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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多年前,俺讀過一篇鄧曉芒與其他學者的對話。依稀記得寫了壓韻的讀後感,提到了“桂子山”。剛剛搜了一下,真有這個桂子山,有興趣又有耐心的朋友應該可以依這個線索查出那篇文章。
讀了那一篇以後,俺對鄧曉芒就完全失去了興趣。直到今天看到鄧評劉小楓(《鄧曉芒:我所痛心的是劉小楓身上那種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因為無聊打開讀了幾段,感受是除了名聲和地位上升,鄧這二十年中基本上沒有長進,寫出來的東西更加難以卒讀。
不是因為知識不多,也不是因為論證不密,而是因為不自知。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搞哲學的”或者經過“哲學訓練”的。
隻看他的一個論證:劉小楓有文人的劣根性,因為劉小楓對文革的態度與他不同。嗬嗬,隻看這一個論證,鄧的文章就不必看了。因為這個論證表明,鄧至少有四個問題:因為對文革的態度跟自己不同,就說人家有劣根性,鄧顯然把自己的觀點當成絕對真理了。這是鄧的第一個問題:分不清政治與學術。研究哈姆雷特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研究力學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研究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對不起,不正常---因為跟鄧曉芒先生觀點不同,所以不正常,所以有劣根性。這是誰的邏輯?鄧先生從德國哲學中發現的邏輯嗎?鄧先生是學術研究還是政治站隊?鄧先生從政治角度來攻擊別人的品德,是從德國哲學中學來的治學方法?
劉小楓對文革的不同看法,為啥不能是文人風骨而是文人劣根性呢?有著頂級哲學素養的鄧先生的“論證”(注意,加了引號)是:
“中國有句老話“一為文人,便不足觀”,就是一成為文人就沒什麽可說的,文人無行。所以我後來有一係列的怪論:自先秦就是“百家爭寵”,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就表現在這裏,百家爭寵,不管你是什麽觀點,最終是為了爭寵,以便獲得權力。“
艾馬,看到沒有,鄧先生的學術素養就是這麽高,就是這麽主觀,就是這麽任性----我有這個結論,所以這是標準,劉符合這個標準,所以劉的例子支持我的結論。讓俺說啥好,艾馬,啥也說不出來了。至高點已經被鄧哲學家用循環論證法占領了:你有不同的標準,你就是爭寵,你就是為了權力。你要清高,隻能認同鄧哲學家。這就是鄧的第二個問題:缺乏客觀深入的分析與論證能力,想憑自己的主觀臆斷說了算,當學霸。
劉小楓這個人的觀點俺也不了解(當年聽過一次他的講座,高大上的詞匯很多,也一樣聽不進去),搜了一下發現是現在國內某大學教授。跟鄧先生比起來好像地位上沒有太大差別。不知道他通發表對文革的看法爭到了什麽寵,獲得了什麽權力。
事實上,正如鄧哲學家所說,劉要爭寵,根本不需要碰文革這樣的話題(當年搞比較文學和基督教,劉文人的名氣已經超過鄧了---反正搞講座俺的學校請了劉而沒有請鄧)。劉碰了文革,又與鄧的觀點不同,鄧顯然不能理解為什麽,於是施展哲學訓練培養出來的想象力:劉是為了爭寵獲權。爭寵獲權,聽著耳熟不耳熟?-----宮鬥劇的典型邏輯啊,不知道是鄧先生大概德國哲學登峰造極大雅若俗了,還是寫宮鬥劇的都是搞德國哲學的教授?這種邏輯被引入學術討論,也真是奇了葩了。
在文革問題上,鄧對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進行誅心,反映出的是鄧自己的第三個問題:他被政治情感束縛了,忘記了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原則。
攻擊了劉,自己有沒有文人的劣根性呢?別人這麽說怎麽辦呢?鄧先生當然要把自己摘清:
”中國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走出這個文人情結。不要去爭寵,迎合什麽東西,撈一點什麽話語權之類的東西,有什麽意思?你還不如做點紮實的學問。但是劉小楓這個還是屬於文人的範疇。”
“還有,我信批判主義,首先就是自我批判,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為我是文革式的大批判,盡批判別人,不批判自己,這是誤解。每個中國人,中國的文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從自我批判開始,來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這是我對當今文化界的一個總體期盼。”
那麽,鄧先生自我反省的結論是什麽?----我絕對正確?鄧先生沒直接說,但他的這篇文章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為啥這麽說?因為上麵的三個問題反映出來的,就是鄧先生非常缺乏自省精神。劉有不同意見,就把他定為劣根文人。這是一種什麽判斷?主觀臆斷。憑主觀臆斷攻擊別人,這表明正是鄧自己在爭奪或者維護自己的話語權。連這一點都意識不到,或者意識到了而不承認,不正視,再加上前邊三點,鄧曉芒先生,您就拉倒吧,別扯哲學了。
以俺自己的感受而言,從更大的圖景來看(統治階層最終會異化,成為普通人的敵人),俺認為文革確實有可以理解的一麵(特權思想已經出現)。但反過來,俺也認為,文革是一次絕望的嚐試,注定失敗。因為統治階層的異化(以私心與欲望為導向),羽翼已就,一方麵,其思想群眾運動無法撼動,另一方麵,還會利用各種力量,把群眾運動搞亂搞臭。在習上台前俺就有這種想法,俺是想向誰邀功?
