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二（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六節   拉開倒周序幕

　　（1）

　　毛澤東在1970年，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決定打倒劉少奇，是1965年初開始製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與劉少奇“鬥”了一年多，到1966年夏天，劉少奇就被罷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劉少奇倒台之後，毛澤東的鬥爭還在繼續，前前後後一直“鬥”了10年，這說明毛澤東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這個高手是誰呢？就是與毛澤東風雨同舟40年，共同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周恩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

 

　　1966年秋，毛澤東正式拉開了與周恩來鬥爭的序幕，中間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澤東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對手就是周恩來。

　　周秉德是周恩來親弟弟周恩壽的女兒，她在1949年12歲住進中南海，到她結婚為止，一直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餘年，幾乎像周恩來的親生女兒一樣。周秉德回憶說：陳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

　　陳毅是周恩來的鐵杆心腹，陳毅能看出來毛澤東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周恩來本人就更能看出來了。當然，在文革的最初階段，周恩來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要打倒他，以為毛澤東的目標隻是劉少奇。然而到了1966年9月底，周恩來猛然醒悟，原來自己也是毛澤東要打倒的目標。

　　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1966年9月底，江青就開始“整”總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召開大專學校紅衛兵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由張春橋主持，參會的有蒯大富等七、八個學生。座談會上先是學生發言，他們除了罵劉、鄧之外，矛頭對著總理，說總理“和稀泥”，搞“折衷主義”。學生發言後，張春橋表示回去報告。

　　王力由於各種原因，在這裏隻能說江青要“整”周恩來。事實上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來頭上的。張春橋把這份《會議記錄》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讓人傳一份給周恩來看。

　　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傳過來的《會議記錄》，馬上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給他看這份批評他的《會議記錄》，是要給他一個警告。周恩來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這兩個月，一直委婉地抵製毛澤東搞文革，一有機會就對文革澆冷水降溫，這讓毛澤東對自己非常不滿。因此，這次毛澤東用這份《會議記錄》來警告周恩來：如果你再抵製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這時，周恩來麵臨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向毛澤東妥協，停止抵製毛澤東的文革，緊跟毛澤東搞文革，這樣毛澤東就可以取消對周恩來進行批判；第二個選擇是繼續抵製毛澤東的文革，這樣就要冒著被毛澤東批判的風險，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但周恩來做出了第二個選擇。

    什麽原因促使他做出這個選擇呢？很可能是他已經看出了毛澤東的意圖。這時周恩來恍然大悟地發現，毛澤東搞這場文革，絕不是針對劉少奇一個人的，自己也將成為被打倒的對象。看破了毛澤東的意圖以後，周恩來意識到，如果他停止抵製毛澤東的文革，雖然暫時可以躲過被批判的危機，可是將來必然躲不過被打倒的危機，停止抵製就等於是給自己挖墳墓。

　　（2）

　　周恩來看清楚了，他現在唯一的生存之機，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繼續抵製下去，隻有頂住毛澤東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當然這也不僅僅是為了保住自己，也是為了保住那些跟自己辛辛苦苦的革命功臣，保住自己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這個“黨”。從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周恩來此舉是高明的，他沒有被毛澤東“忽悠”了。

　　毛澤東傳給周恩來這份《會議記錄》後，就等著周恩來向他來檢討。按照以往的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傳過來的這份批評材料後，馬上就會找毛澤東做自我檢討，以換取毛澤東的和解。可是這次，周恩來卻裝傻，裝得好像看不懂毛澤東的意思，沒有對這份《會議記錄》進行任何表態。

　　毛澤東本來不想現在就批判周恩來，因為時機還不成熟。但毛澤東的計策被周恩來看破了，所以毛澤東隻好提前實施批判周恩來的計劃。毛澤東搞批判的慣例，是先製造輿論，扣一個帽子，再來批判。上次，毛澤東拋出一個針對劉少奇的帽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次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又拋出一個新帽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澤東的新帽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國慶講話中，首先亮相的。毛澤東讓林彪首先說出這個提法，是想向周恩來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過毛澤東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說批判周恩來，林彪肯定是不會同意的，所以毛澤東要“忽悠”一下林彪，讓他無意中說出批判周恩來的話。

　　林彪雖然尊為黨內第二位，但他與劉少奇不一樣，不主動管事，極少參加會議，送交他批閱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畫圈我畫圈”，當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畫圈，是秘書代為畫圈。林彪隻有在小範圍的中央會議中，才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國慶講話等公眾會議上的“例行講話”，林彪懶得自己起草講話稿，都是請毛澤東那邊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給他起草講話稿，到時候林彪照著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國慶節的林彪講話，是陳伯達和張春橋起草的。

　　林彪要照本宣科的稿子，事先沒給周恩來看，也沒給林彪本人看，倒是給陶鑄看了。因為在國慶節前，毛澤東還是信任陶鑄的，隻是在國慶節後，陶鑄發表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換頭”照片之後，毛澤東才不信任陶鑄了。陶鑄看到林彪講話稿中有這樣一句話“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陶鑄固然政治嗅覺不夠敏銳，但當時這麽明顯的政治論述，當然還是能看出來的，因為以前黨內的文件中，從來沒有提到過“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這個名詞。既然有一條“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必然要有一批這條路線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著黨內，特別是黨內高層，又要興起一場大的鬥爭。

　　（3）

　　一個人對革命和鬥爭的態度，往往隨著自己的地位而變化。一個人在沒有掌權的時候，往往是歡迎鬥爭的，因為越鬥自己越有上位機會；而一旦自己掌了權，態度馬上就變了，就不歡迎鬥爭了，喜歡穩定了。因為有了鬥爭，手頭的權力就會不穩固。

　　陶鑄是打倒劉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黨內第四位的高位。這時，陶鑄從保住自己地位的願望出發，希望黨內越穩定越好，特別不希望黨內高層出現大的鬥爭。因此，陶鑄不希望看到毛澤東再發起一場針對“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黨內鬥爭，但陶鑄也無力阻止毛澤東，他隻能設法降低這場鬥爭的溫度。

　　在1966年國慶節林彪快要講話時，陶鑄找毛澤東說：“‘反革命路線’的提法太重了，中國人最怕‘反革命’三個字。”

　　毛澤東聽了說：“那就加個‘對’字，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

　　林彪對這個例行公事的講話稿並不在意，於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講話時照本宣科地講了“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這句話。

　　當天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張春橋又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概念不清，容易誤解，文字也不通，表達不清楚。”

　　毛澤東說：“那就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周恩來聽了林彪的國慶講話，馬上意識到其中提出一個新的說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種提法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周恩來也意識到，林彪講話中說的“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這句是衝著自己來的。如果是一般人，就會簡單地認為，既然是林彪第一個講出這句話，那就意味著這是林彪主動要向周恩來發難。

　　但周恩來還是很精明的，他並沒有被毛澤東“忽悠”，他還要核實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動提出來的主意，還是毛澤東的主意。於是周恩來去找文革小組的王力和關鋒等人，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含義和來曆。王力和關鋒解釋了半天，他們沒有說這是林彪提出來的，這讓周恩來感到放心。因為如果林彪真的要與毛澤東聯手起來對付自己的話，周恩來的處境就完全不一樣了。

　　不過周恩來還是非常謹慎的，他還要去找毛澤東進行最後的核實。因為這關係到周恩來采用什麽鬥爭策論：把林彪當成一個團結的對象；還是當成一個敵人的基本戰略問題。因此周恩來必須特別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錯，他要當麵向毛澤東把這件事問清楚。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

　　周總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說他要去問毛主席。事後他告訴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曆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

　　總理知道這是毛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總理以後就照著毛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

　　（4）

　　有人誤以為毛澤東一點不懂外語，其實毛澤東也學英文好些年，與斯諾等美國人交談時，也會蹦出幾個英文詞匯來。像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這樣簡單的英文詞匯，像毛澤東這樣聰明的人，當然應該能夠掌握的。

　　周恩來核實了這個提法的確是出自毛澤東之後，說“我懂了”。周恩來這句話有三重含義：第一個是“懂了”這句話的意思；第二個是“懂了”毛澤東對他的批判，已經拉開序幕了；第三個意思是“懂了”林彪沒有主動提出和參與這件事。

　　毛澤東這裏用了一個小計策，他自己不首先說批判周恩來的話，而是讓林彪第一個公開說出批判周恩來的話。這可以造成兩個效果：第一個效果是讓周恩來誤以為林彪已經與毛澤東聯手，造成周恩來自信的崩潰，投降認輸；第二個效果是挑起周恩來對林彪的誤解和不滿，進一步發展他倆的內鬥，毛澤東就可以來一個“漁翁得利”。

　　毛澤東的計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來這樣的高手，這個計策還是失敗了，兩個效果一個也沒有達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講話後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紅旗》雜誌上，刊登一篇社論，其中專門提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在這裏，不能采取“折中主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黨內高層都清楚，這裏提到的所謂“折中主義”，明顯指的是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最喜歡搞折中。

　　《紅旗》雜誌刊登這篇事關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論，按理說，應該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審閱，可是這篇文章的發表卻沒有通知周恩來。而且在這一期《紅旗》社論發表之後，還搞了一個敲鑼打鼓的“慶祝”，以提醒人們這期社論的重要性。

　　據周恩來的聯絡員劉西堯回憶說：當時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陳伯達卻繞開總理和中央政治局，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當天我見到周總理時，他憂心忡忡地對我說：“陳伯達不經中央討論就發表這樣一篇社論，幹部思想毫無準備，又要有一大批幹部下台。”

　　誰都知道，盡管陳伯達是《紅旗》雜誌的主編，但沒有毛澤東的意思，陳伯達是不敢登這種文章的。周恩來表麵上抱怨陳伯達，實際上是抱怨毛澤東。

　　周恩來對這篇《紅旗》社論是耿耿於懷的，到1967年2月發生“二月逆流”時，周恩來再次提出這件舊事，當麵責備陳伯達說：“1966年10月發表第十三期《紅旗》社論，這麽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送給我們看看。《紅旗》社論發表以後敲鑼打鼓，也是從這一期開始的。”

　　陳伯達不敢說這是毛澤東的意思，也不敢頂撞周恩來，隻好胡亂找借口說：“我不知道啊，我沒有看。”

