。從林彪的立場來看，既然毛澤東不再對軍隊奪權，那麽軍隊也就不再幹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井水不犯河水。如果軍隊抓捕毛澤東的造反派頭頭，甚至動武鎮壓造反派，這就是重新挑起軍隊與毛澤東的衝突，這是林彪不願意看到的。

　　林彪3月20日在“軍級幹部會議”上講話，說：軍隊不能隨便抓人，查清了的確是很反動的頭頭，不得已才抓起來，一般要少抓。一般都不要開槍，總的精神就是不開槍。有什麽了不得的情況，用不著開槍。有個別同誌性情急，要開槍，可不能開槍！這是重大的問題，要注意報告請示。

　　林彪同意毛澤東重新處理青海事件，3月24日對趙永夫實行“隔離審查”處理，葉劍英和徐向前也向毛澤東寫了檢討，承認對青海事件處理錯了。

　　青海事件發生於2月23日，而中央直到3月24日才對青海事件作出結論，這是中共高層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

　　（10）

　　在文革的調整過渡期，軍隊方麵也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第一個重要事件是林彪主持發布《軍委十條》。

　　在“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表示出與老幹部們和解的意思，特別是對軍隊，毛澤東表示出不再在軍隊裏搞文革的意向。這就使林彪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也想與毛澤東和解，修複一下兩人在“二月逆流”中一度緊張的關係。

　　在林彪看來，毛澤東在地方上搞文革，他不管，隻要不在軍隊中搞文革就行。現在毛澤東已經準備停止在軍隊中搞文革了，那麽軍隊也就不該再抵製毛澤東的文革。然而，軍隊的高官們卻還在繼續抵製毛澤東的文革，特別是1967年1月28日，旨在抵製文革的《軍委八條》發出後，軍隊高官們出現一個抵製文革的高潮，這個高潮一直持續到“二月逆流”之後仍在進行。

　　因此，林彪認為有必要向軍隊發出一個指示，停止幹預地方上搞文革，改善軍隊以及林彪本人與毛澤東的關係。在2月23日青海軍區負責人趙永夫下令向造反派開槍，造成流血事件後，林彪更感到有必要發出一個文件，限製軍隊抵製文革的過火行動，這就是林彪發出《軍委十條》的基本背景。

　　1967年4月2日，林彪找黃永勝談話，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在場。據張雲生回憶說：

　　林彪問張雲生：“當前運動的主要問題是什麽？”

　　張雲生答：“部隊與地方某些群眾組織的關係比較緊張。”

　　林彪問黃永勝：“你看應當怎麽辦？”

　　黃永勝答：“我看就是重申《軍委八條》，貫徹《軍委八條》。”

　　林彪說：“隻靠八條解決不了問題了，現在需要有個新的東西，全軍發出一份新的命令，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於是林彪口授了《軍委十條》，由張雲生記錄整理。

　　《軍委十條》的基本精神與《軍委八條》相反，《軍委八條》是鼓勵軍隊高官抵製文革的文件，而《軍委十條》是限製軍隊高官抵製文革的文件。《軍委十條》的主要內容是：

　　最近我們檢查了某些軍區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為此，特發布命令如下：一、對群眾組織，無論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控製的，都不準開槍，隻能進行政治工作；二、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三、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四、對於過去衝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

　　4月4日，毛澤東對《軍委十條》批示“林彪同誌：此件很好。”毛澤東當然很樂意看到林彪所代表的軍隊高官們，不再抵製他搞文革。

　　（11）

　　在文革的調整過渡期，軍隊方麵還發生了另一個重要事件：“五一三事件。

　　按照林彪的意思，軍隊本來是不介入文革的。可是毛澤東發出讓軍隊介入文革，讓軍隊“支左”的號召後，軍隊不得已介入了文革。但軍隊介入文革，並沒有像毛澤東期待的那樣去支持左派的造反派，反而去支持右派的保皇派。特別是《軍委八條》發出後，軍隊大肆鎮壓造反派，大量抓捕造反派頭頭，使造反派遭受重大打擊，造反的氣焰也被壓下去不少。

　　這次，與《軍委八條》相反的《軍委十條》發出後，軍隊又不介入文革了，他們把抓捕的造反派頭頭全部釋放，不再管文革的事了。這樣一來，造反派大為振奮，重新掀起一場造反浪潮。對於地方上的重新造反，林彪可以不管；可是軍隊中的造反派又重新造反，林彪就不能不管了。

　　中央文革小組和全軍文革小組對軍隊造反派的再次複出，是持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漠視態度。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裏的造反派，就等於是失去了上麵支持，孤立地行動，其下場顯然是不容樂觀的。

　　當時，軍隊文藝團體的群眾組織分成兩派：一派是支持軍隊現任領導的保皇派，被稱為“老三軍”；另一派是反對現任領導的造反派，被稱為“新三軍”。當然，保皇派不會自稱自己是“保皇派”，而是自稱自己為“革命派”，與造反派有所區別。

　　1967年5月初，“老三軍”準備以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25周年為由，在北京展覽館搞一次文藝會演，占領北京的文藝陣地。而“新三軍”則堅決反對“老三軍”的演出，聲稱首都的文藝舞台決不能讓“保皇派”占領，他們公然聲明：如果“老三軍”舉行演出的話，他們就要衝擊會場，強行阻止演出。

