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十九（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節   倒劉第二炮

　　（1）

　　如果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是毛澤東打出的“倒劉第一炮”的話，那麽江青的《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就是毛澤東發射的“倒劉第二炮”。

　　1966年1月21日，這天是農曆大年初一的春節，江青親自拜訪住在蘇州療養的林彪。江青一方麵是代表毛澤東給林彪拜年，另一方麵則是請林彪幫忙，幫她在部隊裏召開一個“文藝座談會”。江青對林彪明確說：“這個座談會，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讓我來請‘尊神’。”

　　江青不搬出毛澤東不行，因為江青本人在軍隊沒有任何職務，是沒有資格在軍隊召開座談會的。所以江青這個座談會，必須要加上一個“林彪托江青召開”的前提，才能說得過去。

　　林彪對江青的“幫忙”要求，是什麽態度呢？據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回憶說，林彪對江青很冷淡，江青對林彪也很不客氣。林豆豆的回憶摘要如下。

　　江青說：“你應該多關心一些文藝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江青說：“主席最近有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指示，你看過沒有?”

　　林彪答：“看過。”

　　江青問：“你對建國後十七年的文藝工作怎麽看？”

　　林彪答：“方向問題已經解決了，主要是藝術水平問題。”

　　江青又問：“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讓我請尊神。”

　　林彪答：“我的身體不好。”這時談話的氣氛已經很緊張了，談話不歡而散。

　　林豆豆的回憶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後，她的話明顯有為林彪辯護的味道，給人一種林彪在反對江青的印象。林豆豆回憶的真實性很值得懷疑，因為它與後來林彪的所作所為不符，在邏輯上也說不過去。

　　盡管江青對這次談話沒有披露細節，但她在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時候，明確說：“我沒有辦法呀，困難呀，春節期間去蘇州向林總談了我的意見，我要請尊神，請解放軍這個尊神支持我。林總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同意我找你們幾位談一談。我不敢隨便找呀，我是得到林總批準才找你們的。”

　　江青說“林總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與林豆豆回憶的情況大相徑庭。不過從後來的各種情況來看，江青的話應該是可信的，是符合邏輯的。因為林彪在這段時間，一直大肆吹捧毛澤東，不可能對江青那麽冷淡，因為這個座談會是毛澤東提出要召開的。而且，江青把林彪稱為“尊神”，可見江青對林彪的態度應該是十分恭敬的，不會像林豆豆說的那樣，態度十分傲慢。

　　第二天，林彪馬上給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要他們協助江青開會。林彪說：“江青同誌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在文藝工作方麵政治性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麵的文件，要送給她看，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2）

　　在林彪的安排下，江青的“部隊文藝座談會”於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開。這次“部隊文藝座談會”，不像一般人想象的有幾百人參加，相反出席這次座談會的，連江青算在內，總共才五個人：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中將，總政治部宣傳部長李曼村少將、總政治部文化部長謝鏜忠少將和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少將，都是將軍級的部隊文藝部門負責人，足見林彪對此事的重視。

　　後來有人說，林彪隻派出四個人跟江青開座談會，是給江青冷場，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開一個幾個人的小型會議，正是江青本人提出的。江青在一開會就宣布三條紀律：“不準記錄，不準外傳，不準讓北京知道。”

　　這裏所謂的“北京”，當然指的就是劉少奇的“一線中央”。既然這次會議要瞞著劉少奇開，就必須限定在幾個人的範圍，不可能是幾百人的壯觀會議。

　　這次所謂的“部隊文藝座談會”，實際上隻是江青一個人談，我們四個人都是聽聽而已。據劉誌堅回憶說：“會議沒有一個日程安排，也沒有一個議題，每天聽江青談話。江青也沒有什麽提綱，而是想到哪兒講到哪兒，經常內容重複，她講累了就散會。”

　　江青談話之後，就是看電影，參加會議的四個人，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陪江青看電影上。江青自己也說：“請你們來，不是開什麽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結果大家看了十幾天電影，會議就結束了。

　　問題這就出來了：毛澤東親自讓江青到部隊去召開一個“文藝座談會”，結果江青也不好好準備一下，既沒有日程，也沒有議題，她一個人隨便講話，請大家看看電影，就結束會議了。難道這是江青不認真執行毛澤東的指示，隨便應付差事嗎？

　　這並不是江青隨便應付毛澤東，而是這次會議，本來就是製造形式。毛澤東要的不是這次會議的具體內容，隻是要一個會議的“紀要”。而這個會議的紀要，並不是真正開會的紀要，而是事先準備好的一篇文章。毛澤東是借著這次開會的名義，用“會議紀要”的形式，來發表他的一篇文章。

　　毛澤東要發表的這篇文章，與參加座談會的四位將軍並沒有直接關係，也不是江青自己寫的，它是出自一個寫作班子。這個班子的成員有陳伯達、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澤東本人也親自參與修改三次。由此可見，這篇《紀要》是毛澤東花費很大心思，搞出來的一篇重頭文章。那麽它的目的又是什麽呢？

　　這篇文章的目的，其實也很簡單，它是想向一般黨員群眾公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分歧和路線鬥爭。