　　（5）

　　很多人不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因為這些人總是把“鬥爭”理解為權力之爭。對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這些人按照權力之爭來理解，認為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之後，做了一些僭（jiàn 超過本分）越的事情，引起毛澤東的疑心，以為劉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澤東發動了文革打倒劉少奇。

　　對於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這些人也按照權力之爭來理解，認為林彪的軍隊勢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脹，威脅到毛澤東，特別是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提出要設立國家主席，引起毛澤東懷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澤東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對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這些人就難以用權力鬥爭來解釋了。第一，找不出周恩來有什麽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來對毛澤東畢恭畢敬，基本上是臣子對待皇帝的態度，找不出周恩來有篡位野心的證據和跡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來與毛澤東爭奪黨權或軍權的事情。周恩來從來沒有當過毛澤東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劉少奇之後，後來又排在林彪之後。隻是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曾短暫地排名第二，毛澤東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澤東提拔劉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來都沒有跟他們爭當過接班人。

　　因為無法用“權力之爭”來解釋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於是這些人幹脆就說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沒有鬥爭，說周恩來對毛澤東俯首帖耳，惟命是從，徹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權的念頭。甚至有人說周恩來在文革中幫助毛澤東整人，幫助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幫凶”。又說周恩來挑撥離間了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這些人的說法都缺乏合理性，經不起基本的邏輯推理：如果說周恩來在文革中幫毛澤東整人，那麽周恩來保護了一大批老幹部的事實就無法解釋；如果說周恩來徹底奴化，不敢有篡權的念頭，那麽就無法解釋周恩來為什麽要挑撥毛澤東和林彪的關係。事實上，文革中的周恩來，一直在撮合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找不出周恩來挑撥兩人關係的證據。

　　據被劃為“林彪死黨”的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九大之後，我進了政治局，並參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總理從愛護、關心、教育我們出發，跟我們講了幾次什麽是“中央政治”。什麽是“中央政治”？總理說：“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我們聽後都笑起來，本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麽“中央政治”就是這麽一句普通的話？我最初對總理的話理解不深，後來有所理解，還是不夠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後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瞭恰到好處。

　　（6）

　　邱會作的話，說明周恩來不是在挑撥，而是在調解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也正因為這樣，作為“林彪死黨”的邱會作在被打倒之後，才會感謝周恩來。

　　我們要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其實隻要把思路轉變一下，用路線鬥爭來理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並不是他們兩人為了爭奪第一把手的權力之爭，也不是他們兩人因為個人私事的恩怨報複，而是一場典型的“路線鬥爭”。

　　如果說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鬥爭，還有一些個人恩怨的因素，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鬥爭，並不包含個人恩怨的因素，純粹是出於路線的考慮。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在他麵前，極盡臣子的本分，並無篡權的野心，是一個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澤東在“私”的方麵，對周恩來是滿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時代，周恩來在毛澤東成為一把手之後，從沒有在“私”的問題上，做過對不起毛澤東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麵，毛澤東對周恩來就很不滿意了。

　　同樣，周恩來與毛澤東不和，也沒有“私利”的因素。周恩來反對毛澤東，不是抱怨毛澤東沒有讓他當接班人，而是反對毛澤東竭力提倡的那條路線。

　　因此，毛周之間的鬥爭，並非起因於個人私利的恩怨之爭，純粹是起因於他們兩人在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也就是說，兩人的鬥爭，都是為了實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確路線”，是一場站在“公”的立場上的路線鬥爭。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思想分歧，我們曾經介紹過一些。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我們在前麵也做過不少評述，這裏再介紹一下外國人的看法。我們認為，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寫的《鄧小平傳》中，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寫得比較深入，所以這裏用較多篇幅引用幾段。下麵是《鄧小平傳》中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幾段文字。

　　毛澤東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主張一切平等，如機會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所有社會成員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標準，都應該是基本一樣的，這也是毛澤東喜歡共產社會的原因之一。毛澤東對個人主義極其反感，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

　　（7）

　　由於以上的原因，毛澤東偏愛沒有階級的社會製度。在工業方麵，他希望工人能夠參與工廠的管理和經營，有很重要的發言權；在農業方麵，他希望所有的農業活動都能采取集體經營的方式；在教育方麵，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麵，他希望入學考試不要太過嚴苛，課程設製要注重實用；在文學藝術方麵，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達方式宣傳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縮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的文化與物質差距。

　　毛澤東很反感舊中國的知識階層和讀書人，討厭他們的迂腐和輕視普通老百姓。相反的，毛澤東讚美農民的淳樸，他認為，農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汙染。毛澤東想通過低薪製和超低的待遇，讓那些農民出身的幹部進城後，依然保持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被腐敗所侵蝕。毛澤東還告訴多位來訪的外國客人，他特別擔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變得自私和嬌生慣養。

　　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當中，比較突出的有四種：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毛澤東很重視鬥爭，因為他認為唯有通過鬥爭，才能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從1950年起，毛澤東就開始這樣做了，他同時也對他的同輩領導人缺乏革命熱誠感到擔憂。毛澤東發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他卻發現，自己四周的人沒有繼續進行革命的熱情。尤其是被公認的有朝一日將接替他成為中共領袖的劉少奇，毛澤東認為他最沒有繼續革命的熱情。

　　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鄧小平傳》提出了四種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下麵按照這四種社會主義價值觀，來衡量一下毛澤東。

　　第一，毛澤東崇尚“平等”，他的理想是：每個人不僅在社會地位上平等，在思想心態上也要平等。因此毛澤東要打掉官員們“官架子”的傲慢，打掉知識分子們“學問架子”的孤高，他認為這樣才能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心態上與老百姓真正地平等。

　　第二，毛澤東崇尚“共產”，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嚐試失敗之後，也要堅守社會主義，絕不允許資本主義複辟。

　　第三，毛澤東崇尚“樸素”，他本人的生活是相當樸素的，這點是公認的。

　　第四，毛澤東崇尚“鬥爭”。當中國出現一些官員特權化，知識分子特殊化的問題時，毛澤東認為隻有通過“鬥爭”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發起一場又一場的運動，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鬥爭，都是想用“鬥爭”來徹底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毛澤東反感那些安於現狀，貪圖享樂，而不願繼續投身於革命鬥爭的幹部們。

　　（8）

　　我們也按照上述四種社會主義價值觀，來衡量一下劉少奇。

　　第一，劉少奇也提倡“平等”，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達到崇尚的地步。毛澤東對小人物的態度，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而劉少奇的官架子，則相對比較大一些。據當年“農業學大寨”的山西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回憶：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破天荒地召開生日宴會，邀請幾個勞動模範參加。那天我到達的時間比預定早了一點，周恩來就帶我去拜訪國家主席劉少奇。我們進去打招呼的時候，劉少奇正在埋頭讀材料，當時竟沒有抬起頭來。陳永貴說：“我們到了以後，劉少奇眼都不抬。後來我們到了主席那裏，主席對我就十分親熱。”

　　在劉少奇麵前，陳永貴覺得自己是一個連眼都不值得抬的小人物，可是毛澤東竟然提拔陳永貴這樣的小人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平等”方麵的觀念差異，可見一斑。

　　第二，劉少奇對“共產”態度，雖說不是完全反對，但認為當前中國不適合搞共產。相反，劉少奇對資本主義是比較欣賞的，這點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念差異最大。

　　第三，劉少奇也提倡“樸素”，但是在樸素這方麵，劉少奇不如毛澤東，這點也是公認的。不過劉少奇也沒有過分的奢侈。

　　第四，劉少奇不崇尚“鬥爭”，他認為應該嚴格黨的紀律，強調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馴服工具論”，反對毛澤東提倡的下級可以對上級“造反”的鬥爭哲學。

　　比較起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平等、共產、樸素、鬥爭”這四方麵，理念差異大相徑庭。因此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不足為怪。

　　我們再按照上述四種社會主義價值觀，來衡量一下周恩來。

　　第一，周恩來也崇尚“平等”，周恩來對待小人物的態度，也非常平易近人，這點與毛澤東一致。

　　第二，周恩來對“共產”態度，基本是讚成的。對“三自一包”等資本主義的東西，周恩來雖然沒有堅決反對，但也沒有讚成和支持。這點與毛澤東基本一致。

　　第三，周恩來也崇尚“樸素”，在樸素這方麵，周恩來甚至還要超過毛澤東。因此，這點與毛澤東也是一致的。

　　第四，周恩來不崇尚“鬥爭”。周恩來崇尚“和諧主義”，盡可能避免鬥爭，提倡用相互妥協的方法來解決爭端。這點周恩來與毛澤東非常不同。

　　這樣比較起來，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平等、共產、樸素、鬥爭”這四方麵的思想差異，除了在“鬥爭”方麵，其他三個方麵都基本一致。但就是在“鬥爭”這個問題上，兩人的思想觀念差異太大。每當毛澤東搞鬥爭，周恩來總是要出來搞“和稀泥”，搞“折中主義”，這讓毛澤東十分不滿。

　　（9）

　　周恩來雖然信奉馬克思主義，但是對馬克思的鬥爭哲學，卻持保留態度。周恩來更信奉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溫和、文雅、謙恭、禮讓，這些傳統的儒教品德，在周恩來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毛澤東是非常反對儒教的，可周恩來卻是一個“當代大儒”，兩人這方麵的差異太大。

　　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身上的儒教品德，都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認為周恩來的缺點就是他身上的儒教品德，認為周恩來太缺乏鬥爭性，過於顧全情麵，謙和有餘，直言不足，中庸之道。在毛澤東看來，如果讓周恩來領導中國，因為他不能與資本主義做堅決的鬥爭，盡管周恩來本人不讚成資本主義道路，但周恩來也阻止不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以他不符合毛澤東對接班人要求，這也是周恩來一直處於黨內第三把手的根本原因。

