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十二（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六節 重上井岡山

　　（1）

　　1965年3月15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去外地巡視。從1949年到1974年，毛澤東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兩次以上。毛澤東這次外巡，一來是慣例，二來是要避開中央關於試辦“托拉斯”的座談會。所謂“托拉斯”，是劉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種企業形式，它與以往的國營企業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經濟的辦法管理企業”，這個類似於改革開放之後搞的“企業承包經營責任製”，很顯然是資本主義(現在叫市場經濟)的東西。

　　劉少奇“氣走毛澤東”的計劃成功之後，乘勝出擊，進一步把資本主義的試點從農村推向城市。劉少奇在試辦托拉斯座談會上講話說：“托拉斯是在黨的領導下，用社會主義的經濟辦法，而不是行政辦法來管理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辦托拉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但都沒有完整的經驗，要我們自己創造。應當充分利用當前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適應國內經濟形勢和建設的需要，更積極地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新技術。”

　　劉少奇試辦“托拉斯”的計劃，實際上是對國營企業的改革和對外開放。劉少奇原來計劃從1965年開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一重大的改革和轉型，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斷。如果沒有毛澤東發動文革，1978年之後搞的“改革開放”，就會提前到1966年。

　　毛澤東毫無疑問反對這種資本主義試點，但毛澤東看出，劉少奇的經濟路線已經得到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他如果在會議上反對劉少奇，又將陷入少數派的難堪境地。這時毛澤東的最好選擇就是離開北京，隨劉少奇去搞，因為劉少奇的羽翼已經豐滿，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已經阻止不了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隻有另尋辦法打倒劉少奇。

　　毛澤東離開北京的第一站是武漢，住在武漢的東湖賓館，他在這裏一住就是一個半月。毛澤東初來的十幾天，既沒有到外麵視察，也沒有招當地領導人來談工作，隻是一個人單獨地看書和思考。據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這段時間吃飯不香，飯量減少，經常打的乒乓球也很少打了，而散步的時間增長了。平日毛澤東散步時，喜歡跟站崗的哨兵、工作人員說說話，而這些天毛澤東隻是一個人靜靜地散步，一邊走一邊思考。

　　毛澤東要思考的問題有三個：(一)人民公社為什麽會搞成餓死人的悲劇？(二)自己在中央高層為什麽會變成少數派？(三)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哪裏。

　　（2）

　　人民公社為什麽會餓死人的問題上，有兩個答案：第一個答案是共產主義本身錯了，第二個答案是共產主義沒錯，而是辦人民公社的方法錯了。關於第一個答案，毛澤東不予考慮，因為他是堅信共產主義的。毛澤東自己說：“我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兩個人密不可分，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李大釗。那時我還讀了三本書，讓我銘記一生，一本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一本是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此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那麽是辦人民公社的方法錯了嗎?毛澤東想來想去，認為辦人民公社也沒有錯，因為幾千年的曆史已經證明，個體單幹的小農經濟可以讓少數農民致富，但讓全體農民都致富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是徹底的均貧富主義者，他給中國設計的藍圖，要不然是共同富裕，要不然是共同貧窮，從來沒有“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構想。如果想讓全體農民致富，分田單幹的道路肯定不行，隻有人民公社這樣集體化和合作化的道路。

　　既然共產主義沒有錯，辦人民公社也沒有錯，那麽為什麽人民公社失敗了呢?毛澤東想到了第三個答案，那就是人的思想覺悟問題。農民的私心太重，大家都想少出力、多吃飯，隻想從公社獲取，不想為公社貢獻，所以把人民公社吃窮了，吃垮了。因此，毛澤東意識到，人民公社是失敗在人的覺悟上，如果能讓每個人都有張思德、白求恩、雷鋒那樣的共產主義覺悟，人民公社就一定能夠成功。

　　那麽怎樣才能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呢？1963年毛澤東發起“學雷鋒”運動，但收效不大；1964年發起“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收效也不大。毛澤東冥思苦想，試圖想出一個提高人民思想覺悟的好方法，最終他想到了“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這是後話了。

