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裏隨想
觀察世界，觀察內心。
“格物致知”是從佛處偷來嗎？
(2013-03-12 11:19:18)下一個
俺也喜佛，尤其是禪的細密玄遠。近日“茶壇”裏有“儒家的《大學》其實是借鑒（抄襲）了佛的教法”，“《大學》逐漸把佛學與道家的很多精華都總結其中，而成為救世育人的智慧法寶”一說，頗覺新穎，上麵的說法不僅推翻了過去的印象，如果論述成立，也不啻為中國思想史的一大震動。但細細想想總覺得有些靠不住。
《經》和佛都涉及義理，都是絕大的論題。這俺知道的不多，不敢胡說。但從時間的角度，從事件發生的曆史角度，試著列出幾個幹條條做點扼要分析應該不難。
儒道相援，儒佛互鑒是常識。那麽具體到《大學》即《禮記》是否襲佛，那就隻能先看中國的儒士，再談外來的和尚。
《大學》出自《小戴禮記》，為其中49篇中第42篇。網友說《大學》“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過”，但並不說明《禮記》在南宋前沒有單獨刊印。
東漢末年，鄭玄（公元127－200年）兼采今古文，遍注群經，結束了自西漢以來的今古文之爭。其為《周禮》、《儀禮》、《禮記》作注、編輯，“三禮”由此確定，《禮記》49篇的選輯本得以獨立成書，由此確定。《三禮注》有六朝(229年至589年）本見於敦煌。
鄭玄注“格物致知”：“格，來也。物、猶事也。”。這是經典，也是公案。公案不在文字出處，在“格物致知”的釋義闡發，兩千多年爭的是闡發的義理。
《禮記》寫作時代和作者問題也爭了兩千多年，至今仍有爭議。然爭論隻在爭：是出自戰國（前475年－前221年）初期，即七十子或其後，抑或是在旬子（約前313－前238）之後。當代曆史、哲學兩派人馬亦更多傾向於：《禮記》49篇經刪修、損益，最終成書在秦漢之際即荀子之後。但無論怎樣，與唐宋明清還真扯不上一點兒關係，這也是一個哲學或曆史本科生的通識。況上世紀先有馬王堆漢墓《五行》帛書出土，言《大學》中“仁、義、禮、智、聖”五行，文體又與《大學》相近，後有1993年10月荊門郭店楚簡重大發掘來支持《禮》出“戰國說”。
漫漫四百多年，漢代（前202—公元220年）文人們嘮叨的即是由五經至七經、九經、十二經的這些事（南宋加《孟子》謂“十三經”）。後人所說的“儒”，始自漢，即是漢代獲得五經知識並以五經的解釋闡發為業的那幫人。所謂“漢代儒學”，講的其實就是“今古文經學”。
常識還告訴我們，漢代經學己完備發達，儒子學人在訓詁、詮釋、考辯等諸方麵己考察和論述了經學的核心內容。
讀經在當時早己不是戰國時江湖私塾的閑事，西漢今文經學，立於學官，盛極一時。《漢書》與《後漢書》載：漢文帝（前203--前157）、立《詩》博士，景帝立《春秋》博士，至武帝五經皆立博士。經學當年是顯學，這也是常識。
《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7）不忘以《經》開頭：“《易》著天地陰陽五行；《禮》經濟人倫故長行.....”
