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三十（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五節   紅衛兵登場

　　（1）

 

 

 

　　1966年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後，毛澤東看到自己在黨內的力量已經不足以打倒劉少奇，於是馬上改變鬥爭的方式。六天後的8月18日，毛澤東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拉開了紅衛兵造反運動的序幕。

　　在談紅衛兵運動之前，有必要先談清楚幾個基本的問題，這樣比較容易理解紅衛兵的各種行為。

　　第一個問題：紅衛兵是一群狂熱而衝動的愚昧者嗎？

　　現在有很多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認為紅衛兵是一群狂熱而衝動的愚昧之人。現在的影視作品，基本上把紅衛兵描繪成一群凶神惡煞般的冷酷無情機器人。很多人認為紅衛兵被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宣傳搞得失去了理智，被洗腦了，毛澤東一聲號令，紅衛兵就紛紛響應，盲目造反，幹出各種荒唐和瘋狂的暴行。

　　這種看法把曆史過於簡單化了，更是太小看了人民的覺悟。當年中國固然是大搞個人崇拜，新聞報刊鋪天蓋地的宣揚毛澤東思想，每人一本紅寶書，把毛澤東捧成了“神”。

　　紅衛兵雖然年輕，但也絕不是文盲，都是讀了很多書，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絕不是毛澤東用一本“紅寶書”，再掛上“四個偉大”的頭銜，就可以把他們忽悠愚弄了的。

　　不少人之認為紅衛兵被洗腦，他們的證據就是紅衛兵表現出來的“狂熱”和“衝動”。他們認為“狂熱”就是愚蠢，“衝動”就是沒有理智，一個人表現出來“狂熱”和“衝動”，那就是被洗腦的表現。

　　的確，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有一個約定成俗的常識：謹小慎微的人，往往被認為是聰明的；而狂熱衝動的人，往往被認為是愚蠢的。但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一條古訓：“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反而很愚蠢的樣子。一個謹小慎微的人，成就不了大的事業；而成就大事業的人，往往是狂熱衝動的人。

　　中國近代史，就是一批狂熱衝動的人寫下的。1905年同盟會創立時，除孫中山和黃興年齡稍大外，主要成員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宋教仁23歲，胡漢民26歲，汪精衛22歲，陶成章25歲等等。這幾十個既沒有槍，也沒有錢的年青人，卻要起來造反，試圖推翻曆經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太狂熱太衝動了一點？但他們的狂熱和衝動居然成功了。1927年，毛澤東帶領一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隊伍上井岡山，也要起來造反，敢與蔣介石的千軍萬馬對抗，是不是也太狂熱太衝動了一點？但他們的狂熱和衝動居然也成功了。

　　（2）

　　毛澤東和林彪都被認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實上，毛澤東和林彪也有狂熱和衝動的一麵。林彪有一段著名語錄，在文革時被編成紅衛兵的《語錄歌》，到處傳唱。林彪語錄是這麽說的：

　　一切戰術中，最重要的戰術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

　　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當的勝利，但巨大的勝利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有，但我們還不能斷定。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總有人起來繼續戰鬥。

　　林彪說“完蛋就完蛋！”，毛澤東說“打敗就打敗！”，這就是狂熱和衝動的表現。文革早期，《林彪語錄歌》非常受紅衛兵的歡迎，因為它正好符合紅衛兵們不顧一切造反的狂熱心情。雖說紅衛兵們有狂熱，也有衝動，但他們同時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這就像毛澤東和林彪一樣，有狂熱，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會起來造反，他們的革命熱情，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產黨起來造反，他們的革命熱情，也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紅衛兵起來造反，他們的革命熱情，也是要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破除所有舊思想、舊風俗習慣的嶄新世界，紅衛兵的最響亮口號就是“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

　　雖然愚昧的紅衛兵也有不少，但總體來說，紅衛兵並不是一群沒有頭腦的愚昧之人，他們表現出來的狂熱和衝動，是一種建立新世界的熱情，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天然情緒。當年的紅衛兵，並不比我們現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隻是現在的年輕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熱情。

　　第二個問題：為什麽紅衛兵運動會出現大量的暴力行為？

　　紅衛兵運動最被垢病的一點，就是打人的暴力行為。紅衛兵都是十幾歲的年輕孩子，他們的暴力行為，是來自什麽人的指使或教唆嗎？

　　從現在的各種證據來看，並沒有發現什麽人指使或教唆紅衛兵使用暴力，毛澤東本人也多次呼籲“要文鬥，不要武鬥”，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沒有教唆紅衛兵去打人。紅衛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種自發的行為。這是因為紅衛兵們認為：暴力是合理的，對壞人就應該使用暴力。

　　（3）

　　為什麽紅衛兵會認為暴力“合理”呢？這就牽扯到中國的文化底蘊。中國人的性格，具有明顯的鬥爭性，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好鬥”。毛澤東多次對外國人說到過“中國人好鬥”。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有人吹牛皮說，中國這個國家是什麽“愛好和平”。其實才不是那樣，中國人愛鬥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麽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有人說中國是酷愛和平的，我看就達不到那麽酷愛的程度，我看中國人民還是好鬥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澤東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時說：誰說中國人愛好和平？那是瞎說。事實上，中國人很好鬥，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毛澤東說“中國人好鬥”，是對中國民族性的一個深刻理解。為了對比，我們看看鄰居印度的情況。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爭”。甘地說：“我們用非暴力的形式對抗暴力，不是因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義的，所以我們才不使用暴力來反抗暴力”。

　　這裏看幾個印度人非暴力抗爭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抗議良民證。當時南非殖民地當局給去那裏打工的印度人發放類似於“良民證”的屈辱性身分證，要求印度人必須隨身攜帶，否則就要處以刑罰。甘地號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當局，他們不搞示威遊行那樣的對抗性集會，隻是把殖民地當局發放的“良民證”撕掉、不攜帶。甘地帶頭撕掉了“良民證”，被殖民地當局關進了監獄，可是撕掉和不攜帶“良民證”的印度人越來越多，從幾個到幾百、幾千，最後，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攜帶“良民證”，使殖民地當局不得不放棄了歧視性的“良民證”。

　　第二個例子是抗議英國殖民當局的鹽稅。甘地的支持者組織了幾千名誌願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爭，一排排的誌願者手挽著手朝鹽庫走去，早已等候在那裏的警察們亂棍齊下，誌願者任憑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也毫不還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隊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隊伍跟上去；第二排隊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隊伍再跟上去，他們平靜地等著警察把自己打倒，沒有憤怒，沒有反抗，隻是前仆後繼，勇敢赴死。

　　第三個例子是發起全國步行運動。甘地為了抗議英國的殖民統治，開始全國步行。跟隨甘地步行的人，從幾個到幾十個，最後發展到幾十萬人的大軍。這些步行的人群沒有任何標語口號，更沒有“英國人滾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權”等反政府號召，幾十萬的人群隻是默默走過一個個城市、一個個鄉村，以無聲的方式抗議英國的殖民統治。

　　（4）

　　印度發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甘地認為：“一切暴力都是非正義的，即使是對敵人使用暴力，也是非正義的。”這就像《聖經》裏說的：“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甘地這樣的“非暴力抗爭”思想，可以被佛教故鄉的印度廣泛接受，但中國人是肯定接受不了的。

　　中國人認為對待敵人，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一個敢於用暴力反抗的人，才是好漢，否則就是太軟弱，太窩囊，太沒有男子漢的血性。這種“男子漢血性”的背後，就是“好鬥”。