　　這次毛澤東搞的文革，是一場大革命，一場大鬥爭，而周恩來不僅不支持毛澤東搞鬥爭，相反卻“和稀泥”，“潑冷水”，“搞折中”，處處阻撓毛澤東搞鬥爭，成為毛澤東搞文革的最大阻力源和絆腳石。因此，毛澤東要想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一定要排除掉周恩來這個阻力源。這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越來越感到，在中央高層，隻有他個人苦苦地支撐著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自信在自己活著的時候，中國不會變色。可是毛澤東死後怎麽辦呢？毛澤東不甘心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隨著自己的離開而消失。毛澤東要尋找一個年輕的紅色的接班人，來保證在自己死後，中國依然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周恩來比毛澤東年輕五歲，身體也很好，當時一般人都預測毛澤東會在周恩來之前去世，毛澤東本人也沒想到周恩來會在他之前逝去。按照常理的預測，毛澤東去世後，周恩來還活著，那麽肯定是周恩來接班。即使毛澤東找到一個年輕的紅色接班人，這個接班人也肯定競爭不過周恩來，無法接班。因此，毛澤東認為，隻有趁自己還活著的時候，打倒周恩來，才能保證他的紅色接班人順利接班。否則一旦毛澤東去世後，就誰也對付不了周恩來了。

　　應該說毛澤東打倒周恩來，有點“揮淚斬馬謖”的味道。從私人感情上來講，毛澤東與周恩來是相當友好的，可是在思想路線上，兩人的分歧太大。毛澤東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要想保持紅色中國不變色，就不得不打倒周恩來。

　　（10）

　　自從1966年9月底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路線鬥爭開始以來，10月1日的國慶節，就成為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場路線鬥爭的第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毛澤東早在1966年8月5日，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宣布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劉少奇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而毛澤東自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紅司令”。毛澤東這張《大字報》在發表之前，還特別給周恩來看過，所以周恩來應該很清楚，毛澤東用這張《大字報》宣布他與劉少奇的決裂。並且，毛澤東還明確向周恩來發出指令，停止劉少奇會見外賓的資格，這也就是變相停止劉少奇國家主席的資格。

　　既然毛澤東已經宣布與劉少奇決裂了，當然毛澤東不會願意在公共場合與劉少奇一起出現，否則就容易造成人們的誤解，誤以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有所緩和，進而懷疑毛澤東到底是不是真的下決心打倒劉少奇。可是，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的天安門城樓上，劉少奇又不可思議的出現在毛澤東的身旁，這原來都是周恩來的安排。

　　周恩來在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國慶節上天安門城樓上的排列位置時，聲稱劉少奇名義上仍然是國家主席，所以不能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的中央常委排名次序，把劉少奇排在第八位，而是要應該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於是國慶節那天，周恩來精心安排劉少奇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排名緊隨毛澤東、林彪之後，讓群眾看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同時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周恩來的這個舉措，當然讓毛澤東十分生氣。在毛澤東看來，他明明已經向周恩來“交底”，聲明他與劉少奇已經決裂了。可是周恩來偏偏要安排毛澤東這個“紅司令”與劉少奇這個“黑司令”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檢閱紅衛兵，這簡直就是對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一種諷刺。

　　因此，毛澤東很不滿周恩來搞的國慶慶典安排，他要自己單獨行動，向紅衛兵和群眾們顯示，他與劉少奇等人不是一夥的。作為最早一批紅衛兵領袖的楊小村，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1966年10月1日，大約到了下午兩、三點鍾，當遊行結束後，周恩來正忙於布置晚上的慶祝活動。毛澤東突然心血來潮，在未通知中央警衛局，也未向周恩來打招呼的情況下，就帶著身邊的工作人員下了城樓，直奔金水橋。等周恩來回過頭來一看，毛澤東不見了！恩來一問，才知道毛澤東又耍脾氣，單獨闖入十幾萬紅衛兵小將的“人海”去了。

　　周恩來立即指示警衛部隊用最快速度築起人牆，保護好偉大領袖，然後領著江青從後麵趕來，在金水橋追上了毛澤東。周恩來一邊跑一邊喊：“主席，您慢點走！”

　　（11）

　　我看見周恩來喘著大氣，虔誠地上前去攙扶毛澤東，卻被毛澤東的大手甩開，然後大步向金水橋的南端走去。毛澤東快走到我跟前時，突然轉過頭來，用手指著地下散落的幾張紅衛兵傳單，對身後的周總理說了一句話。由於歡呼聲浪太大，我沒能聽清偉大統帥發出的號令，隻見周總理立即俯下身去，親自撿拾傳單，然後把踩皺的那幾張傳單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裝進口袋。我看了這一幕精彩的“主仆劇”。

　　當天晚上，偉大領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樓上看國慶煙火，而執意要到金水橋下與廣場上千千萬萬個紅衛兵娃娃們席地而坐，一同觀看盛大煙花表演。當然，晚上這次行動由於事先有準備，中央警衛局作了嚴密保衛措施，與紅衛兵同樂的活動顯得井然有序。

　　楊小村的回憶中，提到毛澤東“耍脾氣”，“大手甩開周恩來”，不願意在天安門城樓上，要單獨去見紅衛兵，要與紅衛兵席地而坐，這些都表示毛澤東不願意和劉少奇在一起。

　　另外，楊小村也提到了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主仆劇”。盡管周恩來在“公”的立場上，抵製毛澤東的路線，可是在“私”的立場上，周恩來仍然非常尊重毛澤東，總是表現得對毛澤東非常恭敬，有時甚至像是毛澤東的仆人一樣。這樣一來，有人要想捉到周恩來反毛澤東的把柄，也很難找到。或許也可以這麽說，周恩來反對的是毛澤東要搞的文革，並不是反對毛澤東這個人。

　　以前毛澤東乘敞篷車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總是安排劉少奇也乘車參加檢閱。這次國慶節的晚上，毛澤東突然打破周恩來的計劃，自己乘敞篷車去與群眾見麵。這次由毛澤東自己安排的車隊中，政治局常委中的劉少奇、鄧小平、朱德和陳雲沒有了。毛澤東要用這個行動向群眾顯示，他的無產階級紅色司令部之中，不包括劉少奇、鄧小平、朱德和陳雲這四個人。

　　毛澤東搞文革，總是受到周恩來的種種阻撓和抵製。當然周恩來並不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文革，他與劉少奇的做法不同。劉少奇是以黨中央的名義派出工作組，直接壓製學生，這是與毛澤東針鋒相對的硬辦法，而周恩來用的是軟辦法，他並沒有反對或阻止毛澤東發動群眾起來革命。

　　毛澤東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被稱為“造反派”，造反派要做的事情是打倒老幹部；而周恩來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被稱為“保皇派”，保皇派要做的事情是保護老幹部。當然所謂“保皇派”，是別人對他們的稱呼，每個群眾組織都號稱自己是造反派，沒有自稱是“保皇派”的。

　　（12）

　　在1966年9月以後，各地出現了一些當地的領導幹部，組織起一批自己可以操縱的工人和農民，圍鬥紅衛兵學生造反的事件。為此，毛澤東在9月7日，特別寫了一個批語，不準調動工農幹預學生運動。毛澤東的批語說：

　　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誌：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調動工農整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

　　周恩來馬上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不準挑動工農兵幹預學生運動》的決定，並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可是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並沒有真正落實下去。因為各個地方的領導人，肯定不甘心自己被打倒，必然要自保。既然組織工農來反對紅衛兵太明顯，他們就自己組織官辦的紅衛兵，用官辦的紅衛兵來抵製造反的紅衛兵。

　　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參加國慶典禮的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希爾交談時，指著廣場上的學生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幹部也是怕他們。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麽好，我們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但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

　　毛澤東的這些話中，說到“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這就是指的周恩來。在10月1日晚上，毛澤東又當著周恩來的麵，講了一句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話。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在座的有總理和文革小組的幾個人，我在場，林彪、康生、陶鑄等都不在座，因為他們看完煙火後就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和我們談了一些話，他對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毛澤東這句話，既是對文革小組的人表示他的決心，更是對周恩來表示自己的決心。毛澤東告訴周恩來，他是鐵了心要把文革搞到底的，哪怕是有被槍斃的風險，也在所不惜。

　　毛澤東為了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搞到底，這時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壯大自己的造反派紅衛兵和群眾，以此來抗衡周恩來的保皇派紅衛兵和群眾。

　　第二件事是把劉少奇的錯誤公開化。以前劉少奇犯錯誤這件事，隻是限於中央高層，並沒有向下傳達，一般群眾還不知道劉少奇犯錯誤了，更不知道劉少奇犯的是嚴重的路線錯誤。

　　（13）

　　這樣就給了周恩來可乘之機，讓周恩來有理由安排“黑司令”劉少奇與“紅司令”毛澤東共同接見群眾的。周恩來巧妙地用這種“和稀泥”的方式，來削弱毛澤東的革命氣勢。隻要劉少奇出現在天安門上，那麽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就成空炮了。

　　因此，毛澤東要想把劉少奇從天安門上趕下去，就必須把劉少奇的錯誤公開出來，傳達下去。然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曾經做出過一個決議，就是劉少奇的問題不公開，僅限於中央，不向下麵傳達。這樣一來，毛澤東如果要公開劉少奇的錯誤，就必須開一次中央會議，在中央會議上推翻上次會議的決定。

　　第三件事是在黨內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現在黨內高官們，大部分人對毛澤東的文革都表示“不理解”、“跟不上”，他們紛紛讚成周恩來對文革的阻撓和抵製。因此，毛澤東要展開對周恩來的鬥爭，就要設法把高官們從周恩來那邊“拉過來”。最好的方式就是召開一次中央會議，在會上開展批判周恩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讓高官們意識到跟著周恩來走是要犯錯誤的，是危險的，這樣就能嚇住一部分高官，迫使他們轉向。

　　基於這些考慮，毛澤東在國慶節三天後的10月4日，提出要召集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負責人，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對於這次會議，王力在回憶錄中寫道：

　　毛主席提出要把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負責人，找來開個會，就是中共工作會議，通過這次會議把毛主席的精神貫徹下去，在中央內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這個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對路線的會。很明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不是指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十天，而是指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兩個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主要針對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一些同誌，在中央主要是周總理、陶鑄。

　　周恩來知道毛澤東召開這次會議是針對他的，自然也就設法阻止這次會議。周恩來借口當時不少省市的領導，因為正在被群眾批鬥，一時間無法脫身，所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主席是否還在考慮目前開全國工作會議的利弊。如果主席認為時機尚早，今天還來得及以電話告大區、省市書記暫緩來京。如主席認為無需改動，即按照通知進行。