　　“老三軍”向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申請演出，但蕭華怕因為演出而引起雙方武鬥，就沒有同意演出。“老三軍”對此當然很不滿，他們要設法取得比蕭華更上級別的支持。據邱作會回憶說：

　　當時空政文工團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務，該團的演員劉素媛(是老三軍保皇派的)，有機會同毛主席說話，她把在京部隊文工團想演出的事對毛主席說了。毛主席對劉素媛說：“你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辦”打招呼，把此事告訴葉群。

　　（12）

　 葉群把這件事報告了林彪，經過深思熟慮的林彪，認為抓住了支持革命派、打擊造反派的機會。這是林彪的高棋，也是險棋，因為在文革中直接打擊造反派還是第一次。事後，葉群跟我們說：“林總反複掂量：‘主席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林總最後說：‘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興’。”

　　林總抓住了這個機會，徹底扭轉了軍隊的局勢，為黨、國家、軍隊立了大功。這也是“五一三”能夠取勝的主客觀條件。

　　葉群馬上答應約見劉素嬡等人，說：“林彪同誌和你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要怕當‘保皇派’，隻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毛澤東已經暫時放棄在軍隊裏搞文革，所以對軍隊的事情就采取不插手的態度。當劉素嬡問毛澤東時，毛澤東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讓她去跟葉群談，自己不管。林彪看到毛澤東的態度，知道這次毛澤東讓他自由處理這件事。這件事怎麽處理呢。林彪反複想：“主席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最後他認為，毛澤東現在是要軍隊的，不會因要造反派而得罪軍隊，所以林彪開始大膽地打擊軍隊中的造反派。

　　有了林彪的同意，“老三軍”組織的文藝會演，如期在5月13日晚於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行。演出剛開始不久，軍隊的“新三軍”造反派，以及支持他們的北京“三司”等學生造反派，乘幾十輛汽車來，包圍了劇場，然後一邊高喊著口號一邊往裏衝，兩派發生了武鬥，劇場變成了戰場。

　　聽說“老三軍”和“新三軍”發生了武鬥，北京城裏的軍事機關，馬上出動人員去支援“老三軍”。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和政委李作鵬，親自率領海軍機關的人員前去支援，與造反派進行一場混戰，武鬥一直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最後，中央文革小組派陳伯達，林彪派蕭華來到現場製止，這場武鬥才被製止下來。

　　吳法憲對此事回憶說：武鬥被製止下來了，但問題並沒有解決。5月14日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解決兩派武鬥的問題。周恩來在講話中，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批評了雙方武鬥的行為。“老三軍”對周恩來的態度十分不滿。會後，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跟周恩來說：“總理，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這裏麵的一些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也就不再說話了。

　　（13）

　　這個時候，從不輕易出麵幹預具體事情的林彪，親自出麵了。他冒著對抗中央文革的危險，公開支持“老三軍”，對抗“新三軍”等造反派。5月15日上午，林彪讓葉群帶領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領導人，到醫院去慰問“老三軍”被打傷的人員，並發給他們《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對“新三軍”的人員置之不理。林彪以這樣的方式，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林彪明確態度後，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著轉了過來。

　　因為毛澤東已經不插手軍隊的事了，中央文革小組當然也不好反對，隻好站到林彪一邊。前麵提到，這次軍隊造反派的造反，並沒有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造反派不了解情況，不知道中央高層的風雲已經變了，他們以為中央文革會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們造反，所以就采取這次大膽的行動。當中央文革表示支持“老三軍”後，造反派的“新三軍”就崩潰了。

　　此後，林彪乘勝追擊。5月23日是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25周年紀念日，“老三軍”演出隊在天安門前搭起臨時舞台，進行長時間的演出。這次，林彪不僅派葉群前來觀看演出，還派出北京衛戍區的部隊進行保護。6月9日，“老三軍”又更上一層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演出。這次林彪親自出席，並帶領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前來觀看演出，給保皇派的“老三軍”撐腰。

　　吳法憲回憶說：這下子，軍內的造反派垮了，“老三軍”一下子翻過身來，成為林彪和軍委直接控製的一支政治力量。憑借著這支力量，林彪和軍委可以直接與北京“三司”等學生造反派對抗，從而開始穩定北京的局勢。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時代成為了過去，我們的日子也好過多了。

　　邱會作也回憶說：從“五一三事件”之後，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內，各軍隊機關的造反派受到嚴重的打擊，紛紛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數骨幹分子轉入地下活動以外，公開的活動基本上不存在了。從1967年5月“五一三”開始，到1971年“九一三”，在這將近四年半的時間裏，軍隊極大多數都是穩定的。軍隊的穩定，是中央軍委、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副主席的功勞。

　　邱會作把軍隊的穩定歸功於林彪，顯然有失偏頗。軍隊之所以能夠穩定，主要是毛澤東改變了文革的戰略，從“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暫時不在軍隊裏搞文革了，這才是軍隊穩定的關鍵。

　　（14）

　　在文革調整期發生的另外一件重大事件，是“首都五一六兵團”炮打周恩來事件。文革中的群眾造反派組織多如牛毛，但敢公開聲稱打倒周恩來的群眾組織非常少，而“首都五一六兵團”是極少數公開反對周恩來的群眾組織中，最大最著名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開展文革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為正式發動文革的標誌。不過當時《五一六通知》是作為黨的內部文件發至縣團級，並沒有對群眾公開發表。一年之後的1967年5月16日，毛澤東突然想到公開《五一六通知》，於是《人民日報》在1967年5月17日全文發表了《五一六通知》，發表了社論，其中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隻是第一次，以後必然要進行多次。”