　　當初毛澤東搞的《評/海瑞罷官》，原本是想通過批判《海瑞罷官》，掀起一場政治大辯論。通過這個政治大辯論，進一步向廣大黨員幹部和一般群眾公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分歧與鬥爭。而“公開兩人的矛盾分歧”，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進行鬥爭的焦點核心。

　　（3）

　　劉少奇的戰略是，向一般黨員群眾隱瞞他與毛澤東的矛盾分歧。劉少奇要讓廣大群眾相信，黨中央是團結一致的，更要讓廣大群眾相信，毛澤東是完全支持和讚成他劉少奇的。

　　而毛澤東的戰略則是，向一般黨員群眾公開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分歧，知道中央高層正在進行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毛澤東自信，他在一般黨員群眾中間的威信，要遠遠高於劉少奇。如果廣大群眾知道了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正在進行激烈的鬥爭，那麽人民群眾一定會站到毛澤東這一邊，一定會支持我毛澤東，就可以借助人民群眾的力量，一舉打倒劉少奇。

　　因此，向群眾公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分歧，就成為這場鬥爭的關鍵。劉少奇很清楚，一旦向一般黨員群眾公開了他與毛澤東有矛盾分歧，那他就完了，非下台不可；而毛澤東也很清楚，一旦向一般黨員群眾公開了他與劉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那他就勝利了。

　　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鬥爭，就是圍繞著“公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分歧”而展開的。劉少奇千方百計要對人民群眾隱瞞和捂住他與毛澤東有分歧，而毛澤東則千方百計要公開和暴露他與劉少奇有分歧。

　　毛澤東打出《評/海瑞罷官》這顆重磅炸彈，就是要借此向人民群眾公開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分歧。可是這顆重磅炸彈，被劉少奇的“渾水摸魚”一擋，變成一場無關痛癢的“學術討論”，使人民群眾誤以為，這不過是一場知識分子之間的學術辯論，直接抵消了毛澤東向群眾公開黨中央高層矛盾分歧的危險性。

　　《評/海瑞罷官》的炸彈失敗後，毛澤東不得不拋出第二顆炸彈，試圖再次向一般群眾公開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分歧。上次毛澤東啟用“姚文元”這個小人物出麵打頭陣，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於是這次毛澤東改變戰術，啟用“林彪”和“江青”這兩個大人物出麵，造勢名人效應。

　　另外，上次毛澤東利用地方報紙來發起進攻，但根本攻克不下劉少奇控製的宣傳機構，劉少奇用“一手捂”、“一手轉移目標”的手法，完全化解了毛澤東的攻勢。所以這次毛澤東也改變戰術，改用發黨內文件的方式，把一份反映他與劉少奇矛盾分歧的文件，一直發到基層黨組織，讓一般黨員和群眾知道，毛澤東與劉少奇並不是親密無間的革命同誌，他們兩人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路線鬥爭。

　　毛澤東知道，如果利用劉少奇掌握的黨政係統發出這份文件，肯定是不行的。因為這份反映尖銳矛盾鬥爭、火藥味十足的文件，一定會被劉少奇的黨政係統“過濾”，經過層層過濾之後，就會變成一份火藥味散盡的粉飾太平的文件了。

　　因此，毛澤東這次要繞過劉少奇掌控的黨政係統，改而用林彪掌控的軍隊係統，來把這份火藥味十足的文件發下去，先從軍隊，再到地方，逐步讓廣大人民群眾知道中央正在進行激烈的路線鬥爭。

　　（4）

　　1966年2月的《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打響了毛澤東倒劉的第二炮。毛澤東的這個第二炮的內容和份量，遠遠超過了第一炮《評/海瑞罷官》。《紀要》是個非常高超的政治性文件，它用一條明線和一條暗線，同時炸向劉少奇。

　　所謂“明線”，就是用“明語”寫給一般群眾看的；而“暗線”，則是用“暗語”寫給中共高官們懂的。因為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一套暗語，不是本行業內的人，是讀不懂這些暗語的。中共高層也有自己的一套暗語。一般人看《紀要》，隻能讀懂它字麵的意思，也就是“明語”的意思；而中共高官們，就能讀出字麵背後的意思，也就是“暗語”的意思。

　　《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是這麽開始的：“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江青同誌根據林彪同誌的委托，在上海邀請部隊的一些同誌，就部隊文藝工作的若幹問題進行了座談。”然後又說：“林彪同誌對參加座談會的部隊同誌做出指示，蕭華同誌和楊成武同誌對這次座談都表示熱情讚助和支持”。

　　《紀要》裏這段話，“明語”的意思很簡單，隻是說林彪委托江青開一個部隊文藝問題座談會，林彪做了指示，蕭華和楊成武表示支持。

　　但《紀要》裏這段話，“暗語”的意思就不這麽簡單了：這是毛澤東對中共高官們表達的“力量顯示”，它要告訴高官們，這個《紀要》跟上次的《評/海瑞罷官》不同，它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人搞的，而是得到國防部長林彪、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和總參謀長楊成武的“熱情讚助和支持”的。毛澤東這是挑明，這次並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人反擊劉少奇，而解放軍都是支持我的，軍隊是在我這邊的。