　　毛澤東當天就在周恩來的信上寫下了批示，說：“照樣開會，唯會期三天不夠，需要七天。”

　　於是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在10月9日召開。毛澤東原計劃開七天會，到10月15日結束，可是會上的阻力很大，開得很不順利，因此會議又延長了十幾天，拖到10月28日才結束。

　　（14）

　　周恩來預計毛澤東將這次會上對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批判，也就是對他的周恩來路線進行批判，因此周恩來做好了應付的準備。周恩來的對策，就是讓大家“暢所欲言”。周恩來知道，現在眾高官心中，對毛澤東的不滿很多，一旦讓大家“暢所欲言”，讓大家把對毛澤東的不滿說出來，這樣就可以改變會議的方向。

　　周恩來在開會的當天，就中央工作會議的開法，提出三點提議：一、發言要談觀點、擺問題；二、不同的看法，都可以講，要兩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一起講；三、可以口頭講，也可以書麵談，充分發揚民主，盡可能人人都發言。

　　果然，在“暢所欲言”的氣氛中，參會的高官們紛紛倒苦水，吐怨言，談憂慮，會議變成了“訴苦大會”。高官們出於“惺惺惜惺惺”的心情，特別對一些高官被揪鬥、“坐噴氣式飛機(兩手被拉向身後的低頭認罪的姿勢)”，戴高帽子遊街的情況，表示出強烈的憤慨。甚者有人公然提出要對工作組的問題“重新估計”，企圖對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翻案。

　　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並沒有親自發言，而是讓陳伯達做一個代表他本人思想的長篇講話，然後觀察眾高官的動向。陳伯達的講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說明文革的必要性和偉大性，試圖對眾高官“打通思想”，說服他們接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點名批判劉少奇，為公開劉少奇的錯誤做輿論準備；第三部分是批判周恩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伯達說：兩條路線鬥爭，在十一中全會後還在繼續。工作組雖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讚成毛主席路線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職權，采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有的領導人自己組織了紅衛兵，或者操縱了群眾組織。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還在受到壓製，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會經過多次的反複。

　　但是陳伯達的充滿火藥味的講話，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周恩來則借著在會上做自我檢討，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是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主席，不要掉隊。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和林彪同誌，向文革小組密切聯係，有時仍有掉隊之虞。”

　　周恩來借著“自我檢討”的方式，巧妙地表示出自己對毛澤東的文革“很不理解”。既然黨內排名第三的周恩來都很不理解，那麽眾高官對文革表示“不理解”，就更加理直氣壯了。這樣一來，這次會議的方向，完全背離了毛澤東的設想，沒有成為批判周恩來的會議，反而成了批評毛澤東的會議了。

　　（15）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再次搬出林彪這個“救兵”，希望林彪來一個震動性的發言，徹底扭轉會議的氣氛。10月25日，林彪在會議召開後的17天，做了一次長篇發言。然而林彪的發言，卻讓毛澤東大大失望了。林彪的講話，大部分篇幅都是長篇大論地論述“文革的意義”，提及實質性問題的篇幅很少。林彪說：

　　這個會開了十七天了，開得很好，這個會從頭到尾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是兩頭的勁頭很大，中間的就有一點勁頭不足，中間甚至還有一點頂牛，局勢一度有些緊張。毛主席看到這個形勢以後，提議把大家找來談談。原來是準備搞三天，以後搞七天，現在搞兩個多星期。越開，情況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夠掌握毛主席的路線。所以，這是很必要的一個會。

　　林彪這裏說的“兩頭勁頭很大”，一頭是指毛澤東和緊跟毛澤東步伐的人，另一頭是指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林彪說的“中間”，是指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及各省市領導。

　　毛澤東對林彪講話的第一個要求，是期望林彪對周恩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猛烈的批判。可是林彪在講話中，卻矢口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詞。更有甚者，林彪把周恩來等人對文革的抵製，輕描淡寫為“中間有點勁頭不足，有點頂牛”，這根本就談不上批判，連批評都嫌太輕。

　　毛澤東對林彪講話的第二個要求，是要他點名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這點林彪雖說做到了，但有點勉強。林彪說：中央有幾個領導同誌，就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的路線，就是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林彪雖然點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但隻是說他們的路線與毛澤東的路線相反，並沒有說他們的路線是反動路線。至於對劉少奇的批判，林彪完全引用了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原話，沒有用自己的話來批判劉少奇。可以看出，林彪點名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是很勉強的。

　　毛澤東對林彪講話的第三個要求，是期望林彪指出那些抵製文革的幹部，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並對他們進行嚴重的警告。可是林彪卻說：總的估計是，大部分同誌是不自覺的，並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線。大多數是一個認識的問題，而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隻有少數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

　　林彪在這裏，不僅沒有批判那些抵製文革的幹部，反而為他們開脫，說他們“並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線”，隻是不自覺地犯了“認識錯誤”，這與毛澤東所說的路線錯誤，相差太遠了。這次，林彪沒有像過去那樣，在毛澤東陷入困境的關鍵時刻進行“救駕”，讓毛澤東完全失望了。

　　（16）

　　1966年10月的中央會議，毛澤東遇到周恩來委婉抵製，林彪也不肯幫忙，就在毛澤東左右為難的時候，沒想到這時候劉少奇反而幫了毛澤東一個大忙。

　　前麵我們提到，毛澤東為了把文革搞到底，他需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公開批判劉少奇，進而徹底打倒劉少奇。這有兩個重要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需要樹立一個革命的靶子。這麽一場大革命，總得有一個革命的對象，革命的敵人。如果沒有革命的靶子，大家找不到革命的目標，革命就會成為一場鬧劇。

　　同時，這個革命的靶子必須是重量級的人物，如果把彭真這樣的人作為革命的靶子，那就份量太輕了，還不夠格做毛澤東的敵人。因此毛澤東曾說：“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人物，沒什麽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地。”而從這方麵看，毛澤東把劉少奇樹成“革命的靶子”，也是看得起劉少奇，認為劉少奇還是“了不起”的，有資格做毛澤東的敵人。

　　打倒劉少奇的第二個理由，是為了把文革搞到底。怎樣處理革命的頭號敵人，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場革命是否“搞到底”的標誌。比如中國的辛亥革命，革命的目標是推翻清王朝，因此革命的頭號敵人就是皇帝溥儀。按照革命黨人的初衷，至少把清帝溥儀趕出故宮，廢為庶人。可是革命黨人在強大的阻力麵前，退讓妥協了，同意清帝繼續住在故宮，繼續享有“皇帝”的尊號，甚至國家還要繼續給清帝提供巨額的生活費，這樣一來，辛亥革命就成為一個不徹底的革命。

　　由於辛亥革命的不徹底，中國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所以孫中山不得不發起“二次革命”，並且直到孫中山去世的時候，他的革命目標也還沒有成功。因此，孫中山在遺囑中悲憤地說：“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這次，毛澤東接受辛亥革命不徹底的教訓，希望把這場文革“搞到底”，希望在他臨死的時候，不會再發出“革命尚未成功”的悲憤。那麽怎樣處理劉少奇這個文革的“頭號敵人”，就成為文革是否搞到底的一個標誌。而文革的反對派，也拿劉少奇這個“頭號敵人”來做文章。

　　當時劉少奇雖然被罷官了，但還沒有被打倒，甚至還是政治局常委。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大多數黨內高官們看來，劉少奇即使犯了錯誤，也還不到被打倒的地步，對從重處分劉少奇是抵製的。因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給劉少奇的問題留了一個尾巴，就是劉少奇的錯誤不對外公開，對劉少奇的處分也按照黨內機密處理。

　　然而，如果劉少奇的錯誤不對外公開，那麽毛澤東就無法把劉少奇當作文革的靶子，而且周恩來等人還可以利用劉少奇的合法身份，讓劉少奇公開露麵，給文革潑冷水。因此，毛澤東必須要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劉少奇的處理結論，要把劉少奇的錯誤公開於眾，為進一步徹底打倒劉少奇埋下伏筆。

　　（17）

　　可是毛澤東要想說服眾高官們，改變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公開劉少奇的錯誤，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已經不管事了，沒有繼續犯新的錯誤，這樣毛澤東就找不到合適的理由，來加重對劉少奇的處分。就在毛澤東為難的時候，劉少奇幫了毛澤東的忙。

　　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的態度還是很硬的，不承認自己有錯，甚至頂撞毛澤東說“五不怕”。可是兩個月之後，劉少奇的態度忽然軟了下來，寫了一個長篇檢討，把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對他的指責，全盤接受下來，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且錯誤的性質，完全像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是嚴重的路線錯誤。劉少奇還承認毛澤東對他的批評和處分，是完全正確的。

　　劉少奇給毛澤東送上《檢討書》時，還特別寫了一封信，聲稱他自願把自己錯誤公開出去。劉少奇在信中說：“以我為錯誤典型，把我拿出來批評，對黨對人民有利，對文化大革命有利，我願意這麽做。”

　　為什麽劉少奇自願當文革的靶子呢？這個問題我們後麵再分析。不管怎麽說，既然劉少奇本人願意公開自己的錯誤，那麽反對公開劉少奇錯誤的人，就無話可說了，這樣就把毛澤東要辦的一件棘手的事情，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所以毛澤東十分高興，他在劉少奇的《檢討書》上批示說：“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

　　毛澤東之所以說劉少奇的《檢討書》“後半段更好”，是因為劉少奇不僅承認他在文革初期五十天鎮壓學生的錯誤，還在《檢討書》的後半段，根據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指出的那樣，承認了自己在1962年和1964年也犯了路線錯誤。劉少奇這個《檢討書》，成為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正確性的最好證明。因為劉少奇本人都承認自己錯了，這比毛澤東說劉少奇錯了，更加有說服力。而且，劉少奇的《檢討書》中，不僅承認他犯了兩次路線性的錯誤，並且還說明，這兩次錯誤都是毛澤東親自糾正的，這樣一來，就更加證明了毛澤東的英明偉大。

　　1966年10月23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公開的檢討，這裏摘錄幾段劉少奇的檢討講話。劉少奇檢討說：