　　毛澤東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當作批判劉少奇的資料，給批判劉少奇升溫，並沒有借此批判周恩來的意思。起草這篇社論的王力也說：主席當時認為要集中開展對黨內最大走資派的大批判，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多少質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還是集中批劉少奇。那時我的理解，主席決不是對著總理的。

　　誰也沒想到這次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會引發出一場攻擊周恩來的事件，後來又引發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在後來又引發出涉及數百萬人的“清查五一六運動”。

　　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就出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傾向，特別是陶鑄公開說：“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之外，誰都可以懷疑。”於是懷疑周恩來的紅衛兵，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麵，這並非是有人煽動，完全是自發的結果。毛澤東雖說有打倒周恩來的計劃，但絕不能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隨便拋出這個炸彈，因此這次“五一六兵團”的“炮打周恩來”事件，與毛澤東並無直接關係。

　　懷疑周恩來的代表人物，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張建旗的父親張世軍是林業部副部長，他也算是典型的高幹子弟。張建旗對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他說：現在有三個司令部，一個是毛主席司令部，一個是劉少奇司令部，一個是周恩來司令部。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麵派，執行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運動以來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了滅火器的作用。周恩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張建旗還說：在我開始考慮這個問題的第一分鍾起就打算坐牢。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後，引起很多人的猜想，這在當時也是很正常的。因為那時《人民日報》是文革運動的風向標，每當《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人們就會紛紛猜測，下一次是要打倒誰了。

　　特別是這次《人民日報》在社論中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隻是第一次，以後必然要進行多次。”這就給人們造成一種錯覺，似乎這次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還要來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針對劉少奇的，那麽新的文化大革命是針對誰的呢？不少人自然就聯想到了周恩來，誤以為這次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就是吹響打倒周恩來的號角。

　　（15）

　　因此，懷疑周恩來的人，認為打倒周恩來的時機到了，紛紛成立起反對周恩來的組織。這些組織都自稱是“五一六紅衛兵團”，意思是打倒周恩來，保衛毛澤東的兵團。比如北京農業大學的“農大五一六兵團”，北京鋼鐵學院的“鋼院五一六兵團”，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北外五一六兵團”等，其中，以張建旗為首的“鋼院五一六兵團”最為著名，張建旗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二十三個為什麽》等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

　　此後，各種“五一六兵團”的活動頻繁起來，他們在夜深人靜之時，張貼出各種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比如《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還有一個活的赫魯曉夫》、《揪出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周恩來》、《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等。在每張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的最後，都署名“五一六”三個醒目的阿拉伯數字。此後，“五一六”成為反對周恩來的代名詞。

　　6月14日，這些“五一六兵團”組成一個聯合體，號稱“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6月30日，在北京外語學院召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會議作出的決議說：代表大會一致認為，《五一六通知》的發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要揪出新的黑線、黑幫。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一員幹將，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麵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解放以來的兩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戰略階段，他都逃走了，他是二月黑風的煽動主角，是全國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的總後台，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企圖把水攪混，篡黨、篡軍、篡政，伸手來摘文化大革命勝利果實的，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我們“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幹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餘秋裏、穀牧等決一死戰。

　　“五一六兵團”發起對周恩來的攻擊之後，同時也出現一批支持和保衛周恩來的紅衛兵組織。每當“五一六兵團”的大字報、大標語貼出來之後，不到一兩天時間，就被支持周恩來紅衛兵組織的“迎頭痛擊反周逆流”的大字報所覆蓋。支持周恩來的紅衛兵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特地發表聲明說：“炮打周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 一些紅衛兵組織還強烈要求中央文革對目前這股炮打周恩來的風潮表態。

　　隨著“五一六兵團”對周恩來越來越多的攻擊，社會上也出現一股強烈的保衛周恩來的勢力，甚至毛澤東的表侄孫女，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也成為保衛周恩來的一員。

　　（16）

　　5月27日，王海容和毛澤東的翻譯唐聞生，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說：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我們認為對總理的錯誤和缺點可用小字報或書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總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統帥，但不能借此炮打總理、攻擊總理，把總理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其後台。我們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

　　5月29日，毛澤東在王海容、唐聞生的來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誌，文革各同誌：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我們前麵說過，毛澤東雖然準備打倒周恩來，但現在的時機還不成熟，不能提前發起打倒周恩來的戰役。當前“五一六兵團”對周恩來的攻擊，反而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所以毛澤東不同意“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不過，毛澤東對“五一六兵團”采取的措施，也是很輕微的，隻不過對他們進行“說服教育”。

　　在毛澤東表態之後，中央文革立即表態支持周恩來。陳伯達說：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周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把矛頭對準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極端錯誤的，必須懸崖勒馬，否則是很危險的。

　　在中央文革表態之後，“五一六兵團”的活動一度有所收斂，但在7月20日的武漢“七二零”事件之後，又立即活躍起來。“五一六兵團”以後的事情在“七二零”事件之後再述。

　　在文革調整期，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是所謂“伍豪脫黨啟事”。

　　5月18日，江青將南開大學造反派送來的解放前國民黨報紙上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材料，送交林彪、周恩來、康生，並附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麵談。”