　　因此，後來江青在文革中說：“這個《文藝座談會紀要》，是請了人民解放軍的‘尊神’來攻他們，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為什麽這麽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

　　《紀要》的中心和主題，是旗幟鮮明地提出一個極具爆炸性的觀點：“建國十六年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

　　《紀要》裏這段話，“明語”的意思一般人都明白，就是黨中央高層出現了一條反對毛澤東的“黑線”。但這條“黑線”具體是什麽呢？當時的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

　　但《紀要》裏這段話，用“暗語”來理解，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建國以來，劉少奇主管的文藝界有“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那麽這個“黑線”的源頭，當然就是劉少奇，別無他人。

　　《紀要》中又說“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裏的“我們”是誰？明白中共高層政治的高官們，馬上就能悟出“暗語”意思：“我們”就是毛澤東，也別無他人。

　　（5）

　　如果把《紀要》上這段文字明說，這就是：“劉少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劉少奇已經專了毛澤東的政。”

　　《紀要》中提出這個驚人論點之後，又提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說：“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紀要》裏這段話，“明語”的意思一般人也都明白，就是號召大家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進行一場鬥爭來搞掉這條黑線。但這裏的“黨中央”是誰？“黑線”又是誰？一般人就搞不清楚了。

　　《紀要》裏這段話，用“暗語”來理解：毛澤東就是“黨中央”，“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就是徹底打倒劉少奇。換成大眾化的語言就是：“我們一定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進行一場大革命，徹底打倒劉少奇。”

　　現在有不少人寫文章說，文革開始後，很多高官還“不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打倒劉少奇，這種看法是沒有根據的，是故意低估高官們的智商的。

　　其實毛澤東在文革之前的這篇《紀要》中，用中共的暗語，公開直白地表示：“我要發動一場徹底打倒劉少奇的大革命”。凡是讀了這篇《紀要》的中共高官，一定能理解《紀要》中暗語的含義，心中一定很明白，毛澤東已經準備徹底打倒劉少奇了。

　　高官們盡管明白了毛澤東的心思，但他們還是要觀望。這些人都知道：毛澤東“想”打倒劉少奇，不等於就“能”打倒劉少奇！高官們看到的是，在近來發起的對劉少奇的攻勢中，都是毛澤東自己節節敗退。所以誰也不會輕易站到毛澤東這邊來。

　　為此，毛澤東在《紀要》的最後結尾處，寫了這麽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說：“要教育我們的同誌，讀一輩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席的書，革一輩子命。特別要注意保持無產階級的晚節，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知道“晚節”的字麵含意，但字麵的意思，並不等於它背後的意思。這裏毛澤東用暗語所說的“晚節”，是要表達什麽意思呢？

　　毛澤東經常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對你們的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

　　毛澤東這句“晚節”的暗意，是表明毛澤東本人做事，將是“翻臉不認人”的！很多高官跟毛澤東幹了一輩子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對毛澤東作出過很大幫助和貢獻。所以，毛澤東在這裏用暗語聲明：“現在到了考驗你們的時候了，你們是選擇繼續跟我，也就是‘保持晚節’；還是選擇不跟我了，即‘晚節不保’。如果你們‘晚節不保’，選擇不跟我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人，你們過去對我的幫助和貢獻，都一筆勾銷。到時候把你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你們可別怪我不念舊情。”

　　（6）

　　後來周恩來進一步闡明了毛澤東的意思，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別提到“保持晚節”的問題，明確地說：“提醒大家注意，晚節不保，一筆勾銷！”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紀要》的結束語是這樣一句話：“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

　　為什麽保持晚節“很不容易”？這句話用“明語”是理解不了的，但用“暗語”就很好理解了。因為現在劉少奇的股勢高漲，是牛股，而毛澤東的股勢低落，是熊股。大部分人出於投機心理，都去搶購劉少奇的牛股，能夠光顧毛澤東的熊股，當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澤東提醒高官們說：“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搞的這個《紀要》，是一個高超的政治文件。毛澤東一方麵用“明語”告訴一般黨員群眾，黨中央出現了重大矛盾分歧，出現了反對毛澤東的“黑線”，這就可以達到毛澤東把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公之於眾的目的。

　　毛澤東另一方麵又用“暗語”，向中共高官們顯示力量、督促和警告：第一，毛澤東顯示自己的力量，告訴高官們，軍隊是完全支持我的；第二，毛澤東督促高官們快點選擇，是跟我，還是跟劉少奇，別再旁觀中立了；第三，毛澤東警告那些選擇不跟他的人，如果“晚節不保”，那我們的舊情就一筆勾銷了。你要好好想想後果，我可是“翻臉不認人”的。

　　在後來文革中打倒彭真的時候，彭真在大會上為自己辯護，說：“是誰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

　　事實證明，是彭真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但此時彭真再提自己過去的功勞，已經為時已晚，因為毛澤東已經借《紀要》警告過所有的高官們：“晚節不保，一筆勾銷！”