　　基督教、佛教等提倡非暴力的宗教，都不是在中國誕生的，而且在中國影響力也不大。中國人喜歡的文學作品“四大名著”之中，《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都是講“武鬥”的，《紅樓夢》裏雖說沒有武鬥，但“文鬥”也是很厲害的，現在流行的武俠小說，更是宣揚血腥武鬥的東西。中國人喜歡看“鬥爭”的作品，說明他們的內心是喜歡“鬥”的。

　　中國人的“好鬥”，當然並不是一個缺點。好鬥，也就是爭強好勝，往往是競爭和發展的原動力。中國沒有像印度那樣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好鬥”。

　　紅衛兵自然而然地繼承了中國人“好鬥”的血性，當年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造反宣言》，就典型地反映出中國人的好鬥性格。《造反宣言》這樣寫道：

　　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麽“人情”呀，滾到一邊去！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狂妄嗎？我們就是要狂妄！我們不但要打倒清華附中的反動派，還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動派，不“狂妄”怎麽行呢？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粗暴嗎？我們就是要粗暴！對待修正主義怎麽能纏纏綿綿，大搞溫情主義呢？對敵人的溫情，就是對革命者殘忍！你們不是說我們太過分了嗎？老實說，你們所謂的“不過分”，就是改良主義，這是妄想！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

　　這些十幾歲的中學生紅衛兵寫的《造反宣言》，並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教唆，完全是他們自己寫的，這充分表現出他們繼承了中國人的好鬥性格。這裏所謂的“好鬥”，就是承認對敵人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當時，紅衛兵認為那些“黑五類”是階級敵人，既然是敵人，對他們使用暴力，那就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我們在討論紅衛兵暴行的時候，不應該單純地指責紅衛兵施暴，更應該思考紅衛兵施暴的背後，反映出來的更深層的東西。

　　（5）

　　第三個問題：文革時為什麽會進行關於血統論的大討論？

　　很多人都知道，文革期間發生過一次關於血統論的大討論，是什麽原因引發起人們對血統論問題的強烈關注呢？說到這個問題，還要追溯到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另外一個重大分歧：馴服工具論。

　　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這篇演說的中心思想是“共產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劉少奇說：“我們的黨員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

　　1958年7月，劉少奇在《北京日報》報社又做了一次著名演講，進一步闡明他的“馴服工具論”觀點。後來劉少奇的演講被整理成文章《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麽樣的誌願》，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劉少奇在文章中說：

　　“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誌願”的討論，是一場關於“個性”和“黨性”問題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異常鮮明地反映了兩種世界觀、兩種立場的鬥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們，汙蔑黨讓幹什麽就安心幹什麽的黨員，是“沒有理想”、“沒有頭腦”、“沒有創造性”的人，反對黨員做黨的工具，尤其反對黨員做黨的“馴服工具”。

　　我們說，黨員是工具，是黨的工具，我們每個黨員、主席、總理都是工具，是無產階級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有人說：“作黨的工具也可以，但為什麽非要作黨的馴服工具呢？”他們對“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人瞧不起忠誠的黨員，他們看到這些黨員對黨這樣馴服，這樣忠順，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們認為做黨的馴服工具，有損他們的“自尊心”，有損他們的“清高”。

　　既然黨員是黨的工具，那麽黨員是作馴服的工具，還是作調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駕馭的工具，還是作不容易駕馭的工具呢？我們說，黨員當然要作馴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駕馭的工具。任何忠誠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做黨的“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劉少奇的原文中“奮發有為”四個字是沒有的，他隻是說“做黨的馴服工具”，彭真看後提了一點意見，加上“奮發有為”，最後修改成“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

　　早在1939年劉少奇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毛澤東就反對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觀點。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專門有一節講《黨性與個性問題》，這很大程度是針對劉少奇說的。毛澤東說：

　　黨性與個性的問題，有人在整風中間提出過，外麵也有人講過我們。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製個性，這是不對的。有個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報》上，說：“共產黨是要消滅個性，隻要黨性，他們的許多文件上隻講黨性，還做出增強黨性的決定等等。”

　　（6）

　　我們黨有黨性，每個黨員也都有個性。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卻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不能設想把一百二十萬黨員變成一百二十萬塊木頭，不能把黨員變成一模一樣。

　　其實人是各種各樣的，隻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盡量發展各人的長處。講清楚這一點，對於黨的進步，對於全體黨員積極性的發揮是有好處的。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木頭人，什麽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製度下，人民是沒有人格、沒有獨立性、沒有個性的。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共產黨員要為人民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而奮鬥。

　　關於毛澤東與劉少奇在“黨性和個性”問題上的分歧，原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回憶說：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揚多次討論過對毛澤東的看法，有時也談及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異同。有一回周揚告訴我，在延安時，他同毛澤東談過“黨性和個性”的問題，那時延安有爭論，劉少奇比較強調個性服從黨性，毛澤東是不讚成的。周揚說，毛澤東在“七大”做政治報告，第一個問題就講“關於個性與黨性”，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要求獨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

　　毛澤東之所以強調“個性”，反對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個性”非常強烈的人。毛澤東的個性中，最為突出的三點是：我行我素的作風，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滿足現狀的心態。這進一步形成了毛澤東的倔強個性，凡是他認為正確的東西，就敢想敢說敢幹，堅持到底，絕不動搖和妥協。

　　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毛澤東從來不願做事循規蹈矩，不願束縛他的性格。”毛澤東的秘書林克說：“毛澤東喜歡動，不喜歡靜；喜歡進取，不喜歡守成；喜歡旗幟鮮明，不喜歡中庸之道；喜歡剛毅，不喜歡柔弱；喜歡驚濤駭浪，不喜歡安逸平淡。”

　　關於毛澤東和劉少奇對“馴服工具論”的態度，我們這裏看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劉少奇的一位司機，他回憶說：“我給少奇同誌開一年車，他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話。他一上車，我就把車開走；我一停車，他就走下去。”這樣看來，劉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機當成是“工具”了。

　　第二個例子是毛澤東，他在1958年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中說：“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誌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麽？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這樣看來，毛澤東為人民沒有了奴隸相感到高興，當然也就不會欣賞“馴服工具論”了。

　　在“共產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很大的意見分歧，但這隻是觀點之爭，並不是路線之爭，所以沒有引起兩個人的重大衝突。

　　（7）

　　1949年中國建國之後，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教育方針上，又產生了意見分歧。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是“大眾主義”，而劉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義”，按照當時的流行話，稱之為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的爭論。

　　毛澤東認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普及，提高勞動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為工農兵服務，學校要為工農兵開門，通過業餘教育、工農速成學校等多種教育途徑，使廣大工農群眾的文化程度得到提高，從而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而劉少奇認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國家工業化所急需的大量專門高級人才，辦教育的方向應該是高等化、專業化和正規化的教育，重點是培養國家建設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無疑問，中國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術的專門高級人才。因此，劉少奇認為盡快培養這樣的精英，是中國教育的重點，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但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毛澤東認為盡可能地提高大多數人的教育程度，培養具有良好素質的國民，這是更重要的。不過從1953年開始，劉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後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從此教育界就按照劉少奇的思路，把重點放在培養高、精、尖的人才方麵。1955年，各種業餘學校和工農速成學校停止招生，標誌著教育的重點從“普及”傾向到“提高”方麵。