　　毛澤東繼續住在武漢東湖，繼續他的思考。4月13日，外交部長陳毅陪同阿拉伯共和國總統顧問侯賽因，到武漢東湖賓館會見了毛澤東，晚上毛澤東陪阿拉伯貴賓一起前往武漢劇院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4月15日，周恩來在前往印度尼西亞參加萬隆紀念會議之前，專程到東湖來向毛澤東“請示”。這個請示的弦外之音，是向毛澤東表明，我周恩來在北京與劉少奇共事的同時，也沒有忘掉毛澤東，再次表現出他的中立立場。

　　周恩來走後，毛澤東繼續思考他的問題：自己在高層幹部中間為什麽變成少數派？毛澤東想出一個答案：這是因為高幹們受“修正主義”的影響，革命理想蛻化了，革命精神喪失了。從1962年起，毛澤東就總把“修正主義”掛在嘴邊，什麽是修正主義呢？

　　（3）

　　毛澤東在批評蘇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時，是這麽說的：“蘇聯已經形成一個特權階層，控製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國家財富的權力，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朽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在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就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毛澤東認為：革命成功後，很多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適，追求物質享受，這種思想就是修正主義。毛澤東在批評蘇聯共產黨變“修”的同時，也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正在向修正主義的道路靠攏，中國共產黨正在變成一個淩駕於人民之上的特權階層。因此，毛澤東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國共產黨“變修”。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蘇聯修正主義正是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決不能像他們。”

　　在共產黨內，當時隻有少數高官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什麽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謝覺哉說：“中國曆史上一直是‘官國’，當官做老爺的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共產黨的官就是不能當官做老爺，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可是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險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們，不理解或者根本不願意理解毛澤東的“反修防修”苦心，認為“修正主義”不過是毛澤東老年固執症引發的臆想。但毛澤東還是堅持他的想法，1962年以後，黨政大權已經不在毛澤東手中，隻有軍隊還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於是毛澤東就在他控製的軍隊裏展開“反修防修”。

　　毛澤東認為防止特權階層形成的有效辦法，是減少和降低官員們的物質待遇。在毛澤東的主導下，1965年2月中央軍委做出《軍官減薪決定》，指出：“軍隊現行的工資標準，是全國各類工資中較高的一種，它同我軍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不相適應。因此，必須降低現行的軍官薪金，這樣有利於保持和發揚我黨我軍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

　　（4）

　　從毛澤東給軍官減薪這件事，其實就看出為什麽毛澤東在高層幹部中間變成少數派的原因。一個企業的老板，給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減薪，怎麽可能得到高管們的支持呢？毛澤東的地位就好像是一個國家的老板，他要限製高級幹部的待遇，甚至要給他們減薪，這顯然難於得到高幹們的支持。毛澤東認為在戰爭年代，這些幹部都是好的，都有艱苦奮鬥的精神。現在物質條件好了，這些人的革命意誌就消沉了，所以他要用減薪的方法，用降低物質條件的方法來激發這些人艱苦奮鬥的精神。

　　然而毛澤東卻忽視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就是人對未來的夢想。在戰爭時期，盡管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大家對未來有一個憧憬，認為隻要打下來天下之後，我們就什麽都有了，大家就是為了這個夢想而奮鬥。當共產黨勝利之後，毛澤東仍然要求大家繼續過艱苦樸素的生活，這時幹部們就不滿了。戰爭時期因為沒有條件享受，隻能提倡艱苦奮鬥，所以也沒有人埋怨毛澤東；勝利之後有條件享受了，毛澤東繼續提倡艱苦奮鬥，不讓大家享受，幹部們自然就有怨言了。

　　1965年4月27日，解放軍中地位僅次於林彪的三位大人物來東湖麵見毛澤東，他們是軍委副主席賀龍、總參謀長羅瑞卿和副總參謀長楊成武。這次他們是來向毛澤東請示取消軍銜製以後的軍裝式樣問題。取消軍銜後，軍裝上不再使用表示軍銜的獎章、領章、大簷帽，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紅五星帽徽和紅領章。毛澤東說：“我讚成走回頭路，恢複到老紅軍的樣子，隻要一顆紅星，一麵紅旗，其他的軍銜牌牌統統都去掉。我看到那些牌牌就不舒服，過去沒有牌牌打勝仗，現在有了牌牌，我看倒是要打敗仗了。”