　　毛澤東的這個《紀要》，理所當然遭到劉少奇的抵製。劉少奇控製的中央，雖然同意把《紀要》發下去，但這個《紀要》卻是以“機密文件”下發的，傳達範圍限在縣團級以上。中央辦公廳還特別說明：“這個文件，不要登黨刊，並注意保管，切勿遺失。”

　　劉少奇控製的中央辦公廳，把毛澤東的《紀要》當作“機密文件”處理，就等於把這份文件“捂住了”，讓毛澤東向一般群眾公開“他與劉少奇的矛盾”的企圖，再次落空了。

　　為此，毛澤東指示《解放軍報》把這篇《紀要》的內容，改寫成一篇社論，公開發表。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把《紀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來了。

　　但《解放軍報》的社論，與中央文件的份量，那就相差太遠了。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第二炮，也沒有達到他預期的效果。直到一年後，劉少奇被打倒了之後，1967年5月29日，《紀要》才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出來。

　　（7）

　　常言說“敵人磨刀，我們也磨刀”，就在毛澤東炮製《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的同時，劉少奇也在炮製一份針鋒相對的文件《二月提綱》。

　　先看看《二月提綱》的背景。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揭開了全國範圍的批判吳晗和《海瑞罷官》。此時劉少奇再次使出“渾水摸魚”之計，把對吳晗的政治批判，轉變成一場學術批判。一時間全國出現一場批判混戰，批判株連的人越來越多，連郭沫若都被卷了進去，出現了一次驚動中共高層的“郭沫若辭職風波”。

　　現在水已經攪渾了，劉少奇要開始“摸魚”了。從11月10日開始的批《海瑞罷官》，已曆時兩個多月，但到現在為止，黨中央還沒有對這個問題“表態”。劉少奇認為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可以利用他掌握的“一線中央”發一個文件，給這場批《海瑞罷官》運動製定一個“調子”，規定一個“方針”，掌握這場運動的主動權。

　　於是劉少奇指示彭真召開一次“文革五人小組”會議，先搞一個《提綱》出來，然後送交中央政治局討論。在會議召開之前，彭真讓人準備了幾份材料，會議就在這幾份材料的基礎上展開討論。這幾份材料背後的玄機很大，體現出劉少奇的政治手腕和智慧，下麵我們就看看其中最為重要的五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匯報關鋒同誌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關鋒是毛澤東的秘書，他在1962年寫的四篇小品文，有與吳晗類似的觀點，按理說也應該被批判。劉少奇抓住關鋒，就是要讓毛澤東左右為難。

　　如果毛澤東“保”關鋒，黨內高官們就會對毛澤東有“看法”，不滿毛澤東包庇自己人；如果毛澤東不“保”關鋒，劉少奇就可以組織人批判關鋒了，這同樣讓毛澤東為難。因為毛澤東批判別人有問題，而自己手下的人也有問題。所以不管毛澤東“保”關鋒，還是不“保”關鋒，贏家都是劉少奇。

　　第二個材料是《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誌》。為什麽要批郭沫若呢？因為郭沫若寫了兩首讚美海瑞的詩。吳晗寫了讚美海瑞的《海瑞罷官》被批判，如此類推，郭沫若寫了讚美海瑞的詩，當然也應該被批判。

　　（8）

　　第三個材料是《關於郭沫若同誌的一封信的匯報》。郭沫若聽說要批判他的“風聲”之後，馬上給上級寫了一封辭去一切職務的信，反映出他的緊張情緒。郭沫若說：“從最近批判‘海瑞罷官’等問題，感到自己的問題也很多。我感到自己是一潭臭水，隻是蓋子未揭開，一揭開蓋子，問題是很多的。我繼續擔當現在這些職務，怕影響不好，於心很不安，自己感到慚愧。我連現在住這樣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時想到是否讓我下去鍛煉鍛煉，當一個中學教員。”

　　劉少奇為什麽要把郭沫若弄出來批呢？因為郭沫若是跟毛澤東私人關係最親密的文人。毛澤東與郭沫若的私人關係好到什麽程度呢？毛澤東戴的手表，就是郭沫若送的。

　　1945年，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會見郭沫若等一批左翼文人。當郭沫若與毛澤東握手時，他發現毛澤東竟然沒有手表。那個年代，手表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郭沫若覺得毛澤東沒有表，不夠體麵，於是就當即摘下自己手腕上的歐米茄手表，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也不拒絕，當場欣然接受，戴到自己手上。

　　郭沫若送給毛澤東的歐米茄手表，是瑞士名牌表，價格不菲。毛澤東一般是不收別人禮物的，但這次卻是例外。第一，郭沫若在公開場合向毛澤東贈送如此貴重的禮物，顯示了他對毛澤東的敬仰，更顯示了毛澤東在文人中的威望與人氣；第二，郭沫若在重慶向毛澤東送重禮，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所以毛澤東不能辜負郭沫若的這片心意。