　　同誌們：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誌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誌的講話。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做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批準了一些錯誤的建議。例如，向北京的大學中學派了工作組，許多學校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圍攻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一種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這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誌氣。

　　（18）

　　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劉少奇在檢討中，基本上按照毛澤東《大字報》的原話來批判自己，比如“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等。這樣，就證明了毛澤東在《大字報》中對劉少奇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

　　劉少奇繼續檢討說：我這次犯嚴重的路線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曆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在我的書麵報告和口頭發言中，對當時的困難講得過頭了，對於前途，有時也說得黯淡，對幹部和群眾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生了不好的影響。由於我當時過分信任陳雲同誌，並且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薦陳雲同誌作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我後來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讚同我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和某些作法，這已經是一種右傾錯誤。

　　劉少奇的檢討，按照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原話，批判自己在1962年犯了“右傾錯誤”。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原話是這樣的：“聯係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接著，劉少奇繼續檢討說：我在1962年犯了右傾錯誤之後，在1964年又犯了形式上‘左’，而實際上‘右’的錯誤。在這段時期中，我過分相信王光美同誌在一個大隊蹲點的經驗，後來又把她的講話記錄批轉到全國，這就給許多同誌以極不好的印象，在事實上否認了毛主席所說的開調查會的方法，這是十分錯誤的，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劉少奇進一步承認按照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原話，批判自己在1964年犯了“形左實右的錯誤”。不過劉少奇的檢討，有把一部分責任推給陳雲和王光美的嫌疑。劉少奇的檢討最後說：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親自糾正的。我完全擁護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以及對中央組織上的變動。林彪同誌在各方麵都比我高明得多，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作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決心嚴格遵守十一中全會和毛主席的一切決定，決心遵守一個黨員所應當遵守的紀律，決不在任何人麵前搞兩麵派。

　　（19）

　　劉少奇最後說“決心嚴格遵守毛主席的一切決定”，這是向毛澤東表忠心，同時也用讚美林彪的話，向林彪示好。劉少奇還特別聲明“不搞兩麵派”，也就是聲明自己不會說一套，做一套，保證言行一致。劉少奇的這個《檢討書》，事實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條件投降書”。

　　在這次中央會議上，不少高官因為受到群眾的批判，對毛澤東撤工作組，放棄黨的領導十分不滿。因此他們對劉少奇持同情態度，委婉地為劉少奇和工作組辯護，毛澤東對這種不滿言論，也不好處理。現在劉少奇站出來，自己承認派工作組是錯誤的，說毛澤東糾正了他的錯誤，並且自願當文革的“靶子”。這就等於支持了毛澤東，等於站在毛澤東的一邊，反駁了那些懷疑毛澤東的人。劉少奇的此舉，在毛澤東為難的時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

　　於是在劉少奇公開檢討後第二天的10月24日，毛澤東在會上說了不少劉少奇的好話，毛澤東說：

　　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麽分一、二線呢？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劉少奇)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麵，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如土地會議，天津講話，否定調查研究，大捧王光美。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與彭真不同。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沒有好下場。

　　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允許改嘛。要允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

　　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劉少奇的好話，但那隻是一時高興說的話。不管劉少奇怎麽表現，投降也好，頑抗也好，毛澤東都是要徹底打倒劉少奇的。這個原因我們在上麵已經分析過了，因為不把劉少奇徹底打倒，文革就很難搞徹底。這個既定方針，已經不可能改變了。

　　1966年11月9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書》，印發至縣、團級，實現了毛澤東公開劉少奇錯誤的目標。此後，既然中央會議決定可以公開劉少奇的錯誤，那麽對劉少奇的批判自然也就驟然升級了。1966年12月初，北京紛紛出現“打倒劉少奇”、“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幅標語，劉少奇終於變成了文革的頭號靶子，成為革命的頭號敵人。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本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阻力還是很大的，可是劉少奇卻聲稱他自願當文革的靶子，主動為毛澤東排除打倒自己的阻力，簡直就是自毀長城，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劉少奇為什麽要這麽做呢？

　　（20）

　　毛澤東打倒的四個主要的人物：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除了劉少奇之外，都是比較“硬”的人，都沒有向毛澤東投降，高崗自殺，彭德懷入獄，林彪出走。劉少奇剛開始也是很“硬”的，但沒有像其他三個人硬到底，而是後來忽然又“投降”了。

　　從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態度來看，有“前倨（jù 傲慢）後恭（恭敬）”傾向，在1966年8月態度還是很硬的。正因為劉少奇的態度硬，所以毛澤東才寫了針對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但是到了1966年9月中旬，劉少奇的態度，忽然“軟”了下來，有人把這理解為劉少奇的“軟弱”，這也不正確的，因為劉少奇也不是貪生怕死的人，他的“投降”，並不是因為“怕”毛澤東，也不是因為受到批判的壓力太大，而是出於另外的考慮。

　　一些人看到紅衛兵批鬥劉少奇的照片，誤以為劉少奇在被紅衛兵批鬥之後，不堪忍受，才向毛澤東檢討求饒的。造成這種誤解，主要這些人把時間的前後順序搞錯了。劉少奇被批鬥，是1967年以後的事，在1966年，劉少奇不僅沒有批鬥，而且照舊享受著政治局常委的待遇，照舊有資格上天安門，參加中央會議。在1966年9月劉少奇向毛澤東“投降”之前，可以說劉少奇從來沒有受到過任何人身侮辱。因此劉少奇“投降”的動機，不是軟弱，也不是忍受不了批鬥的淩辱。

　　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被罷了官，但他依然十分鎮定，並沒有被毛澤東的氣勢嚇到，更沒有顯示出動搖或投降的樣子。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原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回憶說：

　　八屆十一中全會鬥爭的對象是劉少奇，我總以為他會很緊張，但他竟同平時一樣。以我看到的他在全會上的表現，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一是，胸懷寬闊，若無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計較；三是，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在全會開幕進場和閉幕出場，他也是堅持原則的。開幕時，劉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後麵，閉幕式，他走在康生的後麵。

　　可見當時劉少奇還是很“硬”的，態度十分鎮定從容，完全沒有被嚇得不知所措，倉惶投降的樣子。1966年8月劉少奇倒台，到1966年9月中旬劉少奇“投降”的一個月時間裏，劉少奇受到的壓力，就是毛澤東安排的幾次政治局非正式的“生活會”，在“生活會”上批評劉少奇。但那時眾高官的態度隻是應付差事，除了陳伯達、謝富治少數人之外，包括林彪的批評，都是不痛不癢的。

　　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先後主持召開了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內容是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要他在會上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陶鑄卻以剛來中央，對情況不了解而加以拒絕。在這幾次生活會上，陶鑄從頭至尾都沒有發言，不肯給中央文革當炮彈，連謝富治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發言，陶鑄都沒準許印在會議簡報上，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滿。

　　（21）

　　另據《賀龍傳》記載：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黨的生活會，解決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一次，毛澤東問賀龍：“你發言了沒有？”賀龍說：“還沒有發言。”毛澤東又問：“怎麽不講一講？”賀龍把身體挺了一挺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

　　從上述這些情況看，陶鑄、賀龍等都不肯批劉少奇，說明劉少奇是受到大家同情的。因此，當時劉少奇的處境，壓力並不太大，並沒有到非“投降”不可的困境。那麽促成劉少奇的“投降”的原因是什麽呢？應該是來自於他對時局的分析。

　　劉少奇一直有一種“自信”：認為毛澤東離不開自己。他知道，周恩來是毛澤東最大的競爭對手，如果周恩來成為第二把手，毛澤東就要大權旁落了，當年毛澤東提拔自己為第二把手，也是為了製約周恩來。如果毛澤東把自己拿掉，那麽誰來製約周恩來呢？林彪是製約不了周恩來的，一來林彪身體不好，二來林彪與周恩來的關係較好。從毛澤東個人的權力掌握力度來看，自己當第二把手，肯定比周恩來當第二把手要好。

　　劉少奇下台後，他冷眼旁觀，果然如他預料的那樣，林彪不管事，周恩來成了實際上的第二把手。毛澤東的指示，遭到周恩來的種種抵製，而林彪持中立態度不肯幫忙，即使毛澤東寄托希望的新提拔的陶鑄，也遊走於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不肯與周恩來發生正麵衝突。毛澤東陷入沒有“大將”的困境，雖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倒是替毛澤東衝鋒陷陣，這些人在黨內的威信太低，勢力太薄弱，擔當不起“大將”的重任。

　　作為統帥，發起一場戰役，卻沒有大將可用，這將多麽可悲！毛澤東發起文革這場大戰役之後，毛澤東期待成為大將的林彪和陶鑄，都讓他失望了，毛澤東已經陷入沒有大將可用的地步。

　　劉少奇看到毛澤東的困境，也看到自己一個“複出”的機會。如果毛澤東重新啟用自己，讓自己複出，作為毛澤東搞文革的大將，替毛澤東衝鋒陷陣，那麽毛澤東搞文革，就會順利多了。可是毛澤東已經拿掉自己了，怎麽讓毛澤東回心轉意呢？劉少奇想用“投降”的以退為進之策，向毛澤東徹底投降，徹底認錯，戴罪立功，以換取毛澤東的回心轉意。

　　直到這時，劉少奇仍舊不明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仍然以為毛澤東發起文革，是針對自己個人的，是因為自己冒犯了毛澤東，所以他才發動文革，拿掉他自己的。假設毛澤東是出於這個動機，那麽劉少奇洗心革麵，向毛澤東徹底投降，對毛澤東俯首貼耳，那麽毛澤東就還是可以重新啟用劉少奇的。

　　（22）

　　因此，劉少奇就給毛澤東寫下一個徹底投降的《檢討書》，承認毛澤東對自己的一切批判都是正確的，在眾高官懷疑毛澤東的關鍵時刻，為毛澤東解圍，來一個戴罪立功。同時，劉少奇聲稱願意成為毛澤東的“革命靶子”，也就是願意犧牲自己來幫毛澤東搞文革，借此來向毛澤東“獻忠心”。