　　賀龍等人走後，毛澤東吩咐他的警衛長汪東興，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打電話，讓張平化過來見自己。汪東興立即給張平化打電話，說：“毛主席在東湖，請你馬上來一趟。”

　　張平化一聽毛澤東叫他，二話不說立刻乘特快列車，傍晚到達武昌，直奔毛澤東住的東湖。張平化是毛澤東的同鄉湖南人，也是井岡山時代的老戰士，是黨內極少數喝過毛澤東喜酒的人。那是1928年在井岡山，毛澤東與井岡山遊擊隊女俠賀子珍結婚。其實所謂喜酒不是真的酒，那時候條件非常艱苦，隻是簡單地以茶代酒而已。張平化比毛澤東年輕十四歲，從井岡山開始就一直跟隨著毛澤東，毛澤東也十分喜愛這個小弟弟般的老部下。

　　毛澤東對張平化就像昨天剛剛見過麵一樣，沒有寒暄，沒有開白場。張平化原本想把湖南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事情向毛澤東匯報一下，可是毛澤東卻一擺手說：“這個問題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5）

　　張平化不知道毛澤東這句的含義，插不上話。毛澤東接著說：“我們有些同誌，遇到困難不是到馬克思那裏去找答案，而是到資本主義那裏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會議上就說過，什麽‘包產到戶’，統統都是單幹。包產到戶，在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貪汙盜竊的、投機倒把的富裕起來，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軍烈屬和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了。所以‘包產到戶’的問題，不是糧食增產多少的問題，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你懂得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嗎？”

　　張平化不懂，隻好說：“我想想看。”其實張平化想也想不出來。張平化作為一個省的第一把手，與毛澤東這樣的國家第一把手，在思考問題的規模上、層次上和範疇上都完全不同。張平化想的隻是怎麽完成好上級領導交待下來的任務，怎麽把本省的工作搞好，從來沒有想過國家的長遠大計。

　　毛澤東也知道張平化不懂，於是說：“你不太清楚，那麽上了井岡山後我們再說。”

　　張平化大吃一驚，問：“上井岡山？”

　　這時毛澤東臉上嚴肅的表情不見了，親切地對張平化笑著說：“我年紀老了，經常夢到井岡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時間，帶帶路？”

　　張平化這才知道，毛澤東這次南下是要上井岡山，叫他來的目的是要他帶路。因為張平化是井岡山老戰士，最近又回過兩次井岡山，對井岡山比較熟，讓張平化帶路自然是最佳的人選。毛澤東身在北京，對這些地方大員的動向了如手掌，早就物色了張平化作為自己重上井岡山的帶路人。

　　張平化聽毛澤東說完，立即興奮地站起來說：“主席要重上井岡山，太好了！井岡山男女老少都在念叨主席，請主席回來看看！跟主席上井岡山，我隨時有時間，現在交通又方便。”

　　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他最喜聽人民在想念他這樣的話，也相信人民是在想念他的。事實上，那時候的井岡山人民確確實實是想念毛澤東的。

　　一直跟在毛澤東身旁的汪東興，這時才知道毛澤東此行的目的是要上井岡山。不過毛澤東要去哪裏，從來都是前一天才告訴他的，所以汪東興也習慣了。汪東興是毛澤東的警衛長，必須負責毛澤東的安全，於是他決定第二天和張平化一起，先行上井岡山探路，安排好一路的警衛工作和準備好毛澤東下榻井岡山的住處。

　　第二天汪東興和張平化就上路了，第一是看哪條路平坦好走，第二是為毛澤東選好幾個途中休息和吃住的地方，第三是向當地的接待人員交待，怎樣接待好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這個人個性比較強，還不是一個好伺候的人，弄不好他就要生氣，所以汪東興要把接待好毛澤東的要點事先傳達下去，盡量避免毛澤東的不快。

