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育才小學和天橋遊樂場
1951年的國慶節，早上，我聽說母親要去天安門，死活要跟去，追到大門口，在街上打滾哭鬧。母親沒辦法隻好帶上我，從北長街走到南長街走到長安街走到三座門，過了幾道崗，在觀禮台下麵停下了，帶小孩是不能上觀禮台的。於是我拉著母親的手站在長安街邊，站了幾個小時，看完閱兵式和遊行。那時候騎兵很多，一排排的馬隊，一排排閃亮的刺刀，開心極了。
父親拍的小米
到北京後我進了新華社托兒所，在西單的劈柴胡同。托兒所是在四合院裏，沒有上海華東局幼兒園那樣氣派，托兒所所長是新華社副社長朱穆之的太太。母親送我，她不再把我放在大門口，而是領我進去和所長說說話。
雖然朝鮮還在打仗，北京已是一派和平氣息。物價平穩，百姓安居樂業，幹部也從供給製變成工資製。母親行政11級，月薪196元；父親文藝三級，月薪250元。那時物價低，最貴的香煙是中華牌，每包四角二分（我給父親買香煙），一角二分錢買買一斤大河蟹，三角錢買一斤大對蝦。保姆做好飯，父親上了餐桌，就會說：“又是對蝦！”雇輛三輪車到王府井是兩角五分錢，在東安市場大地西餐廳吃一份西餐九角二分，有豬排、奶油蘑菇湯、沙拉、黃油、麵包。去東來順吃涮羊肉比西餐便宜，父親不喜歡吃羊肉，但是孩子們喜歡自己動手，所以常常帶孩子們去。
1952年我上小學，進的是育才小學，在南城的先農壇。北京的南城有兩個很大的壇，左邊的壇叫天壇，右邊的壇叫先農壇，是皇上祭天祭先農的地方。育才小學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學，幹部子弟學校。在50年代，北京有三所著名的幹部子弟學校，育才小學，育英小學，八一小學。延安保育小學的老校長即50年代育才學校的校長寫過一本書，《馬背上的搖籃》，在80年代拍過電影。育才小學占地很大，一個先農壇嘛。後來東邊的一塊地建了先農壇體育場，南邊建了陶然亭遊泳池，又建了幾家工廠。劃出很多地，育才小學還是很大，母親送我上學的那天，從校門口走到學生宿舍，比從我家走到天安門還要遠。學校裏有蒼鬆古柏，有丁香樹林，有飛簷鬥拱的皇家宮殿。先農壇的北大殿就是學校的大禮堂，南大殿是學生食堂，兩邊的廂房是學生宿舍。大操場的周圍是幾百株千年古栢，那是永樂皇帝修建先農壇時栽種的，高大威武。從大殿向南穿過兩座大門到祭壇，有東西兩個漢白玉大祭壇，每個祭壇三十米見方，一人多高，四麵有漢白玉台階，台階上是龍鳳雕刻的丹墀。祭壇的周圍是紅牆砌成的大院落，院落裏是半人高的荒草。用李白的名句，就是“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紹興的百草園是魯迅先生幼年玩耍的地方，我們先農壇比百草園大一百倍，裏麵的鳥雀昆蟲不計其數，有著無窮的樂趣。新建的學生宿舍在東壇南側，U型的兩層樓，1952年建成。一個小學校就把600年前永樂皇帝修建的先農壇完全破壞了！那時沒有人想到在先農壇動土是一種罪孽，如果保留至今，這裏是一處多麽漂亮的皇家園林！
母親告訴父親：
“育才小學是比一所大學還要大的小學。”
和育才小學一牆之隔的是先農壇體育場，那是北京最大的體育場，也是我踢足球的地方。這裏舉行了那個年代一切重大的體育賽事，毛澤東到這裏看南斯拉夫足球隊表演，鄭鳳榮在這裏打破跳高世界紀錄，中國國家足球隊第一次參加世界杯比賽，在這裏四比三戰勝印度尼西亞。再向東走即是天壇，也是我們去玩的地方。中國幾千年的建築史，如果推出一個最美的單體建築物，我認為隻能是天壇祈年殿了。每年的九月份，天壇公園就成了國慶閱兵式的演兵場，我們去那裏看大兵們的方陣演練，嘹亮的口號聲在蒼鬆古柏之間回蕩。
我和胡小米
育才小學是寄宿學校，學生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飯前要回到學校。小學一二年級時候，母親忙得沒有時間接送我，父親雇一輛三輪車，星期六下午到學校接我，星期天下午把我送回學校。三年級我自己上學了，乘5路公共汽車，每周得到一元錢。汽車票七分錢，往返一角四分，剩下的是零花錢，都花到天橋去了。
胡小米
離學校不遠是天橋，那裏是全北京最繁華的大眾遊樂場，二百米見方的場地上，擠了數十家小型遊樂項目，有拉洋片的，有變戲法的，有西洋馬戲團，有東北二人轉，有說大鼓書的，有放電影的，有室內的，有露天的，有布篷圍上的，有四麵敞開的，有收門票的，有隨便扔錢的。耍大刀的劉羽林，摔跤的寶三，說單口相聲的劉寶瑞，都是遠近知名的角兒。當年侯寶林也是天橋把式，到了50年代，侯寶林火了，不在天橋練了。天橋有各式各樣京味小吃，豆汁呀，炒肝呀，爆肚呀，變著法兒讓你掏錢。到天橋看玩意兒得有耐心，有話說“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藝人們在使出真本事之前總是耍嘴皮子，沒完沒了。老北京人喜歡耍嘴皮子，“天橋的把式”便是這種民風的集中表現，老北京人的許多俚語、鄉諺、表情、手勢、心態便是從天橋學來的，或者說天橋的藝人濃縮了北京人的魂靈。每個星期天，我在家吃完午飯就走了，在天橋玩一個下午，晚上才回到學校。
我到天橋玩，前後大約兩年時間。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天橋日漸冷落，再說，那些低俗的玩意兒，看多也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