　　但劉少奇還是不夠老練！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並不是簡單的與自己的個人恩怨和權力之爭！所以不管劉少奇投降還是頑抗，毛澤東都必須打倒他，為了完成文革這場大革命，這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劉少奇公開檢討後，把他的《檢討書》下發至縣團級別，實際上全黨都知道了，很快全國人民也知道了。劉少奇本來的要求是，把毛澤東對他《檢討書》的批語“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也隨同《檢討書》一起發下去。為此，劉少奇曾給周恩來致信說：“我的檢討提綱，毛主席已經看過，並批了一段話，退還給我。現送上，請你看看。關於印發事，請你批辦。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如何？”

　　周恩來征求毛澤東的意見，當時毛澤東同意了。可是在最後下發劉少奇《檢討書》的時候，又刪掉了批語。劉少奇之所以同意下發他的《檢討書》，就是因為有毛澤東的批語。因為不管劉少奇對自己罵得多麽厲害，隻要有毛澤東的批語“寫得很好”，那就是毛澤東還承認劉少奇是好同誌，這樣一來，《檢討書》反而成為劉少奇無罪的證據，並且為劉少奇以後的複出埋下伏筆。

　　劉少奇《檢討書》上沒有了毛澤東的批語，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變成了劉少奇的《認罪書》，成為劉少奇有罪的證據。因為劉少奇在《檢討書》中，自己承認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自己承認毛澤東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承認自己是個“罪人”，這樣一來，劉少奇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的名聲就“臭了”，人們批判劉少奇，也不再有顧忌了。

　　劉少奇發現公開下發的《檢討書》少了毛澤東的批語，才發現自己被“忽悠”了。其實這次劉少奇是想“忽悠”毛澤東的，卻反過來被毛澤東“忽悠”了。但直到此時，劉奇對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仍不明白，據王光美回憶，在這期間劉少奇對她說：“如果是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回鄉種地嘛！早點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人民少受損失。”

　　此時劉少奇還以為毛澤東打倒他，是為了那個“國家主席”的職位，以為他辭去國家主席回家種地，毛澤東的目的就達到了，就可以結束文革了。其實為什麽要打倒劉少奇的問題，毛澤東早就對江青等人透過風。據王光美回憶說，1966年12月底，江青親自找劉少奇前妻的女兒劉濤談話，拉她造反，對她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現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國人民轉不過彎來，要一步一步地來。你要與劉少奇徹底劃清界線。”

　　此後，劉少奇終於明白了毛澤東一定要打倒他的，所以劉少奇也不再對毛澤東“軟”了，又對毛澤東“硬”起來。

　　（23）

　　劉少奇在這次“投降書”之後再寫《檢討書》，就“翻供”不承認自己有錯了。比如劉少奇1967年4月14日寫的書麵檢查中這樣寫道：三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攻擊三麵紅旗。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見鄧子恢說安徽實行的責任田有許多好處的話，我沒有批駁他，他就到處亂講，當時我尚不知有此種意見出籠。1964年夏，我在幾個省市作講話，其中有形左實右的傾向，桃園經驗在當時是比較好，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麽提出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為什麽，也沒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麽會犯路線錯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了與我同類性質的錯誤，可見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麽。

　　1967年8月7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信，說：歡迎擺事實講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麽嚴厲都歡迎。說我的目的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要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要陰謀篡黨篡國’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而我想的都是同這些相反的。我沒有在黨內組織任何派別，沒有在黨內進行過任何非法的組織活動。

　　由此可見。後來劉少奇的《檢討書》，已經變成了《申辯書》的性質，劉少奇又“硬”起來，不再認錯了。劉少奇試圖用自己的“申辯”，來挽回前麵的“認罪”，但潑出去的水，已經收不回來了。本來還有一些言論為劉少奇和工作組鳴不平，劉少奇的《檢討書》發下去之後，他自己都認罪了，那麽替他鳴不平的言論也就不攻自破，劉少奇失去了最後一張防衛盾牌。

　　在劉少奇的《檢討書》公開之後，批判劉少奇就驟然升級了。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開始在劉少奇住的福祿居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1月6日，清華大學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批鬥。

 

 

 

 

 

1月12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強行闖進劉少奇住處，當麵對他進行圍攻和批鬥。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忽然打電話找劉少奇麵談。

　　1967年1月13日晚，毛澤東召見劉少奇單獨談話，這是他們兩人最後一次談話。關於兩位巨人最後的見麵，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這樣回憶：

　　1967年1月13日夜，徐業夫（毛主席的秘書）來電話，說主席派我去接劉少奇同誌來大會堂。我坐華沙牌小車去，你們就不要給他要車了。告訴你們門口的哨兵，不要擋。”

　　我同他開玩笑說：“現在少奇同誌的家，就像開了門的菜園子，誰都可以隨便進出，沒有人擋，更何況是你呀。”

　　（24）

　　我向少奇同誌報告了徐業夫的電話內容，但他當時沒有聽懂，又提高聲音對我說：“你再說一遍！。”

　　這時光美同誌又將我的話重複了一遍，少奇同誌說著就站了起來：“那好。”

　　因為少奇同誌搬來福祿居，業夫還沒來過，故徐業夫先到了我們辦公室。我問他：“為什麽你用華沙車來接？”

　　徐業夫說：“少奇同誌的車子目標大，不安全。”

　　我領他到少奇同誌辦公室時，少奇已在門口等著。徐業夫說：“主席請你談一談，跟我坐車一起去吧。”

　　少奇同誌順手裝上香煙和火柴就出來了，光美跟在身後，用手捋捋少奇剛穿的幹淨衣服，把他的上衣往下抻了抻，一直送少奇上了車。看得出，光美是為了掩飾內心的不安。

　　少奇走後，光美問我：“為什麽叫徐業夫來接？”

　　我說：“剛才徐業夫說少奇同誌的車子目標大，怕不安全。”

　　她又問說：“中央領導人是不是都換車了？”

　　我說：“不知道。”我安慰她說：“不管坐什麽車子，但願這次能帶來好消息。毛主席對少奇同誌目前的處境可能還不大了解。”

　　她心中無數，說：“不會不知道吧，會有人報告的，但怎麽報告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當其他工作人員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誌談話時，都很關心，問我知道不知道談了些什麽？我說不知道。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談了些什麽。我給光美同誌送抄來的大字報時，問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誌談了些什麽？”

　　光美同誌神情黯然地說：“少奇同誌回來沒有多說，隻說他向毛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是他承擔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盡快把受到衝擊的廣大幹部解放出來工作，特別是許多老幹部，他們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二是他請求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職務，攜帶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種地，以便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少奇同誌還說，毛主席見到他第一句話就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可見毛主席對我們這裏的事還是很了解的。少奇同誌告辭時，毛主席還送到門口，並要他保重身體。”

　　劉少奇的衛士長李太和，對毛劉的這次見麵，也回憶說：那天是晚上8點多鍾，毛主席的秘書要來個普通的車，有少奇同誌，主席秘書徐業夫和我，三個人到了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我把少奇同誌送進去，就在門口等著。大概時間不到一個小時，主席把少奇同誌送出來，在門口跟他握手，說：“你要好好學習。”

　　（25）

　　王光美本人也回憶說：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誌來我們家，接少奇同誌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麵，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還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少奇當麵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對少奇同誌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麵回答。主席建議少奇同誌讀幾本書，具體推薦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狄德羅寫的《機械人》。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誌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這些的人回憶大致差不多，毛澤東與劉少奇單獨談話的內容，應該是劉少奇向王光美轉述的。怎樣理解兩人這次的最後見麵呢？我們進行這樣的分析：

　　毛澤東見麵劉少奇的第一種可能性，是與老戰友的訣別。毛澤東的性格雖說是翻臉不認人的，但也有講情誼的一麵。似乎毛澤東有一個慣例，對他要打倒的老戰友，最後見一次麵，最後敘一次情，從此之後兩人就友情兩斷了，成為敵人了。1965年毛澤東最後一次召見彭德懷，還特地請彭德懷吃了飯，喝了酒，從此之後，毛澤東與彭德懷的友情就一刀兩斷了。

　　這次毛澤東也可能出於同樣的心態，劉少奇跟毛澤東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這次毛澤東在劉少奇被打倒之前，最後跟他見一次麵，最後敘一次情，從此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友情也就一刀兩斷了。毛澤東選擇這個時侯見劉少奇，也是因為如果在對劉少奇批鬥升級之後，毛澤東再接見劉少奇這個“黑司令”，在紅衛兵那邊就不好交代，甚至會讓紅衛兵發生誤解，所以毛澤東必須在劉少奇的批鬥升級之前，見劉少奇這個老朋友最後一麵。

　　如果毛澤東見劉少奇是與老戰友的訣別，那麽毛澤東的客客氣氣，最後把劉少奇送到門口，還叮囑他：“保重身體，好好學習”這些事情，就比較好理解了。

　　毛澤東見劉少奇的第二種可能性，是勝利者的快感。或許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已經徹底投降，而且越來越受到批鬥的威脅，劉少奇很可能會向自己求饒了。勝利者的最大快感之一，就是敗軍之將在自己麵前俯首跪地求饒，毛澤東大概想享受一下這種勝利者的快感，看看劉少奇俯地求饒是一個什麽樣子。

　　兩年前，劉少奇還是很傲慢的，在大會上當麵不給毛澤東麵子，氣得毛澤東拿出《憲法》來維護自己的權利，現在輪到劉少奇拿《憲法》替自己維權了。打倒蔣介石的鬥爭，才花了三年時間，而對劉少奇的這場鬥爭，毛澤東就花了兩年時間，可見勝利來之不易，所以毛澤東要看看劉少奇這個敗軍之將的最後表演。

　　（26）

　　如果毛澤東見劉少奇是出於勝利者的快感，那麽讓劉少奇坐“華沙牌”小轎車去見他，就比較好理解了。這種轎車當時是廳局級的幹部坐的，最低檔的小轎車。而劉少奇一直都是坐頂級的大吉斯轎車，因此王光美對劉少奇屈尊坐華沙牌小轎車，感到忿忿不平。毛澤東或許是看到劉少奇已經投降了，想用“轎車”的級別，壓劉少奇進一步低頭。