　　之後毛澤東一直戴著郭沫若送的這塊手表。後來這塊表越來越舊，表殼發黃，字跡模糊，工作人員建議他換一塊，但毛澤東不同意，一直戴到他去世。

　　現在劉少奇提出批郭沫若，也是要讓毛澤東難堪。高官們都知道毛澤東與郭沫若的私交甚好，如果毛澤東“保”郭沫若，別人就會不滿毛澤東的辦事不公平：與毛澤東沒有私交的吳晗，寫了讚美海瑞的文章就要被批判；而與毛澤東有私交的郭沫若，同樣寫了讚美海瑞的詩歌，就被保護沒關係。

　　第四個材料是《關於〈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纖〉的材料》。因為當時關於海瑞的戲，除了《海瑞罷官》之外，還有《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纖》。所以劉少奇把有關海瑞的戲，都拿出來批判，這樣就大大分散了批吳晗一個人的壓力。

　　第五個材料說《參加演出〈海瑞罷官〉的演員的檢討文章》。劉少奇把參加《海瑞罷官》的演員，也弄出來批判，這也是分散批吳晗一個人的壓力。

　　（9）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前麵說過，“五人小組”是1964年7月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文藝界的整風。“五人小組”的組長是彭真(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組長是陸定一(中宣部部長兼文化部部長)，還有康生(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人民日報》總編輯)。這次參加會議的，除了“五人小組”之外，還有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等人，這天周揚因病缺席。

　　彭真在會上首先發言，他的態度很“硬”，說：“這場討論鬥爭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一要謹慎，二要層層把關。凡是要點名的，都要經過有關領導機關批準，決不能自行其是。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像郭沫若這樣的人都很緊張了，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

　　陸定一立即讚同彭真的意見，特別講了斯大林時代的曆史教訓，說：“學術批判不能過火。”

　　康生反駁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同吳晗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應該把鬥爭的鋒芒集中到吳晗身上，要揭露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談吳晗的問題，要聯係到廬山會議的階級鬥爭背景。”

　　彭真也反駁說：“我們已經查明，吳晗與彭德懷沒有聯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彭真又把《關鋒材料》拿出來，說：“現在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對那些‘左派’們，也要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要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

　　康生繼續反駁說：“你們不搜集吳晗材料，卻專門搜集關鋒等左派同誌的材料。我們要分清階級界限，要保護關鋒等左派同誌，依靠他們組織我們的學術批判隊伍。”

　　但會上康生是孤掌難鳴，大家並不理會他的意見。會議結束後，彭真讓許立群起草一份會議提綱，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二月提綱》。

　　（10）

　　《二月提綱》的全稱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隻有2千多字，這是劉少奇的特點。毛澤東搞的東西都比較長，《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1萬3千多字，《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萬多字。《二月提綱》雖短，但份量一點兒也不輕。

　　《二月提綱》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首先把批判《海瑞罷官》的性質明確定義為“學術批判”，這就熄滅了毛澤東對《海瑞罷官》進行政治批判的火力。

　　《二月提綱》的開場白說：“對吳晗同誌《海瑞罷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開的關於道德繼承、曆史人物評價和曆史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問題的討論，已使思想界活躍起來了，蓋子揭開了，成績很大。”

　　毛澤東明確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但《二月提綱》中隻字不提“罷官”和“彭德懷”，卻大談特談什麽“道德繼承”、“曆史人物評價”等不疼不癢的問題，不動聲色地把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指示“抵製”掉了。

　　《二月提綱》在開場白之後，雲裏霧裏地寫了一大堆口號式的空洞文字，然後寫道：“學術爭論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短時間內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這一段是《二月提綱》用“暗語”來批評毛澤東，這裏的“學閥”，明顯就是指毛澤東了，暗批毛澤東“武斷”和“以勢壓人”。《二月提綱》發表後，上海方麵向北京詢問，所謂的“學閥”是指什麽人？彭真硬氣地說：“學閥指的是阿Q，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

　　《二月提綱》中又寫道：“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

　　這裏，劉少奇是用郭沫若來將毛澤東的軍。在《二月提綱》的附件中，特別添了一份《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誌》的材料。毛澤東批吳晗，劉少奇就提出來批毛澤東的好友郭沫若，因為郭沫若也寫了讚美海瑞的詩歌，性質與吳晗是一樣的。

　　然後《二月提綱》筆鋒一轉，又指向毛澤東身邊的秀才關鋒等人，寫道：“即使是堅定的左派，也難免因為舊思想沒有徹底清理，或者因為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些錯話，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學習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

　　《二月提綱》的附件中，有一份《關鋒同誌等在1962年寫的幾篇雜文》，因為關鋒在這幾篇雜文中，明顯有影射中央的嫌疑，這樣關鋒也犯了與吳晗性質一樣的政治性錯誤。這裏，劉少奇提出關鋒那些“堅定的左派”，也說過各種各樣的錯話，犯過各種各樣的錯誤，因此也需要對他們進行一下“整風”。

　　最後《二月提綱》進入它的核心文字，提出“左派要相互幫助”，寫道：“左派要相互幫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礙對資產階級學術的批判和自己的前進。”