　　5月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已在江西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恩來專門寫信給毛澤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並送毛澤東。周恩來在信中說：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後，批示道：“交文革小組各同誌閱，存。”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封“黑材料”的態度是曖昧的，隻是把周恩來的信轉給文革小組的成員看，並沒有做任何評論，隻是說“存”。這個“存”字，就等於給周恩來塞進一枚定時炸彈，雖然現在沒有爆炸，但將來隨時可能爆炸。八年後的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做最後一次大手術，在即將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突然提出要看關於他“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工作人員將周恩來的講話記錄稿取來後，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病體，用顫抖著的右手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注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

　　（17）

　　到1967年7月，毛澤東認為時機差不多成熟了，準備發起針對周恩來的重點突破奪權戰役。在發起這場戰役之前，毛澤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離開北京。因為繼續待在北京，不定會遇到什麽不測之事，所以遠離北京是最穩妥的方案。在打倒劉少奇的時候，毛澤東也一直是在外地坐鎮，直到劉少奇已經成為甕中之鱉時，毛澤東才回到北京，給劉少奇最後的一擊。

　　1967年7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林彪、周恩來、楊成武等人和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會上毛澤東提出他的文革設想，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文革計劃是：第一年1966年開張，第二年1967年看眉目，第三年1968年收尾。在1967年初，毛澤東原來說文革要在1967年2月到4月“看眉目”，可是1967年2月遇到了“二月逆流”，這個文革的眉目沒有看出來。因此，毛澤東把“看眉目”的時期，推遲到1967年下半年，也就是要在1967年下半年發起決戰。

　　毛澤東在會上，又提出他要到武漢去看看，並準備在武漢暢遊長江。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暢遊長江，然後借暢遊長江的東風，一舉打倒了劉少奇。這次毛澤東又想暢遊長江，或許也是想借暢遊長江的東風，一舉打倒周恩來。當然，毛澤東去武漢，更重要的不是暢遊長江，而是準備親自去當地解決棘手的武漢兩派武鬥問題。

　　參會者一聽毛澤東要去武漢，都一致反對。林彪說：“武漢的武鬥嚴重，安全沒有保障。”但毛澤東卻說：“都說亂，到底亂到什麽程度？我要自己實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數嘛。我不怕亂，我去，讓楊成武跟我去，就這樣定了。”參會的人見毛澤東這麽堅持，隻好同意他去。

　　這時，周恩來立即表示，他先去一趟武漢，給毛澤東探探武漢的安全情況，並給毛澤東安排住處。參會的人聽周恩來這麽說，都紛紛說好，毛澤東也不便反對周恩來的這個好意，就讓周恩來先去武漢“安排住處”。

　　以前毛澤東外出，從來不需要周恩來給他“安排住處”。不過這次情況不同，天下大亂，所以周恩來自告奮勇先去武漢給毛澤東“安排住處”，不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還讓人感到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一片忠心。不過，周恩來先去武漢，除了給毛澤東安排住處之外，他要想看看武漢的情況，做到心中有數。

　　周恩來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因為毛澤東提出要離開北京去外地，並聲稱文革要在1967年下半年“看眉目”，所以周恩來預感到毛澤東這次去武漢，不是單單去遊泳，而是很可能要在武漢搞起一個大動作。因此，周恩來要先去武漢看看情況，以防毛澤東在武漢搞起大動作的時候，他能夠根據武漢的情況做出相應的對策。

　　7月13日當天晚上，周恩來就乘專機來到武漢，安排毛澤東下榻東湖賓館梅嶺一號。梅嶺一號是毛澤東的老住處了，他先後29次下榻於此，是毛澤東除北京中南海之外，居住時間最長、次數最多的地方。

　　（18）

　　周恩來查看了東湖賓館，做了三項保安措施：第一、撤換東湖賓館的工作人員。因為當時東湖賓館的工作人員也分為兩派，一派是保皇派，另一派是造反派。周恩來把負責毛澤東梅嶺一號的服務員都換成造反派的工作人員；

　　第二、沒有讓武漢軍區部隊負責毛澤東的保衛工作，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毛澤東的保衛工作；第三、不讓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去機場迎接毛澤東，而是讓陳再道也臨時入住東湖賓館，在賓館等候毛澤東。

　　據當時同去武漢的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周恩來的三項措施)很不妥當，但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針。”王力沒有說明為什麽周恩來的三項措施“很不妥當”，但從事後來看，這三項措施是誘發武漢“七二零”事件的因素之一，這點我們後麵還要談到。

　　毛澤東為什麽要親自解決武漢兩派武鬥的問題呢？這裏簡要介紹一下武漢兩派的情況。

　　當時武漢和全國各地一樣，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分成造反和保皇兩大派。武漢的保皇派是號稱有120萬人的“百萬雄師”，他們反對打倒湖北省委，擁護武漢軍區，因此這個組織得到武漢軍區的支持。而且武漢軍區的很多幹部和戰士，都直接加入了“百萬雄師”這個組織，所以也可以說它是武漢軍區支持下的一個群眾組織。

　　與“百萬雄師”相對立的造反派，是稱為“三鋼”的工人造反組織，以及稱為“三新”的學生造反組織。“三鋼”和“三新”盡管人數上比“百萬雄師”少，但他們的立場非常激進，主張全麵奪權，不僅要奪湖北省委的權，還要奪武漢軍區的權，要打倒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

　　在1967年1月底發布《軍委八條》後，武漢軍區對執行《軍委八條》很堅決，對造反派下手很快，解散了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組織，並抓了一大批造反派的頭頭。

