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的大一統，其實隻發生過兩次

一次是漢語形成。

一次是秦皇漢武文治武功。

這兩次大一統產生的就是中國文明的文明體（政治有政體，國家有國體，文明當然就有文明體）。

這兩次以後，中國的文明體就確立了，就沒有再產生過新的大一統。

後來，尤其是現代學者說的“大一統”，基本是指狹義的政體，每朝每代重新建立一次的東西。

但這些都是統治方式而不是文明本質。

研究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文明，當然要看統治方式，但也要看統治對象。

因為所有的統治方式都不隻是統治者根據自己的理想設計的，而是統治者結合理想和實現之後設計或者選擇的。

最直接的因素是利益，而選擇的主要考量就是利益最大化。

有了國家觀念以後，到目前為止，政治設計與運作沒有能超出這個標準的。

不同的社會，對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不同的組織方式之下，利益最大化的途徑是不同的。這些，就是製度設計時的現實。沒有一個政治群體會為了理想設計，也沒有一個政治群體會為了利益之外的因素而設計。美國也不例外。

中國的大一統的文明體決定，所有的朝代如果想利益最大化，都一定要采納與大一統文明相應的政體，也就是我們看到的中國式的封建製度。

這跟統治者的利益與見識有關，跟學者頭腦中的高級低級無關。

假設一個農民得到一隻雞，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把它好好地養起來，而不是把它殺掉，更不是研究它和鄰居家的山羊的差別。

當代學者由於政治理想，特別樂於批判中國的大一統。而他們的眼光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隻能集中到統治者的製度上，然後拿西方的民主製度來對比，再批評。這就象上邊說的農民一樣。

僅就製度批判而言，專門用民主製度的優點來批判大一統製度沒有曆史研究的價值。但這樣做有政治價值，尤其是民主與大一統成為兩種製度的標誌的語境之下。

問題是，這種政治化的研究依然空泛。

因為製度是依群體特征而製定的，政治體製其實依賴文明體製。

而當代中國的關心政治的曆史或者政治學者，似乎從來沒有注意過文明體製在政治體製建立過程中的作用，隻是一味地拿山羊比母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