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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傳統定義,五四以來算現代,新中國建立以來算當代。
人的思想,憂患時一種,安樂時一種。
憂患與安樂,又與政治經濟穩定相關。
政治經濟不穩定,就產生憂患思想。現代中國思想,以憂患為主。憂患之中多激情。
政治經濟穩定,就產生安樂思想。當代中國思想,以安樂為主。安樂之中多矯情。
安樂與憂患,是對比關係,並不是非此即彼的。憂患時,是憂患多於安樂;安樂時,是安樂多於憂患。
安樂的夏至就是憂患的冬至。反之亦然。
中國近代的憂患思想,可視為始於鴉片戰爭,到日軍侵華,外在環境使中國的憂患思想達到頂峰,此時安樂思想降至最低點。
到新中國建立,安樂思想重新抬頭並快速上升。
憂患思想因為成為權威又缺少明確的壓力而茫然若失(對人群而言)。
對剛剛成長起來的下一代而言,一部分人其實繼承了憂患思想的鬥爭精神。但由於缺少明確的群體的共同敵人,這種鬥爭精神體現為年輕一代的個體苦悶以及他們對上一代權威的挑戰;而上一代則處於集體鬥爭勝利的慣性之中,不理解不接受年輕一代的個體自覺,於是上一代成了下一代的反抗對象(比如郭世英)。這種鬥爭最早最鮮明地體現於思想與文藝。
另一方麵,由於相對穩定與安全,新老群體中的安樂思想日漸強大。而外在環境還沒有辦法提供與之相應的物質資源;同時,憂患思想陷於集體鬥爭的慣性,對安樂思想也采取壓製態度。
新老安樂思想與新一代的憂患思想無意中形成了對抗老憂患思想的聯盟。因為反權威的目標一致,很多人無法分清兩者。而實際上,兩者在同一時期並不是一回事,因為動力與目標都不同。
再後來,外在物質條件跟上來,二代憂患的叛逆期也過去了,兩者就合流為主流的安樂思想了。
但後來說的傷痕反思之類的,主要還是指安樂派對憂患派的控訴。
這就是憂患與安樂的悖論:憂患思想適合在亂序中生存,重建穩定的秩序。然而,一旦穩定,安樂思想就抬頭,就會擠掉憂患思想。而擠掉以後,由於思想貪圖享樂,社會就會走向不穩定。於是憂患思想再抬頭。就這麽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