　　不管毛澤東見劉少奇，是出於老戰友的訣別，還是出於勝利者的快感，劉少奇的態度，都讓毛澤東感到意外。毛澤東本以為劉少奇已經徹底投降了，以為劉少奇即使不會跪地求饒，也會表示痛改前非和悔過自新。可是劉少奇這次卻沒有“軟”，不僅沒有跪地求饒，甚至痛改前非和悔過自新都沒有表示。相反，劉少奇“硬”了起來，擺出一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高姿態，對毛澤東表示：“由我一人承擔這次路線，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劉少奇當麵向毛澤東提出辭職，是對毛澤東無言的抗議，也是讓毛澤東為難。據王光美回憶：有一次我對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少奇說：“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的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周恩來已經明確告訴劉少奇，不要再提辭掉國家主席的職務，這樣是“讓組織為難”。可是劉少奇卻明知故犯，當麵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是向毛澤東發難了。因此，毛澤東沒有正麵回答劉少奇的要求，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劉少奇本人也很清楚，他提出的這個要求，毛澤東本來就是無法當麵回答的。於是毛澤東把話岔開，建議劉少奇讀幾本書。毛澤東大概是因為事先也沒有思想準備，隨便說了幾本書，這幾本書並無特別的意義。

　　這次見麵之後，劉少奇給毛澤東寫過幾封信，其中有“我已失去自由”等話，但劉少奇沒有向毛澤東求饒過。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劉少奇的“投降書”，是非常失算的。因為文革開始以後，眾高官被群眾批鬥，黨內反毛澤東的情緒很強。周恩來雖然也抵製毛澤東，但隻是委婉地抵製毛澤東，沒有公開地反對。如果這時劉少奇對毛澤東徹底“硬”下去，把自己樹立為反毛澤東的旗幟，那麽劉少奇就會贏得眾高官明裏暗裏的支持，至少是人格上的敬佩，就像彭德懷那樣。

　　可是，劉少奇突然向毛澤東“投降”，就失去了眾高官對他的支持和信任。盡管後來劉少奇對毛澤東又“硬”了起來，但人們已經不再信任劉少奇了，甚至認為他在搞投機。周恩來等人本來都是想支持劉少奇的，可是劉少奇忽然反戈一擊，不是站在周恩來這一邊，而是站到毛澤東一邊去了，這樣周恩來這一派人，也對劉少奇徹底失望了，不再支持劉少奇了。劉少奇如果有周恩來一派人的支持，至少不會被那麽快打倒，結局也很可能會好得多。劉少奇“投降書”，讓他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這也是劉少奇悲劇的一個因素吧。

　　（27）

　　我們再把話題回到1966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主要議題，第一個議題是繼續批判劉少奇的錯誤，撤銷上次中央會議所做出的對劉少奇錯誤進行“保密”的決定，向全黨公開劉少奇的錯誤。這個議題由於劉少奇本人很“配合”,所以進行得比較順利。

　　第二個議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針對周恩來為首的保守派老幹部對文革的抵製。這個議題由於遭到大部分參會高官的抵製，進行得很不順利。參會的高官們，不少人正遭受紅衛兵猛烈的衝擊，大多數人思想不通，抵觸情緒很大。

　　毛澤東請來救兵林彪，但林彪卻持中立態度，沒有成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將，隻有陳伯達和謝富治等少數高官積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成為劣勢，而周恩來則占據了上風。

　　10月25日，毛澤東作了大會發言。這次毛澤東的發言比較低調，不但沒有指責那些抵製文革的幹部，反而對他們十分“寬容”。毛澤東的開場白說：我講幾句，講這麽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講一線、二線的問題；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毛澤東說的“兩件事”，也就是這次會議的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繼續批劉少奇，也就是“一線、二線的問題”。毛澤東說：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誌處在第一線，但處在第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現在看起來，不那麽好，我也有責任。所以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

　　毛澤東這裏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特別指出“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這是因為中央對劉少奇的錯誤保密。因此，毛澤東提出，應該讓紅衛兵知道中央的變化，也就是向紅衛兵公開劉少奇的錯誤。

　　毛澤東接著講第二個主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說：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聶元梓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這把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短，來勢很猛，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誰也沒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

　　這裏毛澤東的話說得很“客氣”，巧妙地用開玩笑的語氣說“闖了一個禍”，沒有堅稱自己發動文革一定是正確的，這樣客氣的措辭，可以緩解一下高官們的對立情緒。毛澤東繼續說：

　　（28）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個月，從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雖然發表了那麽多文章，在5月16日又發了一個《五一六通知》，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衝，你們不注意也不行了。拿同誌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

　　毛澤東這裏用抱怨的口氣說，從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他發表了許多文章進行呼籲，可是高官們就是“不注意”。不得已，他發動紅衛兵來“衝”，高官們就“不注意也不行了”。毛澤東這裏的言外之意是說：我早就跟你們說了，你們就是不理會我的話，所以我才不得不發動紅衛兵。我發動紅衛兵是你們“逼”出來的，因此你們也不要埋怨我。

　　毛澤東接著說：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這一衝，我看有好處，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麽了不起的呀？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錯誤？死了多少人？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

　　毛澤東這裏用客氣的話說：“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這就是意味著，犯了路線錯誤也不要緊。但在中共曆史上，犯路線錯誤是極其嚴重的問題，絕不是“改了就是了”。毛澤東之所以這麽說，因為這次會議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讓許多很多高官感到自己也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也就是路線錯誤。毛澤東對“路線錯誤”這麽輕描淡寫地一說，就打消了那些有“路線錯誤”的高官的憂慮，使他們感到自己還是有出路的，因而不至於頑抗到底。

　　毛澤東說“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這其實並不是毛澤東的本意。因為這次會上的抵觸情緒十分強烈，毛澤東為了安撫緩和眾高官的抵觸情緒，所以說出這句言不由衷的話。在毛澤東的內心中，這些高官都是要打倒的，但現在時機還不到。

　　毛澤東又說：這次會議有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麽正常，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了，你們自己的思想有了變化。我們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勝利，開始時誰也不知道怎麽搞法，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也是逐步地在實踐中間總結經驗，找出道路來的。這次文化大革命隻有五個月，所以同誌們不那麽理解，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毛澤東這裏再次對高官們的“思想不通”，表現出十分寬容和理解的態度，這也是為了安撫緩和眾高官的抵觸情緒。但毛澤東最後又強調他勝利的信心：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的，情況已經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人，還是要對立的。但是，我們相信大多數人會通的。

　　（29）

　　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是相當被動的，他煽動起來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火，不僅沒有燒向周恩來，反而反過來燒向毛澤東自己。因此，毛澤東不得不及時停止這次會議。據葉劍英透露，毛澤東在一次小範圍的講話中說：很多問題都揭出來了，會議再開下去，調子越來越高，一些人勢必打成黑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樣對全黨全國不利，對世界也不利。

　　在毛澤東講話之後，周恩來在10月26日和28日發表大會講話，對毛澤東的講話進行“表態”。周恩來在講話中，先對文革的意義大肆吹捧一番，他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從未有過的。我們生在這個偉大光榮的時代，能夠親自參加這個偉大的鬥爭，是光榮的，幸福的，這個年代比斯大林的年代更偉大。大家要下定決心，要把我們腦子裏的舊東西衝擊一下，大好機會不要錯過。這是馬列主義的氣魄，毛主席是這樣的氣魄，中國共產黨是這樣的氣魄。我們做夢也沒夢到這麽大的局麵，隻有共產黨才能領導。這樣一想，我們就不寒而栗，還有什麽值得驕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當然周恩來也知道，單單泛泛地吹捧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是不行。對於毛澤東的兩個會議主題，周恩來必須表態。對第一個批劉少奇的主題，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調子，對劉少奇進行了點名批評，他說：

　　對以劉少奇、鄧小平兩同誌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揭發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體會。劉、鄧兩同誌的檢討，也較以前進了一步。但是，少奇同誌長期以來不宣傳毛澤東思想，自搞一套，與主席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宗派情緒，還沒有從思想作風和曆史社會根源上挖深挖透。因為對這些根本問題，我們高級幹部不能簡單地以保證今後遵守紀律來回答。

　　周恩來批劉少奇的調子，比林彪批劉少奇的調子高了許多。林彪在這次會上批劉少奇的時候，隻是說：“中央有幾個領導同誌，就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而周恩來的話，就嚴厲了許多，這反映出周恩來對劉少奇的不滿。因為在關鍵時候，劉少奇並沒有幫周恩來，而是去幫了毛澤東，因此，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態度比過去嚴厲了許多。

　　不過周恩來給劉少奇扣的政治帽子，並不是他發明的。前些天謝富治在會上批判劉少奇時，就說過：“劉少奇右傾思想是一貫的，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搞私人勢力，分裂黨，由不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到平起平坐，發展到取而代之。”

　　雖然周恩來也批評和批判劉少奇，但周恩來在整個文革中，總體上還是“保”劉少奇的。這並不是因為個人的恩怨，而是因為保住劉少奇，就可以間接地保住周恩來自己。甚至到一年後的1967年五一節，周恩來還婉言地提出劉少奇上天安門的問題。據王力回憶說：

　　1967年五一節，總理請示毛主席，說朱老總和陳雲同誌要上天安門，主席說：“當然要上。”總理又接著請示說：“劉、鄧、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說：“就不上了。”

　　（30）

　　後來江青在文革小組會上，責問說：“總理，都什麽時候了，你怎麽還要讓劉、鄧、陶上天安門？”當時成了一個大問題，在會上總理遭到圍攻。

　　我們的話題還是回到1966年10月的中央會議上，周恩來要對這次會議的兩個主題表態。在批判劉少奇的主題上，周恩來點名批評了劉少奇，滿足了毛澤東的要求；對於第二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題，周恩來既要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講，又要進行抵製，因此，周恩來使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說：

　　會議開得很好，主席說：“前一段開得還不那麽好，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利了。”這次會議，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錯誤路線，反對和阻礙以毛主席為代表占全黨主要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做了比較深刻的揭發和批判。

　　因為周恩來想要抵製毛澤東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他在講話中，避免直接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而是改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錯誤路線”這個拗口而冗長詞句，來代替“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來，把“反動路線”轉彎抹角地減輕為“錯誤路線”，這就是周恩來委婉抵製毛澤東的一種常用做法。

　　周恩來又說：出修正主義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稀裏糊塗的啦！像林總說的那樣，掉了腦袋，還不知道是怎麽掉了哩。群眾鬥爭你，批判你，把你說得一無是處，說得很嚴重，要頂得住，這就是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大家要經受得住考驗，敢字當頭，要敢於革命，敢於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個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命。