　　（11）

　　這是《二月提綱》的核心，這裏劉少奇用“暗語”向毛澤東提議說：“其實我們都是左派，周恩來、陳雲他們才是右派。我們要相互幫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這樣下去對誰也沒好處，‘妨礙自己的前進’。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件事我們兩人就此停手，和解了吧。”

　　2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二月提綱》。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康生、吳冷西等人。當時毛澤東在武漢，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彭真在《提綱》的討論稿前麵寫了一個說明：“此件由於時候倉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內傳閱和商討。”

　　顯然，彭真這裏耍了一個小花招，繞過康生。因為如果起草這份《二月提綱》要經過有康生參加的“五人小組”來討論的話，康生肯定是不會同意的，所以彭真就耍一個小花招繞過了康生。

　　會上彭真說：“現在不敢寫文章寫戲是個問題，新華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壞人不寫是好事，好人不寫就不好。範文瀾、郭沫若都很緊張，他們寫東西多，問題就多。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學問，但批判起別人很帶勁，借批判別人出名。批判應當是同誌式的，不要把別人當台階使。”

　　鄧小平也說：“現在很多人不敢寫文章，怕犯錯誤。戲也如此，隻能演兵。電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這怎麽行。”

　　康生在這次會上沒有發言，他知道既然彭真在起草《二月提綱》時繞過他，他說話也是沒用的。

　　這次會上沒有人提出對《二月提綱》的反對意見，於是《二月提綱》就被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但《二月提綱》要下發全黨，還要經過最後一道手續，那就是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同意。於是會議決定派“五人小組”，於2月8日親赴武漢向毛澤東匯報。

　　這次會上周恩來沒有表態發言，他還是保持嚴格的中立態度。不過周恩來也知道，盡管他沒有讚成《二月提綱》，但也沒有反對《二月提綱》，如果他什麽也不說的話，毛澤東很有可能會誤解他支持劉少奇。

　　這時周恩來又發揮他“走鋼絲”的高超平衡術。2月7日淩晨，周恩來寫一封短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信中說：“本來想在彭真同誌去主席處談話之後，再去談國際問題，現在看來，不宜再晚。提議今日下午三時半，先在少奇同誌處一談。”

　　劉少奇回複“同意”。於是下午三時半，常委們去劉少奇處開了一次會。這次會的內容沒有披露出來，不過這是周恩來主動要求，在彭真去毛澤東之前召開的一次會議。這個會議，在劉少奇看來，可以認為周恩來是在為他劉少奇擔心，在彭真臨走之前最後做一個提醒和叮囑。而在毛澤東看來，也可以認為周恩來是在為他毛澤東擔心，在彭真臨走之前，最後搞清楚彭真到底想要幹什麽。

　　通過彭真臨走前的這麽一個短會，周恩來同時打消毛澤東和劉少奇對自己的疑慮，真可謂最高級的政治平衡術。

　　（12）

　　2月8日，彭真帶領“五人小組”以及許立群、吳冷西等人，去武漢麵見毛澤東匯報。許立群先向毛澤東匯報附件材料中的《關鋒的雜文》，毛澤東一下就把這個問題擋了回去，說：“寫點雜文有什麽關係？關鋒的文章我早就看過，還不錯。”

　　毛澤東這裏選擇了“保”關鋒。當然毛澤東也知道，“保”關鋒肯定會影響他在高官們中的形象，不過此時毛澤東也顧不了那麽多了。

　　彭真借這個話題，進一步說：“我們要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和學閥的道路，應該進行必要的整風。”

　　毛澤東又把彭真的話擋回去，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

　　彭真拿出這次他帶來的“殺手鐧”材料：有關郭沫若的材料。郭沫若曾於1960年看川劇《大紅袍(即海瑞傳)》時，作七律一首：

　　“剛峰當日一人豪，克已愛民藐鋸刀。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驕。直言敢諫疏猶在，平產均田見可高。公道在人成不朽，於今猶演大紅袍。”

　　郭沫若在1961年2月到海口參觀海瑞墓，又作一首讚海瑞的詩：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違民者民所悅。史存直言敢諫疏，傳有平產均田說。”

　　我們知道，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要點是三個：第一、為海瑞的罷官鳴不平；第二、稱讚海瑞搞“分田”；第三、發表的時間是在1959年彭德懷被罷官的廬山會議之後。

　　我們再看郭沫若的這兩首詩，第一、其中有“公道在人成不朽”和“我知公道在人心”，明顯是為海瑞鳴不平；第二、其中有“平產均田見可高”和“傳有平產均田說”，明顯是稱讚海瑞搞“分田”；第三、郭沫若這兩首詩分別發表在1960年和1961年，與吳晗1961年發表《海瑞罷官》的時間上也是一致。

　　這樣看來，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中的三個要點問題，郭沫若的詩中全部都有，所以如果隻批吳晗，不批郭沫若，從道理上說不過去。也正因為如此，郭沫若非常緊張，趕緊提出辭職。

