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裏隨想
觀察世界，觀察內心。
最後我迫不及待的要向你報告我學習波普爾理論的收獲，以不再使你批評我的固執和“墮落”。當然，這也和你所設問的“對毛澤東的再評價”有關。
毫無疑問，波普爾的批判性思維和在曆史研究中引進現代物理學的方式令無數人著迷，尤其經過你老兄數年吹捧，我不粉他都很難。
由波普爾的理論讓我們回到文革的討論。如果不將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社會事件，而是僅僅把它看作是毛擔憂國家命運而“建構”的一種實驗“裝置”（這裏的“建構”、“裝置”仍然隻是波普爾的）-------- 以“親自然主義”的即可被精確描述，精確檢驗的方式觀測和糾正黨內道路的偏差，比如對劉鄧的製裁；以“反自然主義”即以“曆史決定論”所強調的規律、節律、時代必然演進的理論顛覆傳統，比如“破四舊，立四新”，從而最大限度的追求民族的現代性。
如果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大規模的社會實驗，那麽在波普爾那裏，這種試驗顯然忽略了試驗條件中的“絕對隔離“以及它的可控性。相反，馬克思主義根本就不認為存在這樣的“絕對隔離”，而是認為社會實驗受到社會條件可變的致命限製，特別是受到曆史發展所引起變化的致命限製。波普爾顯然不同意這樣的結論，但我隱約覺得毛在推動、控製文革的全過程中，無疑忽略了這些致命的限製。
應該說，科學試驗和社會實驗都是偉大的科學冒險，但科學試驗的可控性可重複性讓科學實驗即使失敗往往也被譽為是偉大的冒險，而任何社會實驗因社會成本被苛刻到不會容忍任何失敗。文革發動之後的失重狀態和失控狀態，不可避免的觸發了許多人性之惡，而這種惡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又是實實在在的。（這其實是文革的大眾評論陷入根本對立的主要原因。）在這樣的假設意義上，毛既不是波普爾的，也不是馬克思的。
如果非要讓我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民族英雄”二者之中作出選擇的話，我寧願選擇後者。在崎嶇泥濘的中國道路上，毛澤東探索的背影如此艱辛從而凸顯其生命之悲壯，毛對中華民族的影響絕不僅僅是政治上的，無數挫折的背後絕不選擇屈服，那種生命的巨大張力帶給民族的啟迪，隨著曆史發展會愈加清晰。
信太長了，但似乎還是沒說清楚。我這個老憤青，想到哪說到哪，容我有了新的想法再寫給你，以供你一如既往的深刻批判。
祝
冬祺！
你的老honey沒課了你也就更輕鬆了，代問好！
梅裏
匆匆於無聊齋
2018-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