　　此後，中國教育全麵照搬蘇聯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術決定一切”，中國也按照蘇聯經驗，把教育與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密切結合起來。比如五年計劃中製定了發展核工業的計劃，大學就按照這個計劃，大量招收“原子能專業”的學生，直接為核工業培養高級人才。因為教育與工業建設直接掛鉤，所以中國大學的設置，就變成以工科為主，“重理輕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學生占33%，而到1965年，文科大學生僅為6%，這是因為文科學生不是工業建設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國的教育體製，與舊中國是極其不同的。在過去的舊中國，大學是要繳納高昂學費的，而且大學生畢業出來，工作還要自己找，並沒有鐵飯碗。因此，舊中國沒有錢的窮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學的問題，因為上大學是有錢人的奢侈行為。

　　新中國以後，上大學免費，而且還包分配工作，大學一畢業就是國家幹部，也就是現在的“公務員”，非常令人羨慕。還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學是很平等的，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分數不僅決定一個人能不能進大學，而且分數還決定進名牌大學還是一般大學。

　　再有，以前的大學是每個大學自己招生考試的，比如一個考生想要考清華大學，首先他要有錢到北京來參加清華大學的入學考試，這對於很多經濟不寬裕的人來說，是無法實現的。而新中國實行全國統一考試，這樣即使偏僻山村裏的人，隻要在當地考試，就能考上清華大學，所以對窮人非常有利。

　　新中國這種史無前例的優待大學生製度，也激起了史無前例的考大學熱潮。隻要考上大學，就等於拿到鐵飯碗，成為年輕人擠入上流社會的最捷徑。於是以前對考大學不敢奢望的窮人，也紛紛擠入考大學的競爭大軍，這麽多人來競爭，使得那時的大學錄取率隻有百分之幾，非常難考。

　　（8）

　　這種“分數掛帥”的考大學製度，一般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是很歡迎的，但卻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滿，這就是“革命幹部”。因為中共是從農村起家的，來自延安的“革命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這樣也影響到他們子女的文化素質，造成革命幹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績，普遍不如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因為，在“分數掛帥”的高考麵前，反而是知識分子的子女比較得益，而革命幹部的子女比較吃虧。

　　劉少奇為什麽要搞“分數掛帥”的高考體製呢？這個起源於他的“馴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學生也培養成國家的“馴服工具”。要培養聽話的馴服工具，讓學生圍繞著分數死讀書，是最好的辦法。如果讓學生參與太多的政治活動，把他們的心搞“野”了，就難於甘當馴服工具了。

　　自從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理論，很多革命幹部據此提出對教育製度的不滿。他們認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紅”，卻在分數掛帥的考場上，競爭不過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當時的社會風氣較好，開後門非常難，文革前要想開後門進大學可以說是難於上青天。

　　這樣的結果是，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老革命幹部的子女，到頭來居然還不如那些為革命沒有任何貢獻的知識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幹部們不滿了，他們認為現在的教育體製不合理，提出高考不應僅看“分數”，更應該看“出身”，這樣就可以讓他們的“根正苗紅”子女，有更多進入大學的機會。

　　然而這些革命幹部的主張，卻與劉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劉少奇是要把大學生培養成國家的“馴服工具”，這樣就不能讓大學生太關心政治，不能太強調政治的東西。但是在廣大革命幹部不滿的氣氛下，劉少奇主管的教育界，還是作出了一些讓步，就是在中學給每個高中生作政審。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一、可錄取機密專業；二、可錄取一般專業；三、降格錄取；四、不宜錄取。

　　不過政治審查並不很嚴格，當時的口號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現”，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隻要平時表現比較好，還是能夠通過政審的。當時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說：“過去我們提團結百分之九十，現在提團結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子弟包括進來，這是個戰略方針。”

　　因為劉少奇仍然堅持分數掛帥的“馴服工具”教育方針，“根正苗紅”的革命幹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學方麵比較吃虧。盡管新中國的大學生受到極大的優待，而這些優待，為建立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革命幹部們卻沒有很好地享受到，於是幹部們的不滿越來越大，進而引發起他們的子女們的不滿。

　　（9）

　　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幹部子弟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發起一次罷課事件，稱“四六八學潮”。一批以革命幹部子女為主的學生，給中央寫《進言書》，批評現行的教育製度，認為它是鼓勵學生為分數而學習，為考大學而學習，而不是為革命而學習。他們認為現行的教育方針有問題，造成學校中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本家的子女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因為學習好，受到老師的賞識，在學習和入團等方麵都受到照顧，反而讓“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受到冷落。因此，這些學生強烈要求在學校裏推行階級路線，要求把“家庭出身”作為學生評比和升學的重要標準。

　　文革開始後，中學生的不滿與大學生的不滿是不一樣的。大學生們已經殺過千軍萬馬的獨木橋，成為光榮的“天之驕子”，他們對教育體製的不滿並不強烈。而中學生們還要麵臨千軍萬馬的獨木橋，那些革命幹部的紅二代，特別不滿不利於他們的教育體製。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部分革命幹部子女，貼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這一下子就引發起關於“血統論”討論的大爆發。

　　文革出現“血統論”，這個問題還是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思想分歧。不過毛澤東並不讚成“血統論”，這點他與劉少奇是一致的，但兩人反對“血統論”的動機並不一樣。

　　因為持“血統論”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澤東發動文革要打倒的對象，就是這批老革命。如果毛澤東讚成“血統論”，承認老革命的子女是“紅二代”，那就是間接地承認了老革命是“紅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紅一代”，毛澤東就沒有了打倒他們的理由，因此毛澤東是不會讚成“血統論”的。

　　另一方麵，毛澤東卻又無法反對“血統論”。因為“血統論”是利用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如果毛澤東反對“血統論”，就等於反對他自己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這樣一來，毛澤東在“血統論”問題上，就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讚成也不好，反對也不好。因此，毛澤東在“血統論”的問題上，就盡量不表態。

　　雖說毛澤東在“血統論”問題上可以不表態，但是他對引發這場“血統論”爭論的教育體製，卻不能不進行改變。毛澤東改用“工農兵上大學”的體製，來取代文革前的“分數掛帥”體製。“工農兵上大學”體製，因為是推薦製，掌握權力的革命幹部們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們的歡迎，一般工農也比較歡迎，最吃虧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子女了。

　　1977年恢複高考，教育體製重新回到劉少奇的“精英教育”路線上，但是2000年以後的教育體製改革，普及中小學教育和大學收費，似乎又再次回到毛澤東的“大眾教育”路線上。

　　（10）

　　我們這裏再繼續討論一下第三個問題“文革時為什麽會進行關於血統論的大討論”，因為這個問題牽扯到的根子比較多。我們這裏要說的是，“血統論”的問題，還涉及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對“階級鬥爭”的不同認識。

　　劉少奇本來是持“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可是當1962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後，劉少奇並沒有用“階級鬥爭熄滅論”來反對毛澤東，而是提出一個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來轉移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大方向。

　　毛澤東版的“階級鬥爭”，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國變成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鬥爭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目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對現政權的潛在威脅，特別是防止“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用“合法的形式”來向共產黨進攻。劉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會議上的講話，典型地體現了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他說：

　　在過去十五年以來多次的運動中間，階級敵人已經改變了同我們作鬥爭的方式。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敵人是拿著槍的，地主、富農、資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現在的階級敵人一不拿槍，二不收租，三不開工廠，都躲在後邊去了。現在的階級敵人跟我們作鬥爭的方式已經改變，敵人已經變得聰明了，他們現在是向我們采取合法鬥爭的方式，利用我們的口號，利用我們的政策，利用共產黨員的招牌，利用我們幹部來篡奪或把持領導權。