　　彭真拿出來的郭沫若材料，給毛澤東出了一個大難題。如果不批郭沫若，顯然會讓人感到批吳晗有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批郭沫若，毛澤東又於心不忍，畢竟他與郭沫若不是一般的交情。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的身份和地位都是文人中第一把交椅，中國科學院院長兼中國文聯主席。不僅如此，郭沫若與毛澤東的私交甚好，兩人是詩友，不時有詩詞唱和。目前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中，有兩首是和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誌》寫於1961年11月，詩中寫道：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

　　毛澤東的第二首《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寫於1963年1月，詩中寫道：

　　“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當然毛澤東也批評過郭沫若，那是起因於1965年郭沫若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武斷：《蘭亭序》文和《蘭亭序》帖都是後人偽托的。很多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投稿給報刊與郭沫若進行“爭鳴”，但都被郭沫若“壓住”，不能發表。於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也是毛澤東的另一位老朋友，親自給毛澤東寫信，告郭沫若的狀。

 

文壇巨匠郭沫若

 

 

　　（13）

　　毛澤東看到章士釗的信，也不滿郭沫若的霸道做法，讚成發表文章與郭沫若進行“爭鳴”。於是毛澤東親自寫信給郭沫若，客氣地事先通知郭沫若，將會有人要批判他。毛澤東在信中說：“嗣（sì 接續）後曆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

　　當然那次對郭沫若的“批評”，隻是純學術的問題，不是大問題。可這次對郭沫若的批判，那就是上綱上線的政治問題了，毛澤東萬沒想到郭沫若居然會陷入《海瑞罷官》的泥潭中。

　　從毛澤東個人的利益來看，拋出郭沫若，是對他有利的，至少可以在高官們中間樹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形象。可是毛澤東還是選擇了拉老朋友一把，犧牲自己的形象，挽救郭沫若。

　　毛澤東表態說：“郭老還要在學術界工作，他表示一點主動，作一點自我批評好。”當然，毛澤東保護了郭沫若，就不好處分吳晗了，於是毛澤東不得不讓步說：“吳晗也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

　　最後毛澤東談到核心問題，用嚴肅的語氣，逼問彭真說：“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彭真也夠得上硬漢，麵不改色地把毛澤東的話頂回去，說：“經過調查，不是。”

　　彭真居然一點而不怕自己，毛澤東心中的憤怒升起，繼續逼問說：“我曾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

　　彭真居然還是麵不改色，再次把毛澤東的話硬頂了回去，說：“2月5日，我們在北京向少奇同誌匯報的時候，也提到您的話。少奇同誌說，沒有發現吳晗跟彭德懷有組織聯係。”

　　彭真把毛澤東的話頂回去，還把劉少奇抬出來，給毛澤東一個無形的示威。

　　彭真如此不給毛澤東麵子，毛澤東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幾乎就要發怒了，就要罵人了。但在這個關頭，毛澤東又冷靜下來，毛澤東明白，現在罵人對他是不利的，因為彭真帶來的是政治局常委通過的文件，他罵彭真，就是與政治局常委過不去。於是毛澤東冷靜下來，不再說話了。

　　彭真早就做好了被毛澤東大罵一通的思想準備。可讓他沒想到的是，他把毛澤東的話硬頂回去，毛澤東居然沉默不語了。這讓彭真大喜，認為毛澤東是“認輸”了，不得不同意這份《二月提綱》，非常高興。彭真還想最後得到毛澤東明確首肯，於是說：“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頭蛇尾，沒有結論，這次我們應該要做一個政治結論。”

　　毛澤東不會上彭真的鉤，說：“不同的意見可以放出來，可以比較鑒別。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

　　彭真向毛澤東的匯報就這麽結束了，毛澤東既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反對。當然彭真就把這個理解為毛澤東同意了，馬上下令下發這個文件。2月12日，中央辦公廳正式下發了《二月提綱》，作為中央處理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方針。

　　到此為止，在《二月提綱》的問題上，毛澤東又輸了一次。但毛澤東的再次反擊，很快就要來了。

　　（14）

　　彭真走後，毛澤東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靜，這是毛澤東從1964年底跟劉少奇翻臉之後，最大的一次敗退。毛澤東批《海瑞罷官》，是要批它的兩個要害：第一個要害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第二個要害是“為彭德懷翻案”。可是《二月提綱》把毛澤東的兩個要害完全否決，把批《海瑞罷官》轉變成一場學術批判。為了搞這個《評/海瑞罷官》，毛澤東可是前後花費了一年時間的，現在看來是白辛苦一場了。

　　更讓毛澤東鬱悶的是，現在連彭真這樣的人，也敢當著眾人的麵頂撞他，不給他麵子了。毛澤東態度嚴厲地向彭真逼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如果是過去的彭真，盡管想否定毛澤東的意見，但礙於毛澤東領袖的麵子，不好意思直接否定毛澤東的話，會含糊其辭地回答說：“我們正在進行調查……”

　　可是現在的彭真，已經不管毛澤東這個“領袖”的麵子了，他幹脆地當麵否定毛澤東的意見，說：“經過調查，不是。”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黨內威信的山河日下程度，比他自己想象的還要快。