　　（6）

　　前麵說過，毛澤東提倡艱苦奮鬥，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則的，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他雖然住著北京城裏最昂貴的宿舍，但擺放的家具卻是廉價的普通物件，沒有什麽名牌，更沒有古玩字畫。他吃的也很簡單，基本上是四菜一湯，飯菜都是普通的東西，沒有山珍海味。有的菜一次沒吃完，他還要留到下餐吃。

　　然而毛澤東簡樸的生活作風，卻讓接待他的人大傷腦筋，因為接待大人物的慣例在毛澤東這裏行不通了。毛澤東外出巡視時，剛開始地方大員為了討好毛澤東，專門舉行接風盛宴，但毛澤東卻不高興，不去赴宴；他們給毛澤東的住房裏擺放昂貴的家具，毛澤東卻不高興，認為是浪費。後來地方大員逐漸搞清楚了毛澤東的脾氣，接待毛澤東時不要設宴，隻安排普通的工作餐，這樣毛澤東反而高興；毛澤東住的房間裏要放舊家具，這樣毛澤東認為這些家具不是專門為他買的，不浪費，也反而高興。

　　當然不是所有的中央領導都像毛澤東那樣艱苦奮鬥，有些中央領導下來視察的時候，就要大擺盛宴接風，住房裏要擺放嶄新的高檔家具，否則就不高興。地方大員們都懂得怎樣給領導一個好印象，不同的領導有不同的接待方法，讓每位中央領導都滿意。

　　到1965年，地方大員都知道接待毛澤東的秘訣了，可是井岡山這樣小地方的賓館還不知道，所以汪東興再三囑咐當地的接待人員，千萬不要搞招待宴席，毛澤東吃飯是四菜一湯，不要上山珍海味，就是一般普通的家常菜，不要酒，不要水果，飯菜的標準是每天2.5元，隨行人員1.5元。毛澤東住的房間裏不要擺放新家具，半新不舊的家具最好。經過汪東興一番布置之後，毛澤東所到之處果然都比較滿意。

　　1965年4月29日，毛澤東離開住了44天的武漢東湖賓館，準備前往井岡山。臨行前東湖賓館的工作人員想與毛澤東合影留念，毛澤東痛快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與所有參加服務的東湖賓館員工合影。有幸與毛澤東一起合影的女服務員魏中華，留下了一生難忘的記憶：

　　攝影師架好了相機，毛澤東站到炊事員、服務員、清掃員等眾員工的中間，問了一句：“都到齊了嗎？”

　　有人說了一句：“小魏在宿舍，今天她休息。”這天正好趕上魏中華輪休。

　　毛澤東說：“叫來嘛，我們等她。”

　　攝影師一看時間，說：“主席時間是一寸光陰一寸金，時間不早了，是不是先拍了？”

　　毛澤東卻認真地說：“徐秘書，趕快去叫她來。”

　　徐秘書知道毛澤東的脾氣，沒有多說，馬上跑步去後麵的員工宿舍。魏中華見徐秘書急匆匆跑來，以為有別的急事，也沒在意。沒想到徐秘書跑到她麵前，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小魏，快、快，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7）

　　魏中華像做夢一樣，半信半疑，跟著徐秘書飛跑到東湖賓館門前的空地上。隻見空地上已經站滿了人，毛澤東在正中央，旁邊站著湖北省第一書記王任重。毛澤東平易地對魏中華招了招手，就像在招呼自己的一個朋友。魏中華趕緊上前，王任重笑著將魏中華拉到他和毛澤東的中間，剛剛站好，攝影師惦記著毛澤東的時間是一寸光陰一寸金，迫不及待地就喊：“照……了”。魏中華後來每次提起這件事，都非常激動，說：“毛主席有一種骨子裏與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這個鏡頭不是誰刻意去排練的，以一國領袖之尊，對身邊偶爾為他服務過的小人物也一視同仁，活生生地反映了毛澤東的平民精神和親民感情。毛澤東的這種精神和感情，來自他農民家庭的出生，也來自他個人的經曆。一個人在成功之後，往往要感謝和報答一下幫助自己走上成功之路的恩人。毛澤東的恩人是誰呢？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是來自於上級領導的青睞和提拔，上級領導和蘇聯老大哥從來沒有喜歡過毛澤東，毛澤東的成功完全來自於人民群眾的支持與擁護，毛澤東的恩人就是人民群眾，所以毛澤東對人民群眾有天然的感情。