　　周恩來試圖在這裏聲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對象，不是高官們的“政治生命”，而是他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這樣就把文革的打擊力度大大降低了，深得高官們的支持。周恩來又說：

　　我和紅衛兵們說：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要把民主最大地擴大，可以將官僚主義、機會主義衝擊掉。放手發動群眾到這樣的程度，是曆史上少有的；給你們的民主，是史無前例的，曆史上從來沒有的；你們有四大民主，六大權利，而且還停課放假鬧革命，還有坐火車搞串聯不要錢的權利，你們民主真不少呀！但是政策問題要講清楚，例如罷官，你們可以提議，但不能對各級領導宣布罷官，領導人的家不能抄，不能扣人，也不要打人和體罰。

　　周恩來這些話，名義上是對紅衛兵說的，實際上是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說的，提出不要罷官，不要抄家，不要打人和體罰。這對於正處於被罷官和挨鬥的危機中的高官們來說，真是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更使他們打心眼裏支持周恩來。

　　周恩來的這些話，深得高官們的人心，他們覺得周恩來是替自己說話的。因此，毛澤東要批周恩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也就批不下去了。在這次會上，周恩來站了上風，贏得了大多數高官的支持。

　　（31）

　　最後，周恩來還不忘團結毛澤東那邊的人。周恩來最擅長搞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甚至把不同政見的人也團結過來。當年國共內戰的時候，周恩來就把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甚至許多國民黨人士也團結了過來，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大功，這方麵周恩來絕對是高手中的高手。這次，周恩來又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要把毛澤東那邊的人也團結過來。

　　毛澤東那邊的人，一個是林彪為首的軍隊集團，另一個是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不過陳伯達隻是一個掛名的組長，江青才是真正的組長。盡管這樣，陳伯達在文革小組中的影響力，還是不容忽視的。周恩來與陳伯達的私交較好，同時周恩來也知道，陳伯達與江青有不少矛盾，這就成為他把陳伯達團結過來的基礎。

　　周恩來要團結林彪和陳伯達，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眾人麵前說他們的好話，吃了別人的飯嘴軟，聽了別人的好話耳朵軟，因此周恩來要在這次大會上，在眾高官麵前吹捧一番這兩個人。周恩來說：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誌，林彪同誌最通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學習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林彪同誌提出了許多精辟語句，如活學活用，學用結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陳伯達同誌是我們黨最傑出的理論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緊，把主席思想融會貫通，1960年寫了《農村工作六十條》，1962年寫了《財貿決定》，1963年寫了《國際共運廿五條前十條》，1964年寫了《工業問題》，1965年寫了《二十三條》，1966年寫了《十條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

　　周恩來的吹捧，不是空洞地說什麽“英明”、“偉大”之類，而是很具體地說出對方值得吹捧的事跡，讓對方感到周恩來真正研究過自己的東西，感到周恩來的誠意。以周恩來的身份，說林彪“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說陳伯達是“我黨最傑出的理論家”，是非常有份量的讚譽。

　　周恩來看人還是比較準的，重點團結林彪和陳伯達這兩個人，後來兩人都被周恩來團結過去，因而毛澤東又要打倒這兩個人。

　　最後，周恩來對自己的心境進行了一番自我表白，周恩來說：

　　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每個人不僅缺乏實踐經驗，也缺乏曆史經驗。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和林彪同誌，向文革小組密切聯係，有時仍有掉隊之虞。路線鬥爭是文革小組與紅衛兵談話後提出來的，我未預見，有掉隊危險。但我下定決心，如果掉了隊，犯了錯，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覺察到，一定知過必改，努力趕上。我們要趕上去，錯了要改過來，在有生之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恩來的“自我表白”是成功的，一方麵他說自己總是落後的，有“掉隊之虞”，這是委婉地表示出他對文革的消極和抵製態度；另一方麵，他又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表明他不會消極地退出這場戰鬥，而是將努力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為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名言，也成為人們評價周恩來的名言。

　　（32）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對於毛澤東來說，又是一次失敗的會議。這次會議之後，毛澤東為了打開局麵，做出一個大膽而冒險的決定：“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工廠企業”。

　　作為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當然知道生產的重要性，一旦生產受到影響，人民生活就會受到影響，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毛澤東發起文革的初衷，本想把這場革命限製在機關學校等“文化部門”，不要影響到工廠企業的生產。是什麽原因迫使毛澤東改變這個初衷，把文革延伸到了工廠企業呢？

　　文革中，毛澤東多次說要把文革“搞到底”，比如196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對文革小組的人說：“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那麽，毛澤東所謂的“搞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呢？這關係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

　　中共建國之後，從奪權者變成了掌權者，與所有的掌權者一樣，中共也想把自己的政權長久地維持下去，這樣就必須考慮中共政權麵臨哪些威脅。一般來講，一個政權的威脅有內外兩個方麵，來自外部的威脅是外國的入侵，來自內部的威脅是國內的反叛。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中共大部分高官的意見有所不同。劉少奇為首的高官們，認為中共的外部威脅來自美國，美國已經在中國的周邊發動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麽下一個目標很可能就是中國了。所以劉少奇提出的戰略思想是：聯蘇抗美，跟蘇聯搞好關係，共同對抗美國。

　　“聯蘇抗美”的思想比較容易理解，在黨內也有相當的勢力，林彪也是讚成“聯蘇抗美”戰略的，他反對中國與美國接近，反對尼克鬆訪華。1972年尼克鬆訪華時，毛澤東對尼克鬆說：“我們國內有一派也反對我們跟你們往來，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外國去了。”毛澤東說“坐一架飛機跑到外國”的人，就是林彪。

　　相反，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是“聯美抗蘇”，這在當時是不好理解的。很多人認為美國是頭號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怎麽能跟資本主義國家走到一起，那樣還能搞社會主義嗎？

　　對於“聯美抗蘇”的戰略思想，毛澤東是基於以下幾個基本出發點來考慮的：

　　第一、毛澤東認為蘇聯已經不算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變“修”了，成為修正主義國家了。

　　第二、中國如果跟著蘇聯走，那必然像蘇聯那樣，也變成修正主義國家。因此毛澤東認為，要搞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必須與蘇聯分道揚鑣。當時並不隻是毛澤東，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霍查，北朝鮮的領導人金日成，也反對蘇聯的模式。還有日本共產黨等非執政的共產黨，也反對蘇聯模式。

　　第三、如果中國與蘇聯分道揚鑣，加上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那麽中國就要麵臨蘇聯軍事幹涉的危險。事實上，蘇聯曾出兵匈牙利、捷克等社會主義國家，有軍事幹涉“不聽話國家”的先例。進而，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所以當時毛澤東感到蘇聯軍事幹涉的壓力還是很大的。而中國在軍事上單獨對抗蘇聯是很困難的，因此中國有必要借助另外一極的力量來對抗蘇聯，這就是美國。

　　第四、毛澤東認為美國對中國的基本戰略，是和平演變，而不是軍事入侵。這樣，中國就可以利用美國與蘇聯的緊張關係，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來抗衡蘇聯，而不必擔心美國的軍事入侵。

　　第五、雖說中國與美國接近，可以避免來自蘇聯軍事上的威脅，卻又要麵臨另一種威脅，那就是來自美國的和平演變，也就是資本主義複辟。毛澤東認為，為了抗衡美國的和平演變，中國有必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美國和平演變的企圖。

　　綜合上述的基本出發點，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中國的基本戰略構想是：在軍事和外交上搞“聯美抗蘇”，消除蘇聯的軍事威脅，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內政和思想上，搞文化大革命，消除內部“和平演變”的因素，保證中國的紅色政權長久地持續下去。

　　（33）

　　很顯然，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劉少奇的“聯蘇抗美”思想很容易理解，而毛澤東的“聯美抗蘇”思想就不那麽容易理解了。然而，周恩來是支持毛澤東“聯美抗蘇”思想的，在中蘇論戰的時候，周恩來堅決站在毛澤東的一邊，後來中美關係正常化，周恩來也出力很大。

　　周恩來的戰略思想，或許與毛澤東不那麽一致，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認為中國跟著蘇聯走，是沒有出路的。因為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很嚴重，中國跟蘇聯走，隻能當蘇聯的衛星國，不可能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可是中國不跟蘇聯走，又要受到蘇聯的軍事威脅，因此需要與美國搞好關係來抗衡蘇聯。

　　對於中共政權來自國內的威脅，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看法也不一致。劉少奇認為，國內的威脅是來自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也就是黑五類。這些人被剝奪了土地，沒收了財產，對中共抱有深仇大恨。不僅這些“黑五類”本人，就是“黑五類”的子女，會因為中共摧毀了他們家族的榮華富貴，因此對中共也懷有仇恨心理，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這些人黑五類“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還妄圖複辟過去失去的天堂”，因此劉少奇認為，中共政權所麵臨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共黨內，而是來自黨外的黑五類的暴亂造反。

　　而毛澤東的想法不同，他認為中共政權所麵臨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共黨外，而是來自中共黨內。毛澤東認為黑五類已經完全打垮了，他們已經不可能再造反暴亂了。毛澤東認為中共遇到的主要威脅是來自黨內，是官員幹部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腐化墮落，使中共失去群眾的支持，最後被群眾推翻。所以要使中共政權長久維持下去，就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官員的官僚主義和腐化墮落問題。

　　毛澤東認為官員的官僚主義和腐化墮落問題，靠中共自身是解決不了的，因為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官官相護的傳統，所以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外部力量來幫助中共解決官員的官僚主義和腐化墮落問題。因此，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利用群眾來整治掉那些不合格的官員，保證紅色政權的純潔性。

　　因此，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就是基於“抵製和平演變”和“保持紅色政權的純潔性”。毛澤東文革的對象，不是黨外的黑五類，而是黨內的走資派和腐化墮落分子。毛澤東把文革“搞到底”的概念，就是黨內的走資派基本上被揪出來，黨內的腐化墮落分子基本上被清除掉，也就是一場黨內大清洗。然而毛澤東的文革概念，在當時顯得過於“超前”，一般的群眾和紅衛兵，都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