　　過去我們曾用合法的方式對付國民黨，用這個辦法，國民黨鬥我們不贏，騙了它們，國民黨沒有辦法。而現在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很會搞合法鬥爭，很會搞和平演變，比我們要搞得好。他們做秘密工作，作合法鬥爭，公開與秘密結合，比我們共產黨員會搞。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顯然不同於毛澤東，他認為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還會進行反撲。因此，劉少奇版階級鬥爭的鬥爭對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類”，防止他們利用合法的手段進行反撲和進攻。

　　或許劉少奇已經隱約地察覺到，毛澤東提出的“階級鬥爭”，是衝著他們這批老幹部來的，所以劉少奇要把毛澤東發起的“階級鬥爭”洪水，轉移到“地、富、反、壞、右”這些死老虎身上。

　　從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間，劉少奇把握著宣傳界，於是報刊雜誌就按照劉少奇的思路進行宣傳，宣傳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中，首先要看一個人“階級成分”。一個人是“紅五類”，或者是“紅五類”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認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被認為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是階級敵人。

　　（11）

　　那麽出身於黑五類家庭的子女，本人並不是黑五類，又怎麽劃分他們的階級成分呢？一般認為，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女，長期與黑五類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類的嚴重影響，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視“階級成分”，一個人的階級成分的好壞，就成為衡量一個人品質好壞的重要依據。同時，家庭出身也就變得非常重要了。“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紅五類”，被認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確性，就是所謂的“自來紅”，享有政治優先權，在參軍、提幹、入團、入黨等方麵都被優先考慮，成為“高人一等”的紅色貴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冊，受到各種政治歧視，成為“低人一等”的賤民。

　　不少人認為，在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強調“家庭出身”，是來源於毛澤東提倡的“階級鬥爭”，這並不正確。強調“家庭出身”，其實是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在劉少奇主導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間，報刊上大肆宣傳“階級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類”的反動性，這樣就催生了血統論。

　　劉少奇版的階級鬥爭理論，是站在“當權派”高官們的利益立場上的，它不但沒有削弱“當權派”們的利益，反而維護了他們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們的支持；而毛澤東版的階級鬥爭，是要剝奪“當權派”們的權力，當然被高官們所反對。

　　毛澤東發起的文革，不僅打破了“劉少奇版階級鬥爭理論”，也徹底打破了“血統論”。那些曾經宣稱具有“自來紅”血統的高幹子女的“紅二代”，他們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間被打成了走資派，成為萬人批鬥的對象。那些自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二代”，當他們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後，他們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是什麽好漢，甚至連一般人還不如，一夜之間變成與黑五類子女一樣的“黑崽子”。

　　人們看到那些“紅二代”從高貴的紅色貴族隕落為低賤的“黑崽子”，再也沒人相信什麽血統了，於是“血統論”也就不攻自破。隻是“家庭出身”的問題，作為一種慣性，並沒有立即消失，在填寫表格等時候，還在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為批鬥對象的事情，再也沒有出現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家庭出身的問題更加淡出人們的視野。當然家庭出身的問題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經在人民中間自發地掀起過一場關於《血統論》的大辯論。主張《血統論》的代表人物是高幹家庭出身的譚力夫，而反對《血統論》的代表人物是資本家出身的遇羅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論》。現在有一種誤傳，說遇羅克是因為寫了《出身論》而被判死刑，但事實並非如此。

 

鼓吹《血統論》的急先鋒——譚力夫

 

反對《血統論》的代表——遇羅克

 

　　在前麵提到過，毛澤東在《血統論》的問題上左右為難，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發言。而中央文革小組是反對《血統論》的，於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統論》的作者譚力夫被捕入獄。

　　（12）

　　遇羅克卻在譚力夫逮捕入獄之後，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學文革報》上，公開發表了他的《出身論》。《中學文革報》曾發行幾萬份，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這時並沒有人找遇羅克的麻煩，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羅克因《出身論》而名聲大起，經常參加各種辯論會，批判《血統論》。同時，遇羅克也寫了大量抨擊時事的文章，很多文章過於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當局的容忍限度，這成為他入獄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羅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時《血統論》的作者譚力夫已經在監獄裏關了一年多，而且關於《血統論》的爭論也已經平息了。因為此時大部分老幹部已被打倒，持《血統論》的高幹子弟也淪為黑崽子，所以已經沒有人再相信《血統論》了。遇羅克在這個時候被捕入獄，顯然不是因為他的《出身論》，而是另外原因。

　　遇羅克的《死刑判決書》，是這麽寫的：

　　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係反革命分子，其母係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汙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據《判決書》，遇羅克的第一條罪狀是“對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懷有刻骨仇恨”，這條罪狀的來由是遇羅克有一個日記本，裏麵記錄了很多他的真實想法，特別是有很多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點。

　　遇羅克的第二條罪狀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這些“反動文章”，應該主要指的是遇羅克在《出身論》之後寫的一係列抨擊時事的文章，《判決書》中並沒有提到《出身論》是反動文章。

　　遇羅克的第三條罪狀是“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這主要是指的“手榴彈事件”。據《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中記載：1967年夏天，遇羅克到東北去看武鬥，在長春車站趕上發武器，遇羅克就帶了手榴彈回到北京，後來又害怕被查出來，想到香山埋了，結果被公安局盯上，認為他準備“陰謀進行暗殺活動”。

　　遇羅克的第四條罪狀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這是說遇羅克在關押期間的“認罪態度”不好。當時“認罪態度”的好壞，是判刑輕重的重要依據之一。如果遇羅克的“認罪態度”好一些，或者沒有“手榴彈事件”，他有可能不會被判死刑。

　　遇羅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羅克判死刑歸因於他寫《出身論》，這也是不對的。因為在當時，《血統論》的觀點上至中央，下至群眾都在反對，遇羅克批判這個東西，應該不至於獲罪於當局。

　　（13）

　　接下去我們再談一下關於認識紅衛兵運動的第四個問題：為什麽在文革初期，最早擁護毛澤東搞文革的，是一批老幹部家庭出身的紅衛兵？

　　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1966年8月18日接見紅衛兵之前，已經有很多紅衛兵組織出現，這些最早的紅衛兵被稱為“老紅衛兵”。老紅衛兵都是中學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當權派高幹家庭出身的中學生。既然毛澤東要發動的文革，是要打倒這批當權派高幹，那麽這些當權派高幹的子女，為什麽要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呢？這其實與當時中學生們最關心的高考製度有關。

　　1966年5月16日，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教界展開一場文化大革命，集中批判三個問題：一、批判文教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二、批判文教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三、批判文教界的修正主義路線。

　　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隻是原則性的東西，機關和學校的情況不同，大學和中學的情況又不同，那麽在中學搞文化大革命，具體應該怎麽搞呢？很多學校向上級請示這次運動的具體搞法。

　　當時毛澤東在南方，北京還是劉少奇負責中央一線。劉少奇在聽取北師大第一附中工作組的匯報時，提出了中學文革的具體搞法，他說：“這次運動怎麽搞法？ 先鬥爭黑幫(走資派)，然後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最後搞一段教學改革。”

　　劉少奇提出的文革具體搞法，很有概括性，後來被報刊概括為“鬥、批、改”三個字，在文革中廣為使用，毛澤東本人也采用了劉少奇的這個提法。這似乎有點諷刺意義，後來文革中用劉少奇自己提出的口號，來批判劉少奇自己。

　　在中學落實“鬥、批、改”，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學是個級別很低的機構，除了校長勉強能稱為“黑幫當權派”之外，合格的“黑幫”太少，批判的對象太少；第二，中學教師根本談不上什麽學術權威，所以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在中學也難於開展；第三，教育體製改革，是中學生們最關心的事情。