　　到1967年4月《軍委十條》頒布後，特別強調“不準隨便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這樣武漢軍區隻得把抓捕的造反派頭頭都釋放了，於是造反派大為振奮，重新組織起來，對保皇派來一個大反攻。因為很多造反派頭頭都被武漢軍區抓捕過，所以他們非常痛恨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街上到處寫有“打倒陳再道”的大標語。

　　《軍委十條》出籠後，軍隊不便直接幹涉造反派了，於是軍隊高官們就發動保皇派群眾組織來對抗造反派。這樣一來，兩派群眾組織的衝突越來越升級，從1967年6月開始，武漢的兩派演變為大規模武鬥。僅僅在1967年6月間，兩派武鬥就打死數十人。為此，中央文革緊急致電武漢軍區，說：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極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製止武鬥。‘百萬雄師’的一些人，對若幹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

　　中央文革的精神，當然是支持武漢的造反派，他們認為武鬥的責任，是保皇派“百萬雄師”挑起的，要求武漢軍區製止“百萬雄師”武鬥。其實，武鬥並非保皇派“百萬雄師”單方麵的責任，中央文革把武鬥的責任強加於“百萬雄師”，必然引起“百萬雄師”極度不滿，這是後來引發武漢“七二零”事件的直接導火索。

　　（19）

　　另外，“百萬雄師”本來就是武漢軍區授意的群眾組織，他們當然不會製止自己的組織。陳伯達給陳再道打電話，要求他設法製止武漢的武鬥，陳再道反問說：“陳伯達呀，你在北京不是也沒有製止住武鬥嗎？”

　　中央文革給武漢軍區的電報，不但沒有製止武鬥，反而像火上澆油，武鬥愈發激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準備親赴武漢，製止那裏的武鬥。毛澤東認為，以他的威望親自“禦駕親征”，武漢的武鬥立即可以平息下去。

　　毛澤東的專列於7月14日淩晨離開北京前往武漢，路上他同楊成武等談話，講了他對形勢的看法。毛澤東說：軍隊介入後，因為情況不熟悉，調查研究不夠，錯誤是難免的。來了個《軍委八條》，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組織不應取締的取締了，起了壓的作用。這樣，林彪同誌起草了《軍委十條》。《軍委十條》後，受壓的組織又起來了，又恢複了，來了個反複，反複好。

　　這裏毛澤東表明自己的立場：第一、軍隊介入文革後，因為“情況不熟悉”，犯了錯誤。毛澤東所謂的“錯誤”，就是軍隊支持保皇派；第二、《軍委八條》後，軍隊抓了很多人，取締了很多造反派組織，壓製了造反派；第三，《軍委十條》後，被壓製的造反派又恢複起來，來了個“反複”。毛澤東稱讚這種“反複”好，希望看到造反派壓倒保皇派。

　　毛澤東要平息的武鬥，而平息無非三種方法：第一、保皇派打垮造反派。就像軍隊中的保皇派“老三軍”，打垮了造反派“新三軍”，於是軍隊中的武鬥就平息了；第二、造反派打垮保皇派。就像上海的一月奪權，造反派打垮保皇派，這樣武鬥也就平息了；第三、徹底取締所有群眾組織，一切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之下，這樣武鬥當然就平息了。

　　毛澤東最希望看到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不能用第一種辦法平息武鬥，讓文革完全失去意義。因此，毛澤東平息武鬥的基本精神，就是怎樣讓造反派打垮保皇派。毛澤東在武漢的所作所為，都要圍繞著怎樣讓“造反派打垮保皇派”這個基本點來理解。

　　然而，群眾組織並不在黨的領導下，要想讓群眾組織聽從自己的號令，這是很不容易的。對於這個難題，毛澤東也是有思想準備的。早在1966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室，會見了原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毛澤東請李宗仁坐，李宗仁不肯，說：主席在這裏，我怎麽好坐上首？

　　毛澤東說：你年長，你應該坐上首。

　　兩人坐下後，毛澤東指著天安門城樓下的紅衛兵說：這把火是我點起來的，看來這把火還要燒一個時期，但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群眾是真的發動起來了，群眾一起來，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李宗仁覺得毛澤東還是很清醒的。的確，對於群眾組織來說，毛澤東過去的那一套黨領導的辦法，已經不適用了。因此，毛澤東麵臨一個新的挑戰，就是發明一套新辦法。如果毛澤東能處理好群眾組織的領導問題，那麽文革就基本成功了；相反，毛澤東如果找不到這個領導問題，那麽文革就很危險了。這次毛澤東親臨武漢，親自處理群眾組織的問題，這是毛澤東自己對自己的一次新的挑戰。

　　（20）

　　發生於1967年7月20日的“七二零”武漢事件，相當具有戲劇性，因此廣為人們關注。但關於“七二零”事件的始末，有相當多的版本，許多重大情節的描述出入很大，所以必須做一些細致的分析。

　　關於“七二零”事件的資料，首先是親身參與“七二零”事件者的回憶，比如陳再道、王力、楊成武、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都對此事有回憶。其中陳再道和王力兩個人，是“七二零”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但他們兩人的回憶，出入相差較大，需要認真分析。此外還有文革當時的揭發批判材料，參與“七二零”造反派的回憶等，也是重要的參考材料。