　　毛澤東離開湖北武漢後，先到湖南長沙，正準備上井岡山時，毛澤東卻感冒了，隻好住在長沙休息幾天。毛澤東病好之後，不巧張平化又急性闌尾炎發作，所以上山的時間又往後延，直到5月21日才出發前往井岡山。

 

井岡薄霧

 

　　衝破烏雲見井崗

 

   中國有很多名山，大多是因風景著名，隻有兩坐山是革命的火種。一坐山是“梁山”，北宋末年宋江、林衝等好漢被“逼上梁山”，從此有了《水滸傳》流傳於世；另一坐山是“井岡山”，1927年毛澤東等人被“逼上井岡山”，從此有了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沒有井岡山就沒有延安，沒有延安就沒有天安門，所以井岡山是毛澤東所有奇跡的起點。奠定“毛澤東思想”的幾部最重要的著作，《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等，都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撰寫的。

　　毛澤東在他長達22年征戰南北期間，轉戰過很多地方，井岡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特別是延安，那是毛澤東進北京城以前，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是毛澤東確立中共最高領導權的地方，也是毛澤東最後一個女兒李納的誕生地。但毛澤東1949年進京以後，從來沒有再返回過延安，唯有重上井岡山，而不見重遊其他故地，可見毛澤東對井岡山的情有獨鍾。

　　毛澤東遇到困難，遇到挑戰時，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井岡山。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岡山組織紅軍。”l967年“二月逆流”時，毛澤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我就和林彪撤出北京，重上井岡山打遊擊。”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毛澤東對林彪親信黃永勝說：“如果解放軍跟你黃永勝走，我就到井岡山找紅軍去!”由此可見，在毛澤東心目中，“上井岡山”是他遇到最糟糕情況時的最終對策。

　　（8）

　　現在，毛澤東在與劉少奇的鬥爭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所以他要重上井岡山。毛澤東認為，井岡山可以激發起靈感，思索出答案，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鬥爭方式和武器。毛澤東一路上帶著滿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創業的起點井岡山，宛如一個孤獨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澤東沿著汪東興、張平化為他先行布置的路線，乘汽車蜿蜒而上來到著名的井岡山黃洋界。以往毛澤東上下汽車時，都是由警衛人員為他打開車門，他才動身的。這並不是毛澤東要擺什麽架子，而是中央警衛團的規定，保證領袖的手，不至於摸到不該摸的東西，不論從衛生上還是從安全上都被認為是必要的。然而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一向討厭這種裝腔作勢的做派，無奈警衛團訂下的規定，毛澤東也隻好按規定辦事。

　　不過到了黃洋界，轎車一停，毛澤東不等警衛人員過來開門，就自己打開車門走了出來。嚇得坐在後麵車上的汪東興，以為毛澤東出了什麽意外，慌慌張張跑過來。毛澤東卻不理汪東興，自己邁開大步直向山頂走去。這幾十號人中毛澤東的年歲最大，但他們居然被毛澤東甩在了後麵，黃洋界像有磁石一般，緊緊地吸引住毛澤東。

　　毛澤東走著走著，突然向沒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幾步。汪東興一驚，忙向毛澤東提示說：“主席，那邊沒有路。”

　　毛澤東就像在等著這句話似的，一笑說：“魯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為路。’井岡山的道路是這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這樣。不過，走社會主義這條路比井岡山的道路還要難。”

　　汪東興見毛澤東執意要走沒有路的“路”，趕忙搶上一步來扶毛澤東，毛澤東卻拂開汪東興的手，不要他扶。毛澤東走到一棵大樹下，折下一節樹枝，笑著說：“秋收起義時我的腳磨破了，就是拄著一根樹枝當拐杖，走上了井岡山。今天我還要借用一下這個井岡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澤東居然當起了向導，領著眾人左轉右轉，來到黃洋界口。這裏立著一個詩碑，上麵刻著毛澤東三十七年前的詞作《井岡山》：“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誌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人宵遁。”