　　前麵我們說過，當時的“分數掛帥”高考製度，對革命幹部子弟不利。因此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中學生，都希望盡快開始教育體製改革，在高考中引進“階級路線”，把家庭出身作為考大學的重要指標。當劉少奇提出“鬥、批、改”的口號之後，中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上，於是一些中學的中學生就直接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呼籲立即改革高考製度。

　　毛澤東肯定了這些人的要求，1966年6月13日，中央作出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但中央的決定，一下子還不能傳達到學生中間，於是毛澤東采用登報的方式來公布這個決定。

　　（14）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兩封學生來信，信中說：“學校裏出身好的學生，因為功課不好，受到老師的白眼”，“我們被拒於大學之外，大學為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這兩封信都請求中央立即廢除現行的高考製度。《人民日報》在刊登這兩封中學生來信的同時，還發表社論公布了中央關於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社論》說：

　　這兩封信，反映了廣大革命師生的心願，代表了廣大革命群眾的呼聲。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群眾的要求，決定廢止現行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從今年起實行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新的招生辦法，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把德、智、體三方麵條件較好的學生推薦出來，從中擇優錄取。

　　毛澤東作出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目的並不是為了照顧那些高幹子弟，而是毛澤東認為“分數掛帥”的教育體製不合理。1964年7月，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談話時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

　　但不管毛澤東的目的如何，他決定改革高考製度，使一大批革命幹部的子女大為受益。因此這些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中學生，成為第一批熱烈支持毛澤東的“老紅衛兵”。老紅衛兵們之所以狂熱地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因為文革改變了高考製度，使他們能比較容易地進入大學，改變他們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幹部還沒有受到衝擊，所以老幹部的子女老紅衛兵們，誤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將對他們是有利的，因此他們真心地擁護和支持毛澤東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後，大部分老幹部成為打倒的對象，這時老紅衛兵們才發現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原來是要打倒他們的父母。於是老紅衛兵們馬上轉向，開始反過來對抗毛澤東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紅衛兵組織“聯動”，就是那個時候成立的。

　　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初，也有意識地利用這些高幹子女。因為高幹子女仗著父母的地位，膽子比較大，敢於造反，起到了示範和帶頭作用。在他們的帶頭示範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學生才敢於起來造反。隨後，平民出身的紅衛兵大崛起，它們人多勢眾，把高幹出身的老紅衛兵逐出了曆史舞台。毛澤東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紅衛兵。

　　（15）

　　在文革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宣傳，給人一種印象，好像階級鬥爭就是“紅五類”與“黑五類”的鬥爭，特別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階級敵人搞破壞。但在現實生活中，報刊上宣傳的黑五類搞破壞的情況，其實基本上沒有出現，黑五類早就投降了，哪裏還敢搞破壞。

　　常言道：一個巴掌拍不響，因為黑五類投降了，放棄鬥爭了，所以“紅五類”與“黑五類”的鬥爭並沒有出現。相反，在“紅五類”的中間，反而出現了鬥爭。

　　紅五類是指：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這五類盡管都是“紅”的，但紅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貧農“紅”一些，貧農又比下中農“紅”一些，最紅的就是“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這兩類人。既然把人分成“類別”，那麽不同類別的人，自然會產生一種攀比心理，特別是未成年的中學生，對自己“出身”的優越感更是超過了成年人。

　　在中學裏，“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學生，感到自己比“中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優越一些；“貧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優越一些。最有優越感的，當然就是“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感到自己無比的光榮和優越，產生一種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態，這又反過來造成其他類別的人對他們產生出不滿和反感。

　　所謂“革命軍人”是指現役軍人，“革命幹部”是指1938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行政級別十三級以上的高級幹部，低於十三級的幹部不算“革命幹部”。在小地方，十三級以上的高幹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級以上的幹部就多得數不過來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學裏，有一大批“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高幹子弟學生，他們的優越感和傲慢心態，造成了平民學生的反感，以至於衝突。

　　最早誕生紅衛兵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清華附中有一大群高幹子弟，但又不像城裏的北京四中、師大附中那些學校，有劉少奇、陳雲等最高層領導人的子弟。清華附中的高幹子弟，父母主要是廳局級的幹部，部長級幹部就算較高級別的了。所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些廳局部級幹部家庭的學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學生麵前，優越感是很強烈的。

　　同時，清華附中還搞了一些優待幹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學校組織“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單獨給幹部子女傳達一些比較機密的文件，這種“知情權”的區別對待，自然讓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還有，學校組織隻招收幹部子弟“軍訓隊”，這些都加深了幹部子弟與平民子弟的對立，以至於在1964年爆發出一次“熊婁事件”。

　　平民出身的學生婁琦與高幹出身的學生熊剛(熊剛的父親熊向暉當時是古巴大使)，發生了打架，校長萬邦儒卻明顯偏袒熊剛，把婁琦的打架錯誤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鬥爭高度。這樣一下子引起平民學生的憤怒，學校食堂裏貼滿了大字報。

　　（16）

　　後來學校雖然平息了這場風波，但讓一般工農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感受到一種“血統”的無形歧視，“家庭出身”成為一道鴻溝，在學生中悄然形成了兩個心存芥蒂的派別：幹部派和平民派。階級路線的調子越高，幹部派學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榮，平民派學生對他們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後來這些情緒上的不滿發展到行動上的對抗。

　　在“熊婁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長王仲方的兒子王銘，因為平時紀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團的問題上遇到困難，團支部多次討論沒有通過他的入團申請。這時，王銘就揚言要向團中央寫告狀信，控訴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把學校領導嚇得馬上跑來安慰他，並責令團支部立即發展王銘入團，而且入團後立即就讓王銘擔任團委的幹部。

　　學校方麵偏袒幹部派的學生，這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些“教訓”。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幹部子弟很多的學校，在“四清”的時候學校領導挨整，其中一條罪狀就是“沒有保護好幹部子弟”。因此清華附中的領導也很怕得罪幹部子弟，不得不對他們有所袒護。

　　不過清華附中的領導和教師們，在內心裏卻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個原因，清華附中的學校領導和教師們本人的出身，絕大多數都不好，校長萬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們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第二個原因，當時對家庭出身的原則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對於那些既不是“黑五類”，卻又夠不上“紅五類”的夾層部分學生來說，“重在表現”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所以這些人都特別注重自己的“表現”，聽老師的話，遵守學校的紀律，讓學校領導和教師們喜歡。

　　因為學校領導和教師們在內心裏不喜歡那些自傲不聽話的幹部子弟，盡管表麵上不敢得罪他們，但在具體問題上，還盡可能地照顧那些“表現好”而出身一般的學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團的問題上，他們擋不住“表現不好”的幹部子弟入團，於是就注重發展“出身不夠好”但“表現好”的平民子弟入團。

　　1966年5月，清華附中校方要發展一位學習成績很好的學生加入共青團，而這個學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級知識分子。在那時強調階級鬥爭的大環境下，高級知識分子多半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雖說該學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類，但也不是紅五類。

　　清華附中校方這麽做，馬上引起了一批高幹子女的不滿。他們認為，共青團應該是純粹紅色的團體。要保證這個團體的純粹紅色，必須保證共青團員來自於紅五類的紅色家庭出身，如果讓其他類別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團，這個組織就會變顏色。

　　這些高幹子女對學校的不滿，一方麵是來自思想上，他們認為老師對那些非紅色家庭出身的學生過於偏愛，是喪失了階級立場，是修正主義的表現。另一方麵，高幹子女的不滿還有來自現實的利益。學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們的位置，奪了他們的風頭。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較好，他們在高考時分數較高，擠掉了許多高幹子女進大學的機會。