《史記》本紀世家列傳諸表外，尚有八書。首為禮書，收《小戴記》。
西漢大文化人，目錄學鼻祖劉向（約前77—前6）在《別錄》中將繁亂蕪雜之《禮記》49篇分為八類。《別錄》中劉向對《禮記》思想、史實、是非、學術源流和書的價值做了介紹。
史家班固（32－92）在《漢誌》“《記》百三十一篇”，即指包括《大戴記、《小戴記》的《禮》。班固在此自注：“七十子後學所記”。
《後漢書》記，東漢全才人物馬融（79-166），“才高博洽，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
我們耳熟能詳的《說文解字》之作者東漢許慎（約58一約147），以《五經》爭議頗繁，於是撰《五經異議》》，其中即引大、小戴《禮》。
上述所引雖屬大家，仍鳳毛麟角，蓋經書就象文革的《老三篇》，識字人必讀。這種氛圍下，能想象經書不成熟？
以今天而論，學界至今尚末有因《大學章句》成書晚而質疑《禮記》同樣“成書亦晚”的洞見。鄭玄注《三禮》無人質疑；《大學》也罷，“格物致至”也罷，文字至漢成形無人質疑。
概言之，經學的正脈、底子在漢不在宋，漢儒注疏、辯偽挖的很深，宋儒要挽救儒學、“拯救社稷”，就闡發，就忽悠。更不必說清代窒言，儒生用力皆在鉤沉辨偽，有這樣重大的思想發現，應該早已為世人所知。
概言之，《禮記》定了，《大學》就定了，《大學章句》段落、文字與《禮記》有差異，“格物致知”沒差異。朱熹是“編”《大學章句》不是撰《大學》，這是定論。
概言之，假定鄭玄前所存皆偽，若立意旨在駁“援佛”，一部《鄭注》也盡夠了。
這是因為：在中國課堂上，和尚遲到了。
首先，“佛教在漢朝之前就已傳入中國”的說法無一禁得住考證。諸如“孔子知佛”“始皇廢佛”之種種議論皆被一一質疑。目前學界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視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年。韓愈在上唐憲宗的《論佛骨表》中說，“佛者，……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當代最具影響的佛教史著作公推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荷蘭人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年－2008年）的《佛教征服中國》等。湯用彤、許理和等采信韓愈說，同時將永平求法（公元67年）之前的種種議論定為“傳說”。
其次，對於韓愈所說，學者仍然心中不踏實，學者眼中更看重佛家來華的“經證”。那麽一本有關儒佛道三家思想交流互動的早期對話文獻-----《牟子理惑論》的真偽、成書時代就成了判斷的關鍵。
粱啟超及諸多日本學者在揭出《牟子理惑論》與漢朝國情、民情以及著述篡偽的諸多硬傷後，質疑“漢人著述，亡佚雖多，其傳於今者亦不少，，，，，吾末見有一語及佛法者”。（粱啟超《佛教之初輸入》）
《理惑論》至今爭議不斷。學者們多以寬容態度姑且取“真作說”，並同意即使“真”，也屬東漢末年（東漢25年-220）即公元三世紀上半葉之前作品。
再次，無論西漢東漢，讓我們了解佛教在中國有著怎樣的實際境遇。
可以肯定地說，佛教傳入中國與佛教實際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視野是兩回事。假定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時佛己傳入為實，但在此後近500年間佛在中國依然不成氣候。
且不論官方推祟的《春秋繁露》、《淮南子》、《白虎通義》等於佛毫無議論，《後漢書.西域傳》裏更是說的明白：“至於佛道神化，二漢方誌，莫有稱焉。”據此，粱啟超推斷“兩漢時人，鮮有知佛，官書地誌，一無所載，學者立言，絕未稱引。”
許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國》中曾指出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即無論在《高僧傳》、《出三藏記集》等佛家文獻還是在《三國誌》裴注、《世說新語》、《晉書》等世俗著作中，幾乎看不到公元290年以前僧侶與有教養的知識階層往來的記載。
最有說服力的當推《論衡》。牛逼人王充（27—約97）著《論衡》八十五篇，洋洋灑灑二十餘萬字，鋒芒尖刻，觸及社會方方麵麵，極具批判精神，唯“獨於佛教，未嚐一字論列”（梁啟超語）。
常識還告訴我們，遲至兩晉之交，籠罩思想世界話語權的知識階層，興味仍在玄學。
以上種種，讓我們相信“格物致知”是鑒佛襲佛的成果，還真有點難。
當然：
佛教來華，以其全然不同於傳統中國對宇宙、社會與人生的理解、解釋和應對策略震動了中國。
佛以“三法印”“三世說”關心、回答了最使人困惑畏懼又被儒家淡然避過的終極問題：死亡；
佛以“三科”“五味”“三界”為中國社會構建了與傳統迥異的世界觀；
佛以“八不”“三是”為傳統中國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帶來了強大的新的思想資源。
但：佛的中國史，既是一部挑戰衝擊的悲壯史，更是一部妥協退讓的屈辱史。重點在於儒學鑒佛、援佛那是兩晉之後的曆史。
這樣的曆史圖景下，漢儒們去哪裏援佛，“格物致知”又去哪兒偷呢？就算引車賣漿之人偷了，又豈能逃過2500年以尖酸揚名以勾沉為業眾多儒士的刻薄？
題外俺以為：“《大學》抄襲佛法”論，可以是喜佛之人有趣的民間傳說，但以佛說佛，以A證A的論述缺少應有的學術品格。“內證”、“心證”可以是個人情感的自悟，但它是曆史討論的禁忌。
2013-03-10
無聊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