 

 

毛澤東站在黃洋界，眺望遠處，詩興大發，作出他最著名的詩詞之一《重上井岡山》：“久有淩雲誌，重上井岡山。千裏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9）

　　毛澤東這首詞的開場白是“久有淩雲誌，重上井岡山”，這用通俗一些的話來解釋就是“很久以來我一直有一個‘淩雲誌’，這次我帶著這個‘淩雲誌’重上井岡山。”毛澤東的“淩雲誌”是什麽呢？毫無疑問，就是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消除中國“變修”的危險，保證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下去，直到共產主義的天堂。為了實現這個“淩雲誌”，毛澤東什麽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攬月，敢下五洋去捉鱉，這裏說的“鱉”，應該就是劉少奇了。毛澤東在最後的結尾說“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這是在激勵自己：世界上沒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誌者事竟成。

　　毛澤東這次打倒劉少奇，用過去打倒王明的辦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懷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須創造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必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毛澤東這天在井岡山上，用折下的樹枝做拐杖，撥開一條新路，就是象征著他要開辟一條新路的決心。

　　毛澤東在井岡山上住了下來，他繼續思考他的答案：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哪裏。5月25日，張平化要提前返回長沙，因為有一個重要會議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趕回去。張平化前來辭行的時候，毛澤東對他說：“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我們上了井岡山再談的話題嗎?”

　　張平化當然沒有忘記，毛澤東的話題是：“你懂得我為什麽將‘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嗎？上了井岡山我們再說。”不過當時張平化認為毛澤東隻是隨便說說而已，沒想到毛澤東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諾，更沒想到毛澤東要把自己的“心跡”，跟他這麽一個小人物談。張平化馬上誠惶誠恐地、全神貫注地聆聽毛澤東講他的心跡。

　　毛澤東認真地說：“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變了，中國的整個經濟體製就會改變，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不通，因為帝國主義們不會讓中國真正富強起來的。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允許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況且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搞資本主義，隻能成為別人的附庸。”

　　這裏毛澤東說了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一個理由：“帝國主義國家不允許中國後來居上，中國搞資本主義隻能成為別人的附庸。”

　　毛澤東接著對張平化說：“帝國主義從第一天起，就眼睛盯著中國這個大市場，準備對我們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如果我們搞了資本主義，外麵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資產階級來一個內外夾攻，聯合起來壓迫榨取老百姓，到時候我們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原則宗旨。”

　　這裏毛澤東又說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二個理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

　　（10）

　　毛澤東繼續對張平化說：“戰爭時期容易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打勝仗的路線就是正確路線；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就要難得多，不能光看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麽旗幟，走什麽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一定的時間內可能會有些成績，但長久地看，就不行了。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後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的話，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這裏毛澤東再說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三個理由：“中國搞資本主義，搞不好，國家就有分裂的危險。”

　　最後毛澤東說：“我反複說，我們一定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沒有私心，我深知老百姓不願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毛澤東最後表明自己的心跡：“我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中國的老百姓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

　　張平化聆聽著毛澤東的話，他既沒有讚頌毛澤東，也沒有表示已經理解了毛澤東的話，隻是在默默地記住這些話。毛澤東很清楚，張平化是一個“老實人”，不會像劉少奇那樣取寵地讚頌“毛澤東思想”，也不會像康生那樣摩拳擦掌地揪黨內的敵人。毛澤東之所以要把這些“心跡”講給張平化這樣的老實人聽，是希望張平化將來成為曆史的證人。

　　在中國古老的文明史裏，有一種英雄情結，不論是皇帝還是九品芝麻官，不論是政客還是詩人，都很在意曆史會如何評價自己。毛澤東終身喜讀曆史，當然也一定會非常在意曆史評價這件大事。毛澤東也想到自己與劉少奇的這場鬥爭，並沒有百分之百取的勝算，萬一失敗了，他的政敵就會把他送上曆史惡人的審判台。張平化比毛澤東年輕14歲，毛澤東希望張平化在自己死後，把自己的這些“心跡”告訴後人，讓後人對自己做出公正的曆史評價。果然張平化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歲高齡。張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後人傳達毛澤東的這些“心跡”。