　　首先梳理一下“七二零”事件中幾個主要人物的身份和立場，第一個是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陳再道的資格相當老，1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參加湖北黃麻起義，進入紅四方麵軍的序列，成為紅四方麵軍骨幹將領之一。紅四方麵軍的領導人是張國燾，主要將領是徐向前，陳再道是徐向前的部下。1935年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麵軍主力西征作戰，結果全軍覆沒。幸運的是，陳再道的部隊沒有加入西征作戰，免遭滅頂之災。

　　1938年張國燾離開延安出走之後，紅四方麵軍殘部的將領們受到肅整，不過也有一批紅四方麵軍投到毛澤東門下，重新受到重用，比較著名是許世友和陳再道。在抗戰中，陳再道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獨立旅旅長、冀南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中，陳再道成為第二野戰軍劉鄧大軍的主將之一；建國後，授上將軍銜，任武漢軍區司令員。

　　在軍隊中，非常講究來自哪支部隊的“出身”，根據出身分出不少“山頭”。這種觀念也很好理解，就如我們遇到與自己同一個中學、同一所大學畢業的人，就會格外親切一樣。

　　從曆史上看，陳再道與徐向前和鄧小平有很深的曆史關係，而與林彪並無關聯，所以陳再道不是林彪派係的人馬。文革前，陳再道在“大比武”等一些重大問題上，不是站在林彪一邊，而是支持羅瑞卿，因此林彪是不喜歡陳再道的。同樣，陳再道與周恩來也沒有曆史聯係，也不是周恩來派係的人。

　　那麽陳再道為什麽能擔當武漢軍區司令員這麽重要的職位呢？理由是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對軍隊中林彪的勢力過大，也是所有防範的。毛澤東特別重用一些許世友、陳再道這樣原紅四方麵軍的幹部，以平衡林彪的勢力。陳再道不是周恩來派係的人，不是林彪派係的人，而是毛澤東派係的人，理清這個概念，對理解武漢“七二零”事件來說，是很重要的。

　　（21）

　　有人也許奇怪：既然陳再道是毛澤東派係的人，他為什麽反對毛澤東搞文革呢？發生於文革之後的一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陳再道反對毛澤東搞文革的原因：

　　文革後的陳再道複出，1978年，陳再道下令拆掉一所幼兒園，花費幾十萬元外匯，給自己建造一座全部現代化的樓房。為此，詩人葉文福寫了篇轟動一時的敘事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詩中寫道：

　　據說，一位遭“四人幫”殘酷迫害的高級將領，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為自己蓋樓房；全部現代化設備，耗用了幾十萬元外匯。

　　我說什麽？我怎麽說？你是受人尊敬的前輩，我是後之來者。

　　……

　　牛金星的悲劇，決不會重演，因為人民決不會沉默！

　　但願我的詩句，也化作萬鈞雷霆，挾帶著雄風，衝進你的耳朵，衝進你的心窩。

　　在這新長征的路上，且聽前進的後人和前進的法律，一道大喝一聲：“將軍，你不能這樣做！”

　　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1978年在《詩刊》上發表之後，一些報刊紛紛轉載，引起一時間的街談巷議。不過當時人們還沒有反腐倡廉的概念，葉文福的這首詩並未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由此可見，在戰爭年代，陳再道跟隨毛澤東浴血奮戰，為的並非共產主義的理想，而是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處境。當新中國建國後，陳再道這樣的人認為勝利了，大家就應該分享勝利果實，應該各自建設自己的安樂窩了。可是鑒於毛澤東提倡“艱苦奮鬥”，他們想蓋樓而不敢蓋，一旦毛澤東去世，沒人敢約束這些老軍頭了，他們馬上把“艱苦奮鬥”丟在一邊。

　　毛澤東搞文革，不僅不讓他們蓋樓，又進一步約束他們，給他們降工資，削減他們的各種特權，所以陳再道這些人就對毛澤東不滿了。陳再道這樣的人，不是對毛澤東本人不滿，而是對文革這種“反修防修”的運動不滿。陳再道與毛澤東的分歧，是一種無法調和的思想深處的分歧。在這種思想分歧的促使下，陳再道抵製毛澤東的文革，也就不以為奇了。

　　“七二零”事件中另一個主要人物是王力。王力也是老幹部，不過與陳再道的行伍經曆不一道。王力1939年入黨，先是從事地下工作，後來做文秘工作。1958年。毛澤東提議創辦中共理論刊物《紅旗》，陳伯達被任命為總編輯，而王力被任命為編委，後來升為副總編輯。

　　（22）

　　王力比陳伯達小17歲，成為陳伯達手下的一員文將。在《紅旗》雜誌工作期間，王力寫了不少國際評論方麵的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賞識，此後，王力又成為毛澤東的秘書。從1964年起，毛澤東讓王力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

　　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時，陳伯達是組長，王力是組員。在文革中，王力多次為毛澤東主筆寫大塊頭理論文章，紅極一時。

　　王力這次為什麽到武漢來，參與了“七二零”事件呢？據陳再道回憶說：本來，總理沒有打算讓王力去武漢的。總理給在重慶的謝富治打電話，叫他第二天趕到武漢，負責主席的安全。和謝富治一起的王力聽說這一消息，連夜和關鋒通話。他們密謀後，王力便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但是他們到武漢的當天晚上，就違反總理關於中央代表團暫時不要公開露麵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報不可。謝富治、王力又有意識地下車和造反派談話，公開身份。