　　（17）

　　在這種情況下，清華附中校方要發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學生入團時，卜大華、王銘等七個高幹出身的學生，找學校團委提意見，而校團委卻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老提意見嘛，你們知道57年的時候就是這樣，有的學生今天提意見，明天提意見，最後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來嚇唬一般的平民學生，當然是有效果的，可是這些革命老幹部家庭出來的高幹子弟，哪裏怕什麽“右派”的帽子。而且，這些學生的父母，也支持他們這樣的“革命要求”。據卜大華回憶說：5月下旬的一個禮拜天，吳裕良副校長去我們家，也就是到我家裏去告狀。我爸爸對吳副校長說：“我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父親對我們的要求是：“用你們學的毛主席著作來衡量自己的行動，正確的就堅持，錯誤的就改正。”

　　學校越是壓卜大華這些人，他們越要反抗，他們繼續向學校領導提意見。這樣一來，學校方麵就召開全校大會，宣布說：“誰繼續把矛頭對準學校，誰就是反對校黨支部，也就是反黨。”

　　本來清華附中的領導是不敢當眾批評高幹子弟的，但當時劉少奇領導的一線中央給各學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麽措施，一定要製止學生鬧事。因此，學校領導才敢於開大會批評這些高幹子弟。

　　大會之後，卜大華等人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們並未屈服，而是試圖成立一個組織，用組織來與學校領導對抗。各個班級的幹部子弟秘密進行串聯，悄悄去清華附中旁邊的圓明園遺址去開會，準備成立一個自己的組織，這就是後來的紅衛兵。

　　據當時清華附中的學生仲維光回憶說：“我們(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個小組，經常在一起摸索對方的動向，商量對策，和他們(幹部子弟)在暗中對抗。他們在熄燈後跑到圓明園去秘密碰頭，商量如何在學校掀起運動，揭發學校領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對幹部子弟們的飛揚跋扈不滿，一聽到他們密謀反對學校領導，立即匯報上去。”

　　一般認為，紅衛兵組織是1966年5月29日在圓明園成立的，有一個流行說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墟上，十幾個來自清華附中的學生在這裏舉行集會，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投身文化大革命中。在確定小組名稱時，有人提議叫“向日葵”，有人提議叫“火車頭”，但大多數人讚同叫“紅衛兵”。對於深受蘇聯文學影響和薰陶的這些中學生來說，“紅衛兵”三個字，既新穎又貼切，“紅衛兵”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從此這個名稱就轟轟烈烈地叫響起來了。

　　（18）

　　據卜大華等幾個紅衛兵主要創始人回憶，紅衛兵的創立，並沒有那麽戲劇性。卜大華這樣說：

　　5月29日，我們幾個班的同學在一起聚會的時候，我就建議，我們幾個班的人要采取統一的行動，采用統一的名稱，以顯示我們的力量。當時我看到同學張承誌寫小字報時用“紅衛兵”這個名字，覺得還不錯，於是我就建議，以後我們大家都用這個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這一天就是紅衛兵成立的日子，但當時並沒有明確我們這個組織具體包括哪些人，這天大概有十來個人吧，差不多都是幹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使清華附中剛剛成立組織的紅衛兵們，感到異常興奮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們在學校裏貼出了第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用激昂口號向學校領導挑戰說：“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你們既然挑起了這一場鬥爭，那麽好吧，我們來者不拒，堅決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幫，不砸爛黑店，不取締黑市，決不收兵！”當天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

　　這張大字報讓學校領導懵圈了，當時的校黨委書記韓家鼇回憶說：“對紅衛兵這事，我們覺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來不及想這是怎麽回事。我們隻知道是幹部子弟在鬧事，就想他們是不是有什麽意圖？”

　　在“紅衛兵”組織攻擊校領導的《大字報》貼出之後，一些受到過校領導關照的學生，也自發地貼出擁護校領導、聲討紅衛兵的《大字報》：“你們不要太狂了，堅決擁護黨支部的領導！”因為擁護校領導的學生人數更多，這樣一來，學校領導依然占據上風。

　　不過，幹部子弟們利用他們廣泛的人脈關係，很快叫來了外援。6月8日，幾百人外校學生前來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在大門外貼滿了標語和大字報，其中北京四中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一幅對聯是：“先驅者，為革命，灑盡碧血；後繼人，保江山，掏出紅心。”

　　但清華附中反對紅衛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貼出她的大字報《致四中、十三中的幹部子弟們》：據你們說，清華附中在壓製、排擠、專政你們這些‘無產階級的後代’，向你們的‘紅衛兵’猖狂進攻，使你們‘義憤填膺’、‘無比慎怒’。感謝你們“自豪的”革命幹部子弟們，否則怎能充分體現你們這些‘革命幹部子弟’的造反精種呢！什麽是紅衛兵，你們是反動組織黑衛兵，你們後麵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陽一出來就會熔化。我們要用鮮血保衛黨支部，保衛黨！

　　兩派學生衝突起來，清華附中的校領導再也控製不住局勢了。於是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馬上宣布向清華附中派駐出工作組，接替學校的領導權。

　　（19）

　　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在中國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因為紅衛兵是一個自發成立的，自主性很強的群眾組織，它違背了中共建國以來的一個基本原則：把一切群眾組織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文革中各種各樣的紅衛兵，都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這是紅衛兵的最大特點。而且在文革中，紅衛兵自始至終保持著這種獨立性，直到紅衛兵組織的消亡。

　　前麵說過，劉少奇公開要求中共黨員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按照劉少奇的這個政治理念，人民群眾也應該成為國家的馴服工具。劉少奇對“不馴服”的人，特別是那種試圖擺脫共產黨領導的人，是毫不客氣的。把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進行批鬥和關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華文革親曆史料實錄和大事日誌》，記錄了劉少奇所派工作組在清華大學主要活動的全過程：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組先是拋出蔣南翔，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華黨政幹部打成黑幫，接著又在反蒯鬥爭中，將大批學生打成反革命，進行殘酷鬥爭，逼出了幾條人命。工作組依靠的核心對象是高幹子女，打倒的是眾多無辜的幹部和學生群眾。不管毛澤東的動機如何，劉少奇工作組的所作所為，早就不得人心。當時清華大學多數學生對王光美的反感程度，與文革後期對江青的反感程度，沒有很大的差別。

　　清華附中出現的紅衛兵，“反黨”的性質應該比蒯大富的大字報更為嚴重。因為蒯大富畢竟是個人行為，而紅衛兵卻是一個組織，它對“黨”的危害性，顯然要大得多。不過劉少奇處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並沒有采用對付蒯大富那樣的高壓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種“融化、融合”的懷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接管學校的領導權。工作組立即召開全校大會，組長劉晉在會上明確表示支持紅衛兵，宣布他們是堅定的左派，而壓製紅衛兵的原校長萬邦儒等校領導則成為“黑幫”，成為批鬥的對象。同時，工作組宣布在清華附中成立革命委員會，這個革委員，從主任到委員，都是紅衛兵成員。

　　工作組之所以支持紅衛兵，主要原因是紅衛兵成員的家長，都是中共的高幹。劉少奇的支持層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這些紅衛兵的高幹子弟打成反革命，劉少奇在高官階層中就會得罪很多人，這是劉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農民的兒子，所以劉少奇在對待蒯大富的問題上，就沒有什麽顧慮了。