　　張平化走後，毛澤東仍然住在井岡山，繼續想他的心事。一天，他對護士長吳旭君說：“我多次提出這些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毛澤東終於想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這就是“接班人”。毛澤東的夢想是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這個夢想，所以他要把這個夢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劉少奇當然不能接班，周恩來也不能接班。雖說周恩來本人是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周恩來這個人太容易妥協，在黨內強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勢力麵前，周恩來不會跟他們堅決鬥爭，而是會妥協.

　　（11）

　　所以周恩來阻擋不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是合適的接班人。林彪是軍人，沒有獨自的政治理念，不會堅持中國非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再加上林彪的身體不好，所以林彪也不是合適的接班人。

　　毛澤東理想中的接班人，第一要年輕，第二要堅信馬克思主義，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的理想接班人，毛澤東當時還沒有發現，他還在繼續尋找。但目前毛澤東要做的，首先是摧毀阻礙接班人接班的障礙。

　　毛澤東即使打倒了劉少奇，隻要周恩來、林彪這些老幹部還在，那麽他的接班人還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來、林彪這些黨內勢力強大的老幹部。要想讓年輕人接班，不僅要打倒劉少奇，還必須把周恩來、林彪這些老幹部統統打倒，這就是毛澤東要完成的最終使命。

　　毛澤東在考慮自己的曆史角色，在曆史這條長河裏，他究竟要扮演什麽角色，能夠扮演什麽角色。現在毛澤東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經不可能完成修建社會主義大道的任務，他現在能夠做的，就是作為一個炸藥包，炸掉那些阻擋社會主義道路的頑石和堡壘，以後修路的事情，就交給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澤東這時給自己的曆史角色和曆史任務一個清晰的定位，他的曆史角色不是建設者，而是破壞者，他的曆史任務是炸掉阻擋中國走社會主義的“三座大山”。什麽是阻礙中國走社會主義的“三座大山”，中共黨內勢力最大的三個人劉少奇、周恩來和林彪，就是這三座大山。不炸掉這三座大山，年輕的接班人就無法接班，就無法保證中國繼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下定決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炸掉這三座大山，為他的接班人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掃平障礙。當然毛澤東不會對這三座大山同時發起進攻，他要各個擊破。毛澤東給自己訂下一個宏大的戰略計劃：第一步，聯合周恩來和林彪，打倒劉少奇;第二步，聯合林彪打倒周恩來，或者聯合周恩來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後打倒林彪或周恩來，然後交班給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29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已經八天了。雖說毛澤東這次上山是秘密的，但是當毛澤東接見兩批井岡山老戰士和革命烈屬之後，“毛主席重上井岡山”的消息不脛而走，越來越多的人要來見毛澤東。當人民爭先恐後地要上井岡山見毛澤東時，毛澤東隻得趕緊下山了。在毛澤東下山時，還出現一個小插曲，當毛澤東的車隊路過一個村莊時，一群人手拿鐵鍬、鐵鏟，向毛澤東的坐車直衝過來，把毛澤東的警衛長汪東興嚇得出一身冷汗，以為階級敵人要來暗殺毛澤東，命令車隊以最快的速度猛衝下山去。其實這些人隻是一隊修路的農民，不知是誰喊了一句“毛主席來了”，這些人來不及放下自己手中的修路工具，就爭先恐後地跑過來要見毛澤東，鬧了一場葉公好龍的虛驚。

　　毛澤東從井岡山下山後，開始實施他炸掉三座大山的戰略計劃。毛澤東接連拋出三顆重型炸彈，一顆比一顆猛烈。第一顆是調走彭德懷，調虎離山;第二顆是打倒羅瑞卿，消除軍隊隱患;第三顆是批判《海瑞罷官》，打倒彭真，搬倒劉少奇的外圍。【本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