　　而王力的回憶，則與陳再道的說法大相徑庭。王力說：7月13日晚，總理打電話給謝富治，要他到武漢接受緊急任務。謝富治提出王力、餘立金和帶去的紅衛兵一起去，總理同意了。因為主席分配我的西南的任務沒有完成，想不去，打一個電話問關鋒，詢問為什麽改變計劃？是什麽緊急任務？能不能不去？關鋒說：“任務在電話裏不能講，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們到武漢，當時總理已在我們之前趕到武漢了。

　　總理說他在會上提出要謝富治（兼任公安部長）來武漢，保衛毛主席，主席同意。主席還說，武漢的部隊是謝富治指揮過的。總理說：“主席的記憶力真好。我還記不清部隊的曆史，要秘書一查，果然過去主要都是謝富治指揮的部下。”

　　當天是謝富治闖了禍。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報，我們一起跟著他去了，結果我們被人看出來了。當我們被發現後，滿街敲鑼打鼓放鞭炮，兩派都貼標語歡迎我們。我們馬上報告總理，問怎麽辦？總理說：“這也有好處，群眾正在懷疑為什麽東湖賓館的電燈亮了，這樣正好說謝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漢，要就地解決問題，以便掩護主席。”這是被迫造成的，總理臨機應變處理了這個問題。之所以這裏大段列出陳再道和王力的回憶，是因為搞清王力去武漢的原因，對於破解“七二零”事件之謎，是第一個重要的節點。

　　（23）

　　武漢“七二零”事件的概況是：武漢的群眾組織分為保皇派“百萬雄師”和造反派“三鋼三新”。武漢軍區支持保皇派“百萬雄師”，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公開支持“三鋼三新”。此偏向性講話激怒了“百萬雄師”，他們衝入東湖賓館將王力抓走。抓王力的舉動同時也驚動了同住東湖賓館的毛澤東，他誤為陳再道起兵造反，急忙乘飛機離開了武漢。

　　探討武漢“七二零”事件，若把主要精力放在王力怎樣被抓，毛澤東怎樣倉惶離開武漢等戲劇性的情節，就忽視了這個事件內在的政治鬥爭。前麵大篇幅摘錄事件中兩個當事人的不同說法，特別是王力的專版反駁陳再道的文章，認為王力是實話實說，就有些想當然了。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七二零”事件，就會發現，陳再道的說法倒是比較接近真相，而王力的說法反而漏洞不少。我們不能被王力的說法誤導，從而對“七二零”事件得出錯誤的解釋。因此，在這裏有必要對王力的說法進行一些澄清。

　　王力寫的《王力反思錄》，是研究文革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書，我們在前麵引用過不少王力的回憶。王力在談到別人的事的時候，是比較客觀的，可信性較高；可是談到他自己的事的時候，可信性就比較差了，他總想設法撇清自己，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去。所以王力這本回憶錄中，關於他自己的內容，一定要小心求證。陳再道的回憶，在談到他自己的事情時，也有撇清自己，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去的傾向，照樣需要小心求證。

　　研究“七二零”事件第一個需要搞清的問題是：王力為什麽會去武漢？搞清王力去武漢的目的，對理解“七二零”事件是很重要的

　　我們先把事情理順一下。六月下旬，雲南、四川、貴州，這些地方因為兩派武鬥得很厲害，毛澤東派謝富治和王力去解決那裏的武鬥問題。毛澤東為什麽派謝富治去雲南呢？這點王力的回憶錄中交代得很清楚，因為謝富治當過雲南省第一書記，雲南的部隊也是謝富治昔日指揮的部下，謝富治在雲南有餘威。加上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身份，他走到哪裏，都可以代表“中央文革”出現。兩種關係疊加，容易解決問題。

　　毛澤東為什麽派王力和謝富治一起呢？這點王力的回憶錄中完全沒有提到。我們推測，毛澤東是看謝富治和王力在雲南辦完事後，又按計劃來到成都。7月13日晚，周恩來打電話給成都的謝富治，要他到武漢去接受緊急任務。周恩來為什麽突然叫謝富治呢？這點陳再道和王力的回憶是一致的，都說讓謝富治去武漢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因為謝富治是公安部長。既然毛澤東的安全交給了公安部長，那麽一介書生的王力，是沒有必要同去武漢的。

　　（24）

　　因此，陳再道回憶說：本來，總理沒有打算讓王力去武漢的。總理給在重慶的謝富治打電話，叫他第二天趕到武漢，負責主席的安全。和謝富治一起的王力聽說這一消息，連夜和關鋒通話。他們密謀後，王力便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

　　按照陳再道的說法，周恩來本來沒有讓王力去武漢，而王力跟在北京的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打了電話之後，硬要和謝富治一起去武漢。

　　而王力在回憶錄中，卻是另外一種說法：總理打電話給謝富治，要他到武漢接受緊急任務。謝富治提出要王力一起去，總理同意了。

　　王力沒有直接說周恩來是否讓他去武漢，但根據前後文來推測，應該是周恩來本沒有這個打算，所以才有謝富治讓王力去武漢的提議。如果最初周恩來明確王力和謝富治一起去，謝富治就沒有必要再向周恩來提議了。王力在這裏想撇清自己，做了一些說明，結果是越描越黑，反而露出了馬腳。

　　毛澤東去武漢是絕密行動，謝富治必須為毛澤東保密。謝富治帶王力去武漢，已經是多餘了，他再提出“帶去的紅衛兵一起去”，這些紅衛兵去了武漢，豈不是要給毛澤東的行動泄密嗎？從常理來說，謝富治的任務是保衛毛澤東，他帶一批紅衛兵去，不但無助於保衛毛澤東，反而成為保衛毛澤東的累贅，所以謝富治不太可能主動提出帶王力和紅衛兵一起去武漢。