　　（20）

　　劉少奇采用“融化、融合”的辦法，宣布支持紅衛兵，試圖把紅衛兵拉攏到工作組一邊來，然後把紅衛兵置於工作組的領導之下。這樣就可以把具有獨立性的紅衛兵，變成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組織，從而實現“把一切群眾組織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另外，劉少奇認為，紅衛兵都是未諳世事的未成年人，他們的思想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融化和融合”到他的工作組領導之下。

　　劉少奇的想法是巧妙的，可是實際的操作中，工作組未能貫徹好劉少奇的意圖，對紅衛兵不是巧妙地引導，而是強行地領導，這就造成紅衛兵的反感，以至於最後紅衛兵與工作組徹底攤牌，使劉少奇的“融化、融合”策略失敗。

　　清華附中工作組剛進校時，與紅衛兵組織的關係還不錯，但不久兩者的意見分歧就出現了。工作組想平息紅衛兵的鬧事作風，要求紅衛兵團結95%的大多數學生；而紅衛兵卻不同意大多數學生的口號，血統論觀念很強的紅衛兵認為，隻有家庭出身“紅五類”的學生，才能成為團結的對象。如果按照工作組的要求團結95%的學生，那麽很多非“紅五類”的學生都要被團結進來，這樣紅衛兵組織就不能成為保衛毛澤東的紅色衛兵了。

　　工作組事事都想“管束”紅衛兵，而紅衛兵本來就是造反的，最反感別人什麽事情都要“管”他們，因此對工作組的意見越來越大。在這樣的氣氛下，6月24日，清華附中裏貼出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這張《大字報》的第一句話就說：“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造反”就成為一個貶義詞，往往是在批判階級敵人時才用，說他們妄想“造反”。因為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造反”就是也意味著反對中共，要推翻中共。因此，當時紅衛兵貼出《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按照傳統思路思考的人，不能接受這個非常激進的主張，於是出現了對《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以及對紅衛兵的圍攻。

　　反擊紅衛兵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比如《造反，你們造誰的反？》，《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小集團紅衛兵開火》等等，紅衛兵也不甘示弱，7月4日再次貼出大字報《再論無產階級的造反精神萬歲》，其中還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時代給斯大林祝壽時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工作組長劉晉看了《大字報》上引用的毛澤東關於造反的一段話，不太相信地說：“毛主席真的這麽說過？”因為他們覺得毛澤東在共產黨的天下提倡“造反”，實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不過工作組跑到圖書館去查證，發現毛澤東真的說過這麽一句話，他們隻好不說話了。

　　（21）

　　清華附中署名“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大大超出了當時人們的想象，馬上被傳抄到各個學校，引起很大的震動。這時清華附中工作組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麵，隻好放棄懷柔政策，改用高壓政策對付紅衛兵。7月18日，工作組與紅衛兵正式攤牌，據卜大華回憶說：

　　這次談話是在7月18號的晚上，在二樓大辦公室，我們坐在一邊，工作組坐在另一邊。工作組是有備而來的，一上來就很凶，說：“紅衛兵背著工作組去搞活動，和外校搞串連，紅衛兵有些人不聽工作組的，另搞一套，這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卜大華等紅衛兵沒有被工作組的高壓態度嚇住，一來他們自恃有高幹父母的後台，二來這些中學生都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卜大華針鋒相對地反過來批評工作組，說：據我所知，工作組對紅衛兵的態度，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你們在學校支持我們，不錯。但是你們向團中央的報告講的是另外一套，你們還提出要分化、瓦解紅衛兵。

　　工作組的高壓政策沒有嚇住紅衛兵，隻好改用其他辦法，他們一方麵組織新的團委，取代了紅衛兵的革委會；另一方麵把兩百多名紅衛兵骨幹分子派到校外去軍訓，試圖強行瓦解紅衛兵。可是紅衛兵卻表現出來意外的團結，他們不但沒有被工作組瓦解，反而更加激進。7月27日，紅衛兵又貼出《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進一步提出要對工作組造反。

　　這樣一來，工作組完全失去了控製紅衛兵的能力。他們的最後手段，就是去家訪紅衛兵頭領的家長，試圖通過這些學生的家長，去管教這些不聽話的學生。據工作組長劉晉回憶說：我們去家訪，想通過家長作這幾個紅衛兵頭頭的工作。7月27號晚，我們去宋柏林家，宋柏林父親是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我對宋柏林父親介紹了清華附中文化革命的情況，並希望家長幫助我們做工作。我的話還沒講完，這位副院長就打斷了我的話，並神氣十足地講：“工作組為什麽不能反？團中央為什麽不能懷疑？”用這種口氣講話，真使我大吃一驚，話是談不下去了。

　　告辭後，我感到問題很嚴重，怕是中央發生了什麽事情。我找到總團副團長惠書昌同誌，向他匯報了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說的話，並說出我的看法。惠書昌也感到問題嚴重，立即撥通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同誌家裏的電話，讓我匯報情況並說出我的憂慮。胡克實同誌回答說：“不會有問題，我們派工作組是少奇、小平同誌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的，會後還飛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膽地工作吧。

　　（22）

　　不過在第二天的7月28日，劉少奇就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組，中央政治局做出立即撤工作組的決定，因為此時各個學校的工作組基本上都癱瘓了。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展覽館召開大會，宣布撤銷海澱區各中學的工作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駱小海在大會上宣讀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篇大字報，然後將這兩篇大字報稿交給主席台上的江青，同時還交給江青一封短信，這封短信是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

　　駱小海請江青把這兩篇大字報和一封信轉交給毛澤東，江青當場答應一定帶到，並說：“我支持你們！”

　　果然江青把這兩篇《大字報》轉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看後，很快在8月1日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回信。毛澤東的信如下：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誌們：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定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還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錯誤以後，也要給以改正錯誤和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考慮。

　　毛澤東這封信的口氣是非常謙虛的，不僅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熱烈支持”，就是對紅衛兵提出的要求，也很客氣地說：“我們還要求你們注意……”，“也請同誌們予以考慮”。

　　以毛澤東這麽高的身份，給未成年的中學生紅衛兵寫信，已經是非常難得了，毛澤東還在信中使用這麽謙虛的口氣，完全沒有說教的口吻，這讓紅衛兵們對毛澤東的好感度進一步倍增。

　　毛澤東在這封信中，表示了三個意思：

　　第一、表示清華附中的《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不是反動大字報，並給予“熱烈的支持”；

　　第二、表示他不僅支持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造反，而且對全國的造反者，也“一定給予熱烈的支持”；

　　第三、指出要給犯有嚴重錯誤的人重新做人的出路，並要求紅衛兵“予以考慮”。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不能一棍子打死，這主要是針對已經出現的紅衛兵打人暴力。

　　（23）

　　毛澤東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作為當時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發給參會人員進行討論。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要通過層層的黨組織，才能傳達到群眾中間，毛澤東等不及這麽長的時間。於是毛澤東就有意把這封信“泄露”出去，通過“泄密”的形式傳到社會上。

　　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的兒子楊冀平，當時在北京礦院附屬中學讀書。8月2日，楊冀平首先在礦院附中公開了毛澤東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引起很大震動。在同一天，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電話通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卜大華等人，到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場所釣魚台，當麵向卜大華等公開了毛澤東的這封信。

　　從此，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的消息不脛而走，紅衛兵立即成為最光榮的組織。各學校的學生組織紛紛放棄自己原來五花八門的名稱，一律改稱“紅衛兵”，引出當時的《紅衛兵戰報》這麽刊載：