　　劉少奇在《二月提綱》中，用暗語向毛澤東發出“和解”的信息。但劉少奇的和解態度，不是卑謙的求饒態度，而是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講和態度。這樣的和解，毛澤東還從來沒有接受過。這次，毛澤東也不準備接受這個帶有屈辱性的講和。在毛澤東心中，從來就沒有認為劉少奇有資格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這次，毛澤東還是理智地退卻下來。這隻是因為時機不成熟，他要等待時機成熟了之後，再來給劉少奇致命的一擊。

　　可是劉少奇和彭真卻誤解了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沒有反對《二月提綱》，是毛澤東示弱了，同意跟他們和解了。於是這兩個人高興地過早，同時也疏忽大意起來。

　　劉少奇於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放心大膽地出國訪問巴基斯坦、緬甸、阿富汗等國，時間長達二十餘天，等劉少奇回國的時候，才發現彭真已經被批倒了。毛澤東批倒彭真，正是利用了劉少奇出國訪問的這段時間。

　　彭真更是有點翹尾巴了。2月12日，彭真向上海市委傳達《二月提綱》時，得意地說：“《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的，問題都解決了，也不需要跟你們談了。”

　　2月13日，彭真派胡繩跟張春橋談話，說：“吳晗的問題不能說要害，毛主席的精神是‘寬’，對兩邊都是‘寬’”。這裏所謂的“兩邊”，就是指被批的吳晗這一邊，與批判吳晗的姚文元那一邊。彭真把吳晗的問題進一步降溫，連“要害”也沒有了。

　　2月18日，彭真派許立群和胡繩召集文藝界和報刊界召開《二月提綱》討論會，許立群傳達彭真的意思說：“不能把《海瑞罷官》和廬山會議聯係起來，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是毛主席說的。今後報刊組織文章，要按照《二月提綱》的精神，凡是涉及廬山會議的文章都要刪改或不發。”彭真的膽子夠大，把“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說成是毛澤東說的，挾天子以令諸侯。

　　（15）

　　在中國，凡是在官場上得勢的人，總會有很多人來吹捧你。這次討論會上，很多人看到彭真得勢了，於是吹鼓聲大作，吹捧《二月提綱》是“學術界興無滅資的綱領性文件”、“解放後曆次文化革命的總結”、“中央這樣直接地抓學術問題，過去還不多，說明中央很關懷”。

　　就在文藝界和報刊界吹捧《二月提綱》的時候，彭真卻帶著許立群和胡繩到三線參觀去了，滿不在乎地說：“問題已經解決了，讓他們討論討論就行了。”

　　不久，彭真讓吳晗化名“李明夫”，到昌平縣去搞“四清”，事實上取消了對他的批判。這樣，眼看著毛澤東發起的批《海瑞罷官》，就要虎頭蛇尾地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了。

　　不過毛澤東的運氣還是不壞的，正在他找機會反擊的時候，一個好時會就來了。1966年2月24日，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致信毛澤東，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出席將於3月29日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正好利用討論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從側麵對劉少奇發起一輪新的反擊。

　　這裏有必要引申說明一下，毛澤東發動文革，與當時的國際形勢也是密切相關的，特別是與蘇聯的關係，是導致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修防修和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

　　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中共建黨時期。中共最初是蘇聯扶持起來的一個“中國支部”，早期完全在蘇聯的掌控之下。但1927年毛澤東開始搞“農村包圍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勢力以後，對蘇聯的指示就不那麽聽話了。

　　那時中共分成親蘇聯的“國際派”與土生土長的“山溝派”，以王明為首的親蘇派，在延安整風時基本上被鏟除掉了，之後當權的中共“三巨頭”，都不是親蘇聯的。劉少奇早期在蘇聯留學過，但隻是一個小小的留學生，與蘇聯上層人物並沒有建立起任何關係或聯係。周恩來也隻是短期在蘇聯治病住了幾個月，與蘇聯上層也沒有建立起親密的關係。

　　在中共建國之前，中共與蘇共的關係，並非十分友好，矛盾不少。1949年中共建國時，中共為了取得國際上的承認，不得不宣布“對蘇一邊倒”。因為在當時，世界是涇渭分明的美、蘇兩大陣營，新中國不得不投靠其中一個陣營。想自立成為“第三極”，對於1949年剛建國的中共來說，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對蘇一邊倒”。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毛澤東與蘇聯關係搞僵，是因為毛澤東想與赫魯曉夫爭當“國際共產主義的領袖”。這種說法乍看似乎有些道理，但並不符合事實。

　　蘇聯成為國際共運的領袖，並不是因為赫魯曉夫個人的魅力，而是因為蘇聯的國家實力，當時蘇聯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軍事實體，有威脅到美國存亡的實力。而中國的國家實力，不管是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與蘇聯相差甚遠，絕沒有實力去爭奪蘇聯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

　　既然中國的實力不可能超過蘇聯，中國就不可能成為國際共運的領袖；既然中國不可能成為國際共運的領袖，那麽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憑什麽成為國際共運的領袖？毛澤東本人更不至於那麽“蠢”，他根本不會想到去跟蘇聯爭奪什麽國際共運的領袖。

　　毛澤東的做法更高明，他不去跟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袖，這樣他反而成為了“第三世界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