　　退一步說，即使是謝富治真的向周恩來提出帶王力和紅衛兵一起去武漢，他總得說出一個合理的原因吧？王力卻絲毫不提謝富治為什麽要帶他和紅衛兵一起去武漢，這就是在忽悠人了。因此，王力的說法是不合邏輯的，也是不真實的。謝富治早在1972年去世，所以王力可以把責任推到死人身上，死無對證。

　　陳再道說王力和關鋒打電話“密謀”，王力也承認他跟關鋒打過電話，王力說：我因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務沒有完成，想不去，打一個電話問關鋒，詢問是什麽緊急任務？能不能不去？關鋒說：“任務在電話裏不能講，你去就是了。

　　王力這裏的解釋，有很多邏輯錯誤。第一個錯誤：按照王力的說法，既然謝富治已經向周恩來提出王力一起去武漢，周恩來也同意了。按照常理，王力就應該執行命令，不應該又提出什麽“不想去”，難道謝富治和周恩來做出的命令，王力還可以討價還價嗎？

　　更為離奇的是，如果王力真的不想去武漢，他要請示的人，應該是自己的上級，陳伯達或者周恩來，而不是關鋒。因為關鋒的地位，比王力還要低一些，王力打電話問關鋒：“我能不能不去？”就等於是他向自己的下級請示：“我能不能不去？”這不是可笑的事嗎？因此，王力說的他與關鋒打電話的內容，完全不符合邏輯，應該是謊言。

　　王力承認他與關鋒打過電話，又用謊言來搪塞他們電話裏說的內容，所以陳再道說王力和關鋒打電話“密謀”，可以說是有道理的，所謂“話糙理不糙”。那麽王力和關鋒打電話的內容應該是什麽呢？這個我們將在後麵分析。

　　（25）

　　我們再看後麵事情的發展，陳再道說：但王力他們到武漢的當天晚上，就違反總理關於中央代表團暫時不要公開露麵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報不可。謝富治、王力又有意識地下車和造反派談話，公開身份。

　　王力的說法則與陳再道相反，他說：當天謝富治闖了禍，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報，我們從重慶來的人一起跟著他去了，結果我們被人發現了。當我們被發現後，滿街敲鑼打鼓放鞭炮，兩派貼了標語歡迎我們。

　　陳再道說，周恩來對王力等人有一個指示，就是他們到了武漢之後，不得公開露麵。王力沒有直接提到周恩來的這個指示，但他說“當天謝富治闖了禍”，這就是間接地承認周恩來有這麽一個指示，謝富治違反了周恩來的指示，所以才“闖禍”。這裏王力又把責任推到謝富治身上，說謝富治“非要”上街看大字報。

　　但王力的這個說法還是破綻百出，因為王力來武漢之前，他們誰都知道周恩來的指示，不得公開露麵。出去看大字報這件事，完全是違反周恩來不得公開露麵的指示。就算謝富治是“非要”違反周恩來的指示，非要去看大字報，那麽王力完全可以不跟謝富治去看大字報，可以讓謝富治一個人去看大字報，自己留在賓館不露麵。為什麽謝富治“非要”違反周恩來的指示，王力也“非要”跟著違反呢？

　　再者，即使是出去看大字報，完全可以稍微化妝一下，戴個墨鏡什麽的，人們就認不出來了。本來謝富治和王力都是知名度較低的人，那時又沒有電視，報紙上也極少登謝富治和王力的照片，即使是他們不化妝，武漢的人能把他們認出來的可能性也極低。前麵我們提到蒯大富的回憶，蒯大富說謝富治和他坐在麵對麵，他也不知道麵前這位就是謝副總理，是謝富治自我介紹了，蒯大富才知道。還有，那時看大字報是人山人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大字報上，誰會注意到人海中有王力這個幾個人呢？

　　因此，王力說他們的“被人發現”，應該是謊言，而陳再道說王力他們“有意公開身份”，應該是正確的。

　　王力又說：我們馬上報告總理，問怎麽辦？總理說：“這也有好處，群眾正在懷疑為什麽東湖賓館的電燈亮了?這樣正好說謝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漢，要就地解決問題，以便掩護主席。”這是被迫造成的，總理臨機處理了這個問題。

　　王力等人“被發現”之後，滿街敲鑼打鼓放鞭炮，兩派貼了標語歡迎他們，木已成舟。周恩來不讓王力露麵也不行了，所以周恩來被迫“臨機應變”，允許王力等人公開露麵。

　　陳再道和王力的回憶，都沒敢提到一個人，這就是毛澤東，他們都不敢把責任往毛澤東身上推。陳再道說周恩來不讓王力去武漢，王力“硬要去”，王力哪有膽量和資本跟周恩來叫板，“硬要去”呢？其實這也是陳再道暗示，是毛澤東讓王力去的，所以周恩來不好反對。

　　接下來，王力等人違反周恩來的指示，向群眾公開自己的身份，也應該是毛澤東的指示，否則王力應該沒有膽量隨便違反周恩來的指示。但王力也不敢說，這是毛澤東讓他違反周恩來的指示，於是就塗亂搪塞，說什麽“謝富治硬要去”、“他們被發現了”，來推卸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