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之
心有所想，姑妄言之
人的行為，包括言論，尤其涉及權與利，都有立場支撐。
而立場無論分多少主義，多少體係，最後都回到兩個：自利與群利（他利）。
這是所有群居動物的兩種本能，從蜜蜂到羊群牛群獅群，都一樣。
人群更是如此。
如果說人群與別的動物有什麽不同，那就是，人群的變化範圍比較大，群利方麵，會有大量的聖賢君子，遠超一般動物；在自利方麵，又會有大量的唯利是圖者，因為他們有人類的智慧，所以在自私自利方麵，也遠超一般動物，也就是說，他們遠遠達不到一般動物的群體準則，比如為了討好偶像，可以為謀害同類者叫好。
一般來說，自利與群利兩種本能同時存在。兩者之間有一個動態的平衡，一個滿足了，就去追求另一個。比如群體生存成了問題，個體就先為群體生存而行動；群體生存沒有問題，個體就開始追求自我利益。蜜蜂這樣做，羊群這樣做，健康的動物種群族群都這樣做：自利與群利是平衡的。
人，因為有了聰明，可能把群利本能發揮到極致，也可能把自利本能發揮到極致。
所以，這跟什麽時代，什麽思想，社會發生了什麽變化沒有直接關係。中國古代以儒家思想教育人，但唯利是圖的人也層出不窮；現代中國經曆新文化，為群體犧牲的人也層出不窮，甚至多於以往。
而中國5060後的自利個體又確實特別多。俺認為這是群利導向向自私導向過渡時產生的必然現象。5060乃至70年代，中國剛剛解決群體的生存問題，群利本能被充分甚至過度地使用了，把個體都搞疲了。其結果，一是實現了群利目標，中國獲得了穩固的地位與和平的環境；另一方麵，穩定與和平的環境又為自利提供了巨大的刺激，人心思樂。
然而，中國剛剛穩定，人口又幾何級增長，哪裏有那麽物質來立即滿足突然爆發的私利需求呢？
中國沒有辦法，不但沒有辦法立即滿足，還要繼續壓製一下。農業上，為了明年打糧多，今冬當然要修水利，攢肥，留種子。國家發展也一樣，要過好日子，就得有農業工業基礎，而基礎，有錢可以買，沒有錢，當然隻能攢。
加上前麵兩個因素，這極大地刺激了部分5060後。外在危險環境不存在，他們的群利本能沒有被激發；而和平與穩定則刺激了他們的自利本能，而現實中又不能馬上被滿足，於是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本來可能，但是沒有給他們應得的幸福生活，於是開始怨恨。
年輕時的精神創傷，一輩子也無法撫平。於是他們恨中國的一切，愛跟中國做對的一切。
恨中國成了他們的行為主導。
所以，不涉及中國時還好，他們跟平常人一樣，能用理性分析，用理性判斷。
但一涉及中國，恨就取代了理性，成了分析與判斷的標準。所有言行，就是黑中國，完全不顧客觀，沒有理性。這就是他們雙標的原因。
當然，同樣，因為他們雖然恨時沒有理性，但是聰明還在。所以他們會想方設法來自證公義。比如他們攻擊不同意見，就不是用理性來分析別人錯在哪兒，而是扣政治帽子，或者人身攻擊。
這種低級且幼稚的手法曾在文革時被紅衛兵使用。他們今天還在用，就說明他們是一代人，一類人。
那個年代塑造了他們，他們恨中國，其實是自恨。
因為他們的言行，跟他們恨的人一模一樣。他們的思想，也跟他們恨的一模一樣。比如他們說理性，但他們從來不會理性分析，隻會扣帽子喊口號；他們號稱愛自由，但他們在現實中則表現出瘋狂的獨裁特征，攻擊一切跟他們不同的意見。
好在中國發展了，70809000後的中國人在思想上越來越正常。而有些5060後，則把自己永遠地留在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留在無意識的仇恨中。如傷口潰爛的流浪貓，有人接近，就立刻躍起攻擊，完全不知道，那個人可能是獸醫，要救治他。
這種對仇恨的執著也一樣是來自私利本能。他們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個體痛苦的環境的客觀性。他們以為，所有的傷害都是出於私利動機，所以特別地記仇。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私利驅動，隻是私利驅動。他們不明白，曆史的車輪傷害或者成全個體，完全是無意的。
因為不明白曆史的車輪，所以他們就留在仇恨中，出不來。
因為出不來，所以他們就被曆史的車輪甩出去了。中國今天已經欣欣向榮，809000後們陽光又自信。恨中國的人，雖然極力誇大，但他們從思想到行為表現出來的低級與幼稚，已經不太有人在意了。
當然，別人越不在意他們就越要叫喊，就象曾某在瑞典（瑞士？）不服執法滿地打滾喊警察打人一樣。這些被甩到路邊的人還在打中國的滾，喊中國打人啦。
但他們越是打滾，就越不可笑、越不值得注意了。俺小學時有一位癲癇的同學，第一次見他發作，同學們都嚇壞了。後來發現他常發作，陣發，無大礙，就視為平常了。5060後的恨中國，除了頻率更高以外，俺看不出什麽大的不同。
這些人把自己留在貧困的記憶中，留在痛苦與仇恨中也很正常。對群體生命來說，也需要新陳代謝。
皮膚上舊細胞，會成為皮屑，脫落。
身體中的廢物，會進入膀胱，大腸，排出。
中國人這個群體中的相應個體，因為群體本能和利私本能嚴重失調，也正在脫落或者排出。
他們被衝入下水道，與廢水合流時發出的聲音，會在壇子反應出來：顯現為種種他們自己所憎恨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