　　這個特大喜訊像春風一樣，在紅衛兵戰士中間傳開了，他們唱啊，跳啊，一片歡騰，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讀著毛主席的來信。毛主席的這封信，是我們紅衛兵運動的總綱領，指出了紅衛兵運動的鬥爭方向，把“造反有理”的金色大字寫到了紅衛兵的戰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傳向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此，英雄的紅衛兵運動遍及了全中國，震撼了全世界！

　　毛澤東的這封信，讓紅衛兵們沉浸在一種秩序被打破的狂歡興奮中，沉浸在解放和自由的亢奮中，激烈的紅衛兵運動馬上蔓延全國，就像列寧說的那樣：革命是大眾的狂歡節。

　　然而，最初的紅衛兵是靠血統論催生的，甚至可以說，沒有血統論，就沒有紅衛兵，早期的紅衛兵組織是高幹子女的一統天下。因此，在紅衛兵組織蓬勃發展的同時，血統論也喧囂而上。就在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之前的7月29日，北航附屬中學裏貼出了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這幅對聯很快從北航附中傳遍了北京各個學校，引起極大的震動。凡是對聯出現的地方，無不發生激烈的辯論，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有些人甚至累暈過去。即使這樣，學生們的辯論熱情絲毫不減。

　　（24）

　　中央文革率先批評“血統論”，8月2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接見了“對聯辯論”雙方的代表，他批評這幅對聯“不全麵”，說：“我們沒有必要再打已經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動，隻要兒子是革命的，就要團結他。”陳伯達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

　　由於陳伯達的講話，沒有站在紅衛兵的這一邊，引起由高幹子弟組成的老紅衛兵的強烈不滿。他們提出應該以家庭出身為標準，將人群分成“紅”與“黑”兩大類別，並進一步醞釀在各個學校成立以家庭出身為標準的“工農革幹子弟協會”。陳伯達改了這幅血統論對聯，結果卻催生出更多新的血統論對聯：

　　老子革命打江山，兒子造反為江山。橫批：代代紅。

　　老子槍杆打天下，穩上穩；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橫批：代代相傳。

　　老前輩降群魔，大殺大砍；後來人伏妖崽，猛鎮猛斬。橫批：誰敢翻天？

　　8月6日，北京各校學生在天橋劇場，召開關於“對聯”的辯論大會，江青、康生、王任重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了這次辯論大會。江青講話說：

　　同誌們好！毛主席問你們好！我們是向你們學習的，學習你們的革命精神，革命行動。今天因為是自己人，自己人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沒什麽了不起的。錯了，我們改嘛，我相信你們是不會捉我的小辮子的。不過，我說錯了，你們告訴我，我改。

　　有一個外語附校的紅衛兵，寫了一個條子，讓我明確表態，同意不同意這幅對聯？

　　我不完全同意這幅對聯，道理很簡單。看一個人第一要看其階級立場，第二不要唯成分論，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現，不要看表麵。我想講一下“老子英雄兒好漢”是從哪來的，有一出京劇叫《連環套》看過沒有？是竇爾敦對黃天壩這個叛徒說的，他唱“老子英雄兒好漢”。那種封建術語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們現在有好多成語是過去的。

　　既然你們請我們來了，我們出點主意行不行？你們不改，我們也不勉強，你們還可以貼我的大字報。你們自己要不要來點自我批評？光批評別人、不批評自己行不行？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就是團結中間的，把打擊孤立麵縮小，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隊伍要樹立起來，要團結大多數，才能批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鬥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說對不對？我的話就說到這兒吧。

　　現在有人撰文說“血統論”是江青等人煽動出來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江青明確表態反對這幅對聯，也就是明確表示反對血統論的。

　　（25）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1966年5月16月到1966年7月28日，是文革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占據上風。7月28日中央發出撤工作組的決定，結束了工作組控製局麵的文革第一階段。

　　文革的第二階段，1966年7月28日到10月2日。在這個階段，各學校的工作組撤出了，原來的校領導也被打倒了，因此在各學校出現了權力的真空，而紅衛兵組織作為新興組織，填補了這個權力的真空，成為主導文革的最大勢力。

　　這個階段的早期紅衛兵，主要由高幹子弟組成，也稱“老紅衛兵”。老紅衛兵搞“文革”目的，與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他們搞“文革”的目的，是要搞一場“教育體製”的文化革命。他們要建立一套貫徹“階級路線”的新教育體製，把家庭出身作為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剝奪非“紅五類”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力，從而讓他們這些高幹子弟，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自然成為高幹父輩的權力接班人。這個“教育體製”的文化革命，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血統論”。

　　在文革的第二階段，毛澤東也沒有能夠控製局麵，而是老紅衛兵搞的“教育體製”文化革命，主導著運動的形勢。直到平民家庭出身的新紅衛兵組織興起，壓倒了老紅衛兵，開始批判老紅衛兵的“血統論”，才把文革的方向從老紅衛兵要搞的“教育體製革命”，轉移到毛澤東要搞的“打倒走資派”的軌道上來。

　　當年的老紅衛兵劉輝宣，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那時在共產黨幹部中，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感：他們的子女在學習上，遠遠不及“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們，那麽將來由誰“接班”呢？這在六十年代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即“接班人”的問題。

　　刨根問底，“血統論”口號是衝著另一幫人去的，他們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他們代表著五星國旗上，五顆星中的兩顆星星，即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什麽是小資產階級？其實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

　　新中國的五星國旗上，有一顆大五角星，大五角星周圍環繞著四顆小五角星。大五角星象征著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象征著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的中國人民的四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26）

　　劉輝宣說的兩顆星星，就是國旗上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因為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知識文化水平不高，對中共幹部子弟構成的威脅不大；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文化水平，大大高於幹部子弟，對他們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幹部子弟們提出“血統論”，試圖用家庭出身來剝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力，保證自己的順利接班。

　　關於“血統論”問題，《陳伯達的最後口述回憶》中，這樣寫道：這股思潮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長期以來一部分幹部子弟嚴重脫離工農群眾，頭腦中的優越感思想惡性膨脹的產物，是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思想的一種改頭換麵的新形式。這股思潮打著“階級鬥爭”的旗號，一時迷惑了許多人。

　　毛澤東發表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以後，當時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早期紅衛兵中的一些人，錯誤認為毛澤東對他們的一切言行都是支持的，於是使勁地鼓吹起這股思潮。一些領導幹部缺乏識別能力，他們對這股思潮或表示支持，或欣賞附和，以為這股思潮有利於進一步提高他們的子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有利於他們的子女將來接掌權力。

　　在反對幹部特權方麵，陳伯達本人還是做的不錯的。陳伯達的兒子陳小農，1965年高中畢業，準備報考大學，同時，中央黨校新成立一個青年訓練班，有關領導推薦陳小農進中央黨校學習。可是陳伯達既反對陳小農上大學，也反對陳小農去中央黨校學習，而是讓陳小農響應黨提出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於是陳小農在1965年8月，到內蒙古臨河縣狼山公社插隊務農。

　　不少人誤以為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是起始於自文革，其實知青插隊從1950年代就開始被倡導了。1955年河南省有一批中學生回鄉務農，毛澤東為此寫道：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毛澤東的這段話，後來被廣泛用於動員青年離開城市到農村插隊落戶。不過在文革以前，真正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很少，所以陳小農於1965年去農村插隊務農，還是很不容易的。1966年7月，陳小農回北京探親，沒有見到父親陳伯達，於是陳伯達給陳小農寫了一封信。後來這封信在1971年的“批陳整風”中，由陳小農上交給中央。陳伯達的信如下：

　　小農：

   聽說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時來看你，不遇，甚憾。

　　你繼續到下麵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貧下中農學習，做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並且要隨時拿這一點來考察自己，不斷教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