當然,劉的文章著作,俺都沒讀過。所以也有可能劉是想邀功。但純從學術上看,有與思想界主流不同的想法,不見得是要邀功。
如果俺是鄧,俺就會從劉的觀點出發,來分析劉的思想,而不是從自己的思想出發來判斷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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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對劉小楓的評論:
新京報:很多知識人會在某個階段和宗教建立親密的聯係,譬如劉小楓,最近他關於政治文化中典型人物的一些言論也引發知識界討論,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朱大可:據我所知,小楓隻是神學研究者,他從來就不是基督徒。作家北村是真基督徒,早在1992年我主持的一個會議上,北村就曾當麵批評小楓,認為他不是真基督徒。小楓事後在香港向我坦率地承認了這點。但他確有成為“國師”的嚴重情結。這種虛妄的念頭戕害了他,把他從“優秀的精神救贖者”,變成一個“裝神弄鬼的術士”。
他對某些政治人物的判斷,是有趣的言論,猶如一場革命前夜的單口相聲,令許多人都發出了笑聲。在大多數人趨於自我覺醒的時刻,小楓的“逆襲”,使他的麵目變得滑稽起來。在當下的微妙語境中,“認某作父”,就是要強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父子關係”,而隻要“人民”無法從“父”的威權中解放出來,就無法成長為人格獨立的公民,無法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利,而隻能被所謂的家國大義所裹挾。小楓就此完成了他從獨立知識分子向工具知識分子的笨拙轉身。當然,這是他本人的選擇。我隻是感到遺憾而已。
這篇本來是草記,今天下午花了點時間修改得有條理一點兒,結果已經改不了了。算了,就這樣吧。
劉鄧各自的觀點是什麽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對得起學者這兩個字,不能號稱有哲學素養,卻把觀點分歧往政治和道德上扯。
不過劉小楓說:
【“文化大革命”的構想基於“人民主權”原則,這一原則的要核首先是平等。】
【毛澤東思想的要核就是“平等”的正義。】
【對毛澤東來說,人民民主就是道德的生命力。然而,“文革”使得激進的啟蒙德性徹底摧毀自然德性,共和國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終會追究到西方啟蒙理念頭上。】
【“文革”的精神遺產是激進啟蒙觀念導致的中國人的精神內戰。】
這些就比較過分了。毛那麽複雜一個人,“為人民服務”和“毛主席萬歲”參雜在一起,你不能隻看著“為人民服務”就把毛抬高到是中國民主之父。
老毛的“人民民主”,是以階級鬥爭為背景的偽民主,因為後麵有赫赫倆字,“專政”。 西方的民主理論是有“自由”保駕護航的,所以還不能迫害記者學者等,老毛根本就不管這些,鼓動大民主,其實就是鼓動暴民,“專政”持不同意見者,從精神上肉體上予以虐殺。追究文革,哪裏就能追究到西方啟蒙理念上?西方啟蒙理念本身也很複雜,你不能把法國大革命吊死國王等暴行當作啟蒙理念的核心吧?
說劉小楓爭寵,鄧還需要證據。但從劉的文字看,他是個偏激狂跑不了。
是叫詩話哲學。年輕時讀過拯救與逍遙,還深受影響,後來讀詩話哲學,就讀不下去了。